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毛泽东在上坪得知金坪失利的消息之后，半晌说不出话来。

    沉思良久，毛泽东决定暂且放下会师浏阳的计划，一团和三团迅速向二团方向靠拢，三个团会合的具体地点选在修水、铜鼓、安源三点之间的浏阳文家市，再作商量。

    随后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名义，接连修两封密函，一封命人火速送余洒度，说明三团在东门作战不利，无能力再去支援一团，同时命余洒度带人速到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合；另一封则写给湖南省委说明进攻平江和浏阳两路人马均已受挫，会师浏阳、直取长沙的计划受阻，请省委考虑停止长沙暴动。

    9月15日，在毛泽东、苏先俊的率领下，稍事休整的三团由上坪出发，向文家市进军。

    为了迷惑敌人，部队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向铜鼓方向退却，表面上退往江西，中途急转南下，直奔文家市。而余洒度久等未至，毛泽东只好再次去函催促，其略云：“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长毛令。”

    排埠在铜鼓境内，因存放木排而得名。江西盛产的木材，但当地的木材只有卖到潮汕一带才可以卖得好价钱，为了把木材运出去，山民们通常将木头扎成排子，顺河而下，排埠就是这样一个中转点。

    毛泽东在排埠等了一阵子，仍然不见余洒度的影子，只好开拔一直行进到上洪、张家坊一带，余洒度才从平江边界方向姗姗来迟。于是两个团合兵一处，前往文家市。

    派去联系王兴亚的人也没有找到第二团的踪影，前几天在醴陵闹的轰轰烈烈的安源部队犹如人间蒸发一样。原来王兴亚撤出醴陵之后，曾经一度北上，出人意料地攻陷了浏阳城，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二三百位革命者。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攻占浏阳本应是三团的任务，却被王兴亚实现了。王兴亚占领浏阳后本应乘胜追歼逃敌，但他却被轻易到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宣布放假三天庆祝胜利。

    由于钱粮所剩无几，王兴亚决定先在浏阳城内筹足军粮和军饷。下一步向长沙进军也需要筹足粮款，因此他先找城内的商会把款筹足了再走。在进攻浏阳之前，他已经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块大洋作为奖励，并承诺拿下浏阳之后还要给大家发饷。

    接连两天，部队在浏阳县城无所事事，满街都是游走的工农革命军战士，甚至连警戒哨都不派。也有人向王兴亚提出二团孤军驻守浏阳县城太危险，建议将部队撤向浏阳、万载边界。王兴亚哪里肯听？此刻革命情绪高涨，他还幻想着会合其他两支部队，一鼓作气拿下长沙呢。

    第三天，国民党第八军一个团自醴陵跟踪而至，盘踞在东乡的国民党军另外两营也悄悄从城北包围了浏阳。王兴亚毫无察觉，还在召集商人开会商量派粮派款的事。国民党军毫不费劲地杀入城内，王兴亚仓促之间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只得退出浏阳。

    撤退变成了毫无秩序的溃退，王兴亚损失兵力三分之二，仅剩二百余支枪退往铜鼓方向。向北撤退到达南乡枫林的时候，又逃散了一部分战士，只余一百二十八支枪、一百三十五人；经大瑶到达文家市附近再清点部队，就只剩得三十多支枪了。

    在文家市附近渠城界的时候，部队经历了最后一次溃散。心灰意懒的王兴亚得知文家市有国民党联防队人枪四十余，于是“提议缴枪给敌人”，部队解散。经潘心源极力劝说，并鼓励他与三团会合东山再起，王兴亚才勉强答应打一下文家市。

    双方一接触，又牺牲了三名战士，部队退到距文家市二十里的岩前。此时王兴亚几近精神崩溃，从当初的雄心万丈变成惊弓之鸟，当夜就和特务连的军官们携枪不辞而别，自此下落不明。

    次日清晨，剩下的战士发觉团长不见了，也闹着散伙。潘心源原想接替王兴亚指挥，但战士们并不服从他，剩余的战士三五成群哗然而散各奔他乡。潘心源无法，在山里痛哭一场，也只得去了。

