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马会一会袁文才，消除他对工农革命军的疑惧。

    古城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于10月6日早晨从宁冈古城来到砻市，到了东源的大仓村，这是和袁文才约好的见面地点，具体选在大仓的林家祠堂。

    林家是当地大户，修建的祠堂很是整齐，祠堂门口是一座石桥，袁文才率谋士陈慕平和几位铁杆兄弟早已经站在石桥的另一端，迎候毛泽东。此时离寒露节还有两天，山区天气寒冷，远远地就见毛泽东骑着马，披了一件大衣，在四五个穿长衫的精干护兵护送下，缓辔而来。

    马上的毛泽东也看到了站在石桥上的袁文才，见此人身穿长衫中等身材，长得面孔清瘦，两腮无肉，精明之中颇有几分书卷气，倒并不怎么像打家劫舍的草莽人物。

    两人见面，寒暄已毕，登堂入室。

    厅内早已摆好了茶点。茶是最好的“雨前茶”，即谷雨以前采摘的新茶，又叫“头春茶”，每五斤生叶可以制出一斤茶。茶价颇贵，一块钱一斤，一般有身份的人才喝得起，而一般的茶叶每斤才两毛钱。两个人边喝茶、吃瓜子、花生，边聊着天，毛泽东赞扬袁文才敢于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精神，表示要和袁文才交个朋友。

    为了解袁文才之疑，毛泽东主动说自己准备南下广东，经韶关去投奔南昌暴动贺龙、叶挺的部队，留下一部分部队就交给袁文才带。

    袁文才忙问留下的是些什么人？

    毛泽东笑道，主要是伤员，还有部分军官，其中有连长、营长，或许还有个把团长、师长哩。

    袁文才一听，连忙摆手道：“这么多大人物，我一个初中生能带得下去？”思考了一会，试探地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宁冈的现洋实在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筹集。”

    毛泽东听袁文才讲的也是实话，于是不再为难袁文才。两人商定毛泽东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以及军官队编余军官交给袁文才，然后自己带领作战部队转向湖南，以取得足够的款项。

    聊得投机，不知不觉天近中午。袁文才一面吩咐手下杀了一头肥猪，留毛泽东等人吃了午饭；一面悄悄命人撤去屋后竹林里埋伏的人马。原来袁文才害怕毛泽东带人火并，预先挑选了二十几位年轻剽悍、枪法又好的弟兄埋伏在林家祠堂附近，一旦情况有变便出手厮杀，这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吃罢中饭，毛泽东和袁文才两人又天南海北地聊了会儿天。天色将晚，太阳西坠，毛泽东这才起身告辞。袁文才又命人抬来一个大托盘，上面是用红纸包着的一筒筒银元，请毛委员笑纳。原来袁文才与毛泽东相见甚是投缘，决定拿出一千块银元当见面礼。袁文才身上只有二百元，又在马源坑的钟家借了三百元，在林家借了五百元，这才凑足了一千之数。

    毛泽东自然也有礼回赠，答应送一百支步枪给袁文才，并派干部帮助袁文才练兵。

    临别前，毛泽东又托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袁文才一一应承。

    次日上午，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众弟兄热情欢迎。茅坪的老百姓为远道而来的战士们腾房子、送粮食和蔬菜、柴草，战士们则帮助群众扫地。当晚，毛泽东在攀龙书院接见了宁冈、酃县在茅坪避难的共产党员，让他们返回各自的地方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组织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如今有了工农革命军撑腰，再不要躲躲藏藏。

    根据与袁文才的协议，工农革命军后方医院部队就设在宁冈茅坪的攀龙书院。后方医院仅有一名医官和两三种西药，如阿司匹林、蓖麻籽油等，这些都是广东出产的，勉强能对付流行的疟疾（打摆子）。治疗外伤特别是枪伤，多数是用中医的“三黄散”之类。所谓“三黄散”，即将黄连、黄柏、黄栀子研末，调敷在创口上，效果时好时坏。有时医生来不及制作“三黄散”，就把几种草药放在口里嚼烂敷在伤员的伤口上，能不能医好就看运气了。

    不能随队行动的重伤员留在此地，部分轻伤员和不愿上山的战士每人发银洋一元，遣散回家。毛泽东还吩咐芦溪战斗中负伤的师部参谋处长陈明义回长沙养伤，顺便到长沙望麓园去找到一个叫“许老太婆”的秘密联络员，向湖南省委详细报告暴动经过和现在的情况。

