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军拔营起寨，悄悄离开江西瑞金，东进福建。

    为了阻击国民党追兵，指挥部决定留下战斗力较强的周士第二十五师殿后，与主力部队保持一天左右的行军距离，递次退守。幸运的是，洛口的国民党军探知叶贺主力已经进入福建西部，并未派兵追赶，因此一路并无大战。

    到达闽西的第一个重镇——汀州的时候，前委看了上海《申报》登载的一条消息：蒋介石下野了！南昌暴动，彻底打乱了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计划，等于给蒋介石一个喘息的机会。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摆脱下野的命运，他虽然没有败于唐生智之手，却败于北方的奉鲁军阀之手。孙传芳的反攻，使得南京政府控制的苏、皖大部分地区得而复失，长江边的重镇浦口处在奉鲁军阀的大炮威胁之下，南京震动，国民党党内军内，反对声音一片，蒋介石只好宣布引咎下野。

    这个消息可以说是好坏参半。蒋介石下野固然为共产党解了气，但蒋介石下野之后，国民党各派却能暂时联合起来，这对共产党未必是什么好消息。果然，不久之后，武汉、南京两派与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代表，在南京举行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实现了国民党内部暂时的统一。

    国民党三派联合对共产党虽然不利，但其影响毕竟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发挥出来。对于南下的暴动大军而言，钱、粮、子弹缺乏的问题是更加现实的问题，不能不尽快解决。

    到达福建汀州的第二天，前委书记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写信求援。

    在这封求援信中，周恩来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部队的现状：“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较多，经此两战（指壬田和会昌之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州）梅（县）后必生之最大困难。”

    信中提出请共产国际帮忙，尽快准备好武器装备和经费：“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共产）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兵员之补充，需大量募费，请向（共产）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由谁来送这封十万火急的信呢？周恩来派出的信使名叫陈宝符，此人曾任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胖胖，会讲各省方言，化装成走南闯北的商人最合适。周恩来的求援密信是用药水写在草纸上的，药水晾干后字迹消失，装在口袋里，与解手用的草纸混在一起，不容易被沿途盘查的国民党军发现。

    临行前，周恩来亲手交给陈宝符两百块中国交通银行的钞票，作路费和购置化装衣服之用，并仔细交代了去上海的接头地点和方法。

    陈宝符费尽周折，辗转来到上海，按照周恩来教的办法找到了中共中央交通员，转交了这封密信。但中共中央是否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不得而知，共产国际的武器和金钱始终没有运到汕头。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曾报道了一条消息，说曾经有人看到两艘不明国籍的船只装着沉重的货物，驶向汕头，不知是否是共产国际运载物资的货船。这两只船并没有靠岸，又驶回公海，去向不明。

    实际上即使真有这两艘船，周恩来也不可能收到这批货物和钱财了。他的信中以十天为限，而叶贺大军从进入到撤离潮汕地区，前后也没有超过七天，这两艘船上的武器不可能送到部队手中。退一步说，即使能把物资送到汕头，仍然是望梅止渴，因为部队刚刚到达汀州，就已经揭不开锅了，必须尽快解决钱粮的问题。

    在汀州，谭平山主张沿用过去的旧政策，每到一座城镇，即把筹款任务包给当地商会，实行提款、派款、借款。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不同意谭平山的做法，认为这是“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利用土豪劣绅来筹款，负担只会转嫁到工农和小商人身上，大商人反而会从中渔利。革命政府在南昌就已经废除了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为的就是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到富有阶级身上。

    周恩来等人主张采用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和罚款的方式来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经费。这种意见虽然在政治上正确，但却缺乏可执行条件，因为没有农民配合，根本没有办法弄清谁是地主和土豪劣绅。

    尝试使用谭平山的旧筹款方法，在汀州引起了轩然大波。

    汀州商会拿到派款的令箭，立即将负担转到中小商户身上，规定财产在十万以上的大商户只出三五百元，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和小杂货店却要派八到十元。这个派款计划立即遭到了市民和中小商户的抵制，原打算三天之内缴款六万元，结果到期只收到两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怨声载道。

    谭平山受到前委的严厉批评，只得发还了工农和小商户的派款，改为从地主和大商人处没收田地和罚款。这条措施比较奏效，两天就得款四万余元。

    大军由赣南入闽，传说中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依然不见踪影。只在广昌以北零星见过几个规模很小的农运组织，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挑夫。部队在瑞金、汀州一带时，当地共产党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曾要求留下一些枪支和骨干在闽西打游击，也没有得到同意。

