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毛泽东在井冈山厉兵秣马以图东山再起，暂且按下不表。

    却说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后来的情况，全然不晓。原指望毛泽东、余洒度率领湘赣边工农武装与长沙暴动里应外合占领省会，不料平江、浏阳失败之后，前委率领的数千兵马如同人间蒸发一样，不知去向，不仅中共中央不明所以，就连湖南省委也是一头雾水。

    对秋收暴动的结果，中共中央是不满意的。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积极干预下，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对不服从命令的失败者执行了党的政治纪律。

    《政治纪律决议案》给予党内纪律处分的共有十案，毛泽东忝列其中。他与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等一起被撤职，不仅失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也失去了湖南省委委员职务。对彭公达的处分还要重一些，他不仅被撤职，而且还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彭公达等人在指导秋收暴动中，“完全违背了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

    作为难兄难弟，南昌暴动的领导者也未能幸免。中共中央认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软弱的军事投机”。有鉴于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南昌暴动前委全体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都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受党内警告处分的还有王若飞，原因是组织“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欢迎汪精卫，犯了“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属组织上、政治上的极大错误”。

    受处分最重的是谭平山，他被开除了党籍，原因是“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组织“第三党”。武汉国共分裂的时候，谭平山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共产党，另外组织第三党。此外，谭平山与汪精卫的通信中还有谩骂农民运动、指责中共中央的话，也被中共中央知晓。在南昌暴动策反贺龙之后，谭平山在负责人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共中央而自己干的“反党空气”，妨碍了“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将他开除出党。

    谭平山不服处分请求复议，并表示愿意去苏联莫斯科学习。但为时已晚，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谭平山被开除出党似乎还另有隐情，抗日战争后期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披露了一个秘密：“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

    秋收暴动和南昌暴动的领导人，成了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批被执行政治纪律的人。“政治纪律”概念首次出现，不免令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感到诧异，虽然他管理党的高级干部多年，从未听说过党内有“政治纪律”的说法。周恩来也有同感，他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周恩来当时也“觉得这一条很新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最终也受到了政治纪律的制裁。三年之后，罗明纳兹在莫斯科受到苏联共产党的处理，原因并非指导中国革命的过错，而是他“组织反党集团”，先是解除了他党内外的全部领导职务，后来又把他开除出党。在被开除之前，遭到严酷斗争的罗明纳兹自杀身亡。

    上海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对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作了政治交代之外，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发动广州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中共中央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在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仍然是继续高涨，应该采取继续进攻的策略。

    1927年11月26日，从广东潮汕地区回到上海、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张太雷被委以组织指挥广州暴动的重任，紧急返回广东。

    挽救中国革命的第三记重拳，即将打出。

    ·2·

    中共“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权力中枢的几位领袖从组织上脱离了陈独秀这位“家长”的羁绊，颇有点“雏鹰展翅恨天低”的意思，准备下一盘更大的棋。

    南昌暴动已经搞起来了，接下来两湖地区要搞秋收暴动，两广、闽南甚至南洋地区也要搞秋收暴动或类似的暴动。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几位年轻领袖的设想，在1927年的秋季凡是能暴动的地方，都应该动起来，公元1927年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暴动年”。

    从1927年夏季中共中央制订的粤、湘、鄂、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来看，广东秋收暴动应该是整个秋收暴动中的一部分。叶挺与贺龙部主力南下广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即将开始的广东秋收暴动作准备。在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中，甚至认为南昌暴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的舞台应该让位于秋收暴动。

    中共中央对广东的秋收暴动关注的程度，比两湖的秋收暴动还要大。

    从领导成员的配备上，体现了这种重视。在专门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中，态度比较激进的张太雷为双料书记——南方局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负责组织和主持广东暴动，他是中共中央常委。周恩来也是南方局的重要角色，名义上让他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职务。

    之所以选择周恩来作为张太雷的军事助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大革命时期，中共上层中有四个人在广州最为活跃，号称“广州四大忙人”，他们分别是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毛泽东、鲍罗庭的秘书张太雷以及广州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此时陈延年已经被蒋介石所害，毛泽东忙着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只有周恩来将要南下广东东江，恰好与张太雷搭档。周恩来工作能力强、性格随和，容易与人相处，必能与张太雷携手干成一番大事。