    工农革命军还在象山庵设立了后方留守处，筹办军粮。军需官范树德去找袁文才买谷子，袁文才由于已经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枪支，很是高兴，爽快地说道：“买什么？拨五百担谷子给你就是。”

    有了袁文才的帮助，毛泽东的日子好过多了。此前苏先俊曾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个报告，描述了工农革命军遭遇到的困难：“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苏先俊的报告虽然难免有夸张不实之处，但也部分披露了部队当时的窘境。

    毛泽东还留下了军官队，在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同时还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军官队骨干到步云山，帮助袁文才练兵。

    ·2·

    毛泽东尽管说服了袁文才，在茅坪留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但还不等于就是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因为还有王佐这一关要过。袁文才和王佐歃血为盟结为异性兄弟，当地叫做“老庚”，关系非常密切。在通过袁文才做王佐工作的同时，毛泽东派何长工再次上山做说客，并带去了送给王佐的数十支枪。

    王佐身材不高，一张白胖圆脸，两道浓眉，时年三十岁上下，是宁冈一带的传奇人物。

    王佐出身裁缝，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上山为匪，专与井冈山周围各地豪绅为敌，经常出去抓一些有钱的富人，迫使他们出钱来赎命，当地俗称“吊羊”。

    干“吊羊”这一行不仅要心狠手辣，还要武艺高强。王佐有一身好武艺，走起路来身轻如燕，脚下生风。当地土豪曾雇刀客杀他，有一次几名身强力壮的刀客将他围在一个院子里，王佐顺手抄起一条板凳打出重围，抓过一根竹竿一撑跳上房顶，从容逃去。

    王佐入道纯属偶然。井冈山地区原有一股土匪，领头的名叫朱孔阳，人送绰号“朱聋子”，专门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一次朱孔阳在茶头坪“吊羊”，弄到了大量布匹，便请青年裁缝王佐去给弟兄们缝制新衣服。王佐的裁缝手艺不错，为人又精明能干，练过武艺，朱聋子很是喜欢他，有心收他为徒，归入自己门下，王佐欣然应允。

    朱聋子给王佐安排的差事是采买，这是个很有油水的美差。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水客”，就是卧底的眼线。采买的时候自然要出入热闹繁华的集镇，王佐见谁家有钱便暗记在心，留意周围地形地貌、防范措施等等，以便日后“吊羊”方便。

    干这行确实也需要王佐这样有心计的人，王佐干得也很漂亮，很快就得到朱聋子的信任，在土匪内部的地位不断提升。王佐又苦练枪法，据说他的枪法十分了得，飞马能打野鸡，举枪能射飞雁。

    官军也曾围剿过朱聋子匪部，但这股土匪对当地地形极是熟悉，又有群众做眼线，官军还没到他们就钻进罗霄大山，官兵一走他又出来活动，拿他丝毫办法也没有。当地绿林好汉都信奉朱聋子这一套战术，叫做“不会打仗，只会打圈”，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游击战术也借鉴了朱聋子这一套。

    土匪毕竟是土匪，后来朱聋子匪股出了内讧，王佐趁势搞掉了朱聋子，自己坐上了山寨的头把交椅，专与官府豪绅为仇作对。北伐军到达湘鄂赣的时候，王佐自任江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也闹起了革命。“马日事变”后又上了井冈山，与袁文才山下山上，互为犄角，各自有六十余支枪，过起山大王的逍遥自在生活。

    王佐疑心颇重，这也是在江湖上混迹多年养成的。

    为了迎接毛委员的特使，王佐特意换了一身黑色直贡缎短衣，腰挎一支新式驳壳枪，打扮得精干利落。何长工上山之后，王佐摆下当地最隆重的筵席招待贵客。当地虽是靠山为营，能吃山珍并不算稀奇，王佐摆出了山区难得一见的海味席表达自己的殷勤好客，席面上有海参鱼翅，每斤都要三四元钱，相当于一石稻谷的价钱。

    临别时，王佐也回赠了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洋，表示愿意容留工农革命军的后勤单位。即使有了王佐的盛意挽留，毛泽东此时也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就此落脚井冈山，他还要尝试带领队伍继续沿湘赣边界去往湘南，顺势踩踩井冈山周围的盘子。