    ·2·

    越过梅岭关进入广东境内，一些在两湖一带入伍的起义战士大开眼界。

    一些市镇店铺门前悬挂着“谈话处”的大牌子，战士们不明所以，谈话还要用专门的店铺？后来闻到里边飘出来的怪异香味才知道，这里就是鸦片烟馆，因为政府禁烟，烟馆才改成谈话处继续营业。市镇和赶墟（集市）的地方都有赌场，烟馆和赌场都是政府收税的好财源。

    此外，战士们看到每个村都建有一种特殊建筑物“碉楼”，那是村民防备土匪所用。

    进入粤境虽然并无战事发生，但刘伯承心里并不踏实。

    部队一离开南昌，参谋团就派出几位侦察人员前往广东，此时他们应该返回报告广东敌情，接应部队。但不知何故，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侦察员回来。行军到赣南的时候，刘伯承又派了几个人前去，不料这些人领了钱却没有去，也不说明理由。刘伯承打算严加处罚这几个人，最后也不了了之。对此，刘伯承感慨地说：“党的纪律不严，谍报亦等于零。”

    一直到部队打到汕头，早先派出去的侦察人员还是没有一个人回来汇报，这些人是死是活，全然不知。侦察情报是指挥官的耳目，南下途中的高级指挥员始终处在一种近似盲目的状态，这些为日后的军事失败埋下了伏笔。

    大军顺利到达广东境内的大埔县三河坝，此时溽热已经过去，晚秋的天气渐凉，离开南昌时的单薄军装，已经抵御不住粤北山区的寒冷了。

    三河坝是来自西北方的汀江、来自西南方的梅潭河（梅江）的交汇处，两水交汇后称“韩江”，向南流经丰顺县、潮州市，在澄海的北港注入南海。三河坝是连接闽赣和潮汕的交通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处的少数守敌已经于前夜退去，贺龙顺势占领三河坝。不久从潮州方向来了四五只国民党的小轮船侦察，见三河坝已被占领，不知虚实，便又退走了。

    此时又面临着选择，大部队何去何从？

    贺龙、刘伯承、苏联顾问纪功主张分兵一部守住三河坝，以防止从西面梅县方向来的国民党追兵，主力则直向东南，顺韩江而下取潮州和汕头，取得潮汕之后，站稳脚跟再去东江。周恩来和叶挺则主张最多以两个团攻取潮汕，而以主力挥师向西南，拿下梅县、惠州，直接到达东江地区。

    讨论的结果，仍然是少数服从多数，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被否决了。主力先取潮汕不仅是决策层占多数的想法，也是部队大部分官兵的想法。潮汕地区经济繁华，居民富庶，既可以使部队得到休养生息，还可以筹到足够的款项，还可以取得海港，便于得到苏联从海上运来的物资和钱。如果顺利的话，在潮汕可以铺开摊子，组织政府，使声势浩大起来。

    离三河坝不远的松口，有国民党军驻扎。为了防止主力南下潮汕之后这部敌人尾追，前委决定将第二十五师留下来扼守三河坝。留下第二十五师是有道理的，除了战斗力强，能够独当一面之外，这个师从会昌折返瑞金经闽西南下时，一直担任断后的任务。

    此时第二十五师还在从长汀到上杭的路上，与在三河坝的主力部队有相当远的距离。为了加强对二十五师的领导，朱德也留了下来。

    9月23日，叶贺主力占领潮安，直扑汕头。

    潮汕地区本来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以来用兵没有人肯死守潮汕的。当叶贺部进至三河坝时，守备潮汕的国民党军潮汕警备司令王俊部约三个团即分路退却，一部由留隍退至汤坑，一部由海道退出。

    留隍距离潮州约六十里，叶贺并没有派兵追击，而是直接进驻潮汕。

    顺利占领潮州和汕头，全军上下都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革命委员会忙于在汕头成立政府，准备在潮汕地区铺开摊子大干一场。计划中，甚至打算成立一所由刘伯承任校长的军事学校。

    中共中央也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就连领导机构都配备好了——早在8月11日就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组成的中共南方局，内定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的共产党组织。由于通知当时还无法送达到周恩来手里，南方局临时由张太雷负责，南昌暴动的前委与南方局相遇后即行取消，归南方局领导。

    ·3·

    《圣经》中有个著名的典故，叫做“为了一碗红豆汤，失去长子继承权”，说的是古希伯来人以赛因为是家中的长子，因此获得了继承权，后来被他的双胞胎弟弟雅各以一碗红豆汤，赚去了长子继承权。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还专门引用过这个典故，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因小失大。