    “八七会议”结束之后，张太雷立即从武汉南下广东，追赶周恩来等人，传达会议精神，商讨在广东暴动的有关事宜。在秘密交通的掩护下，张太雷先于叶贺大军到达广东，他马上改组广东省委，制订广东全省暴动计划，成立了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并把暴动计划报告给中共中央常委。

    叶贺部队能否如期到达广东，是广州暴动的先决条件。广东省委在东江地区先动手，目的是牵制广州的李济深，营造一个有利于叶贺南下的氛围。广州暴动的成功率与叶贺部队南下速度成正比，他们越快到达广东，则广州暴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蒋介石下野之后，在江浙前线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无心恋战，有引兵南下回两广之意。武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除唐生智主张继续东征外，大部分人都各怀异志。汪精卫提出唐生智率领本部东征，而李济深、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部南伐，解决叶贺部以稳定广东。张发奎更是看穿了唐生智假借东征的名义消耗别人实力，坐收渔利的阴暗心理，借口追剿叶贺，先行引兵南下。

    中共中央判断，如果桂粤两系实力派先于叶贺到达广东完成军事部署，将对广东暴动会形成致命威胁。反过来说，如果叶贺部赶在国民党军完成合围前拿下东江，便可以反客为主，只需两个星期便可将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与广州暴动里应外合，夺取广东全省。

    然而事与愿违。叶贺主力在酷暑和重负下艰难行军，南下速度一再减缓；壬田、会昌等地遭到国民党军顽强阻击，不得不折返瑞金改走闽西，进入广东潮汕。行军路线的改变，给大军与中共中央的通信联络造成了难度。中共中央责成广东省委立即派出交通员，四处打探贺叶大军的消息，并挑选熟悉粤北山路的向导，一旦取得联系后立即为他们带路。中共中央还启用了上海交通处与汕头交通处的海上秘密交通线，规定广东省委每隔三天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次情况。

    两湖秋收暴动开始之后，中共中央调整了广州暴动的计划，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不必等待叶贺部队到达广东，而是立即开始暴动。同时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和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指示信转发给广东省委，供他们借鉴。

    在给广东省委暴动计划的批复中，中共中央批评了其土改政策中“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分配没收的土地”的纲领，也批评了“佃租最多不过百分之二十”的尺度，指出土地革命的宗旨就是要没收地主的土地，“我们无所谓减租不减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交租。开始就应提出抗租，由抗租到没收地主土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农民拉到共产党身边。

    对于已经回到广州的张发奎，中共中央重申拒绝跟他合作的态度。但在贴出的宣传标语中，暂不公开提出打倒张发奎的口号，只提打倒蒋介石、李济深和背叛革命的假左派汪精卫。

    随着叶贺主力在潮汕地区的失败，广东省委的士气和信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正在向上海转移途中的中共中央常委，在根本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对南方局即广东省委再次重申“不依赖叶贺，自己暴动”的主张，而且天真地提出要求叶贺主力与海陆丰的农军合兵一处，径直杀奔广州，沿途不能留滞观望。而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号召工人和城市贫民起来夺取驻军和警察的武器，建立自己的政府。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广州暴动成功后应立即组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成员主要由广州市工农兵士贫民代表组成，实际负责人应有共产党的陈独秀、苏兆征、周恩来，再加上郭沫若等左派分子，组成常务委员会以确保共产党的领导权。

    直到10月12日，中共中央得知叶贺主力失败的确切消息，这才如梦方醒，紧急叫停了尚未开始的广州暴动：“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叶贺之残余部队应积极拥护农民暴动，剩余之枪支尽数武装农民，不可靠之部队以农民改编。”

    已经叫停的广州暴动，在11月上海会议上重新启动，是由于情况又发生了有利于暴动的变化。

    ·3·

    广州是一个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城市。

    这里不仅是大革命的策源地，而且还爆发过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不仅政治意义重大，而且也是经济战的范例。

