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月5日，毛泽东和潘心源结伴从安源出发，计划9月10日之前赶到铜鼓。

    安源距离铜鼓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大约有三百六十华里。步行如果顺利的话，大概需要四至五天的时间。中共安源市委给他们安排了两位来自铜鼓的向导，化装成小贩挑着担子在前引路，毛泽东和潘心源两人扮作富商，随后而行。

    9月9日，当一行人行至浏阳与铜鼓交界的地方时，意外发生了。

    由于和向导走散，毛泽东和潘心源看错路标，误入浏阳的张坊境内，在七溪坳与十几个挨户团团丁遭遇，被拦住盘查。潘心源出面应对，说两人是去万载买夏布的商人，并且故意把随身携带的银元抖落在地，银元沿山坡滚落，潘心源与毛泽东分头去拾，趁势分别朝两个方向跑开。

    潘心源跑的是大路，很快被团丁捉住押送张坊团防局。到了团防局，潘心源一开口便大骂团丁是土匪抢劫，团总听他是本地口音，风度潇洒谈吐不凡，又称自己与浏阳当地的社会名流有交（这倒不假），并不为难他，派两名团丁把他送往一百多里之外的浏阳县城。潘心源途中用钱贿赂押送的团丁，趁机脱身，只身返回安源。

    跑向小路的毛泽东也没能幸免，被团丁抓住。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脱险的，说法不一，有各种版本流传。

    一说毛泽东往地上撒钱，趁团丁抢钱的时候逃跑了；二说是团总陈甲生得了钱放走了毛泽东，铜鼓当地人持此说法；三说是毛泽东用钱贿赂了团丁，让其暂不追赶。

    早期书面描写毛泽东的文章是谢觉哉的《浏阳遇险》。他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

    押着他们，毛泽东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没走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些钱，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上前面岭上，追他的那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急忙走下岭，拐在一条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在打仗。”“什么事打仗呀？”那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毛泽东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帮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帮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草鞋和饭，又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不过，这篇文章有点小小的疏漏。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的脚确实因为走山路磨破了，并不是假装的。毛泽东的伤是在脚背上，是被草鞋带子磨烂了一个洞，一直到井冈山都没有痊愈。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对严酷的环境进行了补充说明。那时的白色恐怖到了极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人被枪毙，如果被押到团防局，肯定是死路一条。毛泽东打算贿赂押送的团丁高抬贵手，但团丁头目却不允许。于是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跑，一直到离团防局大约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才找到机会。

    那么，毛泽东究竟用多少钱贿赂团丁买命呢？

    权威的说法是七块银元。这对一个农民出身的团丁来说算是不小的诱惑。可见随身带些钱是有好处的，既可以当路费，关键时刻还可以买通关节，只要不是遇到穷凶极恶的人，顶多把钱搜走完事，并不坏人性命。

    但作为行路的商旅，也不能带太多的金银财宝，如果到了招致对方见财起意，图财害命杀人灭口的程度，反而会身受其害。

    毛泽东遇到的农民很是善良，他并没有出卖毛泽东去领赏。

    毛泽东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继续赶路。

    麻烦还没有完，傍晚毛泽东来到一个小镇，打算住一宿再去铜鼓。不料投宿的第一个店家没敢收留他，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没有行李，店家怕留下他惹麻烦。

    毛泽东吸取经验，便将上衣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寻找到下一家投宿。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瞪，仍然是那句话：“歇不得！”连碰几个钉子。此时毛泽东留着长发，上身穿白线短褂子，下身穿白细布长裤，脚穿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件短上衣，穿着打扮既不像农民也不像商人，难免令店家生疑。

    走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毛泽东索性不问了，直接走进去坐下，大声吆喝：“老板，打水来洗脚！”旅店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了一宿。

    当毛泽东只身到达铜鼓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2·

    9月10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毛泽东终于来到铜鼓县城。

    铜鼓是一座僻静的山城，约有两三百户人家，并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只有几个祠堂还比较宽敞一些，有名的肖家祠堂就是苏先俊团部的所在地。

