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账簿: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货币战争-战斗与非战斗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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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星的逃兵并不可怕,比较可怕的是成建制的叛逃。

    比较大级别的叛逃有两个,一个是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七百人,叛逃投奔唐生智去了。陈裕新的叛逃泄露了暴动部队南下的行军计划,国民党对此大做文章,使得前委不得不改变行军计划。

    另一个是蔡廷锴第十师全师叛逃。

    第十师是主力前锋,参谋团给蔡廷锴下达的行军命令是“限三天内占领抚州”。面对如此大的行军强度,蔡廷锴不仅没有抱怨,甚至有些窃喜——这正是脱离贺龙的天赐良机。蔡廷锴虽然已经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等一大串头衔,但他内心并不想跟共产党走。加上与贺龙有嫌隙在先,巴不得早日脱离本队。

    第一日行军抵距宿营地的时候,蔡廷锴将手下第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召到身边,秘密商量把部队拉走。张团长是他最知心的属下,两人无话不谈,蔡廷锴单刀直入:

    “我师现在已脱离虎口,今后行动,应有妥善计划方可。如果随叶贺返粤,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不会和他们合作到底。想打听张发奎军长的消息,又不知道何时才能联络上。为今之计,只有先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再作第二步打算。只是本师有不少共产党员,三十团团长以下,全团官长都是共产党员;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里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倘若此时不清理清楚,将来更是麻烦。”

    张世德表示听凭蔡廷锴处置。两人密谋解决掉第十师中的共产党员,然后拉队伍出逃,地点就选在下一个行军目标进贤。当晚,蔡廷锴改变行军序列,将两个亲信团放在头尾,第二十八团任前卫,第二十九团为后卫,将共产党员控制的第三十团夹在中间,密令第二十九团秘密监视第三十团的行动。

    第三天凌晨到达进贤县城,蔡廷锴命令第二十八团占领县城各城门,第三十团开入城内驻扎,第二十九团到城边监视第三十团。吃过早饭之后,蔡廷锴将第三十团所有军官叫到师部训话,并乘机缴了团长范孟声以下共产党军官的枪,宣布第十师分共,要求担任军官的共产党员全部离队。

    第三十团中的共产党员军官猝不及防,没料到与叶挺交厚的蔡廷锴玩这么一手。但事到临头无计可施,也只得缴枪。根据职务不同,被遣散者每人在副官处领到了五十元到二百元不等的路费,在卫兵的“护送”下离开部队。

    至此,共产党不仅没有留住蔡廷锴一个师,反而白白损失了一团的主力人马。团长范孟声离开三十团后,越想自己越窝囊,感觉对不起党,也无颜再回叶贺部,潜回了丰城家乡暂时隐居起来,等待时机。

    完成清共之后,蔡廷锴去了一块心病。他在进贤城后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讨下一步的去向。是去南京投奔蒋介石,还是直接回广东,或者重新回到张发奎麾下?除极少数军官表示要跟张发奎走之外,其他军官都主张既不投蒋,也不回广东,而是去福建暂避。此时全师经费只剩下一万多块银元,在南昌领来的纸币不能使用,沿途买不到粮食,士兵连吃饭也成了问题。蔡廷锴决定将部队拉到赣东河口、上饶一带就食,同时发布通电脱离共产党。不久,蔡廷锴投靠了陈铭枢。

    陈裕新和蔡廷锴这两位高级军官的叛逃,给全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第十师的叛逃,使南下部队未曾开战就折损了一支战斗力颇强的生力军。

    周恩来为蔡廷锴的叛逃主动承担了责任,叶挺也作了检查,他认为自己过于相信蔡廷锴,没有用政治眼光考察人,应吸取教训。为了亡羊补牢,叶挺对二十四师进行了必要的人事调动,将不太可靠的两位团长提升为副师长,不让他们直接掌握部队。

    ·2·

    暴动军队先下临川,又不战而得抚州,滇军杨如轩部不战而走。

    鉴于士气不高,短暂的休整是必要的。休整中贺龙给属下作了一次动员报告,透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部队要到海口去,那里苏联有东西要送给我们!”