    随着团长失踪、指挥体系的解体，二团自然不能成建制地参加文家市会师了，仅有少部分人参加了会师。安源工人炸弹队因转回安源制作炸弹，后来在党代表兼队长杨明的率领下，加入了毛泽东统领的队伍。

    9月19日中午前后，湘赣边秋收暴动的各路残余人马陆续在文家市聚齐。

    此处距离浏阳城约九十里，还有一天以上的路程，但拿下浏阳会攻长沙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进驻文家市还算顺利，尽管湖南的民团凶悍，毕竟抵敌不住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尽管是残部）的进攻，团总孙发逊仓皇退出。工农革命军冲开笼子(监狱)，救出被捕者。其中有前日被民团抓住的工农革命军战士，文家市的民团正准备杀其祭旗做“得胜酒”。

    经历了金坪和东门之败后，工农革命军钱粮损失殆尽，拿下文家市正好可以补充。当地殷实富户彭伯棠家谷仓充实，广有家产，工农革命军不客气地进行了没收，大部分充实了军粮，然后召开群众控诉大会，把余下的谷子、衣服等分给贫民，随后又放火烧了彭家豪宅“望花楼”，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2·

    钟文璋逃走之后，陈浩接替了他的指挥位置。

    文家市街后里仁学校内，一团团部就暂时设在那里。作为识别标志，学校大门口上挂着一面大红的旗帜，门两旁由两名卫兵荷枪实弹站岗。

    文家市会师的这天下午，一位头发很长、身材高大、穿青布制服、衣领上披着一条大白手巾的人往学校里头走，被岗哨杨梅生拦下盘查身份。这个人很和气地对杨梅生说：“请你去报告你们长官，说外面有个姓毛的要会他。”

    杨梅生进去报告了团长陈浩，陈浩连忙迎出来，并告诉杨梅生说这位就是中央的毛委员。杨梅生连忙敬礼放行。

    为了商讨军机大事方便，毛泽东也住进了里仁学校。师部副官杨立三殷勤地帮助毛泽东安排了住处，细心的杨副官特别留意到毛委员脚下穿着的草鞋，与其他军官明显不同。军官们都是穿皮鞋以表示区别于普通士兵，难怪哨兵会把毛委员当成老百姓。

    杨立三真诚地询问了毛泽东的脚伤，并聊起了毛泽东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他很早就知道毛泽东的大名，佩服毛泽东的见识。毛泽东对杨立三顿生好感，先前在门口遇阻的不快也烟消云散。

    住进学校的当晚，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主持了前委扩大会议，营团级军官都参加了会议，以统一思想，解决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

    由于最初占领浏阳的计划无法实现，会攻长沙也成了泡影。毛泽东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条是转向湘赣粤三省交界的湘南进军，另一条是占山为王。湘南汝城地区是暴动前湖南省委选定的一点，后来因为种种条件没有实施，现在去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至于要占哪座山为王，毛泽东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最为适合。

    为了说明自己的意图，毛泽东命人找来一张学校的教学用地图，给大家指出了湘南和罗霄山脉的方位。地图上的罗霄山脉在湘赣边界山脉形状最宽的部分，看上去有些像人竖起的一道浓眉。

    听到毛泽东的计划中不再有继续进攻长沙、策应长沙暴动的内容，余洒度感到有些诧异。以长沙为中心点是中共中央秋收暴动计划的精髓所在，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为什么不忠实地执行这条路线呢？余洒度提醒毛泽东，应该坚决执行原定“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

    毛泽东试图说服余洒度，两人争执起来。大多数前委委员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就连平时傲气十足的苏先俊也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主张南下“湘南一带”或寻机上山，反对余洒度继续进攻长沙的计划。事情明摆着，由于连遭败绩士气低落，再攻浏阳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失败极有可能是全军溃散，已经有了王兴亚的前车之鉴。即便侥幸拿下浏阳，前面还有株洲挡着；即使打下株洲，长沙城内的形势也并不乐观。

