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就在汤坑激战呈胶着状态的时候，东北方向的潮汕形势也危如累卵。

    9月28日，汕头附近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两艘轮船的影子。不过，那不是给暴动部队运输军火物资和钱款的苏联船只，而是广州李济深派来的“飞鹰”、“民生”两艘炮舰，他们是来炮击叶贺部队的。

    炮舰虽然被打退了，但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中共南方局并没有估计到潮汕的危机这么快的到来，仍然做着在潮汕建立政权的规划。9月29日，张太雷从汕头给中共中央写信，请求速派懂财政、外交、军事、政治的人来充实新政府的力量。张太雷信中还特别强调“有中国同志懂得银行或在银行做过事的都请派来”，这是为了筹款的需要。张太雷之所以流连于潮汕地区而没有去广州，就是等着筹款有了眉目。

    此外，张太雷在信中还提出，集中在潮汕地区的部队需要补充大量的军火，因为叶贺部使用的枪基本上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所以“七九子弹要大批的，如上海可买，先买来，多少来都是好的。”这封信也可以证明，苏联确实没有准备好军火物资运来潮汕。

    张太雷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就在张太雷给中共中央写信的这一天下午，探报来报，国民党军在黄绍竑的指挥下，已经快速由留隍向潮州方向推进，当日晚间或次日上午即可到达潮州城下。留守潮汕的周逸群接到指挥部的命令：死守潮州，等待叶贺主力消灭汤坑之敌后，不分昼夜回援潮州。

    潮州城本无险可守，周逸群一面命部队在潮州城北方的高地上筑壕固守，一面急调第七十团第一营入城，这是指挥部答应给他的唯一一支支援部队，但第一营不知何故，一直到潮州失陷也未见踪影。

    终究还是黄绍竑棋快一招，在次日早饭后，国民党军先头部队与防守潮州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接战。战至下午3时许，周逸群在城内的指挥部被国民党军包围。此时周逸群正在与潮州商会代表讨论如何维持市面、恢复工商业的问题，激战中险些被俘，在卫队的保卫下拼死冲出重围。

    黄昏时分，国民党军将潮州完全占领。因事先没有准备，撤退时革命委员会后勤部门筹集到的大批冬衣、物资，仓库中许多物资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只好全部抛弃。城中监牢里还关着几十个反动派，临撤退前想杀掉他们，竟然没有办法，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

    退出潮州的周逸群十分狼狈，只剩下长枪二十二支、驳壳枪十四支，且多半无子弹。他们原打算等叶贺主力回师重新夺回潮州，不料到第二天早上也不见动静，于是判断主力军已经失败。

    潮州失守，汕头也不得不放弃。10月1日，革命委员会主动退出汕头。

    周逸群本想去寻找主力，殊不知广东民团非常厉害，到处捕杀共产党。周逸群不得已将枪支弃置河中，化装逃到了汕头码头，混进了去上海的轮船。在轮船上遇到陈赓，才知道叶贺主力已在揭阳大败，而且盛传叶挺负伤的消息。

    ·2·

    10月3日，潮汕最后的溃败已经进入倒计时。

    叶贺主力在汤坑战败后，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到海陆丰与彭湃的农军汇合，另一个是迅速由小路退至潮州附近，接应革命委员会然后返回三河坝，与留守在那里的第二十五师联合，再退回福建。

    原本实行第二个方案，但叶贺剩余部队由揭阳退回潮州途中，因为向导带错了路，耽误了不少时间，偏又赶上揭阳河涨水渡河困难又耽误了一些时间，因此被黄绍竑抢了先机。部队还没到潮州城，就已经接到潮州失陷的消息，只好转兵揭阳以南，打算沿海而西奔向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运动。

    在汕头不远处的流沙，恰好遇到连夜从汕头撤退下来革命委员会机关，他们在流沙已经苦等了一天一夜，等待贺龙、叶挺到来之后决定去向。

    次日午后，在流沙天后庙的一间侧厅里，周恩来主持了溃散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正在发着疟疾的周恩来脸色碧青，强撑病体，检讨了南下失利原因。

    周恩来认为，如果不改变行军路线，拿下会昌之后，主力向筠门岭南下，由蕉岭、梅县打出，不给钱大钧有整顿的机会，这条路或者可以早到广东东江。

    东江农民暴动力量一直对叶贺主力的到来翘首以盼，望眼欲穿。早在8月中旬，中共中央关于南昌暴动军队要到东江的消息便已经转达到这里，中共广东省委将东江一带的“工农讨逆军”改番号为“工农革命军”，并任命正随南昌暴动部队南下的彭湃为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东江)总指挥。9月上旬，东江的共产党组织了海陆丰第二次暴动，再次占领海丰和陆丰县城和重要集镇，筹集了大量粮食和物资运回中峒，准备迎接叶贺主力。但前往潮汕方向接应的农军被国民党军所阻，不得不于9月下旬撤回中峒。