    这是目前为止“去海口取得苏联援助”的最原始、最公开的版本。

    为了提振士气,讲话之后贺龙给全军每人发了五块钱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和一块银元。

    贺龙的许诺究竟能否兑现还是个未知数。有人也许会问,共产国际在武汉不是明确不会为南昌暴动提供经费吗?难道又改变了主意?贺龙又是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一情况呢?要知道,贺龙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党的高级会议。

    遗憾的是,笔者仔细查阅各种文件和回忆录,都没有发现共产国际改变主意的直接证据,而且南昌暴动前委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无从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推测,贺龙有意识地散布这个消息,很大程度是在打心理牌。

    从实际效果来看,“苏联提供金钱物资”的消息,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

    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初期,苏联确实提供了很大的物资和金钱的帮助。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时候,虽然手中有一些募集来的钱,但组建一支属于自己又能打仗的军队却是远远不够,养兵养不起,只能花钱雇兵。

    周恩来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广东有个骗子,自己手中也没有兵,为了欺骗孙中山,花钱租来一些军队和武器搞了一个阅兵式让孙中山看。孙中山检阅之后,按照人数给了钱。在惠州之役中,这支花钱租来的军队耀武扬威开拔出城,绕了一圈就解散了,骗子只是派几个探子将惠州前线的战况回报给孙中山,打胜了请赏,打败了便请求补充和抚恤,反正不吃亏。

    孙中山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决定开办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这所军校就是黄埔军校,请了曾在日本留学军事的蒋介石做校长,并派自己的左膀右臂廖仲恺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从各省招来了第一批五百多名热血青年,成了黄埔第一期学员。

    由于没有钱,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生每人只有一套灰布军服,没有袜子,赤着足穿草鞋。住的更简陋,一小部分住在黄埔陆军小学旧房,大部分住在临时搭的席棚子里,一日三餐吃了上顿没下顿。廖仲恺只好硬着头皮去四处化缘,受尽屈辱。广东财政税收都把持在军阀杨希闵手里,他是个大烟鬼,为了跟他要钱,廖仲恺常常要等杨希闵过足了烟瘾才能签字领款,然后立刻送去黄埔军校,否则就没米下锅。

    黄埔军校刚开办的时候只有三十条烂枪,扛着站岗都嫌破,更甭说训练军官了。当时广东兵工厂把持在军阀手中,新出厂的七九式毛瑟枪一支也不给孙中山。军阀们都不傻,谁也不愿意给自己弄出一个强敌来。

    正在青黄不接、左右为难的时候,苏联提供大笔的经费和武器,解了黄埔军校的燃眉之急。当时中国还不流通苏联的卢布,苏方特地从远东弄来一船煤油运到广州,卖掉之后将所获的二百五十万元全都给了孙中山,这笔钱不仅成了黄埔军校的救命钱,也是国民革命军建军最初经费的重要部分。

    黄埔军校开学两个多月后,才拿到足够的新式武器。这也是苏联兵舰直接运到黄埔码头的,计有新式步枪八千多支,统一配有俄式枪刺,每支枪有五百发子弹。此外还有十支小巧玲珑的手枪,小到可以装在西服上边小口袋里。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陆军师,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只有三个连。

    北伐战争开始后,苏联又数次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包括日本来复枪四千支、子弹四百万发,俄国来复枪一万四千支、子弹八百万发,各种机枪九十挺、各种口径火炮二十四门,总价值将近三百万卢布。根据苏联公布的档案,除1923年5月莫斯科正式批准的二百万卢布援款外,还为建立黄埔军校出资二百七十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建立中央银行,苏联还提供一千万中国元的贷款。

    当时国民革命军不仅政治上进步,而且待遇也高。军士每月能得到二十元的军饷,高于军阀部队,因此兵源并不发愁。有了足够的经费和觉悟,国民革命军的纪律明显好于其他军阀,公买公卖,现金交易,加上黄埔学生官又会讲道理,因此赢得了群众广泛支持。

    此外,共产国际给中共广东区委的经费,每年也几万元,以协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

    所以“到海口取得苏联援助”,并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

    ·3·

    部队离开抚州,下一个目标是瑞金,途中要经过宜黄、广昌和壬田市。

    参谋团修改了行军计划,行军的速度明显降了下来,每天走四十里,至多不超过五十里。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路途漫长。江西通往广东的山间小路陡峭弯曲狭窄,部队的给养无法运输,加重了士兵的非战斗减员。

    值得庆幸的是,预期中的国民党追兵,尤其是二方面军的张发奎并没有到来。

    南昌共产党举事,汪精卫气急败坏,他一方面致电郑州的冯玉祥截杀已经北上的鲍罗庭,一面严令九江、南昌一带的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进剿贺龙、叶挺,将“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

