·1·

    8月1日傍晚7时许，南昌城内的圣公会教堂，贺龙的军部。

    参谋团委员会会议，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程度。从职能来看，参谋团更像是暴动的咨询机构。

    人们已经从暴动最初的成功中冷静下来，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首先是暴动纲领问题。有人提出暴动采取兵变的方式，纲领并不重要。这个观点遭到贺龙的激烈反对：“以前人家说我是土匪出身，现在我们是革命，就应该有政治纲领。否则，别人又会说我们是土匪。”

    前委当然也不同意兵变的说法，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暴动，必须要有明确的纲领。

    暴动后成立的政权机构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下设若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能。从名称和人员组成名单上可以看出，南昌暴动打的仍然是国民党的旗号，这与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孙中山之光荣旗帜，永久在革命民众方面，决非反动和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

    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号，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中共中央曾经征询过罗明纳兹的意见：“我们现在对国民党态度究竟如何？”罗明纳兹明确回答：“国民党旗帜还是要用的。”

    在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人选上，张国焘和谭平山主张须加入张发奎，周恩来、李立三主张不应让张发奎加入，恽代英、彭湃觉得张发奎加入不加入无所谓，都是两票，形成僵持局面。最终周恩来作了让步，张发奎入选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等人也赫然列名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中。

    然后讨论南下的具体路线问题。南昌不能久留，有人提出不回广东，索性打到武汉去，然后转道去湖南、湖北发动工农运动，促成下一场的秋收暴动。从事后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意见有一定的市场，如果按照这种意见，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很可能合二为一。

    但这个意见很快便被否决了，因为这不符合中共中央“打回广东去，实行第三次北伐”的既定纲领，部队中的广东子弟早已归心似箭。此外，两湖一带唐生智的力量非常强大，杀去湖南的途中，极有可能会被唐生智消灭。

    参谋团给出的计划是，南下先取广东东江，然后再攻取广州。

    先取东江，是因为东江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群众基础好。早在1922年冬，共产党员彭湃就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大批共产党员深入东江农村，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周恩来就当过东江行政委员会主任。“七一五事变”之后，东江反蒋、反汪情绪高涨，曾经有一副对联流传很广，上联是“一道红光斧斩妖精镰斩怪”，下联是“满天赤帜器归工友地归农”，其中妖精的“精”即是指汪精卫，“怪”即是指蒋介石，在客家话中，蒋介石的“介”与“怪”同音，足见东江农民运动的热情。

    从用兵的角度来说，东江的地形较北江平易，广东的国民党军多集中于北江；东江可以背靠福建，作为战略后方。选择东江还有一条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这里离入海口近，取得苏联的接济比较容易；商业发达，筹集军费容易。

    然后是讨论扩军问题。贺龙成了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前委决定给他扩编一个师，二十军由两个师扩编为三个师。叶挺的部队也升格为第十一军，有的团升格为师，大批军官职务得到晋升，皆大欢喜。

    争议最大的，是南下广东走大路还是走小路？

    从南昌、吉安、赣州有条大道可以直下广东，少数人主张走大路，沿途的敌人主要是滇军朱培德部。留在南昌指导暴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对顾问的参与，共产国际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就主张这一观点，纪功是苏联红军骑兵指挥官，非常看重部队机动速度。

    从南昌走抚州、瑞金、寻邬还有条偏僻的小路，多数人主张走这条小路，沿途敌人的阻碍会少些。此外，这条小路离湖南边境远一些，暴动部队中湖南籍战士人数很多，怕他们中途跑回家去。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走小路。

    话虽如此，走小路还是引起了非议。周逸群强烈置疑走小路的方案，认为主要是山路崎岖，携带物资和部队给养很难输送。他因为级别不够没能参加会议，只好在会下把自己的意见向贺龙、刘伯承作了陈述，两人觉得周逸群此言有理，答应请叶挺回来重新商议行军路线。

    不料请了半天，叶挺迟迟不来，一直到等到8月2日凌晨1点多钟，叶挺才姗姗来到贺龙的军部。一天一夜没睡觉的叶挺，已经是满面疲倦之色。他刚刚召集完第十一军军官会议，布置好行军计划，因此对周逸群的意见颇不以为然。