    省港大罢工打击的直接对象是英帝国主义，而由英国控制的香港当局很大程度是输在经济上。香港经济的软肋在于对进出口的依赖性很强，省港大罢工中，不仅数万在香港工作的大陆工人撤出了香港，而且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封锁了东起汕头、西至北海绵延数千里海岸线，禁止货物运进或运出香港，就连香港市民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运不进去。以至于食品走私成了牟取暴利的捷径，一些广东沿海的渔民放弃打鱼，白天睡觉，晚上从广州沙面偷运食品到香港，偷运一只鸡卖到香港可以赚几块银元，有的渔民因此而成了暴发户。

    香港的工商业最先撑不下去了，商人向港英政府的“报穷案”（即申请破产案）每日达数十起，仅1925年的最后两个月，香港的商店倒闭的就有三千余家。没有倒闭的也是朝不保夕，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

    英国国内的资本家也受不了了。自省港罢工以来，因为香港在英国国内的所有订货无法运回香港，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东西卖不出去，货币就无法回笼，占用了大量的流动资金。经济不景气导致英国伦敦股市的股票大跌，股票指数跌了将近一半，一些城市的地价也大幅度下滑，致使一些相关联的英国公司也纷纷关门大吉。

    省港大罢工最终以英方妥协告终，但对中方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不仅造成了港英的经济大萧条，也大伤了广东经济的元气。广州商业萧条、金融紊乱，因为罢工的主旨是反帝，不仅英国的商船被禁止卸货，凡是被列入帝国主义国家名单的商船也很少运送货物到广州，广东工厂里生产的产品运不出去，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老百姓需要日常生活用品和粮食都发生了短缺。

    经济糟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货膨胀，货币大幅度贬值。有段时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都停止了兑换。商店极不情愿找赎纸币，甚至一元的纸币都花不出去。在幕后指挥省港罢工的苏联顾问鲍罗庭曾经这样评价说：“封锁香港是把双刃剑，一面割伤了英国帝国主义，一面也割伤了我们自己。”

    省港大罢工之后，共产党的力量在广州迅速壮大，这是国民党不愿意看到的。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主政广州的李济深也发动了广州“四一五”政变，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仅在广州市内就逮捕两千多人，秘密枪杀了其中的一百余人，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武装，削弱了共产党的势力。

    但是，用枪杆子只能解决敌人的肉体，却无法解决广州老百姓的肚皮问题。

    李济深把共产党赶走之后，这才发觉自己要独立承担起省港大罢工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让他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理留在广州的罢工工人。罢工结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尚有两万多名年轻力壮的罢工工人滞留广州。昔日的民族英雄成了沦落在广州街头的流浪汉，反差确实大了些。这些工人响应罢工号召，放弃了在香港的工作，在罢工中出过力流过血，回到广州后找不到工作，现在又被政府视作累赘，感到极度失落。

    为了安置他们，政府当局在广州城郊临时搭建了一些窝棚作为宿舍，又设了一些食堂提供简单的饭食，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去找工作，但并没有什么效果。倒不是这些人懒惰，实在是工作难找。为了找工作，省港罢工工人与广州市失业工人之间彼此也产生了矛盾。广州有家公司在市内新开了两条公共汽车路线，公司老板想雇佣广州失业工人做售票员和司机，引起了省港罢工工人不满。他们派代表去公司交涉无果，就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成群结队地去坐这家公司的公共汽车，从头到尾既不下车也不买票。老板吃不消，只好派人找工会谈判，找了政府的劳动厅调解，答应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失业工人各用一半。但省港罢工一方不干，非要求三七开不可，即本地工人占三成，省港工人用七成，理由是省港工人失业时间太久了，理应优先得到聘用。这家公司惹不起罢工工人，只得答应。

    李济深为求市面安定，也想了一些办法增加就业岗位，例如在黄埔设港，以解决就业为名将失业工人弄去修建码头，谁知工人并不买账，仍然留在广州不走。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李济深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组织黄色工会取代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美其名曰“工会改组委员会”，接收了原来工会的金钱和办公场所。同时暗中指使人搜集省港工人的种种罪状，出动军警袭击了工人宿舍，逮捕了两百多人，宣布共产党的广州工人代表委员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

