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任弼时刚到长沙的时候，当地报纸上就登出了新闻，说湘赣边界的农民暴动指挥官苏先俊已经阵亡。省委想核实这个消息，心有余而力不足。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其实苏先俊并没有阵亡，而是正在退往湘南的途中。

    根据文家市的决议，工农革命军下一个进军目标是湘南。这是一个容易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方向，尤其是那些有追赶主力情结的人们。“湘南暴动”计划让人记忆犹新，湘南离广东更近，离主力部队更近，这都是选择进军湘南的理由。

    为了甩脱国民党军，部队抄小路跋山涉水、早行晚宿，打算由江西桐木经萍乡、莲花南下，途中闻萍乡有国民党军驻扎，于是决定绕道萍乡和安源以东的芦溪。

    真是越怕啥就越来啥。部队在经过芦溪镇的时候，与国民党军的一个团不期而遇，打了一场遭遇战，部队被冲散，损失人枪三百余，总指挥卢德铭战死。

    说来也巧，此地名为芦溪，谐音“卢牺”，似乎暗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之意。这种说法当然是迷信，但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却最容易迷信。芦溪之败给毛泽东在文家市刚刚鼓起来的士气带来了沉重打击，部队悲观情绪蔓延，出现了大量逃亡。一营一连有个排长带领全排利用放哨的机会集体携枪逃跑，逃亡变成了公开的话题，士兵们毫不忌讳地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

    更为严重的是，两个团的军官之间团结也大受影响。发生战斗的那天清晨，山里的雾格外大，一团和三团之间不辨敌我，互有误伤。

    为了稳定军心，毛泽东每天行军中都要和战士们谈话。战士中有些人并不熟悉毛泽东，都以为他是部队雇来的挑夫，于是拉他挑担子。毛泽东笑着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有认识毛泽东的战士便说：“怎么能叫他挑担子？他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呀！”

    逃亡蔓延的情况说明，武装必须掌握在可靠的干部手中，部队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此外北伐战争共产党的遭遇也颇能说明问题：没有抓住军权，没有坚固的组织，一旦军队反复，共产党员失去武装的后果轻则会被赶走，重则甚至丧命。

    部队一直退到江西莲花县附近，收拢部队还剩下六百余人、七百余支枪。从莲花县城逃出来的农会骨干找到部队，要求营救关在莲花县城监狱的同志。前委召开了军官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决定进攻莲花，一来可以营救同志，二来还可以取得给养，三来还可以提振士气。

    这一天的中午，按照毛泽东制订的攻城计划，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仅有保安队一百多人防守的莲花县城，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砸开了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一百多人；打开积谷仓补充军需之后，依例分给贫苦农民。

    在莲花县城，还弄到了一些钱和布匹，军服和军饷有了着落，士气有所恢复。

    攻下莲花县城之后，余洒度与毛泽东的关系趋于恶化。

    早在修、铜两部合兵的时候，毛泽东与余洒度两人就心存芥蒂。久候余洒度不至，毛泽东还写信责问过他；文家市前委会上，两人为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争吵过。

    南下之后，两人又为部队宿营地的事闹起了别扭。由于事先没有商量，两人选定的宿营地点有所不同，彼此相差了十里地，最后还是按毛泽东选的地点宿了营。到了宿营地之后，余洒度私下里大发牢骚，并骂着非常难听的话：“妈的×！我当什么师长？十里路的权都没有了！”

    部队占领莲花县城后，缴获了一些物资，军需处长范树德到处找人挑粮食、挑布匹、挑浮财。这时余洒度带过一个中年人来交给范树德，说可以让他挑东西。范树德见此人穿戴像个绅士模样，细皮嫩肉不像个挑夫，心里感到奇怪，但也没有来得及细问，就直接安排他去挑东西去了。

    没想到这位“挑夫”趁大家都在忙着清点财物的时候悄悄溜走了。事后才知道，此人正是莲花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毛泽东得知此事非常恼火，但他没有批评范树德，而是对余洒度发了脾气，怪他没有交代清楚，因为莲花县城三里之外的村庄里就驻有国民党的警备队，如果逃走的“挑夫”通风报信，那么城内的部队处境很危险。