    前委会议深夜才结束，最后决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保存实力退往萍乡方向，然后寻机向湘南发展。

    9月20日吃罢早餐，参加文家市会师的工农革命军约千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站了一个团的方队，听毛泽东做临行前的动员。他向大家解释了不打长沙的原因：秋收暴动原计划攻打长沙，大家也想打到长沙去。但是，目前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然后夺取城市。万事起头难，要革命就不能怕困难，只要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

    毛泽东借用了“一双筷子容易断，十双筷子断就难”的古训，讲各部队之间团结的必要，然后又打了个比喻：“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工农，革命处在低潮时期，但是革命高潮肯定还会到来。过去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了点挫折，但算不了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次攻打长沙虽然没能如愿，但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还要继续干下去。

    说起打土豪、分谷子，也并不那么容易。当时农村大部分农民老实本分，抱着“富贵在天、发财由命”的宿命的想法，对本乡本土的财主总是拉不下脸来。毛泽东启发大家，打土豪就是要打破情面，土豪劣绅发财致富是剥削我们来的，不劳动，吃得好，穿得好；我们穷是因为土豪剥削，我们种田的人一年到头累得要死，还没有吃，没有穿，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翻身，就要起来闹革命，起来把土豪劣绅统统打掉，分他们的田。

    毛泽东的话让这些围观的农民豁然开朗，他们仔细琢磨，毛泽东的话句句在理，凭什么我们就要吃苦呢？里仁学校前门照墙上，至今留有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标语的痕迹。这个口号就是毛泽东归纳的，以前只是提“打倒土豪劣绅”，没有提分田地。毛泽东抓住了农民的心理，简洁准确、朗朗上口的六个字，胜过一大篇纲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语言天赋以及对农民心理的准确揣摩。

    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围观群众中有一位爬在墙头上的浓眉大眼的少年，名字叫杨勇，他打定主意，决定跟毛泽东走，为穷苦人打天下。

    部队离开文家市之前，重新做了一面军旗。

    在一家商店的柜台上，把剪成旗形的崭新红布铺开，善书正楷字的杨立三写上了部队番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根据9月中旬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军旗使用了“工农革命军”的名称，因为此时与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联系不上，后面“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只有先斩后奏。

    千余人带着憧憬和信心离开文家市，沿湘赣边界逶迤的罗霄山脉南下，目标是湘南。

    ·3·

    长沙的事态证明，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决定极有先见之明。

    就在毛泽东打定了主意，主动远离浏阳、坚决不去碰长沙，而是去湘南寻找新机会的时候，长沙暴动事实上已经夭折。早在文家市决定之前，湖南省委已经决定无限期延长长沙暴动的开始时间。作出这项决定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是长沙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真正地发动起来，革命的形势既不像当初想象的、也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轰轰烈烈。

    “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这是此次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长沙附近的农民9月11日开始行动，河东由中共长沙县委书记亲自指挥，总共解散团防局五处，杀死土豪劣绅两三人，并没有执行平分地主田地的政策。河西只解散了团防局二处，没收厘金局一处，杀土豪劣绅五人。两处总共得枪才八十余支。

    长沙郊区的农民在农协委员长滕代远发动下，组织了万余人准备参加暴动。奇怪的是这万余人的规模竟然因为没有能解决一个小小的九峰团防局，“农民争斗的勇气几乎消灭”，失败后一哄而散，滕代远无处容身，只好四处逃亡。

    长沙工人领袖均在通缉之列，不敢公开活动，所谓工人运动也几近于无，工人阶级“暴动的勇气也消灭了许多”。工人破坏铁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安源路矿工人表现得十分坚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但安源离长沙很远，根本影响不到长沙的工人阶级。

    由于经费缺乏，之前准备的数千枚炸弹质量达不到标准，只有五百枚可用，而且爆炸的时间无法控制。除了在9月13日在长沙市内引起“绝大的恐慌”之外，局势很快便归于平静。国民党的“军事布置亦趋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举行长沙暴动，无异于拿鸡蛋硬往石头上碰，“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因此，湖南省委于9月15日决定中止计划中的长沙暴动。