    冯玉祥自然不肯做恶人,接到汪精卫的电报后,便通知在郑州的鲍罗庭尽快离开,然后复电武汉说鲍罗庭已走。而张发奎也没有按照汪精卫的意思去办,他损失了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心情郁闷,在九江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

    会上,张发奎对属下的背叛行为表示不满,说叶挺、贺龙在南昌的举动于公于私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参谋长叶剑英则劝张发奎不必去认真追击,两败俱伤,不如趁机率二方面军主力返回广东。叶贺已南下广东,李济深必然派兵出广州迎敌,城防空虚,正是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

    张发奎自知以尚存的兵力来对付叶贺“叛军”难操胜券,而且胜了之后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反倒不如留下叶贺来牵制广东的李济深,于是采纳了叶剑英的高见,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率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及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由九江向已成空城的南昌“取包围形势前进”,然后尾随叶贺南下,行至南雄的时候虚晃一枪,改道与李济深争夺广州去了。

    国民党追兵未至,使叶贺主力免于受到前后夹击,只须将力量对付前面的堵截之敌。过了广昌,部队分成了两路行进,叶挺的第十一军为右路纵队,贺龙第二十军为左路纵队,约定两路人马于8月18日在壬田会合,然后攻取瑞金。此时贺龙的兵力约有五千六百人,叶挺的兵力约有七千八百人,两军共约一万三千四百人。

    壬田市距瑞金约四十里,恰好为一天的行程。国民党钱大钧部两个团已经在壬田附近修筑了野战工事,以逸待劳静候南昌起义军的到来。

    南下的第一场真正战斗,终于爆发了。

    8月18日上午,贺龙的左路纵队先一步到达壬田。号称有一个军约八个团兵力的贺龙,并没有将钱大钧这两个团放在眼里,他亲自指挥部队发起攻击,想一鼓作气拿下壬田。不料,由于部队长途跋涉,疲劳至极,又没有火炮等重武器,加上新兵没什么战斗力,而钱大钧部训练有素,又占有地利之便以逸待劳,一直战至下午,双方仍然呈胶着状态,攻击并不顺手。

    壬田初战不顺再次证实了一个道理:部队的战斗力并不与人数成正比。

    后来刘伯承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期间,曾经给共产国际写过一份关于南昌暴动的军力报告。在这份写给最高层的报告中,刘伯承客观地对参加南昌暴动的四支主力部队作了评价,这四支部队分别是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蔡廷锴的第十师和贺龙第二十军。

    评价分为战斗力和共产党的领导两个方面,共设“强、中等、弱”三个等级,其中叶挺和周士第两支部队等级最高,两项得分都是“强”,蔡锴部获得一个“强”(战斗力)和一个“中等”(共产党的作用),而贺龙部则是两个“弱”的评价,军事、政治均不合格。共和国另一位元帅陈毅在日后也直率地评价说,南昌暴动时“贺龙的第二十军人数虽多,但党的领导不强,基本上还是旧军人,所以战斗力也弱。”这个评价也是中肯的。

    实际上,壬田初战也不能全怪第二十军的战斗力弱,也与部队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利有关。这边贺龙独力苦战钱大钧,那边叶挺的右路纵队却因向导带错了路而迟迟未到,无法形成夹击之势。

    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日凌晨,钱大钧部抗击了约一天的时间才南撤退往会昌,贺龙率军占领壬田市。代价是很大的,贺龙手下第三团团长阵亡,第四团团长受了重伤,后来到上杭之后不治牺牲。其余连排长伤亡了十余人,士兵牺牲百余人。

    叶挺的右路纵队到达壬田市的时候,战事已告基本结束。

    此时第九军已经解散,朱德奉命率领第二十军教导团追击撤退中的钱大钧,追出距瑞金五十里的谢场后停止追击,无功而返。钱大钧则调集兵力向会昌集中,以图再战。

    ·4·

    拿下壬田之后,革命委员会及后卫各部陆续到达瑞金城。

    钱大钧以区区两团人马,竟然在壬田迟滞大军南下一天之久,前委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的局势。南下的行军路线受到了置疑,以苏联军事顾问纪功为主,提出了改变预定行军路线的问题,他认为既然啃不下猬集在会昌的钱大钧,不如避战,置正南方向的会昌于不顾,大军掉头向东南,迅速转向福建境内,占领汀州、上杭,直趋广东。