    吃过晚餐，余洒度通知军官们在莲花县政府里开会。毛泽东到得比较晚，他一坐下来，就气呼呼地责问余洒度：“你现在开什么会？我们千把人的性命还处在危险的地位，你开会管什么用！”

    余洒度受到毛泽东的抢白，也反唇相讥道：“我担保！ 如果你怕死的话，我派人保护你！我可以担保你的性命，要是你死了，我把我的命赔给你！”

    双方都动了气，互相都拍桌子，众人劝解一番，会议不欢而散。

    部队在莲花县城进行了补充之后，拔营起寨，继续向湘南进军。

    这是一个注定达不到的目标，因为部队东南方向走不了多远，就会到达一个叫做三湾的地方。部队将在三湾调整方向，使得中国革命也在三湾这个弹丸之地拐上一个大大的弯。

    ·2·

    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的时间，是9月29日。

    三湾村的公鸡打鸣，湖南和江西两省都能听到。倒不是说公鸡嗓门大、叫得响，而是三湾的地理位置特殊，毗邻两省，俗称“鸡叫听两省”。

    三湾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山村，当时只有五十多户人家。这里的田地、森林竹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地主的，贫雇农民只有空空两只手。地主出租田地，还要先看看农民有没有家当，如房子、妻子儿女等，如果没钱还租，长年累月欠租几年后，就得卖房子，卖儿卖女卖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三湾又是莲花县通往宁冈县的交通要道，过往的行人客商络绎不绝，形成街市。街上有许多店铺，如肉店、豆芽豆腐店、染布坊、杂货店、饭店、南货店等，没有几个铺子是本地人开的。

    工农革命军刚到三湾的时候，当地居民和店铺家家闭户，很多人甚至躲到山里。部队进村时村子里空荡荡不见人影。宿营之前，毛泽东集合部队讲话，强调革命军要主动搞好群众关系，并挑选一些能说会道的战士组成若干宣传小组，有的到山里喊话，有的找在家的老弱谈心，帮助他们挑水、打柴、推磨，同时把从莲花县打土豪得来的一些布匹、粮食、衣物、银元分给当地穷苦农民。

    这一招果然奏效，躲避出去的群众很快就都回来了，而且对工农革命军格外热情，纷纷主动卸下自己家的门板，抱出晒干的稻草送到部队，供战士们宿营，还将周围国民党军驻扎的情况告诉给革命军，关系十分融洽。

    毛泽东就住在村内一家叫谢生和的杂货铺。这是村里比较宽敞的好房子，里边吃穿用俱全，取用比较方便。在这间杂货铺里，前委的委员们再次坐了下来，心平气和地斟酌了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为了能让大家安心开会，毛泽东派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带人在四周警戒，担负指挥机关的保卫任务。

    毛泽东决定在三湾小住：“部队不能再跑了，乱跑就肯定要遭到失败。在芦溪我们垮了不少，如果再乱跑，剩下来这些人也要全部垮掉，这样还革什么命？”大家承认毛泽东的话有理。所谓动极思静，一动不如一静，战士的士气普遍不高，不进行必要的休整恢复士气，也许部队根本带不到湘南。

    队伍还要重新整编，由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说是一个团，其实根本不到一个团，只有两个营外加一个连。修水出来的第一团缩编为第一营，铜鼓出来的第三团缩编为第三营。第二营的编制空着，留给安源的第二团，安源的革命血脉不能丢，有一天王兴亚二团来归，随时可以恢复第二营的建制。外加的一个连是团部直属特务连，这样全团共有七个连，含伤病员在内，人数在七百左右。

    胜败乃兵家常事，人多了就扩编，人少了就缩编，没什么大不了的。芦溪之败后，余洒度就曾提议缩小编制，将原来一团和三团缩编为一个团，仿效警卫团在修水的做法，名称暂用“中央直辖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提议由自己在警卫团的老伙伴陈浩当团长指挥部队，由毛泽东为党部书记（也叫委员长），专做党的工作。

