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就在暴动的节骨眼上，又出了问题。

    先一步到达广州的“小洋人”纽曼节外生枝，突然又旧话重提，非要重启同张发奎的谈判不可。共产国际至少派了两位使者指导广州暴动，一个是纽曼，另一个名叫郝西史（也有翻译成霍希思特、郝西斯、赫希史、何锡思的），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的高级将领，对外身份是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副领事，他能说法语，是一位城市暴动专家。

    郝西史只负责暴动的战术和技术问题，不太公开露面，也不太过问决策问题。纽曼的压力很大，他甚至比中国同志更希望广州暴动胜利，巨大的压力几乎使他变成了神经质，暴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仔细过问，比如具体到发起的时间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他都要管。他坚持暴动一定要选在白天，而且先要发动工人总同盟罢工。他曾经私下透露说，苏共中央就要开大会，如果广州暴动能坚持八天，就可以在大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驱逐了桂系李济深之后，张发奎自感势单力薄，于是想到了借重共产党势力，派人秘密同共产党接洽，要见共产党最高负责人。共产国际中有人主张同张发奎谈判，更引经据典地拿出列宁关于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张发奎、李济深之间冲突的性质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共产党如果抛开张发奎搞广州暴动，即是帮助了李济深的地主阶级打击张发奎的小资产阶级。

    此外，从军事的观点上看，如果与张发奎达不成某种妥协，广州暴动很难坚持八天以上。由于张发奎当时没在广州，有人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其下属黄琪翔谈判。黄琪翔本人态度左倾，曾在赣南公开喊出“打倒叛党叛国的唐生智”、“打倒分赃式的汉宁合作”口号。张太雷离开上海前夕，上海已经盛传张发奎仍欲与共产党妥协的风言风语，因此“张发奎情结”被再度唤醒，也就不奇怪了。

    而广州省委的意见却大相径庭。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或许还不够深厚，也弄不清楚李济深的“地主阶级”与张发奎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但直觉告诉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历数张发奎回到广州之后的所作所为，让共产党大失所望。他授意组织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与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分庭抗礼，拘捕海员工会会员数十人并枪杀了两名抵抗的海员。广州失业的铁路工人和火柴厂工人举行示威请愿，要求复工，省港工人在广州中央公园前组织示威游行，抗议解散罢工工人组织，都被张发奎派兵冲散，而且逮捕了多人。张发奎还派警察和宪兵昼夜巡游街市，城市重要地点都加岗保守，市面张贴禁止工人罢工、违者严格处罚的布告。

    在经济上张发奎也毫无建树，对日益低迷的广州经济束手无策，只能靠枪毙极少数的“盗贼”维持地面敷衍了事，并没有给市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与张发奎合作的可能性都几乎为零。

    至于坚持八天的问题，广东省委认为依靠共产党的力量也能保卫广州，甚至可以控制珠江以北一个月，直到与海陆丰的农民会师。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请出张太雷做仲裁。

    张太雷急匆匆从香港赶到广州，召集广东省委以及广州市委会议，否定了这个提议，并决定于12月13日前后发动广州暴动，既反对李济深，同时也反对张发奎。会议决定由三位知识分子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暴动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任书记，除领导广东省委之外，还管军事。周文雍负责工人赤卫队，黄平协助两人。

    广东省委传下命令，命朱德所部迅速南下进至北江一带策应广州暴动。此时朱德所部已经编入范石生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已经成立了特委。广东省委训令朱德，马上设法从范石生部拖出来与农军汇合，如果违抗命令，即全体开除党籍。

    为了麻痹张发奎，广东省委于11月28日以宣言的方式，提出了与张发奎谈判的六项条件，包括：“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二、即刻交还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三、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一切权利；四、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五、逮捕处决一切惯于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分子。六、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广东省委清楚，张发奎绝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五和第六条，答应了就等于自掘坟墓，抛出这六项条件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

    广东省委拟定的暴动口号有：“杀尽工贼走狗改组委员！”“杀死李济深一切走狗和侦探！”“宣布黄琪翔、朱晖日的死刑！”等，以表示革命的决心。

    ·2·

    中共中央于12月5日批准了广州暴动计划，各项准备活动进入倒计时。

    前敌军委委员聂荣臻由香港秘密潜至广州。作为个人，聂荣臻并不同意举行广州暴动，理由是革命形势处在低潮，仅靠一个教导团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暴动，占领广州并组织全国苏维埃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聂荣臻的反对并没有什么效果，广州暴动是共产国际迫切盼望、中共中央下决心要搞的，不同意见只能保留，暴动的准备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