    中秋节的晚餐就摆在团部的祠堂。

    苏先俊命人杀了一头黄牛，摆下牛肉宴。黄牛肉味道好，当地的民间偏方说黄牛肉可以治疟疾，所以才杀了黄牛，既是给远道而来的毛委员压惊洗尘，也让弟兄们恢复一下体力。

    毛泽东在宴会上向军官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也绘声绘色地讲了途中遇险经历。他说：“当我走到湘赣边界张家坊附近时，差点被反动的梭镖队抓住，我说：我是做生意卖麻的，给了一元钱茶钱。我走了约两丈远，背后喊：站住。我等他们追近，随即将身上几块光洋抛在地上。他们争着抢钱去了，我就赶快逃走，趁着黄昏天快黑时藏在茅草堆里，敌人用梭镖捅，没有捅到我。托同志们的福，所以我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这是毛泽东脱险早期的另一个版本。

    中秋节的牛肉宴为毛泽东与第三团的军官们结识创造了条件。有几位先毛泽东而到铜鼓的人，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其中有张子清、陈伯钧、王良等人。

    张子清是一营营长，毕业于湖南讲武堂，任过零陵镇守使公署上尉副官，与郭亮、夏曦等人熟悉。他曾考上黄埔军校，但由于蒋介石排挤共产党，张子清并没有去上军校，而是去了共产党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了毛泽东的学生。“七一五事变”之后，张子清率领一支数十人枪的武装坚持在平江、岳阳边界活动，不久就由于得不到粮饷供应而解散，投奔了铜鼓。

    陈伯钧、王良等人则是武汉军校六期毕业生。张发奎在九江缴了武汉军校的枪械之后，他们动身去找南昌暴动部队，结果没有追上，便在铜鼓入了伙。这几个人都是学军事的出身，不久就被委以重任，是毛泽东起家的第一批骨干。

    毛泽东到铜鼓后，立即派人送信去修水，通知修水方面参加秋收暴动。

    信是用药水写在一张草纸上的，这种药水就是用五倍子榨成的汁液，用这种汁液写字，晾干之后字迹就会自行消失，收信人只要把信放在明矾水中泡一泡，字迹就会显现出来，地方的帮会多使用这种方法传递密信。

    五倍子是土里生长的草药，中药铺一般都有；明矾是老百姓做粉丝常用的原料，写信用的纸也很普通，就是湘赣边土产的竹浆草纸，是做爆竹或烧纸钱用的。密信通常混杂在一大捆草纸之中，这样不容易被人发现。

    ·3·

    就在毛泽东赴铜鼓途中遇险、在张家坊命悬一线的时候，湖南省委已经下达了湖南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命令，并调各处的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

    作为湘赣边秋收暴动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秋收暴动的暴风骤雨，比预料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9月5日，彭公达从武汉返回长沙后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9月9日起开始破坏铁路行动，10日起各县暴动。此外，长沙的中心暴动定在9月15日，给毛泽东会师浏阳留了三天的时间。

    紧迫的形势确实没有给共产党人留下太多的时间。9月8日晚，彭公达、易礼容秘密签发了《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第21号送中央），提出“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文件最后特别注明：“此令编号送发，收到必给收条。阅后必即烧毁，倘不慎而被敌人发觉，负责人处死！”

    尽管湖南省委严令督促，但秋收暴动开始并不顺利。

    秋收暴动是从破坏铁路开始的。9月9日，共产党派出破坏铁路的六十余人，分途从长岳路（长沙到岳阳）、长株（长沙到株洲）路铁线开始破路行动，使其达到长时间不能通车的目的。当晚，从长沙到株洲的铁路被部分拆毁，但因拆得不彻底，不久就被铁路当局修复通车。

    9月10日，铁路破坏队又将岳阳、南津港等地的铁路枕木拆除烧毁，中断了粤汉铁路。11日，在捞力河一带陷住一台铁路机车，但这台机车很快便倒退回长沙。同日，粤汉、株萍铁路火车均停驶。

    从11日到14日，铁路工人从安源运来千多枚炸弹，对长沙附近的猴子石、新河一带的铁道、桥梁、木塔、电线进行爆破。但由于药量不足，炸了三次也没有将铁路完全炸毁。到了9月12日下午，长株铁路恢复通车；15日，长岳铁路恢复通车，此时的长沙暴动还尚未开始。