    余洒度的缩编计划只是简单的编制缩小，毛泽东可不这么想，他要做一篇大的文章。

    奥妙在于动一个字，“缩编”就成了“改编”。于是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就有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而不是“三湾缩编”。

    由“缩”到“改”，别看只有一字不同，性质和境界却截然不同。

    那么毛泽东这一“改”，都改了什么呢？

    简而言之，最大的“改”就是在军队体制内注入了民主的要素。

    以往的旧军队中，从来没有在军队中实行过民主。军队特点就是靠由低到高不同级别来指挥，强调的就是集中。国民党建立民国政府之后，在国民革命军中也让士兵喊一些空洞的民主口号，而此次毛泽东在三湾给工农革命军中注入的，是战士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

    如政治民主。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官兵之间废除繁琐的礼节；开会的时候，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尤其是有批评军官的权力。那时的普通战士都害怕“点名”，一到点名就有人要挨整，军官对士兵殴打和体罚司空见惯。

    如经济民主。三湾改编之前，部队中依然没有人敢触动军官的“三金”(金牙、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带)、四菜一汤的生活待遇。实行经济民主之后，各项开支公开透明，军官中饱私囊的情况很难发生；由士兵管理伙食费，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

    如军事民主。就是在打仗之前，允许下级出主意想办法，上级吸收下级的合理意见，此举不仅有利于制订出更为完善的作战计划，而且还有利于发现下级中的人才。

    实行民主需要组织保障，于是叫做“士兵委员会”的机构就应运而生了。

    士兵委员会是旧军队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全新组织。委员会以连为单位，主席和委员都是由本单位选举有威信的士兵或班长担任，军官可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为了保证士兵的权利，军官当选人数不得超过士兵委员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士兵委员会权力广泛，军官要接受它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到它的批评甚至处罚。它还负责监督部队的伙食开支，此前连队的伙食开支基本不透明，军官克扣伙食费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部队管伙食油水很大，士兵称之为“吃油饼”，意思是贪污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由于有了经济民主，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杜绝了贪污浪费，“吃油饼”现象也渐渐消失了。

    三湾改编加强了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控制作用，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团以上单位才设有党部，团以下则没有。值得说明的是，三湾改编时党支部建在连上还是秘密的，士兵加入共产党也是秘密的，党支部是通过控制士兵委员会，来实现党的意图。

    这又是共产党控制军队极高明的一招：除了传统军事指挥系统，还有一个与之并存的共产党组织系统，由党的前委统一领导。重大的问题要经过党组织讨论决定，军官再想拉走部队就没那么容易了。

    从称呼、旗号，到内部党组织建设，三湾改编使工农革命军成为真正带有新型军队的性质。因此曾经有人主张将解放军建军节定在秋收暴动，也不无道理。

    三湾改编中还有两条具体措施，就是成立了军官队和卫生队。

    军官队是放置整编后多余军官的。部队缩编之后，编余的军官无处可去，三湾改编并没有用多设副职的方式消化这些人，而是把他们放在军官队中储备起来，一旦形势好转部队扩军，这些军官就成了宝贝。这一点毛泽东颇有先见之明，抓住了人才就不愁事业不成。

    成立卫生队也很重要，也是毛泽东的细心之处。把伤员从连队中抽出来，和医务人员合编在一起，使伤病员能得到尽可能直接的照顾。伤兵员与战斗部队混编在一起，不仅影响部队的机动速度，而且影响士气。成立卫生队后，部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伤兵也少受些奔波之苦。

    虽然卫生队也没什么药品，但对伤病员或多或少是个心理安慰。

    ·3·

    军官队中有一个名叫谭政的人，此人是陈赓的妹夫，出身书香门第，投军之前当过教师。他原来在修水警卫团任准尉书记官，后来又当了毛泽东的秘书。

    用谭政的话说，三湾改编“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关”。

    三湾改编降低了军官的地位，尤其是一些高层军官的指挥权受到削弱，生活待遇几乎与士兵一样，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余洒度和苏先俊反应最为激烈。余洒度以前跟毛泽东在行军方向上有分歧，他一直坚持认为毛泽东向农村进军是“错误的”，“这条道路走不通”，现在权利又受到限制就更加不满了。苏先俊虽然跟毛泽东一路从铜鼓出来，在一些问题上支持过毛泽东，但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新任团长并不是他，对权力有着极强追求的他心生不满。芦溪之败，三团损失人员最多，他手中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