    聂荣臻计算过广州暴动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除了第四军教导团约两千人外，还有警卫团一部约三百余人。再就是广州工人赤卫队约数千人，作为准军事力量可以加入暴动。而广州国民党军力量，珠江以北的正规军约一千四百人，外加保安总队约一千多人，兵力总数少于暴动部队。珠江以南驻有李福林的第五军，占有绝对优势；张发奎第四军的主力驻扎在韶关等地，铁路输送仅用一天便可赶回广州，这是对暴动十分不利的。

    而熟读马列经典的秀才们却不这样看。他们援引俄国十月革命为例，当年俄国工人阶级与现在广州工人相似，十月革命也只有两团兵力，但却影响了沙皇俄国在前方作战的部队。广州暴动打响之后，粤系军阀在梧州与桂系军阀混战的部队，怎么就不能倒向革命一方呢？

    此外，对广州工人阶级力量的估计上，暴动组织者也有夸大的成分。

    广州工人自从“四一五”事变之后就已经分裂成两派，共产党不仅没有掌握工人力量的全部，甚至也没有掌握大部。中共中央对广州工人阶级的印象更多地停留在省港大罢工时期，那时工人阶级同仇敌忾，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而两年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只有印刷工人、汽车工人、手车夫等行业的中小工会，要他们做暴动主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方面则掌握了大部分机器工人。被李济深拉出去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专和共产党作对；张发奎控制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对共产党也不友好。这三个主要黄色工会都有各自的势力，其中机器工会还有一个近千人的“武装体育队”，手里有大批的枪支，俨然成了一支准军队。

    广州暴动坚持的时间，取决于张发奎主力部队到达广州的时间。此时通往广州的三条铁路线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掌握在机器工会手中。共产党曾计划铲除机器工会领袖，夺回铁路管理，但机器工会组织严密，根本无法下手。实际上，正是由于广州铁路工人没有罢工，驻防韶关张发奎部才能很快由铁路运回广州，扑灭暴动。

    以省港罢工工人为主组成的工人赤卫队颇有些战斗力，但却缺乏武器和训练。

    省港罢工结束之后，从香港回来的工人约有两至三万人留居在广州城。这些人为罢工丢了工作，生活无着。根据罢工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协定，每个罢工工人由政府发给一百元的补偿，以后再由其寻找工作。在领得补助金六个月后，如果工人尚未找到工作，有权继续回到广州城郊的宿舍和饭堂生活，宿舍与饭堂还须继续保存。

    遣散工人的钱数额虽不算大，但当时北伐战争正在吃紧，连年征战使得广东财政枯竭，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只好通过在广东海关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税来解决。此举虽然引起了有关国家的抗议，但国民政府为了广州的安定照征不误。

    在加征的海关税款到账之前，广州政府先垫付了十分之一的补偿费给工人，每人发了十元钱救急。欠下的九十元钱就成了定时炸弹的引信。为了卸掉这颗炸弹引信，汪精卫和张发奎想方设法四处筹钱，张发奎向广州商人求助，请他们出点血给工人以求平安。汪精卫也紧盯着海关，税款一到手就立即发放。凑了半天，现金还是不够，又搭配了四成的债券，才算打发了工人。

    工人仍然不满，尤其是对搭配的债券。这种债券名为“金库券”，虽然到期可以本利兑付，但利息赶不上物价上涨，工人不愿意接受。谁知道“金库券”的怨气还没散去，紧接着汪精卫和张发奎以补偿金已经发放到位为由，关闭工人的宿舍和饭堂，使工人再无聚集之地。少部分工运骨干虽然不愿意散去，并放火烧毁了几间宿舍表示抗议，但终归是无法挽回局面，大部分工人拿到钱后离开广州，有的回乡种地，有的去了其他城市打工，自谋生计去了。

    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阴毒，留在广州的赤卫队员只剩下五百多人。不仅是人数减少，组织系统也遭到了破坏，其中专门从事破坏交通的行动部门、负责搜集情报和通信联络的信息部门，这两个最重要的部门也随之解体，赤卫队失去了铁拳和耳目。这两个部门恰恰是对暴动最有用的部门，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3·

    12月10日晚7时，广州市旧仓巷的一座楼房内，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负责人陆续秘密集中在此，大家神情紧张。