    工农革命军在宁冈茅坪稍事停留，便转道向南，进入湖南境内的酃县水口镇。再向南走就是湘南的桂东、汝城一带。没想到在水口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毛泽东的健康出了问题，由于长时间行军，他脚上的伤不仅没有痊愈，而且烂得更厉害了。

    驻扎酃县水口镇期间，毛泽东命人找来了近期的报纸，看到南昌暴动的部队在潮汕一带失败的消息。再南下湘南已经意义不大，是该重新考虑部队行动方向的时候了。

    三湾改编的后遗症不断发作，部队南下途中不仅余洒度和苏先俊先后离队，有些下级军官也不告而别，发生了一个排的战士借放排哨之机逃走的事。为了落实三湾改编的部署，使部队迅速稳定下来，毛泽东在水口的叶家沟秘密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还叮嘱各连的党代表回去以后要抓紧发展党员，没有建立党支部的连要迅速建立。

    不久有探报来报，从茶陵方向大约有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兵分两路向水口进犯。硬拼并非是毛泽东的性格，他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一面派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和宛希先率两个连绕道安仁去打茶陵县城以为疑兵，吸引敌人主力回援；一面率领主力火速离开水口，折向西面的江西遂川大汾方向，在遂川和桂东边界进行游击。

    伪装成国民党军的工农革命军首先攻下了安仁县城，然后进攻茶陵。茶陵此时已经是座空城，并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只有地主武装“挨户团”的少部分兵力。

    工农革命军一声呐喊，冲进茶陵县城，捣毁了衙门，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张贴布告制造声势。守城的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县政府办事人员跑的跑，被抓的被抓。赶在国民党军回援之前，黄子吉和宛希先命人枪毙了国民党县长，放火烧了县政府衙门，带着劫来的金银细软绕道回了宁冈。

    ·3·

    佯攻茶陵的部队满载而归，而毛泽东率领的主力部队却在江西大汾遇到了大麻烦。

    当地的民团有两种叫法，江西一侧叫“靖卫团”，湖南一侧叫“挨户团”，大概是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之意。在人们的印象中，湖南民风剽悍，民团战斗力强于江西民团。但也不尽然，江西民团有时候也不弱。

    毛泽东原本打算在大汾坪住下来筹集些款项，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给遂川靖卫团头目肖家璧送了信，希望他配合。肖家璧并不买账，回信威胁说这里是他的防地，要工农革命军赶紧撤走，如若不然定要枪兵相见。工农革命军并未将肖家璧的威胁放在眼中，论实力肖家璧手下不过三四百人，不足为惧。

    谁知第二天早上，肖家璧果真指挥手下占领有利地形，发动突然袭击，将正在开进中的工农革命军拦腰切割成两段。走在前面的第三营与团部首尾不能相顾，失去了联系，只好由张子清和伍中豪带着向南撤退，经左安、桂东到了上犹县鹅形，在桂东巧遇从三河坝奔往湘南的朱德、陈毅所部，参加了上堡整训。

    一营和团部被截断后，毛泽东在连长曾士峨和连党代表罗荣桓的保护下，退向了北边的宁冈方向，一直退到离茨坪附近的黄坳才收住了脚。黄坳是荆竹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几户人家。

    此时检点人数，剩下四十多人，其余的人大都跑散。部队炊事担子也跑丢了，已经两餐未吃了，连累带饿躺倒一片。幸亏有当地群众送来包谷，曾士峨和罗荣桓又到老乡家买了些现成的饭菜，无非是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之类，用箩筐抬到空场，招呼大家吃饭。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没有筷子就用手从箩筐抓着吃。

    吃完饭后，许多人还不想走，提出要继续休息。这时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让连长曾士峨集合队伍，并高声说道：“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毛泽东话音未落，身后应声站起一人，此人正是罗荣桓。

    罗荣桓曾在长沙、北京、青岛、武汉、广州等地求过学，也算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后来参加了鄂南暴动。暴动时，罗荣桓带人打土豪得到一箱银洋，买粮买菜全凭着这些钱，因此由党代表罗荣桓亲自保管，行军打仗都不离身。装满银元的箱子自然分量不轻，随身携带很是辛苦。一次行军中，一个农军装束的人看到罗荣桓累得满头大汗，关切地对他说：“党代表你辛苦了，我来帮你提吧！”罗荣桓十分感动，便把箱子交给那人。谁知到了宿营地后，那人和箱子连影子也找不到了。