    新任团长是陈浩，他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学习过，在军校因闹事曾被何应钦关过禁闭，经过学员们鼓噪才把他营救出来。

    10月3日早晨，部队在三湾村东南头的枫树坪上集合，宣布改编后的事项。

    坪首有一块大石头代替了主席台，宣读改编命令的是愁眉双锁的余洒度。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登台亮相，语调中透着悲观。作为军事指挥官，他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部队从秋收暴动开始时的一个师四个团，一出师便连打败仗，兵越打越少沦落为今天不足一个团，这对他好大喜功的性格是个讽刺，因此在话语之中充满了自嘲。

    接着是新任团长陈浩讲话。少言寡语的陈浩走上台去，言简意赅地宣布了部队开进方向和开拔时的行军序列，即某部为前卫，某部为本队，某部为后卫，并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然后陈浩介绍，请中央派来的毛委员讲话。

    毛泽东走上大石头，望着下面情绪不振的战士们，表情变得开朗起来。两位军事主官并没有提振战士们的士气，尤其是余洒度的那番讲话，影响更是消极。总之是要把战士们的士气先调动起来，否则南下的路将更难走。

    毛泽东的头发比在铜鼓时又长了很多，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蓝布旧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布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布绑腿和草鞋是士兵区别于军官的一个显著标志，拉近了与士兵的距离。他的演说以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故事为破题的引子：“大家都是爹娘生的，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有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多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能有成功。”

    贺龙是位传奇人物，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平、浏农军还曾编入贺龙独立团，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贺龙的两把菜刀强多了。

    毛泽东又简单地批评了余洒度和苏先俊，然后又夸奖了新团长陈浩：“以前的领导把部队指挥得一塌糊涂，真是乱七八糟。现在好了，我们决定把部队整编为一个团，请最能干的、最有经验的陈浩同志当团长，他一定能指挥我们不断取得胜利！”

    挨了批评的余洒度和苏先俊站在一旁面红耳赤，眼睛望着地下，抬不起头来。而受到表扬的陈浩也默不作声，面无表情。在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里，“陈、程”不分，因此有不少人将陈浩误记为“程浩”，其实是一个人。

    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毛泽东知道有人不愿跟自己一起干，与其留着这些人碍手碍脚，不如好合好散。于是挑明了说道：“愿意走的，发给三到五块大洋的路费，回去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但枪要留下，更不准拉走部队。”

    这话主要是说给余洒度和苏先俊听的。

    南下之后，两人前后离开了毛泽东，名义上是以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两人确实也都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秋收暴动的情况，但两人不久后都脱离了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

    余洒度离队的时候，曾经被站岗的一营二连排长谭希林拦住，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话符前言，并未强留。余洒度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军，官至政训处长，他的同胞弟弟私携手枪走私贩毒被国民党稽查人员捕获，查明所使用手枪是余洒度的。经军法审判，余氏弟兄二人均被判处死刑。

    苏先俊后来也投靠了国民党，并告密出卖了湖南著名的工农领袖郭亮，致使其被捕牺牲。1930年中，红军战将彭德怀第一次打进长沙抓住了苏先俊，查明事实后将他枪毙，为郭亮报了仇。

    三湾改编之后，部队去广东投奔叶贺主力的论调已经形不成气候了。根据报纸所载，国民党已经判断出这支秋收暴动的残余人马，有经湘南转道广东会合叶贺主力的企图，毛泽东自然不会愚蠢到去自投罗网的地步。

    此外，广东那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大堆，施展拳脚的余地不大，反倒不如在湘赣边界一枝独秀。

    ·4·

    离开三湾村，部队向南继续行进，第一站就是宁冈。两处相距不远，出发当天就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古城是宁冈县的旧县城，后来成了一个小镇，当地老百姓又叫它“老长街”。距离古城约十五里处名为新城，就是当时的宁冈县城。