    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委的紧急会议上，噩耗连连。

    为广州暴动运送武器的中转站——大安米店被广州公安局查获了。

    炸弹偷运进城的时候，通常是混装在大米之中以躲过盘查。这个手法过于传统老旧了，当年虎门销烟鸦片贩子用这种方法偷运过鸦片，同盟会的黄花岗暴动用这个方法偷运过炸弹。现在共产党又用，被查获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手段，只需在进城的路卡上严加盘查，必会发现蛛丝马迹。

    给米店运米的车中藏有炸弹，米店自然难以幸免。警察顺藤摸瓜搜查了米店，果然又发现了大量炸弹。人证物证俱在，米店老板自然无话可说，加之严刑追问，很快便竹筒倒了豆子。根据米店老板的口供，警察又搜查了共产党控制的广州市人力车总工会和印刷总工会，果然搜出了枪械和炸弹，于是又拘捕了一部分当事者。

    警方也许是出于诋毁共产党的目的，也许是想夸耀自己如何能干，也许是想敲山震虎，总之很快便将此事捅给媒体，广州市的报刊登出了新闻。这一登报不要紧，几乎牵连出前敌军委的潜伏地点。出事的米店恰好是前敌军委租住房子的铺保，房东不想给自己惹上麻烦，请聂荣臻和几位军委委员赶紧另找铺保，否则立即搬家，不然就报官。聂荣臻赶紧掏出五十元港币贿赂房东，这才过关。

    鉴于事态严重，张发奎于12月10日宣布广州戒严，并将黄琪翔从西江前线调回广州应变。还有一条更为不利的消息。据内部情报，张发奎极有可能在近期内再次解散教导团，广州暴动将失去最基本的军事力量。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暴动不得不从12月13日提前到11日，10日晚间必须部署完毕。打扮成洋行打字工人的张太雷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唱配角的是两位留着短发、不苟言笑的中年人，他们是暴动的军事负责人，一位是内定为红军总指挥的叶挺，另一位是红军总参谋长徐光英。

    叶挺不仅是第四军的老人，袍泽甚多，争取下级军官与兵士投入到共产党方面来，纵然不阵前反戈，消极怠战总还是可以做到的。更重要的是潮汕失败后余下两股力量都是叶挺旧部，海陆丰的董朗和粤赣边的朱德分别率领着这两支部队，但叶挺对这两支部队的精神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徐光英是叶挺第二十四师的参谋长，也同样有着不凡的资历。他是广东潮州人，早在1917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加入了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也算是共产党的元老派。不久他又到西班牙攻读军事学，获得该国的“陆军博士”学位，不仅是共产党内学位最高的人，在全中国也是凤毛麟角。

    徐光英回国后，在冯玉祥西北军的军政学校中任过教官，后来又到了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中校参谋，与叶挺相熟。在上海“四一二政变”中，徐光英带领百余名工人纠察队拒不执行交枪的命令，死守在一座房子里四个小时，最后脱险，成为事变中共产党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徐光英在南下潮汕之后，在汕头当了几天的公安局长。潮汕失败之后，因为肃反不坚决，被中央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次派他回到广州，既有希望他戴罪立功的意思，也是想发挥他的军事专业特长。

    在讨论行动步骤的时候，有人提出应该先解决敌军的首脑，如张发奎，即使不杀掉他，起码也应该扣留他，或派兵包围他的公馆使他不能外出。徐光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主要原因是兵力不够，他主张先解决城内的战斗力比较差的炮兵团，取得足够的武器，然后再进攻公安总局，不仅能救出被关押的同志，而且有利于鼓动更多的工人和市民加入暴动。

    叶挺认为徐光英言之有理。“擒贼先擒王”固然好，但此时距离暴动开始仅有几个小时，不仅时间已经来不及，而且他这个总司令手中无兵可用。现有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任务很重，对付既定目标都嫌兵力不足，如何能分兵东山？工人赤卫队手中并没有多少武器，指望他们去缴张发奎卫队的械，无异于以卵击石。

    按照叶挺宣布的兵力部署、战斗序列以及行动目标，除教导团、警卫团按原建制和部署不变外，工人赤卫队改编为七个联队和一个敢死队。大致分工为：教导团进攻沙河炮兵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维新路的市公安总局、保安总队及市内的公安局各分局；警卫团配合工人赤卫队进攻设在长堤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司令部、驻在文德路的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及第四军军械库。