    贺龙见叶挺不悦，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打着圆场：“你们商量，怎样决定，就怎么好！”周逸群一直在贺龙手下工作，又被内定为二十军第三师的师长，如果让叶挺误会自己跟周逸群串通一气总是不好。

    贺龙不表态，周逸群只好把走小路不妥的理由对叶挺重复了一遍。但无论他怎么说，叶挺始终坚持走小路，理由是已经向部下宣布走小路的计划，尤其是对蔡廷锴的部队不好反悔，因此不能改变计划。

    周逸群向谭平山求援，谭平山见叶挺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在座的周恩来、刘伯承虽然不反对周逸群的意见，但也不好直接出面否定叶挺的主张。

    叶挺见其他人都不说话，于是不耐烦地对周逸群说：“你早又不说，既已决定的事，你偏又来饶舌，你不怕摇动军心吗？”周逸群自然不愿意承担“摇动军心”的责任，也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大家分别散去，趁着黎明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美美地睡上一觉。

    ·2·

    8月2日，南昌《民国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恩来改定的《八一宣言》，同时也发布了由高语罕起草的“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

    报纸还以较大篇幅，刊登了叶挺给张发奎的电报，恳请他不要抛弃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部下，立刻到南昌来共赴危难，重振革命声威。贺龙也致电张发奎，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南昌各民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欢迎张发奎到南昌参加革命。

    8月3日，叶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将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种种矛盾公之于众，首次披露了二方面军遭受的经济歧视。

    最大的问题是军饷大幅缩水。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大部是纸币，虽然官方公布纸币与银元能一比一兑换，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纸币只相当于银元的七折或六折。连年的战乱破坏了经济，物价飞涨，军人待遇直线下降。

    既然政府不能足额发放军饷，等于默许军队自行筹措粮饷。但这样做必须要控制足够的地盘，才能征粮征税，扩充兵员。国民革命军本来就是由各个派系组成的，难免苦乐不均，加上唐生智有意利用职权排斥异己，整个二方面军的境遇都不太好。

    叶挺在文告中，披露了这一事实：

    二方面军为革命为主义奋斗，未尝争半寸地盘，也没有时间去筹措军饷，除了向唐生智及武汉政府领取薪饷外，别无他法可筹款弥补，不比其他各军均有固定地盘，各高级军官久已腰渐充满，而下级军官亦都分润些许。但是，军事委员会为唐生智所把持，对二方面军特别压扣，就第四、十一两军来说，积欠百八十万元的军饷，官兵的生活实万难维持。

    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是一种特殊商品。不发军饷，就等于买东西不给钱；而发给不断贬值的纸币，就等于贱卖战士们的生命。而从中渔利的，正是唐生智、何键、朱培德等新军阀。因此，革新军阀的命，不仅合理而且合情：

    痛苦都是谁给我们的呢？第一就是唐生智、何键。因为他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抢劫中央银行现金，使中央纸币一落千丈。第二就是朱培德。他把江西银行现金二百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民间至拒绝使用。我们第二方面军得不着现金，所领饷银全系纸币，不能采办粮秣，致使我百战之武装同志，当疲惫之余，无以疗饥过活。

    东征如果能够解决大家的痛苦，或者也值得去拼命。但东征结果，二方面军必走到一个极危险地位，势孤力尽，生无容身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恐怕现在六七折的纸票也无法领到，所以欲维持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找着个内不受军阀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全国各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

    广东为总理四十余年从事革命的根据地，它的地理及社会均较适合于革命的生存。蒋逆若无广东五六百万元的接济，亦不能支持。本方面军如果有决心到广东去，扫除障碍的杂色军队，实在可以毫不费力地安全达到。

    叶挺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这篇文告却真实道出了南昌暴动背后的经济动因。

    ·3·

    叶挺说出了张发奎想说而不能说的话。东征讨蒋，打赢了功劳归唐生智，自己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打输了就只有死路一条。利害相权，乘机回广东不失为一条上策。

    尽管张发奎被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尽管叶挺、贺龙乃至南昌民众团体都“恳请”他来南昌参加革命，但自从在德安附近遭受周士第和聂荣臻的排子枪之后，张发奎认为共产党对自己的热情态度，感觉有点像“叶公好龙”的样子。