    没想到这着棋却捅了马蜂窝，罢工工人以牙还牙，实行“红色恐怖”，发现内部奸细往往采用暴力的方式驱逐出去，对出卖工人利益的“改组委员会”成员下手更狠，经常能见到这些工贼横尸街头，不是喉管被割断就是心脏中刀。

    罢工工人中有武功高超的“剑仔队”，他们善使刀剑等冷兵器，出手狠辣，令工贼不寒而栗。工人们甚至制订了暗杀李济深的计划，准备炸掉他乘坐的轮船，找来了水雷偷偷安放在航道上。可惜水雷没有按时爆炸，李济深侥幸躲过一劫。

    工人们对李济深的不满让张发奎看到了机会。他本来就与桂系的李济深面和心不和，放出话去要广州的商家筹措八十万元给罢工工人，改善起生活待遇，以取得罢工工人的好感。共产党自然不愿意群众被张发奎争取过去，中共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张发奎已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无妥协之可能。”“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决地与他绝缘。”

    不仅不能与张发奎联合，而且还要给张发奎制造麻烦。中共中央要求广东省委迅速动员起来，做大示威运动，向张发奎要求真正的集会、言论、出版、罢工自由，工人自己选举的工会，要求工厂改善经济的条件，缩减工时，增加工资，省港罢工工人要求给工做等等。

    ·4·

    9月下旬，历尽千辛万苦的张太雷终于在潮汕地区会合了周恩来，并阴错阳差被推举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张太雷本意并不想留在潮汕地区，他的核心任务是发动广州暴动，在雄心勃勃的张太雷眼中，省会广州才是他的中心舞台。但张太雷也不能马上离开潮汕，其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就是为了筹措广州暴动所需的经费。

    策动广州暴动，同样需要大量的金钱。

    且不说组织广东东江农民暴动、收买武装需要金钱，中共中央派去广东各地工作人员的生活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此外还有来往的交通费、宣传费等花销。印刷传单需要钱，关在监狱中的革命者也需要用钱打点，被捕者的家属也需要钱来抚恤。

    然而，如同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一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依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中共中央拨给南方局8月份的活动经费，一直拖到9月上旬还没有到位。张太雷第一次南下香港的时候，从中共中央的会计科支取了大约两千美金，换成中国钱之后（笔者还没有查到当时美元与中国货币的兑换价），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支付了拖欠的经费之后已经是所剩无几，只得再给中共中央写信要钱救急。

    一个月后，张太雷折返上海后再次南下，这一次他随身携带了四千元钱，中共中央又前后分两次给他汇来了一万零三百元（一次是四千三百余元，另一次是六千元），“小洋人”纽曼把自己带来的七千五百元也都交给了张太雷，总计达到两万一千八百元。这笔钱虽然不是个小数目，但仍然是雨过地皮湿，很快就又花了个精光，暴动仍然八字没有一撇。

    银子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淌了出去，又是怎么花的呢？

    根据张太雷列出的清单：五千元填补了以往中共中央拖欠南方各省的活动经费；后来又分给汕头党组织三千元，给广州党组织分了六千元，给西江分了一千，给北江分了五百，给广西分了五百，给闽南分了二百，给中路分了二千七百，给惠州分了一百，给海陆丰分了五百，给南路分了一百。

    加上一路上的花销，张太雷此刻又是身无分文，而各地讨债要钱纷纷不断。张太雷要求中共中央“非即带下两万元不能应付”，而且“这些钱只够救急，要速催寄来”。为了打消中共中央的怀疑，张太雷在信中特别说明这些钱“将来有账可查，何种款项是不当用者，指出情愿受处罚，如现在不接济款项，贻误大事。”