    鄂南暴动失败后，罗荣桓在修水投奔了余洒度，在余洒度与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他更拥护毛委员。因其忠厚实在，被毛泽东称为“老实人”。

    有罗荣桓的示范效应，战士们纷纷站起身来，加入行列。

    此时，一位穿长袍、戴礼帽、长着翻鼻孔的不速之客匆匆赶来。此人正是王佐派来迎接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使者，名叫朱斯柳，是王佐的特务连长。毛泽东在大汾遇到肖家璧袭击的消息传到了井冈山，王佐闻讯之后派人前来迎接毛泽东上山。

    当天晚上下起了蒙蒙细雨，部队在黄坳荆竹山的路上宿营。在只有一张床的小茅草房里，毛泽东与朱斯柳同榻而眠，两人一直交谈到深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王佐的情况，特别询问了肖家璧来路。原来王佐也深恨肖家璧，吃过他的不少亏，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王佐为了泄愤，给他养的一条狗取名叫“肖家璧”。毛泽东听了，不禁哑然失笑。

    10月24日，毛泽东跟随朱斯柳踏上了井冈山之路。

    临上山之前，毛泽东要求大家一定要和王佐搞好关系，与井冈山的群众搞好关系，特别宣布了“三项纪律”，即“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又增加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有针对性的，其中除了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之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打土豪要归公。这是因为部队中已经出现了打土豪私分财物的情况，影响了部队团结，所以要缴获归公，然后再统一分配，避免了战士们私分财物、苦乐不均，同时也解决了军饷不足的问题。这些语言简短通俗容易记忆，不仅战士们很快能记住，群众也容易监督。

    上山沿途，毛泽东命人张贴了很多标语以壮声势，上写“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落款用的是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的名义。其实郭亮并不在军中，打他的名号只是为了扩大影响。

    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终于来到井冈山茨坪。

    王佐骑着一匹白马，跑了五六里路来迎接毛泽东。

    自此，秋收暴动的部队正式在井冈山落草，当起了革命的“山大王”。

    ·4·

    刚上山的时候，毛泽东脚伤未愈，就住在茅坪与袁文才为邻。

    团部和毛泽东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军官队也住这里。袁文才吩咐部下要好好招待毛泽东。他说：“毛委员就像皇帝的左右大臣一样，招待好他，将来我的赣西总指挥还能当。”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毛泽东出道以来最狼狈的时候。

    部队由秋收暴动发起时的四个团，到如今只剩两个营加一个连，其中的一个主力营又不知去向。当初的高级军官除陈浩外，死的死，走的走。邱国轩叛变、卢德铭战死，余洒度师长、钟文璋、王兴亚、苏先俊三位团长先后脱离部队。

    三湾改编后部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多大起色，大汾败于江西民团武装之手便是明证。

    大汾失败之后，毛泽东究竟带了多少人马上井冈山呢？

    没有准确的数字记载，通过简单推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秋收暴动前夕，根据在安源的统计，活动在湘赣边界修水、铜鼓、安源的三个团约有四千多人，不算收编又叛变的邱国轩第四团。严格意义上说，毛泽东并不能直接指挥这些部队，他只是前委书记，是名义上的政治领导。具体的军事指挥都是由余洒度、苏先俊、王兴亚这些军官担任。

    修水的邱国轩和钟文璋一叛一逃。安源的王兴亚从打秋收暴动开始那一天起，就是独来独往，余洒度和苏先俊两人一路上磕磕绊绊，矛盾不断。

    秋收暴动的预定目标无一按计划实现，萍乡、浏阳、平江等战略要点都不在掌控之中。沿湘赣边界南下后，一路上人是越打越少。等到了三湾改编时，一个师缩编为名义上的一个团，其实只有两个营加一个连，总兵力充其量不过七百余人。

    离开水口之前，苏先俊和余洒度带走了一部分人，加上沿途开小差的，保守估计也有五十人。大汾遇袭时，又与三营失去联系，毛泽东此时手中的可用之兵有：黄子吉和宛希先打茶陵返回的两个连，曾士峨和罗荣桓的特务连，以及留在茅坪的部分伤病员、后方留守机关和军官队，总人数不会超过四百人，其中老弱病残和后勤人员等非战斗员人数又超过一百人。