    暴动时间定为12月11日凌晨三时，参加暴动人员颈上一律束红领巾作标志，暴动口令每天一换：11日夜间口令为“暴动”，回令为“夺取政权”；12日晚的口令是“赤化”，回令是“土地革命”，13日的口令是“肃清”， 回令是“巩固广州”。

    口令只规定了三天，巧合的是，广州暴动恰好也只持续了三天，第四天便告失败了。

    部署完成之后，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写了紧急报告，认为广州暴动时机已到，即须很快的发动，同时请求迅速派周恩来到广东指导工作。

    ·4·

    暴动之前，最需要的除了武器，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

    那就是红布。与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一样，红布需求是大量的。

    凡参加暴动的人，无论军民，脖子上必然要扎一条红领带作为识别，广州市民称之为“红带友”。

    暴动前夕，广州市的红布生意特别好，几乎脱销。准备红布制作红领带的任务，主要由广州市车衣工会和土布工会中女工来承担。她们以办喜事为名，三三两两到西关惠爱路的布店购买红布，拿回去连夜加工成红领带，再由交通员秘密送到各个暴动点。

    说不清楚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赋予红色是革命的含义，但俄国的十月革命的红旗对中国现代革命的影响无疑是最为直接和巨大的。红色成了中国革命的标志，国民党的旗帜号称“青天白日满地红”，共产党的党旗和军旗也都是以红色为主基调，每逢有重大活动都需要大量的红布，或做成旗帜，或做成随身佩带的标志。

    哪个地区的红布销售量增大，哪个地区的革命形势通常都是高涨；哪个时段红布销量大，通常那段时间的社会动荡就会加剧。如果将红布的销售量做成股市的Ｋ线图，那么“红布指数”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革命形势风向标。

    广州暴动的主力——教导团战士身上扎的红布带最多，每人三条：一条扎在军帽上，一条系在颈脖上，一条扎在左臂上。国民革命军的符号、臂章以及青天白日帽徽将被统统换下来。暴动之后，国民革命军的这个名字将不会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出现，取而代之的将是红军，这个名称也是来自于苏联。

    广州布店的红布需求骤然增大，以至于在市面上一时脱销，晚去的人根本买不到。参加暴动的另一支部队警卫团就没有买到红布，最后只好花比较贵的价钱买了红色纱巾代替，这种纱名为“红羽纱”，比红布轻薄，一般用于女性的服装饰物，以至于警卫团战士都觉得戴这种“红羽纱”矮人一等，革命性不足。

    教导团是由原武汉军校的学生编成的，约一千五百人，对外号称两千，驻在北教场四标营。为了监督亲共的教导团，张发奎将亲信朱勉芳安插在教导团中任代理团长。暴动前两个星期，教导团中潜伏的两百多名共产党员开始秘密活动，每个党员至少联络了四五名非党学员，基本控制了教导团。

    警卫团也是不久前恢复组建的，原来的警卫团留在湘赣边界参加了秋收暴动，张发奎回到广州之后拼凑了些人马，其中第三营大部分是招募的省港罢工纠察队员，营长施恕之也是叶挺的老部下，团长梁秉枢是共产党员，能控制的力量不过三百余人。

    工人赤卫队经过多方扩充，人数逐渐恢复到约两千人，但其中能使用枪支者不足六百人。他们手中仅有手枪、步枪数十支，炸弹一百五十枚，其余都是梭镖、刀剑等冷兵器。为了训练这些工人，广东省委屡次请求中共中央派人支援。

    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就是被中央派来训练和指挥工人的，他在南昌暴动后被张发奎从九江“礼送出境”，后又从上海被派回广州，担任赤卫队第六联队指挥官。

    训练广州赤卫队员，比在军队中训练新兵也容易不了多少。作为北方人，徐向前虽然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却始终没有学会拗口的广东话。同样，受训者也听不懂徐向前的山西话。给他们当翻译的人名叫白鑫，他既会讲广州话也会讲北方话。白鑫后来叛变革命，出卖了一大批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被周恩来派陈赓带着中央特科行动队暗杀。

    由于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场地，每天晚上徐向前在工人家里秘密上课，用铅笔在纸上面画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工人们白天干活晚上听讲，一次只能集中十几个人。