    吸引叶贺主力滞留潮汕的“红豆汤”，是组建政府和筹取钱款的诱惑，而即将失去的“长子继承权”则是在广东地区的战略主动权。

    如果按照预定计划，叶贺主力在潮州不停留，一齐掉头向西，只需一天的时间便可越过距离潮安七十里的揭阳、汤坑，赶在从广州来的国民党军之前，打通去往东江的通路，与东江农军取得联系，然后回师梅江，与驻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联袂作战，前后夹击拿下梅关。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占领东江的目标，甚至拿下广州也是有可能的，解放军的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但叶贺部并未立即行动，而是在繁华的潮汕地区滞留了三天。宝贵的三天就这样过去了，无数战士将用鲜血和生命为这失去的七十二小时付出代价。

    在等待的第三天头上，前委终于等来了专程赶到潮汕的张太雷。他是从上海经香港这条交通线抵达潮州的，除了发动潮汕铁路工人罢工、组织农民自卫军武装暴动，配合南昌暴动队伍攻克潮州、汕头外，张太雷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动广东地区的秋收暴动。

    起初张太雷并不知道叶贺的确切位置，一路上暗中打听，到了香港才从外国报纸上看到南下部队并没有从会昌到寻邬入粤，而是转道福建进入广东，从韩江顺流而下到了潮汕，所以又马不停蹄赶到潮汕来。

    与张太雷同来的是一个名叫纽曼·诺伊曼·海英茨的德国人。他是罗明纳兹的好朋友，并随他一起来中国的。人们记不住他那一长串名字，就只叫他纽曼，或干脆叫他“小洋人”，因为他长得十分瘦小。

    张太雷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方局首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直到这个时候，周恩来等人才知道“八七会议”的具体情况。在南方局书记人选上，会议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由中共中央内定的张国焘并没有当选，因为多数人不同意，人们对他在南昌暴动中的表现心怀不满。

    有人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张太雷一直充当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人兼翻译，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的同乡好友，在党内以激进著称，他还是中共领袖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张太雷推辞了一番，说自己只能在此停留一两天，就必须赶去广州和香港。张太雷所言非虚，中共中央确实赋予他组织另一场更为轰轰烈烈的暴动。大家又劝了一番，尤其是“小洋人”纽曼也力主张太雷暂时留下来，理由是因为此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之间已经失去重心，各干各的，谭平山和张国焘均为大家所不满，周恩来难以顾及党的工作，只有张太雷留下主持全面工作合适。

    张太雷于是留任南方局书记，并派人将这一变动报告中共中央。

    这次南方局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的事。张太雷未到汕头之前，原本已经决定成立政府，由谭平山任主席。不料张太雷竭力反对谭平山出任主席一职，甚至用了“抗议”一词。最后采纳了张太雷的意见：国民政府名单暂不发表，请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后再作决定。

    次日，张太雷就汕头的军事活动问题紧急致信中共中央。他在信中陈述了组建政府之难，请求中共中央从速迁到汕头来，“不然恐要倒台”。尤其是要派政府各科工作人员的时候，不要腐败的，此事甚关重要。信中再一次提到经费的问题：暴动部队的吃饭问题已经成了大问题，无钱买米。潮汕地区的商业全停，秩序混乱，“已经责令汕头商人在三日内交出十万元来维持伙食，但汕头的商店尚未开门，拟用严厉手段令其开门”。

    潮州是广东的大城市，商业繁盛，又是广东的华侨之乡，比较殷实富足。为了筹集到足够的款项，革命政府决定成立一家国民银行，宣布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纸币作废，发行自己的钞票，严禁现银出口，否则没收充公。

    而当地的老百姓依然对革命政府新发行钞票不感兴趣。当年国民党中国银行在广州发行纸币，结果不仅遭到广州工人的罢工抵制，潮汕地区的铁路工人也举行罢工抵制纸币，弄得当地银行几乎破产。

    原本以为一路带去的袁大头银元好用，结果并非如此。战士们拿着袁大头银元去市面上买东西，仍然受到潮州商人的抵制。当地商户流通的是英、日、墨西哥等国的银洋和钞票，哪怕是凿得千疮百孔的烂洋，他们都说好，而自己国家光亮亮的大洋他们一枚也不用。

    新的土地和财政政策也没有实行，原因是怕帝国主义借口干涉。为了筹得足够的钱，委员会打算由政治保卫局出面施行红色恐怖，对土豪劣绅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没收其财产。这个政策在执行中遇到很大的阻力，谭平山等党内高层反对，屡次要求缓办反动派；担任汕头公安局长的徐光英出身于潮汕地区的大户旺族，自然也是不肯大开杀戒，况且当地工农群众也没有完全发动起来，有经济实力的反动分子早已经逃跑了。