    部队大规模减员并不是好事，但对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来说却未见得绝对是件坏事。首先可以在井冈山踏踏实实落脚，不必急着赶赴湘南；其次这个数字显然比刚到宁冈时的七百人更让东道主袁文才和王佐放心。毛泽东的人如果太多，就会打破井冈山军事力量的平衡，不仅会使袁文才和王佐心神不宁，而且当地的经济也承受不起。

    这倒不能完全怪袁、王二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井冈山养不了那么多的兵。闹革命不能喝西北风，工农革命军人吃马喂、穿衣吃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以当时江西的物价水平，养活一个战士都有哪些基本花费呢？

    士兵起码要身强力壮，以农村的普通壮劳力为参照，战士的基本生活标准怎么也不能低于农村的壮劳力。平均每个壮劳力每年吃谷七石二斗，而井冈山地区平均亩产稻谷四石，差不多两亩地产的稻谷仅能维持一个士兵一年的口粮。井冈山地区年产稻谷不满万担，除去养活本地居民之外，并没有多少富裕。如果用钱在外县购买粮食的话，每石稻谷的价格约是四元大洋，一个士兵仅吃粮食每年至少需要二十八块大洋，平均每月两元零四角。

    战士总要穿军装，军服每年每人至少要穿两至三丈棉布（三丈是一匹），每尺布八分银毫，一匹布至少也要两元零四角大洋。军服要找专业的裁缝制作，还要花上一笔手工钱。

    还要有菜钱和油、盐钱。榨油用的黄豆一石价格九元，猪油平均每人每月三两半，每斤平均二角五分，盐每人每月七两，每斤价格一角三分。战士们也要吃肉、晚上也要点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大部分战士还需要上养父母、下养妻小。当时一个打短工的农民每月可以挣到六块大洋，雇挑夫工钱是每月七元五角，士兵的军饷怎么也不能少于这个数。

    还有武器的开支。当时的武器来源除了缴获之外，还有就是购买。

    国产枪的价格又是怎么样呢？1927年初武汉汉阳兵工厂已经基本实现了步枪国产化，被称为“汉阳造”，型号为七九式。当时工厂每天能制造这样的枪一百二十支，每支出厂价是二十五块银元，买一支枪附赠二十排子弹。当时政策虽然没有禁止枪支买卖，但由于生产数量有限，通常是买不到的。湖南平江农军想去汉阳兵工厂买步枪就没有买到，设在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学员，凭借关系才可以每人购买一支步枪。

    汉阳兵工厂也能生产毛瑟手枪，俗称盒子炮或驳壳枪。质量虽然不如德国进口货，但也奇货可居，每支新枪可以卖到一百二十块银元，相当于三头健壮耕牛的价格。正因为价格不菲，只有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子弟才买得起驳壳枪，腰挎驳壳枪成了一种身份和经济实力的象征。

    新枪贵而且不好买，买二手枪也可以解决问题，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些。二手枪的来源主要是逃兵，因为军阀军队欠饷厉害，士兵经常携枪逃跑。在两湖地区，一支半新的二手步枪最多可以卖到二十块银元。因为能卖个好价钱，有的兵油子视其为生财之道，卖了枪后再投别的军队，领了枪再跑再卖。后来逃兵多了，二手枪的价格跌得厉害，最低的时候只能卖三块银元。

    在逃兵手中买枪，如果是有组织的，就称为“给资遣散”。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当学生志愿军总务的时候就干过这种事。当时南北军阀混战，北军逃兵背着枪在学校附近游荡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毛泽东联络长沙的警察分所，真枪和鞭炮并用，缴了逃兵的枪，动员商会拿出些钱来，发给遣散路费。

    秋收暴动之初，工农革命军内部规定缴步枪一支赏银洋一元，缴驳壳枪一支赏银洋两元，缴重机枪一挺赏银洋五至十元。不久这个规定就被毛泽东取消了，革命队伍打仗靠的是战士的阶级觉悟，不搞物质刺激那一套，再说部队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发赏。

    部队现在的状况是人少枪多，每个战士肩膀上都要扛两三支枪，几乎成了累赘。部队到了宁冈之后，毛泽东便把一部分富裕的枪支赠给了袁文才和王佐。说是赠，其实谁也不会白要别人的礼物，两人又回赠了工农革命军一些银元和粮食，无形中实现了优质资源的重新配置。