    赤卫队员就是通过这样“纸上谈兵”训练出来的。

    暴动一开始就充满了血腥味。

    12月11日凌晨，教导团内的共产党刺杀小组潜入朱勉芳的卧室，用刺刀将其刺死。随后，各连的共产党员将不可靠的军官和士兵拘禁起来，集合队伍后，由张太雷、叶挺向部队训话，然后向着预定目标出发。

    与此同时，警卫团也处死了反对暴动的参谋长唐继元和十连连长黄霖等人。在解除第一营武装的时候，团长梁秉枢被一营长张强光开枪击伤，只得退回。

    ·5·

    事后证明，几经反复并经过中共中央亲自修改的广州暴动计划，仍然称不上是一个周密完备的计划，甚至一些关键之处都没有得到落实。

    教导团将广州北校场国民党省党部及警察四区署、省公署攻下之后，下一个目标是公安总局，那里是预定的广州暴动总指挥部。由于准备不足，黑暗之中部队几乎被市内的弯曲小巷转晕了头，一时间竟然找不到目标。广州市委虽然事先组织了侦察队，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接到过侦察队一份敌情报告，也没有派出一个熟悉地形的向导。

    按照原计划，暴动三人指挥小组成员黄平应该与“小洋人”纽曼在市财政厅附近碰头，然后一起去公安总局。但黄平一直等到凌晨四点多也没见纽曼的踪影。又过了一会，才见到教导团的队伍跑步而来，战士们并不认识去公安总局的路，只好由黄平带路。黄平本人既没有枪，也不会使用枪。半路上有人塞给他一支从警察手里缴到的枪，总算是有了武器。

    广州市区的战斗打响之后，工人赤卫队全面出动，扑向预定目标。赤卫队虽然有七个联队，但除了少数原省港罢工纠察队骨干有些战斗力之外，其他成员由一些小的工会组成，职业五花八门，有修蒲团的、有缝衣服的、有做沙发木器的、有修秤的、有打铁的等等，这些工人毫无军事素养，大多数人连枪都没有摸过。混乱中有人在人群中乱放枪，结果把前边自己人打伤了。

    暴动的初期还算顺利，公安总局很快就被占领，局长朱晖日跳墙逃走。公安局牌匾很快被“工农兵联合办事处”代替，街道两旁悬出红布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八小时工作”、“劳农政府供给工人衣食”、“工人监督生产”等。

    关押在牢房中的革命者被解救出来，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在“四一五”事变之后被抓的，经过半年多的关押，已经是衣服褴褛，身体羸弱。这些人来不及理发换衣服，列队来到指挥部自请编制，要求尽快投入战斗。过度的兴奋和劳累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当天就有六七人身亡——他们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死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

    不久，卡车运来了缴获的枪支弹药堆放在指挥部的院子里，约四五百支步枪和少数机枪、手枪，很快被蜂拥而来的市民争抢一空。领到枪的人同时也领到了红领带、红袖章和一块银元，然后被指派到不同的地点参加战斗。混乱中，很多人领到的枪与领到的子弹不搭配。有人领到的是步枪，子弹却是手枪的；有人领到的是手枪，子弹却是步枪的，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

    天亮之后，暴动胜利的消息已经在广州市传开，一部分赤卫队员以为大功告成，竟然一哄而散回家吃早饭去了。赤卫队没有独立的伙食单位，虽然动员了少数女工送饭，但大部分赤卫队员没饭吃。这也暴露了后勤上的疏漏。

    带过兵的人都知道，官怕扎堆兵怕散，分散的战士再招集起来困难多了，发生了指挥员找不到战士，战士找不到指挥员的情况。几个联队中，只有徐向前的第六联队建制比较完整。

    暴动部队并没有进攻张发奎居住的东山地区，张发奎是被当日凌晨的电话铃声吵醒的。

    电话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谢婴白打来的，说广九车站一带发现枪声，判断是共产党开始暴动了。谢婴白在电话报告尚未说完，电话即告中断，估计市内电话局被占领了。接着市内枪声大作，张发奎命人用无线电下令，驻防广州外围的各部队立即回师，镇压共产党的暴动。不久，张发奎乘上兵舰赴江门调兵，准备反攻。

    此刻张发奎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共产党1927年下半年发动的三次大暴动，都跟他的部队有关：南昌暴动的叶挺、贺龙部，秋收暴动的卢德铭、余洒度部，乃至此次暴动的教导团和警卫团，都是他的部队。

    南昌和广州暴动，共产党对张发奎时而联合争取，时而拒绝摒弃，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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