    株洲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秋收暴动开始之后，虽然占领了株洲火车站，但攻打株洲团防局并没有缴到武器。在研究炸毁易家湾铁路桥的时候，有人担心炸了桥后交通不便，工人失业没事做，结果只是砍断了铁路沿线的电线和电话线，破坏工作并不彻底。

    安源距离长沙最近，而且又有株萍铁路之便，所以最先接到了湖南省委的暴动命令。

    9月10日，湘赣边界的军事行动从安源发动。

    这一天虽然是农历的中秋节，但安源市面上笼罩着一片肃杀之气。

    此前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二团团长王兴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抓捕了安源矿警大队长陈鹏等八人并秘密处决了他们，因为有消息说这些人企图将矿警队拉走投靠国民党。处决这些不可靠者之后，王兴亚重新调整了矿警队的干部，将矿警队控制在自己手中。

    王兴亚指挥人马当晚从安源出发，向萍乡进军，次日拂晓前赶到萍乡外围山地。萍乡城四门紧闭，戒备森严。王兴亚派出炸弹队偷偷接近城墙下，企图出敌不意炸塌城墙，然后一拥而入，不料却被城上的敌人发觉，只得退了下来。

    二团的炸弹队由六十多安源矿工组成，是王兴亚手中的一张王牌，这些工人大多是矿井放炮工，熟悉炸药的使用，他们用开矿的炸药制作了一批土炸弹，工人们给土炸弹起了个名字，叫“洋藠（音jiào）头”。

    藠头本是一种植物的名字，也叫薤菜，鳞茎可以吃，外形有点像山药、芋头之类。土炸弹是工人们用铁皮或麻布将炸药包在一根尺把长的撬杆周围，里面安上雷管和引火线，大小和形状与藠头有些相像，所以才用这个名字。

    炸弹虽土，却很有杀伤力，当时就有“洋藠头打死人，棺材装不赢”的说法。1925年汉冶萍公司强行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工人就用这种土武器同军阀部队进行斗争，曾炸得敌人闻风丧胆，叫苦不迭。但这种土炸弹对人的杀伤力大，对建筑物作用不大。

    二团偷袭萍乡不成，转入强攻。萍乡城守敌拼死抵抗，王兴亚决定放弃攻打萍乡，转向攻打老关，利用株萍铁路之便，乘火车直驶老关，将老关来不及逃走的一个敌军排消灭，然后调头再攻萍乡城。这一次勉强攻入城内，但后面的大部队没有跟上，功败垂成。

    据后来安源市委的工作报告，攻打萍乡城时，城内并没有人接应，而且攻城部队成分不纯，“充满了土匪，老兵作战极不勇敢，参加的工人梭镖队反倒先攻进城内，军队不仅不继进应援，反而在背后开枪打前进的梭镖队。加上敌军坚守县城，萍乡不破”。

    王兴亚第二次放弃萍乡，率部乘火车转攻醴陵。

    醴陵城三面临河，本来易守难攻，不想却出乎意料地顺利。一来秋季水浅，对攻城部队形不成障碍，二来是有人接应。湘东各县的农民以醴陵发动最为充分，“马日事变”时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组织农民暴动，组成了农民自卫军，有长短枪三四十支、机枪一挺、梭镖七百余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二团在醴陵农民自卫军配合下分三路攻城，守敌望风而逃，枪声一响，国民党县长及城内豪绅首领早已逃窜一空。二团占领县城，俘敌一百多人，缴枪七八十支，砸开牢房，救出被关押的三百余人，并打开东门和谢家巷等几处盐仓和粮仓，将食盐和谷子分给了贫苦工农。

    当天晚上，工农革命军在醴陵县城文庙坪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宣传秋收暴动，号召大家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向豪绅地主夺取土地。第二天，醴陵县革命委员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相继恢复。

    醴陵被共产党攻破，长沙震动。国民党军一个团星夜自株洲开到板杉铺，阻止二团沿铁路线进攻长沙，并调集南面的罗定团合围二团于醴陵城。二团在板杉铺被阻，只得回师醴陵。在株洲的暴动队本来已经控制了株洲镇迎接二团，见二团撤回，也只好放弃株洲。