    ·5·

    工农革命军蛰居井冈山，近一个月无甚大事，只是抓紧时间练兵，每天三操两讲。

    无奈坐吃山空，士兵不仅无军饷可发，伙食费也在不断降低，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标准，按照井冈山当地的物价，大约可买四斤稻谷。

    这些钱还不能全都吃掉，还要留一些“伙食尾子”（伙食节余），发给战士们用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天气逐渐冷了起来，没有被子盖，战士们就钻进稻草里——真成了“救命稻草”了，就连军官队也照样睡稻草，旁边放根木头，可防止稻草弄出来。大部分人在行军打仗中丢了行李，偶尔有人剩下条被子或毯子，也是大家合盖。

    毛泽东不知道从哪里弄了点钱，袁文才又送了点钱，买了些灰布和里布，给每人做了一件棉袄，但棉裤子和鞋子还是没有。

    入冬以后，毛泽东脚上的伤因为无药可医，老是愈合不了，走不了远路。但他的脑子一刻也没有闲着，没有足够的钱，是养不了兵的。靠别人接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怎么样才能东山再起？井冈山钱粮不足，也无兵可招，并不适合胸有大志的人长期滞留。

    眼看就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了，毛泽东召集开会，给井冈山地区的共产党地方组织部署了一项任务：了解周围土豪劣绅的情况，准备去筹款子弄财物。他说：“我们对经济问题一定要有个适当的办法，否则，武装割据就难以存在，要坚持一面打仗，一面筹款。”

    这一天毛泽东在闲看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则消息令他大喜过望：原来10月间湘(唐生智)桂(李宗仁)战争爆发，边界各县的唐生智部大都调离，茶陵方面国民党力量空虚。

    毛泽东决定派部队下山，乘虚二次攻打茶陵，弄一些粮食、棉花、布匹上山，给战士们过冬。茶陵离井冈山不远，前不久工农革命军刚刚打过茶陵一次，但那一次主要以调虎离山为主，收集财物只是顺便捎带，而这一次目标就是筹集钱物。

    自从收服了袁文才、王佐之后，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周围的几县活动很是方便，只需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地围着井冈山转一圈。而不熟悉此地的人往往要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

    经过商议，团长陈浩率领山上工农革命军主力倾巢而出，攻打茶陵县城。毛泽东因脚伤未愈，只好与王佐、袁文才留在井冈山坐镇留守。部队下山，毛泽东一直送至黄洋界山口，临别时说：“我本想同你们一起去，但我的脚不准我去，待准许时我再去。”

    两日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二次顺利占领茶陵县城，在城内的福音堂成立了政权机构——人民委员会，军队也全部驻进了县城里，但劳苦大众期待中的“打土豪分田地”热闹场面并没有出现，团长陈浩启用旧官吏管理县城，依然是衙门作风，换汤不换药，每日升堂审案，解决给养仍然是向县城商会派款派捐，引起群众的不满。

    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急忙派人送信给山上的毛泽东，告了陈浩一状。毛泽东十分焦急，急忙回信要陈浩立即改变做法，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真正的工农兵政府。陈浩只得撤换了旧县长，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推选木匠出身的谭震林为主席，开始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赤卫队，打土豪，勘察地界，准备分田分地，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

    自从接到宛希先的茶陵来信后，毛泽东总觉心绪不宁，放心不下，恨不能立刻飞身前往茶陵。此时他的脚伤已经稍有好转，于是从宁冈步云山调回帮助袁文才练兵的陈伯钧，在他的护送下连夜下山赶往茶陵。

    天刚蒙蒙亮，走到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的地方，就听到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不仅有步枪，还有重机枪。这不像是当地民团，民团没有重机枪，陈浩也没有重机枪，一定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果然，向茶陵城进攻的正是国民党第八军独立团。陈浩率领部队抵抗了一阵子，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恰好在大汾失散的第三营在张子清的带领下，从朱德那里返回井冈山路经茶陵，立即与一营会合加入战斗。三营刚刚参加上堡整训，又补充了弹药和粮草，兵精粮足，来得正是时候，将国民党军打退。