    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擅自终止长沙暴动的行为极为恼火，于9月19日致信湖南省委，严厉批评了省委的“临阵脱逃”行为。

    湖南省委：

    接马××同志报告，省委于十五日晚上忽然议决停止十六日晨长沙暴动的计划，同时省委对于株、平、浏农军之退走，亦取放任的态度。这样事实上等于取消整个的湖南暴动，并且给鄂南暴动一打击。中央认为，长沙暴动虽已不幸地失去很好的机会，但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兹特派任××（弼时）同志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对于十五日晚取消十六日长沙暴动计划的决定，中央认为是临阵脱逃，由任同志查明经过情形报告中央处理。特此通知。

    信中所说的马××，即马也尔，也叫马克夫。他的身份，有人说他是苏联驻长沙的领事，有人说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监督湖南省委的人，总之马也尔表现出对湖南省委的愤怒，比中国同志还强烈。在他给中共中央的长篇报告中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先涣散”，湖南省委迟迟不发动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临阵脱逃”、“可耻的日子”、“滑稽极了”、“丢脸”、“玩弄手腕中国式的极顶的市侩的勾当”。

    马也尔在日记中描述，从9月8日至12日，参加暴动的军队和枪支数量不断增加，四天的时间增加了一倍。株洲镇有六十支枪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并占领了株洲，给了他胜利轻而易举的错觉，就连一团的金坪之败的损失，也不过是“只被夺去十支枪与损失了六十个农民”而已。

    萍乡未克、东门失利、放弃醴陵、邱国轩叛变等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长沙，湖南省委不得不考虑长沙暴动计划的可行性。马也尔指责湖南省委“胆怯”与“恐慌”、“丢脸的不勇敢的指导”、“群众要斗争而领袖怕弄脏了他的裤子”。他不知道，长沙暴动胜利依赖于湘赣边界的胜利，如果那里的暴动失败，长沙暴动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外援，哪里还存在逆转局势的可能？

    面对马也尔的指责，湖南省委并不服气，认为马也尔只会“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瞎指挥”，省委书记彭公达更说马也尔“什么都不懂得，书生、知识分子，客观条件不好，办不到，他却不知道。”

    马也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必须”：必须派一人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湖南的工作；中央决议必须严格指出省委的决议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派来的中央委员必须实行改组湖南省委。同时，马也尔接连给湖南省委写了两封书面意见，重申长沙暴动绝对不能停止。

    湖南省委在领导秋收暴动上，确实存在着疏漏。后来余洒度也向中共中央告了湖南省委一状：“整个的（湖南）省委指挥破产，在暴动中除了省委中个人工作与努力，几无省委的指导。各县来省接头总比见皇帝还要难些，甚至于找上数天，囊中用尽了，空空而返，这样要使许多事情失掉许多机会。”

    毛泽东采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湖南省委的指导失误。

    ·4·

    中共中央仍然不想放弃长沙暴动，派任弼时从武汉前往长沙，督促湖南省委尽快发动长沙暴动。

    任弼时于9月22日到达长沙。五天之后，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长沙暴动的有关情况。

    彭公达、夏明翰反映了工农运动的情况，这与任弼时在武汉了解到的情况全然不同。

    长沙总暴动的情况也为国民党所掌握。原湖南省委军事运动部工作人员陈采夫叛变投敌，此人对长沙暴动计划和领导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使湖南省委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前两天已经有一些省委机关的人员被捕，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只能东躲西藏，几乎失去了作用。

    大多数农民非常恐慌不敢行动，他们害怕暴动失败大祸临头。有的地主答应给农民减租，农民却害怕得罪地主不敢收受，只希望别人先减租，没事之后自己再照行。侥幸逃过“马日事变”的工人领袖立足不住，湖南省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陷入低潮，水口山、锡矿山工人组织陷于瘫痪。省委虽曾派人到水口山组织工人运动，但去后即无回信。长沙的车夫、铁路工人、泥木与码头工人、缝纫工人力量弱小，而且害怕不敢行动。长沙的国民党军已经达到九千余人，正严阵以待，等共产党自投罗网。暴动的武器不敷使用，炸弹大部分用于炸铁路，省委直接掌握的武器不过短枪二十支，群众连同党员不过千人左右。安源自王兴亚带走了大批骨干后，朱培德的两个连进驻安源，占领了工会，矿局借势大裁工人，将七千工人裁掉了将近两千，安源的革命形势也陷入低潮。