    在国民党军的压力下，王兴亚决定放弃醴陵，秘密分两路撤走，直奔浏阳而去。由于是夜间行动走的匆忙，就连城内的农运骨干也不知道，待到天光大亮的时候，醴陵街头已经见不到工农革命军的一个人影。

    ·4·

    二团奔向浏阳，原来是想会合三团。

    按照原定计划，此时从铜鼓出发的苏先俊第三团应该已经拿下浏阳城。由于联络不畅，信息不灵，王兴亚还不知道，从铜鼓出发攻打浏阳的这一路已经失败了。

    9月8日，安源王兴亚将攻打萍乡的计划《告先俊部同志决议书》送到了铜鼓，苏先俊认为可行，决定按照计划出兵浏阳。派人回复王兴亚的同时，又采用接力传送的方式将这个计划送给修水的余洒度，请余洒度起兵攻取平江，然后三路人马会攻长沙。

    毛泽东到达铜鼓后，秋收暴动在长沙附近的郊县已经发动。

    喝过中秋节晚上的壮行酒之后，毛泽东与苏先俊一起研究了进军的具体路线，检查了士兵的武器，拿出了事先赶制好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制作了红色标带，每个人系在颈上，用以区别国民党的军队。

    9月11日清晨，三团的部队从铜鼓出发，经丰田、石桥等地向浏阳的白沙镇开进。

    苏先俊骑着高头大马，军装笔挺；毛泽东仍然是书生打扮，坐着一顶临时扎成的简易轿子。倒不是毛泽东故意摆谱，而是他的脚上确实有伤，疼得实在难受不能行走。机灵的陈伯钧临时找了张椅子，绑上两根木杆做成了简易的轿子，由两名战士抬着走。陈伯钧感觉山里的秋风瑟瑟，晨露滴滴，沾湿了毛泽东单薄的衣服，就在老乡家找了一床白布夹被，披在毛泽东的细布短褂外面，就像披了一件大氅。

    白沙镇三面高山环抱，一面是一人多深的茅草水坑，中间是一片洼地，靠山脚唯一的人行路是通铜鼓和浏阳的交通要道，形势险要。驻守该镇的国民党正规军不多，大部分是当地民团。工农革命军激战一小时占领白沙，敌人连夜退向浏阳东门市。

    攻克白沙镇，首战告捷，这时天刚亮，镇上的老百姓还没有起床，街旁商店门前的煤油灯仍然闪耀着暗淡的微光。毛泽东心情愉快，这是他参与指挥的第一仗，取得了开门红。

    9月12日，三团在白沙处决了由铜鼓捕来的恶霸，祭了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后，继续向浏阳东门进发。根据侦察得知，浏阳东门守敌周倬一营约五百人，加上平、浏清乡司令阎仲儒一连，不过六百余人、枪六百余支，实力与第三团差不多。

    工农革命军兵临城下，浏阳东门的国民党军并没有顽强抵抗，稍一接触就退走了，三团顺利地占领了浏阳东门。胜利后，部队喝了得胜酒，又召开了千人公审大会，处决了民团团总赖由秋和另一个姓赖的反动分子，然后招兵买马，动员农民参军。

    轻易到手的胜利，不能不让有军事头脑的人产生疑惑。

    张子清向团长苏先俊提出要严加防范，在驻地四周派出前卫部队，侦察搜索和警戒，以防敌军使诈。三团出发后，一路上每次宿营、出发的命令，都是经过张子清草拟，团长苏先俊只管签字，只有张子清能从全局出发，知道军事上的错误将影响全局。

    而苏先俊却对张子清的提醒不以为意，他认为国民党军并不知道工农革命军的虚实，退走不过是怯战的表现，如果工农革命军此时设前卫部队，弄不好反而暴露虚实。

    第二天早饭后，毛泽东在东门一座教堂二层楼上主持召开了全团党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这里是一个制高点，周围的动静一览无余。会议进行中，突然有人看到窗子外的后山上有大量全副武装人员急急忙忙向东门市方向运动。从军服的颜色上辨认，来的这支队伍穿灰色军服，与工农革命军的黄色军服不同，这才发现原来退走的国民党军杀了个回马枪。