    然而，既然都要回广东，日后难免也有相见的机会，事情不可做得太绝。

    张发奎决定送一个人情给共产党，礼送在九江的郭沫若、李一氓、梅龚彬、阳翰笙等人回南昌。

    南昌暴动之后，张发奎把郭沫若叫了去，征求他的意见：“南昌那边已经动手了，郭先生何去何从？如果要到南昌去，请便，我还可以派船相送，从湖口到鄱阳湖进赣江。先生还可以把全队都带走（指政治部的人）。”

    郭沫若明确表示要去南昌，但张发奎并没有完全履行诺言。送人的船没有派，只派了铁路上的手摇车。手摇车是铁路工人检修铁轨所用，比较狭小，坐不了几个人，也带不走多少东西。当时郭沫若和李一氓手中还有些武器，仅没有开箱的崭新驳壳枪就有五十多支，子弹也有好几箱。带不走的武器，都秘密交给了九江做地方工作的陈奇涵。

    九江其他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就地解散，有的回老家，有的带上介绍信去了上海。政治部内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郭沫若将其全部送给了张发奎，从此两不相欠，重新来过。

    从九江坐手摇车到南昌，自然要费些时间，而且少不了多受些风霜之苦；但总算是脱离虎口，值得欣慰。听说郭沫若等人平安归来，在南昌的周恩来、张国焘总算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放回肚子里。

    此时，南昌城内已经一片忙乱，暴动部队正准备撤离南昌。

    郭沫若带来了张发奎写的亲笔信，上面写着张发奎的四项要求，包括叶贺所部南下行军的路线、动身离开南昌的时间等等。在信中尤其提到，不要杀害双方被扣押的人员，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彼此之间只是主义不同，并无私仇，只要放下武器就应保全对方性命，这也算是军队内的一条潜规则。

    不仅张发奎送人情，主政江西的朱培德对共产党也没有赶尽杀绝。“四一二事变”之后，朱培德在南昌分共，把在机关和群众团体中知名的共产党人召去开会，当场宣布：“这里环境不太好，要继续革命，请你们到武汉去。我已经准备了专车，请诸位马上上车。你们家中不必担心，会着人送安家费去。”事后，朱培德果然给每人发了八百元旅费和四百元的安家费。被“礼送”的名单上共有二十多人，这些人并没有全部离开南昌，朱培德也未深究。

    周恩来看罢张发奎的信，点点头，对郭沫若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他是应该知道的。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的械，并没有杀一个人。”

    周恩来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南昌暴动并没有大开杀戒。除了在夜间攻占城内据点双方交火，出现一些伤亡之外，并没有出现报复性的杀戮。

    郭沫若很赞赏周恩来的处事原则。他打趣地说：“不杀人，有时也好像不大好。”

    看到周恩来有些诧异的目光，郭沫若连忙解释，他们从九江来南昌途中，曾经遭到从南昌城跑出的乱兵的殴打，随身携带的行李和钱也被抢劫一空，如果杀了他们，也就省去了被抢之厄。

    当然，郭沫若的话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周恩来也一笑置之。

    ·4·

    中国有句俗话，叫“穷家富路”。在家可以节俭一些，旅途在外，不可预知的因素很多，往往要多带上些钱，以备不时之需。“穷家富路”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面子问题。在家里穷一点没人看得见，出门在外总是要风光一些。

    部队南下广东，路费从哪里来？

    罗明纳兹在武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明确表示不提供暴动经费。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九江和南昌召开的几次前委会记录中，也没有再提钱的记载。暴动以军队为主，在7月底的时候应该能领到军饷，所以在短期内钱的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

    还有一个来钱的渠道，那就是江西省银行的金库。

    暴动两天之前，周恩来派陈赓专门负责将江西银行的钱弄到手。

    陈赓是黄埔一期生，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为人仗义，诙谐幽默，人脉极广。他与顾顺章一起去苏联学习过侦察、审讯、爆破、射击等技术知识，是干政治保卫的行家里手，对付小小的银行完全没有问题。