    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毛泽东派人去茶陵城下打探消息，派去的人很快回来报告：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已经被拆掉了，无法进入城内。毛泽东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此桥是从茶陵城返回井冈山的必经之路，此桥一断，城内的工农革命军便很难返回井冈山了。

    那么，这座浮桥是谁拆的呢？为什么要把它拆了呢？

    ·6·

    浮桥是团长陈浩命人拆的。

    陈浩自断退路，并不是依照兵法“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而是另有打算。

    此时国民党军并未攻入茶陵城，陈浩却主动撤出茶陵，引军由茶陵城南向的水口方向撤退。

    毛泽东见东门浮桥被毁，茶陵城内悄无声息，便觉大事不妙，进城打听才知道陈浩已经带兵南下。毛泽东顾不上吃早饭，立即掉头南下追赶陈浩。

    一直追到湖口，才追上陈浩。此时已经是12月27日的黄昏时分，部队正在埋锅造饭。当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命令部队停止南下，立即掉头折回向宁冈砻市，并严厉批评了陈浩沿途公开散布“搞工农兵没有出息，上井冈山没有出路”的行为。

    陈浩无法，只得命令部队北上。这么一折腾，部队十分疲惫，毛泽东决定走大路，每天只走二三十里，边走边做工作，暗中调查陈浩的底细。

    原来陈浩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他把部队带往南下原是想秘密投靠国民党十三军方鼎英部，当时方鼎英所部正活动在湘赣南部以及广东北部。方鼎英曾经当过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是陈浩的老长官，陈浩早已暗中写信给方鼎英，请求收留。

    之前余洒度和苏先俊脱离部队，毛泽东并未相强，两人走得也算是光明磊落。陈浩要走，自己走便罢，如何又将秋收暴动仅存的这点骨血也一并带走？而且还公开诋毁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决策？

    此人须留他不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回到砻市安顿下来的当日晚上，毛泽东以召开前委会为名，将陈浩及其党羽诱到砻市的一家商铺之内，宣读罪状，亮出陈浩等人通敌证据。不待其有所反应，埋伏的特务连士兵一拥而上，绳捆索绑将其拿下，关押起来。为了稳妥起见，陈浩等人并没有关押在一团，怕是有人暗通款曲放跑了陈浩，而是专门送到袁文才那里，由袁文才派人严加看管。

    次日，在砻市龙江河畔的沙坪上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总结了部队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安抚众人：两次打茶陵都打得不错，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做群众工作，但责任并不在大家。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指名严厉批评了陈浩等人，并当场宣布了陈浩等人引军投敌、反对游击战争等十大罪状，决定撤其所有职务并诛杀之。与陈浩一同被杀的，还有参与谋反的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

    处置了陈浩等人之后，毛泽东提拔原三营营长张子清任团长，朱云卿为参谋长。朱云卿虽然也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但他是毛泽东到井冈山落草之后才到的井冈山，因此与陈浩等人并无瓜葛。

    毛泽东诛杀陈浩，虽然未经请示上级，但当时情况特殊，毛泽东作为成就大事的政治家机断行事、不拘泥于常例，兵法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陈浩等人合当命绝。实际上早在一个月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已经在上海的会议上开除了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只是还没有传达到井冈山而已。所谓的“毛委员”和前委的毛书记已经成为过去时。

    ·7·

    随着陈浩等人被杀，秋收暴动的中高级军官已经所剩无几。

    大汾之败和陈浩叛逃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醒，这两件事暴露出工农革命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忠诚问题，另一个是战斗力。提拔一些中下级军官，可以暂时解决忠诚度的问题，但是靠知遇和感恩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还需要一个更为可靠的方式。而提高战斗力主要靠训练和打仗，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有五个要素，即“天、地、君、亲、师”，“天”和“地”自然不用说，眼下没有了皇帝，“君”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剩下的只有“亲”和“师”与人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亲”包括血亲、姻亲、乡亲等等，“师”是指师承关系，既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包括了同学之间的关系。

    “亲”和“师”的两种关系对近代中国军队影响很大，清朝末期有湘军、淮军，民国时期军阀有奉系、直系、皖系等，都是利用了地域的概念。而利用师承关系则集中表现在军队的派系上，旧军队中有“保定系”（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黄埔系”（毕业于黄埔军校）、“讲武堂系”（毕业于各种讲武堂）等，对凝聚军心起很大的作用。朱德暂时到云南讲武堂的范石生处栖身，陈浩拉走部队投靠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黄埔军校学生不称蒋介石为总司令或委员长而称其为校长，都是这个道理。