    纪功的意见是少数派,贺龙、叶挺、刘伯承、周恩来等人都不同意改道的计划,主张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继续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将其歼灭之后从会昌南下广东。前委决定强攻会昌,由叶挺率第二十四、二十两师为主力,经洛口进攻会昌。给贺龙的任务是配合进攻,但贺龙由于不久前的壬田之战损失颇重,并不能全力从瑞金出兵,只派了周逸群率领的第三师及第二师的一小部,约一千余人参战。

    此时,集中在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已经达到了六千多人,与叶挺主力进攻部队兵力相差无几。强攻会昌的战斗依然不顺,激战中,周恩来手下大将陈赓、侯镜如都受了伤,高语罕也险些被俘虏,急得他拔枪自戕,后被人救下。他们都被编在二十军内,陈赓被打伤了一条腿,为了避免国民党兵搜查口袋发现他还活着,陈赓脱掉身上的制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滚下山去,被后来赶来的叶挺部队所救。

    周逸群只好率领部队撤了下来。当着贺龙的面,被张国焘责骂了一通。

    一个半小时后,叶挺主力投入进攻。虽然面临钱大钧的两面夹击,但铁军不愧是铁军,经过奋力厮杀,战至傍晚日暮时分,钱大钧终于抵敌不住,放弃会昌城向寻邬方向败退,叶挺顺势占领会昌。

    会昌之战缴获枪支千余,俘虏了国民党军九百余人。溃退路上钱大钧遗弃的军需辎重非常多,连乘坐的轿子也丢了。但事后查验缴获物品,唯独没有银元。而南下部队最缺少的,恰恰是银元。

    关于会昌之战的缴获,还有一种说法。根据当年9月16日张太雷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会昌之战“缴枪三千余支,俘虏四千余人,获得现洋六十万元,粮食辎重无算”,这个数字有夸大成分。

    一向以“猛打、猛冲、猛追”著称的叶挺部,只是象征性地派兵向筠门岭方向尾追约三十里就返回了。不是叶挺不愿意扩大战果,实在是因为一千多名伤员无法安置。军中缺粮,几十里内的群众都跑光了,叶挺只得先退回瑞金。这一退没想到却歪打正着,又顺势击溃了从洛口赶来增援钱大钧部的国民党军两千余人,这部分国民党增援部队还不知道钱大钧战败的消息,可见当时的通讯有多差。

    壬田、会昌两战,虽然以暴动部队的胜利告终,但打得都是击溃战,自己损失也不小。尤其是两支部队中带头冲锋陷阵的共产党员伤亡更大,战斗力和对部队的控制能力受到削弱。

    两次战斗还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能力太差,几乎被钱大钧各个击破。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谁也知道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怠惰迟缓而并未按照实行,甚至遗(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这样如何能说作战?”

    刘伯承意见确实切中要害。可惜的是,包括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在内,谁也没有能力克服这种弱点。在随后的几场关键性战斗中,叶贺两部的统一指挥和协调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也是导致后来南昌暴动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仅叶贺两军协调不好,贺龙第二十军内部团结也出了问题。

    贺龙老班底的旧系军人与周逸群为首的新派军人之间,矛盾越来越激化。旧军官排挤新军官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是第三师新建之后,师长周逸群经常请周恩来、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讲课,政治工作开展比较好,贺龙在大会上表扬了第三师,引起了第一和第二师旧军官的不满。

    贺龙手下的两位师长贺锦斋和秦光远要求加入共产党,也被视为政治投机而未获得通过。前委在瑞金只批准了贺龙入党和郭沫若重新入党。8月27日,前委在瑞金城内的锦江学校,为贺龙、郭沫若两人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思想有隔阂,作战行动上必有表现。

    在会昌之役中,秦光远迟迟不肯发兵,几乎使周逸群的第三师全军覆没。周逸群对秦光远意见非常大,在后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专门提及此事时,还愤愤不已。

    ·5·

    在瑞金期间,令人沮丧的消息一个接一个。

    由于南下部队与中共中央联系彻底中断,得不到任何具体指示和帮助。

    从城内缴获的上海报纸得知,张发奎已经公开表态反共,各省国民党“左派”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南昌暴动。各省军阀用国民党政府名义封闭了工会和农会,南昌暴动并没有出现预想的一呼百应的情况,社会上还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居多,沿途农民对暴动部队的冷漠态度也出乎意料。

    革命委员会在瑞金制定了政纲,期望能取得工农群众的支持。

    农民问题的焦点在土地问题。罗易在暴动两月前曾经批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主张不坚决”,因为共产党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罗明纳兹到武汉后,中共中央拟好了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秋季进行抗租减租运动。罗明纳兹赞成,提出农民运动应以没收土地为重心。南昌暴动后制定的《农民解放条例》,提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但这个条例无法落实,来自广东的士兵们私下里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广东超过两百亩土地的地主很少,根本满足不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在瑞金停留期间,革命委员会决定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加亩数限制。对于被没收了土地的小地主,由国家发给有息不还本的债券,相当于赎买。这种土地政策基本上就是空中楼阁,恽代英当时就提出质疑:“土地都已有人耕种,没收后还是原佃耕种,哪里还有田分给无业农民及士兵?”