    江西银行里原本就有潜伏下来的共产党人，出纳科长沈寿祯就是其中之一。有了他做内应，银行金库的情况早就已经被陈赓摸得烂熟。暴动前后，陈赓带人顺利接管了银行，扣留了行长，把银行内的财物直接运送到总指挥部。沈寿祯因为献金有功，事后被委任为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厅长。

    在南昌总共搞到了多少钱呢？

    根据张国焘1927年10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暴动部队从南昌共计带走了七十万元的纸币和十万块现大洋，总数为八十万元。刘伯承的统计数字则有些出入，他在另一份报告中说，从南昌搞到了数万元的现金（指现大洋）和三十万的钞票。

    这些钱要供应多少人的花费呢？暴动后的总兵力约两万一千人，其中叶挺的十一军编为三个师：第二十四师约五千人，第二十五师约三千人，第十师约四千五百人。贺龙的二十军有两个师和一个教导总队，约八千人；此外还有朱德第九军约数百人，以及一些零星人员。

    还要给中共江西省委留下一部分钱。按照当时的标准，给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发放了遣散费，每人发给现大洋三十五元，还有一部分纸币。纸币花不出去，拿着不仅是累赘，而且还有危险，大家都不愿意携带，最后还剩下了十五六万元纸币没有发出去，是埋了还是扔到赣江里边去了，没人知晓。

    为了接应叶贺部南下，中共中央预先作了准备。暴动三天之后，中共中央告诉广东省委已派送款的专员去广东，带去八千元作为活动经费。这些钱作为前期的联络经费，由于邮寄线路不畅，不能保证按时收到，拨给广东省委第二季度经费数千元就没有收到。

    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大宗款项，通常都是转手而来，通过慈善组织把钱转到上海的救济会，再从那里取出转给中共中央以避人耳目。上海还有一家苏联远东银行，也是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秘密渠道，此时特别账户上还有一万三千元，但由于远东银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这笔款无法动用。

    在南昌银行缴获的纸币指望不上，离开南昌越远，就越难使用。尽管纸币已经形同废纸，还是尝试着将其花出去。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规定，沿途购买军粮必须首先使用纸币，少数的油盐和蔬菜才可以用银元，银元是准备带到广东地区使用的。这个规定对军队来说执行起来相当困难，沿途老百姓和商人根本不收纸币，暴动部队号称文明之师、仁义之师，对沿途的商人和老百姓不能动粗，只有使用银元。

    如此一来，银元就更不够用了。就连前委书记周恩来也要精打细算，离开南昌后，周恩来随身专门有一个挑子装着银元跟着，行军每到一地，周恩来都要和武汉分校女学生彭漪兰一起清点核对账目，计算下一天的开支。

    就是这样，部队过了临川之后，携带的银元也花得差不多了。

    经费的问题可以在沿途的市镇筹集，也可以缴获国民党军队补充。但这个计划在执行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困难。

    从8月3日起，先头军队开始离开南昌城，向广东方向侦察前进。之后，按照叶挺、贺龙部队的开拔顺序，于8月4日和5日陆续离开南昌。

    暴动缴获的武器弹药不少，登记在册的计有大炮及迫击炮三十多门、机关枪六十多挺、步枪两千四百多支、子弹五百多万发，这些武器弹药都应该带到广东去，作为扩军的本钱。

    这些武器如何从南昌带到广东？只有靠战士们人拉肩扛，因此战士们的负担都很重。指挥部警卫队的战士每人背一只驳壳枪、两支步枪和二百发子弹，每个班还要抬一顶行军用的大帐篷，平均每个战士负重达六十斤以上。作战部队每个战士携带的子弹则多达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甭说打仗，光走路都成了问题。

    不是不想雇挑夫来挑，价钱已经出到了每天一块银元，不可谓不高，但还是很少应征者。期望中青壮年农民踊跃支前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中共中央也承认“江西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加之天气炎热，部队走的是崎岖小路，翻山越岭，这些武器都成了累赘。这个场景与八年之后红军长征初期有些类似。

    丢弃武器弹药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办法。8月2日夜里，部队先是将一部分带不走的老旧武器集中销毁，大部分扔到赣江里去了。沿途又随走随丢，行军到达瑞金时，在沿途并没有战斗损耗的情况下，子弹就少了二百万发以上，仅贺龙第二十军特务营就遗弃子弹达三万余发。