    但是南下大军并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转道闽西而入潮汕，再取东江。这在时间上已经失去了先机，给了国民党利用汤坑地利的机会。此外，三河坝分兵也有些不妥，把作战力最强的两个师分开来使用，给了黄绍竑各个击破的机会。汤坑之战如果有了第二十五师的加入，鹿死谁手还真的很难说。

    当然，潮汕失败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比如军队政治工作不力，发动群众也不充分，大军进入汕头之后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反而“枪毙了两位工友，用以维持旧秩序”，这也是不能取得群众信任的重要原因。

    周恩来又布置了善后问题。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与农民运动结合作长期斗争的打算。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当地农会会友做向导，领着大家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周恩来说完了，大家的视线差不多都集中到叶挺、贺龙两位主要军事指挥员身上。

    连遭挫折后军心不稳，当时盛传“贺龙的两个师被敌人收买”、“贺锦斋叛变”的消息。叶挺的威信也受到挑战，有的战士风传南昌暴动是叶挺、贺龙想做军长、总指挥，有的说“四军和十一军本是合一的，就是叶挺弄坏的”。

    贺龙作了检讨。他表示心有不甘，要干到底，要回到湘西卷土重来。会议决定贺龙离开部队先去香港，听从中共中央的处置。

    叶挺发言很简单。他认为兵力不足是失败的原因：“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得啦！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叶挺的话后来被黄绍竑证实：汤坑之战，如能再战半日，国民党军也是不能支持的，汤坑之战的结局就可以改写，广东革命局面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会后，部队开始向海陆丰方向转移。行军序列以贺龙部第一师为前卫，第二师次之，总指挥部又次之，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为后卫。原定凌晨3时出发，但前卫第一师一直拖到早6时以后才开拔，部队拥做一团，半天时间只走了二十余里。

    队伍到达流沙附近的乌石，前方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此时贺龙的两个师以及叶挺指挥部已经通过乌石，中间的革命委员会机关、辎重部队以及担任后卫的第二十四师被割断在后边。

    叶挺连忙命令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七十二两团占领阵地掩护撤退。又是一阵枪声，辎重部队最先溃散，雇来的挑夫扔下行李纷纷逃走。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刘立劳遇袭身亡，他率领一个排负责押运从潮汕地区搞到的几十万元军饷，准备挑往海陆丰的现大洋、港币和金银细软有三百多挑，遭遇袭击之后，财物大部散失。

    谁在乌石给叶贺部最后致命一击？历来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是广东地主武装所为，实际上这部分人是国民党正规军，而不是广东民团。广东民团虽然厉害，但毕竟还不是正规军的对手。

    这支部队是国民党陈济棠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这个团奉命追击叶贺残部，但为了保存实力，一直保持着距离。当日早晨又因埋锅造饭耽搁了一段时间，满以为叶贺部已经走远，不料到达乌石墟还是追上了行动迟缓的辎重部队。

    此时前队的贺龙所部已经通过隘口，剩下挑着沉重担子的挑夫。这个便宜不捡白不捡，于是国民党军占领了山坳两侧的高地，拦腰截断了辎重纵队。由于通讯不畅，贺龙部的前锋并没有返身杀回来接应辎重部队，而是加快速度继续向陆丰方面开进，使得国民党军截击得逞。

    战至黄昏，未通过的部队基本被打散。天黑以后大家分散行动，没有钱寸步难行。革命委员会委员李一氓等人只好折回汕头，找到郭沫若“创造社”的一个书店，借了二十多块钱，买船票逃到香港找广东省委，省委又给每个人发了二十块钱和一张去上海的船票，这些人才得以回到上海。

    国民党军则继续向陆丰方向追击。

    10月10日下午，贺龙的第二十军余部到达陆丰附近，离城约二十里左右，被陈济棠部包围，部分人员受一师副师长欧学海的煽动叛变，团长吴骏声向陈济棠请求收容（其实就是投降）。陈济棠追问叶贺二人的去向，吴骏声回答两位最高指挥官并不在部队，所有在陆丰的部队因无弹药和粮食不能再战。陈济棠派人点验吴部枪械，所缴枪支大约三千多支，唯子弹寥寥无几，平均每枪不到五颗子弹，才明白汤坑之战叶贺主动退走，确实是因为弹药不续。

    吴骏声被缴械收编后，被降职使用，在十一师师部充当少校副官。以后又在十一师三十二团做营长多年，一直也没有提升上去，直至抗战期间才当上团长。后因亏空兵饷过巨，自杀而死。