    任弼时在了解真实情况后，向中共中央写出了书面报告，坦承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条件还不成熟，就连国民党政府以前承诺的“二五减租”也没有实现。鉴于实际情况，任弼时建议改变中央政治局根据马也尔报告制定的“要苏（先俊）、余（洒度）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的方针，长沙暂不举行总暴动。湘东（即湘赣边）的工农革命军稍事整顿后仍向平江、浏阳进攻，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并在长沙暴动。

    报告还用相当长的篇幅反映了暴动经费不足的问题。

    中共中央要求将一些土匪列入秋收暴动争取的力量，湘南有股较大的土匪找湖南省委联络，自称有枪七千余，赞成土地革命政纲和屠杀土豪劣绅政策，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但要求一千元大洋的开办费。其他收编军队也时常开口要钱。任弼时认为这些人都不可靠，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利用共产党，骗共产党的钱花。湖南省委并没有那么多的钱供给他们，采取的对策是令其先做出成绩，并须承认共产党派人进去工作担任下级干部为条件，然后再谈经济上的接济。

    任弼时建议用各种方法鼓动农民起来抗税，摧毁征收机关，不仅能动摇国民党政权，没收征收机关的款项还可以用作工农军的军费。由于暴动经费不足，湖南省委在《关于今后武装起义工作的计划》中特别申明，“所有一切暴动用费，须由各地自行设法，向富豪及政府机关用断然的手段劫取。”

    在任弼时主持下，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省委书记仍然由彭公达担任，只是更换了若干委员，夏明翰、易礼容已被国民党秘密通缉，仅彭公达的身份没有暴露。新当选的省委委员中，当时就有人撂了挑子，一位姓罗的主管省委宣传工作的委员“非常不支持工作，曾几次要求离开湖南”。

    任弼时的长沙之行并不能令中共中央满意，尽管湖南省委在《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中提出“发动全省第二次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口号，可惜为时已晚：一则秋收时节已过，二则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彻底失去耐心。

    10月1日，中共中央从长沙调回任弼时，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长沙。

    罗亦农和王一飞严厉批评了旧湖南省委的错误，再次改组湖南省委，王一飞任书记。新省委调整计划，在发动长沙暴动未果的情况下，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各级农会、组织秘密农民代表会议、恢复工会、扩大经济斗争、号召工人罢工、组织秘密队破坏铁路杀工贼上。

    旧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受到组织处分，彭公达降职为湘西特委书记，易礼容遭到了撤职处分，他提出要去湘赣边去找毛泽东，新省委发给他三十元路费。

    1928年春节前后，易礼容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东正在宁冈茅坪整军，他邀请礼容去共同创业。省委没有同意易礼容上井冈山，中共中央不久派易礼容去江苏省委当农民部部长。易礼容在赴任途中与组织失去联系，抗日战争时期复出，已经是一位“民主人士”了。

    彭公达和夏明翰两人结局也十分悲惨，翌年先后被捕牺牲。夏明翰临刑前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千古绝句。

    主持秋收暴动的湖南省委领导，最后只剩下毛泽东远在井冈山，躲过了祸端。

    ·5·

    湖北的秋收暴动无论从组织指挥层次还是规模影响上，比湖南都相差甚远。

    中共中央在《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提出，“进行湘中的暴动，原则上与鄂南暴动同时发动”，“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