    给国民党军带路的，是当地民团的团总鲁绥之和地主刘之成，他们熟悉地形而且对工农革命军非常仇恨，在他们的帮助下，国民党军很快就兵分两路包围了工农革命军。紧接着枪声骤然响起，敌人发起了攻击，很快便占领了浏阳河大溪支流的两岸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架起了重机关枪，向工农革命军猛烈扫射。

    毛泽东立即终止会议，决定部队分三路退却，自东门撤至上坪。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点验人马，全团仅牺牲就达百余人之多，此役先赢后输，军心和士气大受影响。部队无粮，当地的农民把各家的米凑起来，熬成稀饭给战士们喝了几碗，这才安顿下来。

    晚饭后，在当地农民一间很小的房间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

    团长苏先俊因为在东门吃了败仗，闷闷不乐，心情极坏，在会上大发牢骚，还同批评他的人吵起嘴来。会上有人提出，可以调修水的余洒度部南下参战，合力共同夺取浏阳，不失为一条补救之法。

    正在商议过程中，忽报一团有信使到，要见毛泽东和苏先俊。来人带来了一个沮丧的消息：修水的余洒度按计划进攻平江的时候，在途中的金坪中了埋伏，请求三团前去增援。

    这个消息犹如一盆冷水兜头浇下，让正在盼着余洒度前来增援的军官们哑口无言。

    ·5·

    相比安源和铜鼓两路，余洒度统领的修水一路实力最强。

    秋收暴动即将开始，屯兵修水的余洒度厉兵秣马，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

    此时天气渐冷，秋风飒飒，秋雨阵阵。见战士们还穿着夏天单薄军装，余洒度派师部军需官到附近的商号购买大量的布匹，雇佣裁缝加紧赶制军衣。修水本地并不产布，邻近的平江却是个产布的地方，采买人员化装潜入平江布市，大量购买布匹，一时平江布价上涨，销量大增。附近城镇的裁缝成了抢手货，接的活忙都忙不完。

    买来的布匹除了赶制军服，还有一项秘密用途，那就是赶制秋收暴动用的军旗，这项任务由师参谋处长陈树华承办，具体设计由留洋法国回来的何长工负责。

    余洒度一边准备，一边派一位叫吴会治的联络员去武汉找中共中央，报告这里的情况，并请求指示。自从接到从铜鼓传送过来的进军计划之后，余洒度不得不变更自己以前的想法。按照他原来的主意，修、铜两部应以合力攻击一点为宜，或攻平江，或攻浏阳，方能有制胜的把握。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平江、浏阳的国民党兵力不弱，同时进攻两路有些勉强。从用兵效率的角度考虑，不如置平江之敌于不顾，将修水的两个团（一团和四团）集中到铜鼓，会合苏先俊的第三团，集中兵力会攻浏阳，然后直取长沙。

    事后看来，这个计划无疑更合理一些。可惜的是，余洒度并没有坚持这个意见。他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首先是来自前委的压力，兵分三路是前委制定的，余洒度身为前委委员，自然要遵守组织决议。其次是来自部队的压力，一团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平江农军，谁不愿意先打回老家？

    除了这两方面的原因，余洒度性格上的好大喜功，也是促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兵分三路，有了相互较劲的问题。论兵力，余洒度有两个团，而平江的敌人只有第八军的一个团和部分民团；论指挥，自己和团营以下的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自己若坚持平江和浏阳只攻其一，未免会被苏先俊、王兴亚辈耻笑为怯战。

    “看我先取平江，再取浏阳。”余洒度暗下决心，于是命令修水部队攻取平江长寿街。

    部队进至平江界内的宫舍时，余洒度下令全军扯掉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将脖子上系的“三民带”（即红、白、黑三色布做成的带子，代表三民主义，故称“三民带”）换成红色的领带，打出事先赶制的上百面大红旗，煞有声势。

    令余洒度感到有些为难的是，部队到达渣津过中秋节的时候，恰好遇到了老长官卢德铭返回部队。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去找中共中央请示工作脱离部队之后，先来到长沙找到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夏曦，夏曦要他们去广东东江地区去找南昌暴动的部队。

    三人又到了武汉见到向警予。向警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留学于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回国后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当领导。她认为夏曦让他们南下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回到自己的部队，准备即将到来的秋收暴动。