    在宁冈，毛泽东将把中共江西省委预先伏在那里的一枚棋子激活了。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曾经托宋韵琴捎回一封密信，宋韵琴在陈家坊追上了毛泽东，将密信和剩下的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密信之后，知道宁冈地区有一支队伍可以为共产党所用，头领叫做袁文才。

    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袁文才这个名字，在安源就听到王兴亚和潘心源讲过袁文才和王佐的故事。只是秋收暴动事起仓促，旋即暴动失败，毛泽东并没有来得及联络袁、王两人。部队沿湘赣边界南下途中，启用预伏在宁冈这枚暗棋，已经在毛泽东的计划之中。

    三湾村休整期间，毛泽东悄悄派了村里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李立，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宁冈茅坪，找袁文才联络。袁文才此时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加委的宁冈靖卫团团总，人马粮饷开支均由县政府负担，打着宁冈靖卫团的牌子。

    宁冈县长是滇军金汉鼎委任的，就住在砻市，每月干拿薪金，什么事都不管，吸鸦片、打牌、搞女人。他把地面治安交给了袁文才，来对付宁冈山区的其他几位绿林头目。当时这一地区的股匪甚多，比较大的有胡亚春、大老高、二老高、何正山等几支。宁冈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龙超清、刘辉霄做了大量争取袁文才的工作，他才肯下山。

    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既喜也忧，他曾听他的军事参谋、武汉农讲所的学生陈慕平说起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个有雄才大略之人，也想结识毛泽东，便派了陈慕平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一起跟随李立回到三湾，与毛泽东取得联系。

    工农革命军到达距离宁冈古城十五里的砻市，毛泽东决定歇歇脚。

    这里已经属于“罗霄山脉”地域，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地图上已经研究过这里。当时还没有所谓井冈山的概念，不仅毛泽东本人，就是大多数的当地人也不知道井冈山究竟指的是哪一块地方。人们更多的是使用“五井”的地域概念，根据《宁冈县志》所载，“县东北之七溪岭，鹅岭山，西南之白石山，大小五井，均称奇险，邻邑人士，多有所闻，山之森林丛丛，大有二丈之围，深涧寂寂，能伏数千人马。当地风俗习惯，皆尚素朴，物产地也甚丰富，且是一年耕，而有三年食……”可见井冈山就是当时所称之五井。

    据当地土人说，严格意义上的井冈山是附近一座早已荒废的山。其下有井冈山村，即井冈山主峰北麓的一个村庄，只有几十户人家。工农革命军到来之前，这里是土匪、散军栖身之所。

    不管怎么说，宁冈古城东部的罗霄山脉中段确实是武装割据的好地方。那里白云缭绕众山冈，山峦起伏如波浪，山险岭峻横跨湘赣，进可攻退可守。相比较之下，宁冈县城却并非高山险阻，虽有小山丘，但地势比较开阔，剿匪的官兵一来，必会占领这一带的地方。但是，官兵历来不会在宁冈县城驻扎太长时间，主要是无法保障大军的供应，剿灭钻进罗霄山脉的绿林好汉，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派去联络袁文才和王佐的人传回了情报，似乎并不乐观。

    袁文才婉转地表达了不希望工农革命军在此常驻的意思：“此间地方太小，给养不足，不能供养许多人马，愿以长纪（即长枪）三百，现洋若干相赠，请毛先生另找高山吧！”侦察员从宁冈回来报告，进了宁冈城点燃一支香烟，围着全城转了一圈这支烟还没有吸完，说明这个县城太小，实在驻不下这许多人马。

    从王佐处传回来的消息意思差不多，无非是山里没有奉养大军足够的粮食，歇不下这许多好汉，众英雄最好不要上山，王佐愿意挤出一部分口粮献给大军，请大军另谋富庶之地栖身。

    毛泽东听罢，不禁莞尔。他明白袁文才是在耍心眼，虚张声势。袁文才和王佐两人的长枪加起来，也未必达到“长纪三百”之数。如果把这些家底都给了我毛泽东，你袁文才难道去喝西北风？