    在汕头的“镇反”并没有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杀的十二人中，至少有三个是城市贫民，原因是因为他们趁乱去拿商铺东西，破坏了市面的秩序。此举不免招致原本向往革命的城市贫民的误解，他们暗中议论，这支号称工农的部队恐怕是“蒋介石第二”的军队。

    潮汕地区的工人运动一直没有出现，革命委员会接管城市之后，在汕头准备组织五百名工人义勇队来替换旧警察，结果三天号召仅招来了七十余人，距离五百之数相距甚远。

    更让人大失所望的是传说中轰轰烈烈的广东农民运动，也始终不见踪迹。原来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马上起来支援。但一进广东界，这里的农民运动还不如福建。农会形同虚设：有一个地方组织农军，费了半天劲仅得五十余人；松口号称有农民讨逆军第八团，但实际上仅有七十九个农民，暴动部队赠给他们一百多支枪，都找不着农民来扛。

    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苏联援助了武器装备，又有什么用处呢？

    ·4·

    9月27日，享受了三天潮汕繁华的叶贺军主力终于拔营起寨，开往揭阳、汤坑一带，准备打通开赴东江的道路。派出去的侦察人员沿途传回来的情报显示，在这条路上只有王俊和黄绍竑的少部兵力集中在汤坑一线，也就是千余人左右。

    这个情报对总指挥部来说是个心理安慰，似乎证明此时进攻汤坑还为时不晚，千把人对于休整了三天的铁军主力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

    当晚，总指挥部决定以全力迅速消灭这股敌人。进至揭阳的部队，已经有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贺龙第二十军第一师一部，对付前面的千余国民党军富富有余。为了更有把握，指挥部决定以牛刀杀鸡，令二十军第二师从潮州赶来参战，希望一击得手。

    二十军第一师在距离汤坑三十里处与国民党军发生遭遇战。双方交战不久，贺龙击退敌军并缴械百余支，占领分水岭一线。国民党军很快就从当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且战且退，战至傍晚，叶贺主力只推进了十里左右。因天色已晚，双方罢战。

    第二天早饭过后，双方列开战阵重新交火。国民党军扼守高地猛烈射击，叶贺部仰攻受阻。从潮州赶来增援的二十军第二师两个主力团也投入战斗。国民党军采用逐次抵抗的战术，丢了一个山头，又退到下一个山头继续抗击。九个小时内，指挥部组织冲锋十数次均无果而返，遭到了国民党军更猛烈的火力反击。

    这一情况始料未及。从枪炮声的种类和密集程度来看，当面的国民党军绝不是侦察报告的一千余人。事后才知道，占领优势地形的国民党军兵力最后竟然达到三个师，对手也不是被吓破胆的潮汕王俊部，而是从广州方向昼夜兼程赶来的生力军陈济棠和薛岳！

    原来，驻防广州的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得知叶贺部南下进至闽粤赣三省边境的时候，即令正在广州养病的黄绍竑调集陈济棠的第十一师、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合编为一个纵队，由陈济棠任司令官，按照薛岳在前、陈济棠居中、十三师在后的顺序，从广州乘火车火速到达石龙，然后步行向梅县方向开进。

    途中，国民党军虏获了叶贺部掉队的政工人员数十人，得知叶贺部主力已经由三河坝沿水路直下潮汕，三河坝仅有二十五师两千多人留驻的情况。黄绍竑和薛岳、陈济棠商议，判断叶贺部取得潮汕之后，若取东江必经揭阳、汤坑一线。于是决定将从会昌退回的钱大钧余部从梅县调到距离三河坝不远的松口镇一带，虚张声势以为疑兵，牵制三河坝守军。黄绍竑亲率薛、陈两师不在梅县停留，改道兴宁转向丰顺、汤坑方向前进，截击叶贺部主力。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实质就是放弃梅县而直取汤坑。万一叶贺部队不走揭阳、汤坑，而是返身杀回梅县，则梅县的国民党军根本抵敌不住。或者叶贺部主力赶在薛岳、陈济棠到达之前越过了汤坑，进入东江地区，再与留守三河坝的部队对驻守梅县的国民党军两面夹击，切断黄绍竑的归路，则国民党军腹背受敌，成了孤军，处境极为危险。

    因此，坐镇广州的李济深当初并不同意这个计划，认为国民党军还是以主力守梅县，挡住叶贺主力通往广州之路，并援引战例：凡进入潮汕而不守梅县者，无不以失败告终，希望黄绍竑引以为戒。