    鄂南暴动是湖北秋收暴动的重点，当地经济几乎陷入崩溃，纸币日益贬值，银元成了主要流通货币被商家大量囤积，物价飞涨居民叫苦连天，尤其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价格，农民出售一担谷子的价钱只能买两斤半食盐，食油和食盐价格昂贵不说，很多时候有钱也买不到。唐生智在湖北收购军粮既不付银元也不付纸币，而是用不能流通的国库券，农民敢怒而不敢言。当地国民党驻军多半是新兵，薪饷是纸票，生活艰苦，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由于在湖北并没有共产党直接掌控的军队，因此只能靠争取“杂色军队”，“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中共中央给湖北党组织的指示中，特别提出不能争取许克祥所部。

    但是争取杂色军队加入暴动，同样离不开钱，中共中央照例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为了取得暴动必须的经费和武器，中共鄂南特委决定采取劫火车的方式。9月8日傍晚，特委接到情报，说当夜将有一列火车通过中伙铺车站，上面装有武汉国民政府军饷数万元，都是银元，并有子弹四万发，仅有士兵十余人押送。

    机会难得，特委领导决定劫下这些钱和武器，临时动员了二三百名农会骨干，又从当地一支叫做“人民自卫军”的杂牌军中“借”了一个班的武装，埋伏在中伙铺车站。列车刚一进站，假扮成国民党十三军的稽查人员的暴动总指挥黄赤光带着八九人持枪上车检查，首先缴了押车士兵的枪，铁路两旁埋伏的农民蜂拥而上以壮声威。搜查一通之后，根据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伙铺劫得快枪十六支，子弹五箱，三万四千纸票和八十六块现洋。

    因为这列火车是武昌到长沙的最后一班，特委担心旅客中混有中共中央派出联络的同志，恐怕将车扣留会耽误两湖暴动，于是将武器和财物搬走之后，挥手放行。慌乱之中，特委并未将铁路沿线的电话线截断，因此国民党方面也很快得知了鄂南暴动的消息。

    列车上确实有中共中央派出的联络人员，其中就有湖北黄冈“林氏三雄”中的老大林育南，他是去指导湖南秋收暴动的。林育南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中伙铺劫车事件，根据他的报告，中伙铺劫车只缴获枪十余支、款数千元；打伤护路队六人，打死两人，车站被捣毁。

    中伙铺劫车事件虽然并没有得到预想的钱财，却成了另一起叛逃事件的诱因。

    特委本来是想借机收编“人民自卫军”，不料这支军队原本就是土匪武装，匪性未改，不满劫车后分得的东西太少，加之看到农军的力量比较薄弱，恐怕暴动不能成功反受拖累，不愿意跟共产党一起干。

    特委领导并未及时察觉这股土匪的心态变化，落入圈套。先期到达的鄂南暴动第一路指挥王钟和县委负责人漆昌元被土匪秘密杀害，夺去了十六支步枪和九支驳壳枪。漆昌元原与土匪头领刘步一私交甚厚，曾经为刘步一说过不少好话，竟然也被其杀害，可见所谓江湖义气并不可信。

    刘步一后来又伏击了鄂南特委，将其打散，鄂南暴动由此失败。

    鄂东区的秋收暴动也没有开展起来。

    南昌暴动之前，中共湖北省委计划将在当地不能立足的农运骨干和武器送到叶贺军中，随军南下。不料执行命令的人领会错了意图，竟将所有武器和负责人、工农运动骨干全部送走。等到秋收暴动需要人了，湖北省委只好重新派人去鄂东各县组织发动，从武汉派去的工作人员到达鄂东之后连接头人的影子也找不到，只好返回武汉。省委不得不再派一些家在鄂东的骨干回乡发动秋收暴动，但时间上已然来不及。

    湖北省委派往各乡的工作人员，都是由省委农民部负责派遣，采用协商的方式，有病的可以不去，正式说明不愿意去做农运工作的也可以不去。这样一来，几乎是无人可派。省委给到各地区去做农运工作的人，平均每人发路费二十元，不久纸币贬值，六十元都不够。领了差旅费仍逗留在汉口的大有人在，派出的四百多人到各地区接头并能实际工作者，不过二分之一。暴动时，有的农民竟然要求发放开拔费和伙食费，才肯出动。

    这样一来，湖北秋收暴动的失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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