    毛泽东吩咐，即刻联系边界当地的党组织，召开军地联席会议。

    ·5·

    会议是在宁冈古城内的文昌宫小学内召开的，为期两天，史称“古城会议”。

    这是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工农革命军的前委委员和军事负责人、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党组织负责人，袁文才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简单总结了秋收暴动军事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过大，主观上是没集中兵力，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但在政治上秋收暴动树起了红旗，土地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现在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很精干，是一笔宝贵的财产。

    关键问题是如何安下家来，保存下这支武装，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这才是古城会议的重点。毛泽东将整个罗霄山脉的各部分作了比较，认为北部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给予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一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

    罗霄山脉中段坐落在湘赣两省交界，包括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六县，纵深五百五十多里，都是高山，有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五大关隘，山下有大小五井，地势非常险要，还有九陇山等重要屏障，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

    但罗霄山脉中段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居民太少，散落着十几处村落，住着三四百户人家，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但边界其他六县盛产稻米、油、茶、木材，群众基础又好，可以部分弥补军需不足。

    如果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暂为工农革命军的藏身之所，那么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就成了关键问题。此前袁、王二人已经表现出对毛泽东相当强的戒心，担心江湖险恶，会被工农革命军吃掉。毛泽东率部从三湾进至砻市、宁冈的时候，沿途并未见袁文才的一兵一卒，从正面理解是对工农革命军客气，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袁文才的戒心甚重，他已经将驻防在砻市的兵力撤回茅坪，严加防范。

    会上，毛泽东当着袁文才信使的面，夸赞了袁文才一番，表示愿意和袁文才一起共图大计，眼下需要借贵方一宝地设立留守处和医院，还请袁文才行个方便。袁文才的信使也说了一大堆久仰之类的江湖套话，但中心意思还是那句话，可以资助一些给养，请工农革命军另择高山歇马。

    此话一出，立即招致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不满，但又不好公开发作起来。待会议间隙，他与湘赣边界地方党组织的一部分人找前委反应情况，主张实在不行便以武力解决袁、王所部，理由是他们虽然名为农民自卫军，实际上是土匪部队。龙超清出身官宦，其父龙钦海曾任江西省议会议长，龙超清可以利用特殊身份出入省城南昌不受检查，上层的人脉关系很广，而且也熟悉当地党组织的情况，因此他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

    说起来，袁文才还是在龙超清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为何龙超清和边界党组织却主张以武力相向呢？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袁文才的性格和宁冈土客籍的矛盾造成的。

    袁文才是宁冈当地难得一见的中学生，在永新读书时就参加过学生运动，颇有些机智权谋，号称半个诸葛，性格上免不了恃才傲物，处事过程难免与边界党组织磕磕碰碰，也不大听使唤。此外，宁冈的土客两籍历来不睦，宁冈县委的主要领导是土籍，客籍袁文才手里掌握了武装，使他们有些坐卧不安。袁文才和王佐两人是磕了头的把兄弟，王佐对袁文才言听计从，解决袁文才自然也要捎上王佐。

    而远道而来的一些前委委员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的过节，加之对不久前邱国轩团在金坪叛变记忆犹新，因此十分赞成边界党组织的意见，认为应该果断处置袁、王的部队。

    毛泽东摇着头说道：“消灭袁、王，谈何容易？肚量不可太小，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毛泽东认为，对袁、王部队要作阶级分析，虽然他们身上沾染有绿林习气，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不能采取旧军阀那种大鱼吃小鱼的办法，而应该主动地和他们搞好关系。

    经过一番劝解，主张对袁、王动武的人只得暂且按捺下杀机。但宁冈地区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几个月后湘赣边界“八月失败”，土籍农民在豪绅的挑动下投向国民党军，支持国民党军烧屋搜山；而红军打败白军后，客籍农民又去劫掠土籍农民财物。

    更为可惜的是，几年之后留守后方的边界党委联合彭德怀的红五军，趁毛泽东率军远征赣南闽西之机，设计诛杀了袁文才、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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