    攻城拔寨最有效的武器——大炮也没有带出来。

    第二十军炮兵营因为找挑夫拉炮耽误了时间，刚刚离开南昌城就被溃兵抢去“大正六年式”山炮一门、平射炮两门、炮弹百数十发。炮兵营长也没了踪影，是死是活全不知晓。

    拿破仑将炮兵誉为“战争之神”，火炮的损失对日后瑞金、会昌、汤坑等攻坚战斗都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失去了炮火掩护，战士们付出的是几倍的鲜血和生命。

    ·5·

    担任打先锋任务的朱德利用自己的影响，给在抚州国民党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写了信，请他让路。杨如轩是朱德云南讲武堂的同窗，两人私交不错，于是杨如轩有意让沿途部队退避三舍，因此部队南下初期并没有战事。

    但杨如轩在给国民党军队让路的同时，又大肆宣传叶贺部是乱兵，共产党要实行“共产共妻”，结果沿途农民和商户藏好粮食和财物，望风而逃，无形中形成了坚壁清野，南下大军有钱也买不到军粮，终日难得一粥。

    大军南下到达宜黄时，县城街头几乎看不到一个青壮年老百姓，全城仅找到因跑不动而留在家中的老孺八九人。到达赣南大镇新丰时也是如此，人已经逃去一空，仅找到数十口大缸，里面盛放着该地特产红胶糖。战士们不认识此物，尝了尝挺甜，于是拿碗盛缸里的胶糖充饥；还有的战士用桐油来炒米饭，引起食物中毒的不在少数。

    再后来军纪就难以维持了。饥饿的战士和下级军官有的将老百姓的瓜果鸡鸭拿来充饥，更惹起老百姓的惶恐，所以后来每到一个地方，简直就是十室十空了。张国焘后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承认：“纸票不好用，行军不易得到挑夫和粮食，故亦不能说是很有纪律。”

    贺龙手下一个名叫吴勤武的连长，因买菜没给钱，当即被贺龙撤职。据说贺龙还枪毙了一个捉老百姓鸡吃的司务长，并宣布如有发现无故鸣枪及乱入民室者，就地枪决，于是军纪才渐渐好转。

    参谋团初期制订的南下行军计划，几乎是纸上谈兵。

    南昌暴动之后，为了协调各军的军事行动，成立了相当于总指挥部的参谋团，刘伯承任参谋长。刘伯承本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曾在作战中被射瞎了一只眼睛。在南昌暴动之前，刘伯承指挥了1926年11月的四川泸（州）顺（庆）暴动，失败后潜至武汉，后来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但手下无兵。

    参谋团的大部分参谋是黄埔三四期的学生，实战经验不足。为了早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参谋团制订的行军计划行程非常紧迫，由南昌至抚州，参谋团规定的时间是四天之内到达，平均每天行军约六十里。

    如果在平时，这个速度应该不算快。但考虑到崎岖的山路、天气酷热、战士负重极大、没有充足的补给甚至连干净水都喝不上的情况，这个速度大多数人都达不到。

    天气似乎在和暴动部队作对。凡是参加过南下行军的人，事后回忆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1927年的夏末，天气出奇的闷热。

    第一天行军，仅第七十七团就牺牲了十几个战士。他们不是战死，而是中暑而死的。由于卫生队无人挑卫生器材，病者无药，牺牲者无人安埋，其惨况非笔墨所能形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士气。

    预定的行军计划无法实现，参谋团不得不将到达抚州的时间延长至五天。

    贺龙有六个团，其中五个团是老兵，第六团由教导团扩充而来，新招来的以学生和黄埔军校刚毕业的学生官为多。部队拉出来之后，新兵和老兵的战斗素质差别立刻就显出来了：到抚州的时候，教导团四个营的新兵只剩下八百余名，第六团也仅剩下七百余名。未曾作战，士兵就损失将近一半。

    有关数据统计，在南下的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发生之前，仅在行军路上病死及逃亡的战士人数就已经达到近四千人，不仅是大口径的火炮，就连便于携带的迫击炮，也几乎完全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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