    黄绍竑却认为值得冒险。周恩来、叶挺肯定也知道凡取潮汕必守梅县的道理，因此才会在三河坝留下一支劲旅，防守从梅县方向而来的国民党军。现在国民党军主力如果不顾梅县而直趋汤坑，避实击虚，必收奇兵之效。这个计策与三国时期邓艾伐蜀有几分相像，不按常理出牌，往往能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李济深这才勉强同意。

    事后证明，这个计策恰恰击中了叶贺大军的软肋。

    黄绍竑命令部队轻装，不惜代价，不顾疲劳，冒着绵绵秋雨，夤夜穿越潮州与梅县之间的鳄鱼峰，直趋丰顺，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行军近百里，走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崎岖险峻的山间小径，人马坠崖伤毙者不计其数。

    到达丰顺后，黄绍竑顾不上休息，立即分一支精兵东进，抢先占领了三河坝与潮汕之间的留隍圩，截断了三河坝至潮州的水陆两路交通线，使留守三河坝的朱德、周士第与叶贺主力不能呼应。另派陈济棠、薛岳率领主力火速赶往汤坑、揭阳，自己亲率大军从留隍圩沿韩江右岸急进，企图迅速拿下潮汕，吸引叶贺回援，再与汤坑的陈济棠、薛岳东西两路夹击叶贺部。

    在开赴汤坑途中，打前锋的薛岳正逢从汕头退下来的王俊部，薛岳乘机收编王俊部的溃兵，收缴其枪支，掠夺其辎重来充实自己的战斗力。王俊前去交涉，反被薛岳大骂了一通。王俊找陈济棠告状，陈济棠不仅不管，而且还让王俊重回战场，王俊一气之下不辞而别，不知所终。

    黄绍竑的两路夹击之计，与叶贺的想法颇为接近。他们的计划也是以主力击溃汤坑的国民党军后立即回援潮汕，与守城部队里应外合击败国民党军。因此，汤坑之战成了战局的关键，谁先在汤坑取胜，谁就可以先从汤坑脱身夹击对方。国民党输不起，共产党也输不起。

    这是一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之战，也是针尖对麦芒，是石头砸碌碡之战，直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叶挺、贺龙善用兵，黄绍竑、陈济棠、薛岳也不是等闲之辈。

    尤其薛岳，更是国民党军的一员悍将。

    第一轮厮杀在揭阳与汤坑交界的分水坳展开。薛岳先被叶贺铁军冲乱了阵脚，他一边后退，一边急电要求陈济棠派兵增援。陈济棠不敢怠慢，立即给黄绍竑发去告急电报，说明在汤坑、揭阳之间遭遇叶贺主力，战况非常激烈，希望黄绍竑派兵增援。

    但黄绍竑却拒绝了向汤坑增兵的请求，他决定孤注一掷，集中力量首先拿下潮汕，截断叶贺军退路，然后再汇合陈济棠和薛岳围歼暴动部队。于是黄绍竑回电，一方面让陈济棠坚持拖住叶贺主力，一方面严令围攻潮汕的国民党军猛烈进攻。

    陈济棠见黄绍竑并不发兵来救，只好孤注一掷，令其第十一师的三个主力团星夜兼程向汤坑分水坳疾进火速增援薛岳，并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离汤坑约十几里的一个小高地上。

    两军展开了争夺制高点的战斗，双方短兵相接，冲来杀去形成拉锯战。叶贺铁军勇猛冲杀，给国民党军造成很大伤亡，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参谋长吴子泰当场战死，连排长伤亡甚众，部队几乎失去指挥。危急之中，陈济棠只好投入看家的教导队和师教导营，激战至深夜，才将战线稳住。

    次日中午，战况更为惨烈，陈济棠和薛岳几乎支撑不住，不得不将师部的勤杂人员顶了上去。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三师援兵赶到，对叶贺部侧后翼实施包抄，叶贺部才停止进攻。当夜，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虽有枪声，但不再冲杀。

    此时战场上，叶贺的部队无论在兵力还是在地形上都处于劣势，部队损失巨大，尤其是叶挺的十一军，已无取胜之望。能用之兵只有贺龙第二师的第四团，且弹药也将用尽。不得已，指挥部下令全军退往揭阳。检点兵力，部队减损已经过半，官兵伤亡超过两千余人。

    拂晓时分，国民党军觉察叶贺部已经撤退，因损失较重也未敢尾追。直到次日夜半，已经攻占潮安的黄绍竑电令陈济棠，向退往陆丰方向的叶贺部截击，陈济棠这才象征性地追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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