    中共中央对张太雷左一封右一封的要钱信深感为难。党虽然在上海等地有些不太大的生意，也对党员个人收取一些党费，但靠这些钱维持日常开销都不富裕。

    靠党员个人交纳党费，肯定撑不起暴动经费的巨大资金需求。

    截止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总数不过五万七千九百多人。交纳党费的比例，月收入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外者特别征收。这五万多党员中月收入在三十元以上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其他人每月缴的党费不过区区两角；没有收入和月薪不满二十元者，还可以核定减免。因此，一旦遇到上大项目，经费往往要靠共产国际的经费赞助，这也是共产国际说话硬气的原因之一。

    从共产国际口袋中掏钱也不那么容易，因为苏联共产党也不富裕，国内也要搞建设，也要养兵保家卫国。在前面两场暴动中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拿不出钱来，只有靠中国同志在暴动中自己解决经费问题。

    从上一次暴动中搞到下一次暴动的经费，实现滚雪球式的良性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南昌暴动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正规军，有现成武器装备，甚至军饷也可以先领国民政府的，虽然在南昌银行中弄到钱的数目比想象中的要小，也还能勉强维持。秋收暴动前，湘赣边界的部队从江西国民党朱培德那里搞了一些军饷，又从各自驻地弄了些税收，也没有靠中共中央的财政拨款。

    但这两大暴动，也没有余力筹款上缴中共中央。

    因此，广州暴动的时候根本指望不上前两次暴动在经济上的帮助。

    中共中央起初并不看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多次主张在大城市暴动，除了政治影响力之外，经济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仅在获取经费方面，农村确实与大城市无法相比。

    ·5·

    除了领导人，中共中央在广州暴动经费投入也要明显多一些。即使是这样，仍然捉襟见肘，只能寄希望在富庶的广东潮汕地区筹钱。这里商贾云集，土豪劣绅家中广有金银财宝，可以成为广州暴动现成的提款机。只要贺龙和叶挺带领大军如期到达那里，便可以财源滚滚，不仅可以用来支付自身的开销，而且还能支援广州暴动。

    叶贺主力虽然在潮汕地区筹得了大量金钱，却没有能平安地运出去。随着汤坑、揭阳的军事失利，绝大部分财物都成了敌人的战利品。从地主豪绅家取得大量浮财解决暴动需要款项，也颇有些一厢情愿。张太雷从潮汕地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堵死了这条路：“所成问题者为财政问题，因东江方面之绅富多带钱逃走香港，我军到时恐一元也找不着，所以必须立刻请你们设法。”

    皮球又踢到了中共中央的脚下。不仅如此，张太雷还给中共中央列出了一张数额更大的账单：发动广州外围农民和动员“土匪”参加暴动，需要一万五千元；广州市内暴动基本队伍四五千人的军火购置费用也不是小数，据苏联暴动专家的测算，至少需三万余元。如此一来，广州暴动前期准备的经费还需要再增加五万元，需要中共中央立即设法筹措，并即刻派人送到香港。

    为了尽快筹得这笔钱，张太雷准备派“小洋人”纽曼专程回一趟上海。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南方局曾经为了增加交通费，专门写报告给中共中央“请中央无论如何多给十元，让交通员能坐邮船，路上耽搁的时间会少一些。再往来派人要经济，不要一点不甚重要的文件，就派一人。”此前秘密交通员走水路乘坐廉价的小轮船，速度慢、周期长，往返一次需要五六天的时间，容易误事。堂堂的南方局竟为增加十元钱的交通费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可见经费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广州暴动依靠的武装力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弱项。能用的军队只有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部分，这两支部队不仅比南昌暴动的叶挺、贺龙差，就是比秋收暴动的那三个团的战斗力还差一大截。

    此时的教导团已经与武汉时期打夏斗寅时期的教导团不可同日而语。在从武汉到广州的途中，教导团的精华损失殆尽，几次被张发奎缴械，每一次发还枪支都比前一次数量少、质量差，从武汉时期的新式汉阳造七九步枪，到广州全换成破旧的三八式步枪，这些破枪都是北伐中在河南战场缴获军阀的。子弹配备的也很少，每人只有四排(二十发)子弹，就连张发奎的参谋长缪培南也认为，广东一带的土匪也比教导团的武器好。