    比较而言,关于维护工人利益的措施通过十分顺利,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因公伤亡抚恤、失业保险、女工童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休息等等。但这些措施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因为根本来不及发动工人。

    在瑞金也考虑过公开打出共产党旗帜的问题。但出于避免帝国主义干涉的原因,一直仍然沿用南昌暴动时的“国民政府”的名义,只是在政府中增加了一些工农分子。

    由于金钱已经陷入短缺状态,在瑞金开始了对地主家存粮的无偿征发,但还是解决不了大军的军粮供应,加上广东东江农民在翘首以盼,大军必须开拔了。

    会昌攻坚战的硬碰硬,使得前委不得不在瑞金更改南下计划,将原定由瑞金——会昌——寻邬进入广东东江的计划,改为走福建的长汀、上杭入东江,这条路线原本是苏联顾问纪功提出而被前委否定的,现在不得不重新启用。

    原来那条从会昌经寻邬去东江,是一条在南昌就已经决定的路线。这条路线在江西境内几近是一条垂直向南的路,出了江西省境直接进入广东省,再转向东南方向,经梅县向东便是东江。但会昌之战钱大钧虽败,会昌附近的洛口仍然驻扎有国民党的重兵约七千余人,他们背依广东不忧退路,虎视眈眈。前委希望这股敌人放手一战,可这股敌人却狡猾得很,采用“吸附”战术,既不决战又不脱离接触,看样子是准备尾随叶贺主力进入广东,找机会前后夹击。

    为什么国民党能在叶贺主力南下途中预伏重兵,层层堵截呢?难道国民党能未卜先知?正在前委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瑞金看到的报纸上发现,由会昌经寻邬进入广东的这条老线路已经公开见报,无密可保。原来陈裕新叛逃之后,作为晋见之礼,早已经向国民党当局和盘托出了共产党部队南下的路线,所以国民党能够预先调兵堵截。

    因此必须改道。主持参谋团的刘伯承最先转而支持改变路线,从瑞金向东进入福建西部的长汀,从长汀折向正南的上杭,然后跨入广东境内,绕过梅县(梅关)即可到广东大埔,然后便可直趋东江。这样不仅能甩开洛口之敌,而且也能避开沿途国民党军设下的重重埋伏。

    有人担心临时改变路线,会不会与中共中央当初制订的南下路线相矛盾?

    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广东东部分为东江流域和韩江流域,东江流域以惠州为中心,俗称惠属;韩江流域包括潮汕和兴梅地区,俗称潮梅。人们习惯把惠属和潮梅统称为东江地区,因此暴动部队如果不取惠州而走梅县和潮州,虽然有讨巧之嫌,但仍然没有改变中共中央最初制订的去广东东江发展的战略目标。

    有人又担心会增加行军的路程。刘伯承经过仔细测算,认为除去从会昌折返瑞金的路程之外,经福建进入广东增加不了多少距离,差不多都是八百五十里。而且走新的路线还可以利用汀江的河道之利,顺水而下,辎重和伤员的运输问题可以解决。而从会昌经寻邬去东江,走的都是山间小路,在征集不到挑夫的情况下,枪械、伤者均无法运走。

    走新路线还有经济上的好处。此时正值秋收,部队不仅可以得到较为充足的米粮供养,而且福建长汀、上杭比江西寻邬富裕得多,可以搞到现洋分给战士们当做军饷。福建西部国民党军的兵力薄弱,用刘伯承的话说“真可谓无主之物”,大军过境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再就是补充兵员问题。出了南昌之后,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部队减员很厉害,沿途人烟稀少,农民大多逃亡,根本得不到补充。只有尽快到达东江,兵员才会得到补充。

    当然,走这条新路也有不足之处,就是要放弃刚刚浴血奋战拿下的会昌,部队需要掉头向北返回瑞金,这在感情上有点难以接受。但利弊相权,利大于弊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部队离开江西瑞金,经福建长汀、上杭入广东,经大埔、三河坝,向潮汕地区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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