    薛岳部在汕头继续收编王俊旧部扩充实力，等陈济棠从陆丰回到汕头的时候，薛岳已乘火船返回广州，投归张发奎，准备与李济深开战了。

    叶挺二十四师的余部约千余人，陆续来到海陆丰，与这里的农军会师。

    ·3·

    南昌暴动先胜后败，尤其是在潮汕地区惨遭失败，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阴影。

    如何善后的问题，很快就摆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根据军事博物馆保存的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南方局和广东省委：

    “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散，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

    “现时叶贺残部无论退到何地，必须紧守两个宗旨：第一不投降敌人，第二尽力帮助农民暴动。不得已时图向湘南发展，最后失败始上山。此时退往海陆丰之部队，亦不能作就地休养保守的想头，这不仅在地理上不能，既在给养上亦无办法，勉强取之则必与农民冲突。此时只有帮助农民猛烈的发展暴动才是出路。”

    “应特别注意海南岛之继续占领，并要立即一人前往侦察其是否可以成为广东暴动的根据地，调查结果报告中央。”

    “关于所前溃散之同志，南（方）局应即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一招待处招待他们，用费由各国际代表给予你们的款中支用，招待的详细办法由（颜）昌颐兄面商，大要是可以留在广东的工作同志，或可以就近归家之同志，须尽量留在广东或暂时回家，不能留者则令其回沪。现尚在前敌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时，须一律设法回沪。”

    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纷纷离开部队，前往香港，然后潜回上海。

    1927年10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掌握的情况，暴动部队主力为：

    “汤坑之战败后，叶挺只余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溃散。尚有贺龙二十军之第一、二师二三千人奔往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深收编。”

    这一情况后来也为陈毅证实。在1952年6月的一次内部谈话中，陈毅披露：“战败后，贺部余两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在海陆丰就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贺龙一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根据地。叶挺残部后来在东江也被打垮，日后成了东江游击队。”

    事实上贺龙手下的一部分人并未叛变，如一师师长贺锦斋，他在部队被冲散之后，历尽艰辛回到湖南，后来重新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贺龙离开了部队之后，同刘伯承、吴玉章、廖乾吾、彭湃等乘坐木船先到了香港，不久又转道去了上海。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李维汉接待了贺龙。为了贺龙的安全，李维汉特意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贺龙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做二房东。

    随后，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与贺龙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贺龙认为，南昌暴动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等农民运动起来。

    当时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把贺龙送到苏联去学习，但贺龙表示自己还是要回湘西再干一场。瞿秋白表示同意，由贺龙自己决定究竟去莫斯科还是到湘西，如果决定去湘西的话，中共中央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贺龙很自信地说，只要到了武汉，走水上、陆路到湘西，不会出什么问题：“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帜的，就不会遭到强盗抢劫。我很保险，你不要管，我只要出了武汉就行。”

    中共中央派人掩护贺龙出了武汉，回到桑植。不久，在贺龙的领导下，湘鄂西的革命运动很快就搞了起来。

    辗转来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暴动的首脑。他们都还安全，没有一个被捕。对于这些人，中共中央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李立三回到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的逃亡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在共产党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发着高烧的周恩来在聂荣臻和叶挺的护送下来到香港，设法同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但护送的联络员不辞而别，临走时并没有交代与省委联络的暗号。此时周恩来尚在病中无法行动，聂荣臻和叶挺两人去省委机关接头。由于不清楚接头的办法和暗号，穿着又像乞丐，省委机关的人闹不清楚他们的身份，竟将他们拒之门外。

    叶挺和聂荣臻两人只好沦落香港街头，连大一点的饭馆也不能进，只好找了一个街头小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低着头匆忙吃完。

    从潮汕逃往香港的时候，聂荣臻没有经验，身上没带一文钱。叶挺身上倒是带着一些银元和港币，缠在腰里。到香港之后，由于叶挺带在身上的港币都是百元大钞，又没法到银行去兑换，第一次买东西的时候，险些酿成大祸。

    叶挺用的是一张一百元面值的港币。老板一见两人形同乞丐，顿生歹心，硬说这张钞票是假币，威胁要报警。叶挺二话不说，一把夺过这张百元大钞，三下两下撕成几块扔在地上，拉起聂荣臻就走。

    两人走到僻静之处，聂荣臻忍不住小声问叶挺：“我说老总呵，你怎么火气这样大呢？老板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叶挺笑了起来，连忙解释道：“老板看我们身上衣服破烂，无非是想讹我们的钱。如果招来警察，即使钞票不假，警察盘问起来，岂不是更麻烦了？当然我们也不好丢下钞票转身就走，那样更会引起老板的疑心。我扯了钞票，让老板看我们不是怕事的人，撕掉的钞票粘起来还能再用。”

    两人吸取教训，想办法买了半新不旧的衣服和鞋子，找了一家小旅馆洗了澡、理过发，换上衣服，这才敢上街活动。

    流落在香港的中下层军官，有的靠在码头上打工挣路费，继续找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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