    至于警卫团，完全是个新编成的部队，不仅人数少，武器也没发放到位。

    预计加入暴动的广州工人赤卫队，情况比湘赣边界的农民自卫队也好不了多少，以冷兵器为主，基本上是工人自制的梭镖、刀剑，这些武器搞械斗、暗杀还可以，对付武装的军队和警察就远远不够了。

    工人赤卫队持有的火器，多是自制的土炸弹。

    为了制造出廉价的炸弹，广州地下党在市区大北直街开了一家“大安酒米油糖货栈”，货栈不远处有座“飞来庙”，曾经是广东军阀生产弹药的兵工厂，仓库里存放着大批报废的手榴弹弹壳。每当月黑风高之夜，工人们就从仓库里偷运出弹壳、废弹，藏到货栈里，找机会偷运出城。然后再从香港买来炸药填充进去，制成炸弹运回城内。这种土炸弹在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和几个工贼的住所爆炸过，效果还不错。

    ·6·

    潮汕失败对于南昌暴动来说是结束，对广州暴动来说仅仅是开始。

    张太雷回到香港的第二天，广州城内爆发了数万工人的大示威，广州、香港、汕头、江门、澳门五处的四万余工人齐聚广州，要求复工，驱逐改组委员。游行队伍经过海员总工会大门的时候，愤怒的工人蜂拥闯了进去，当场打死改组委员两人，占领工会自动办公。

    高涨的工人运动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点燃了希望之火。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了《第十四号通告》，措辞强硬地提出“广东暴动完全是独立的行动，决不能因叶贺军队的失败而取消”。通告认为，那种等待叶贺到来再举行广州暴动的想法是“军事投机”，应该完全抛弃等待军队帮助的观念，着手进行广州暴动，谁不同意广州暴动，谁就是不明白土地革命的意义。

    通告明确提出，参加广州暴动的将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镐为标识，与共产国际的旗帜相同。军旗以斧、镐而不是镰、锤，也不是镰、斧，这也是一个崭新的提法。

    至于暴动经费，指望中共中央下拨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没收、征发富商、地主的财产以充军队之财产、米谷，极不得已时可以在当地党与农协同意帮助下，酌量在农民中摊派。

    广东省委修订之后的暴动计划，仍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主要是因为“暴动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心急如焚的中共中央决定越俎代庖，另行起草一个暴动计划给广东省委。为了能使广东省委专注于广州暴动，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南方局，将广西划归广东省委指挥，将原来属于南方局的福建地区收归中共中央管理。

    为了增加广州暴动胜利的信心，中共中央决定将活跃在粤赣边境的朱德所部直接划归广东省委指挥。加上仍在海陆丰一带的董朗所部，广东省委手中掌控了两支部队，这两支人马几乎是中共中央能够动用的最后筹码了，现在把他们全部压在广州暴动上，希望能以广州暴动的胜利，撬动南方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

    此时广州暴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忙着敲定广州暴动细节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国民党军虽然在汤坑、揭阳一带击溃了贺、叶大军主力，将共产党逐出潮汕，但其内部并未因此而稳定下来，各派系之间的内部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久宁汉之间爆发冲突，何应钦军集中浙江与李宗仁、白崇禧争上海地盘，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

    李济深、张发奎争夺广东政权斗争愈烈，11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等人的职务，随后又下令缉办汪精卫等人。11月17日，汪精卫被迫离沪赴法。同一天，张发奎部第四、五军和薛岳部新编第二师打着拥护汪精卫的旗号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拥护南京政府的桂系军阀李济深，史称“护党运动”，也称粤桂战争。

    张发奎控制广州之后，桂系势力逐渐退出广州，将兵力集中在广西梧州一带，企图卷土重来。驻潮州和梅县的陈济棠和驻在闽南的陈铭枢第六十师（即南昌暴动跑出来的蔡廷锴部）也准备向广州进攻，张发奎不得不分兵据守肇庆、韶关等地，广州城内兵力空虚。

    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难，以朱德的第二十五师余部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命令其从江西信丰地区迅速开往广东兴宁、五华一带，与当地农军会合进行农民暴动，以配合广州暴动。

    11月20日，张太雷从上海紧急动身前往邻近广州的香港。

    看来这次是真的要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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