    从茶陵跟着毛泽东回井冈山的人马已经不多了，虽然还是两个营，但人数已经锐减，扩充兵员主要靠从边界各县投军的赤卫队员，这些人大多是在当地待不下才上的井冈山，人数在两百人以上，他们没有经过战斗训练，不能独当一面。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学师范出身的毛泽东对这个道理还是懂的。

    如何能在井冈山训练出一支既服从指挥、又有战斗力的精兵？这个想法萦绕在毛泽东头脑中非止一日了。眼下在井冈山虽然还不具备办黄埔军校那样的条件，但办一个初级规模的教导队总还是可以的，培养骨干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度，训练部下学会作战技巧，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载体。

    筹办教导队，至少在二打茶陵之前就已经着手了。地址就选在砻市西北的龙江书院，离茅坪不远。这家书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由宁冈以及附近的茶陵、酃县客家富户捐资兴建，为的是客家子弟求取功名，日后做官出人头地也好为客家人撑腰。书院门前修了一座桥，取名“状元桥”，为的是图个吉利。辛亥革命后，书院改成了宁冈县立第二小学，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之前，由于兵荒马乱已经停办。

    毛泽东挑选了军官队队长吕赤担任教导队队长，还为教导队聘了教习（教官），挑了陈伯钧等四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当了区队长。吕赤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林彪的同学。

    教导队全盛时期曾达到百余人，三分之二都是周围各县选送来的赤卫队员，三分之一是工农革命军中的战斗骨干。学制是三个月，教学内容有刺杀、投弹、射击、队列、游击战术、侦察等，还有政治课。由于经济条件窘迫，教导队笔墨纸张成了稀罕物，学员们就用柳树枝烧的炭条写字，这种材料不容易折断，字迹黑且有韧性。

    毛泽东既不是教导队领导，也不是专职教官，却经常出入教导队。他在长沙办过自修大学，在广州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知道战士们爱听什么，也知道课怎么讲。除了讲政治课之外，毛泽东也讲军事课，他要给学员们知道，自己在军事上也不是外行。

    为了扬长避短，毛泽东在军事课并不讲队列、射击、筑城、爆破一类的军事技术，那些东西他并不在行。他讲的是战术原则，把比较难记的东西编成顺口溜式的口诀，如将步兵战术概括为“十八字诀”：“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将游击战术概括为“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后来又加了“敌疲我打”，成为“十六字诀”）。

    毛泽东讲课最大的特点就是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讲课中穿插了大量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他十三岁时便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精忠传》、《隋唐演义》，说起关云长、张飞、赵子龙、诸葛亮、岳飞、秦叔宝、姜太公、猪八戒、孙悟空等人物和故事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仅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赤卫队骨干听得目瞪口呆，就连正经军校出身的基层军官也佩服毛泽东渊博的战史知识，常常听得入了迷。

    当时偏僻的山区文化娱乐相当贫瘠，大家就把听毛泽东讲课当成是一种文化享受，盼着他来。因为当时部队无军饷可发，战士们便把毛泽东讲课形象比喻为“毛委员发饷”，确实听毛泽东讲课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收获。

    有人也许会问：毛泽东讲课功夫一流，拳脚上的功夫怎么样？

    毛泽东会不会武功呢？一般人以为“君子动口不动手”，觉得毛泽东不屑学武功。实际上恰恰相反，青年毛泽东是非常重视武功的。他当过湖南新军的列兵，受过半年左右的军事训练，还当过湖南一师的学生课外志愿军的上士。毛泽东学武虽然没有拜师的记载，但却有过与著名武林人物切磋的经历。

    毛泽东经江湖上的朋友引见，结识了湖南的一位武林大侠级人物，此人名叫柳午亭。柳午亭这个名字人们也许不太熟悉，但他儿子柳直荀和儿媳李淑一的名字，熟悉毛泽东诗词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杨”就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柳”就是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

    柳午亭不仅精通中国武术，而且曾在日本留学，对东洋柔道、击技之术颇有研究。毛泽东曾专程向他请教切磋，想必也得到些真传。毛泽东为了增加自己的功力，下了二五更的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尝试过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等，后来还自创了一套练功之法，名之为“六段运动”，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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