    于是三人只好又折返湘赣边界。临别时，向警予给了他们每人一千元钱和七八个干部，帮助他们整理部队：“还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三千元不够，但这里也拿不出，你们自己想办法。”

    返回途中为了安全，三人分开走，每人相隔十到十五里。辛焕文走在最前边，结果被敌人抓住而牺牲。走在第二的韩浚也被抓了去，钱也被搜走了，被关押在通城县监狱，庆幸的是敌人没有杀他，秋收暴动之后才脱离了牢狱之灾。

    只有卢德铭一人按时返回，正好赶上攻打平江的部队。

    卢德铭回来之后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他原来的位置已经为余洒度所占，只好当了“总指挥”。总指挥的头衔究竟有何职权，与师长余洒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并未见明确。从事后一系列的军事失败都归咎于余洒度来看，卢德铭这个总指挥的作用似乎并不大。

    部队向平江长寿街进发的时候，邱国轩新编第四团的位置在最前，因为他们的驻地比较靠近平江。一团团长钟文璋率领二三营为中军，余洒度自率师部直属队和一营殿后。

    ·6·

    9月12日中午，钟文璋率领二、三营进至金坪，此处距长寿街仅十五里。

    部队正准备埋锅造饭时，前面的邱国轩突然派人向钟文璋传信，说前面发现敌情。

    钟文璋连饭也顾不上吃，急忙命部队上刺刀，以攻击队形快速前进。

    走在一团前面担任尖兵的，是第三营第十连。连长张宗逊带人冲过前方的山头，发现前面根本没有敌人。正在疑惑间，却听得背后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邱国轩的四团对走在后边的一团团部下了毒手。

    邱国轩投靠余洒度，原本就是为形势所迫采取的权宜之计，未必心服。

    收编之前，余洒度也曾派人去考察邱国轩，偏巧派去的两位军官都没有对余洒度如实汇报。这两人此前都受过党小组会的批评，加上余洒度撤了彭楷的连长之职，调他回团里当了参谋，彭楷因此怀恨在心。两人去了邱部考察，邱国轩设宴热情款待，又用重金拉拢两人，于是两人不仅没有报告邱国轩部的真实思想动向，反而将警卫团的虚实向邱国轩交代得清清楚楚，邱国轩因此有恃无恐。

    俗话说“财能红人眼，利能黑人心”。邱国轩到余洒度师部办事的时候，看到警卫团直属队堆放着一箱箱沉甸甸的子弹箱，里边装满了银元，早已见财起意，垂涎三尺。而钟文璋过于相信邱国轩，出发之后晚间两个团在一起宿营，邱国轩部戒备森严，而性格开朗爽直的钟文璋却没有什么警戒。

    钟文璋中了邱国轩的暗算，在邱国轩两翼包抄、左右夹击的进攻下仓促应战，自然抵敌不住，部队被冲散，损失了一百多人和枪支。邱国轩击溃了一团，不仅报了修水城下的一箭之仇，而且大有斩获，抢了大批武器和银元，扬长而去。

    钟文璋见一团被打散，辎重尽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称：“我该死，我该死，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从此无面目再见师长。”众人劝止不住，钟文璋竟然剃了头发，换上便服离队而去，从此下落不明。

    此时余洒度率师部和第一营远在距金坪三十里的龙门，并不知道前边发生的情况，更是无法应援。被打散的第一团人员第二天才陆续找到师部归队，余洒度才知道情况有变，懊恼不已。

    平江自然是打不成了，余洒度一面在龙门山中整编部队，一面派人到铜鼓的三团联络，准备与三团会合后再作打算。当部队退往平、修边境的时候又生变故，一些平江籍战士乘机开小差跑回平江，部队损失大半，只剩了四五百人。

    由于余洒度的疏忽，加上钟文璋的鲁莽和邱国轩的阴险，师部和一团还未同驻守平江的国民党军正式接战，便导致金坪之败。

    实际上，平江的国民党军张国威曾与中共湖南省委联系过，表示双方不打。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张国威部回防浏、醴、长、平、岳，皆政治扼要之区，与我们关系密切。张前表示不欲摧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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