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政治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五“德”兼备，化敌为友
【原文】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大意】因此，必须审度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比较双方的谋划来取得对战争的认识。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理；四是将领；五是法制。
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所以战争的决策者一定要明确“五事”与“七计”。这就要求将领本身一方面洞察双方形势，一方面要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运开始衰退，边疆少数民族蠢蠢欲动，意图浑水摸鱼，在唐王朝这个“病老虎”身上抢得些利益。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吐蕃纠集回纥等其他民族共20多万人气势汹汹地杀人大震关，一度攻入京都长安。唐代宗命长子李适为元帅驻守关内，命老将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兵赴咸阳抵御。
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时与回纥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勇敢善战，身先士卒，回纥十分钦佩，都称他为“郭公”。郭子仪决定利用这种关系拆散回纥与吐蕃的联盟，把回纥拉到自己这边，共同对付吐蕃。为此，郭子仪派部将李光瓒去拜访回纥头领药葛罗。药葛罗得知郭子仪来了，大为惊异，因为他在出兵前就听说郭子仪和唐代宗已经死了，于是提出要见见郭子仪。
李光瓒回到唐营，将药葛罗的话转告给郭子仪，郭子仪立即决定到回纥军营去亲自跟药葛罗“叙叙旧”。郭子仪的儿子和众将领纷纷劝说郭子仪不能去冒险，又说：“即使去，最少也要带五百精兵作护卫，以防万一。”郭子仪笑道：“以我们现在的兵力，绝不是吐蕃和回纥的对手；如果能说服回纥退兵，或者说服回纥与我们结盟，那就能打败吐蕃。冒这个险，我看值得！”说罢，只带领几名骑兵向回纥军营进发，同时派人先去回纥军营报信。
听说郭子仪来了，药葛罗及回纥将领都大惊失色。药葛罗唯恐有诈，命令摆开阵势，他本人弯弓搭箭立于阵前，时刻准备开战。郭子仪远远望见，索性脱下盔甲，将枪、剑放在地上，独自打马走上前。药葛罗见来者果然是郭子仪，立即召唤众将跪迎郭子仪人营。郭子仪见状，慌忙下马，将药葛罗及众将搀起，携手进入军营。
郭子仪先对药葛罗说道：“回纥曾为大唐平定安史之乱出过不少力，唐王也待回纥不薄，这一次为什么反要来攻打大唐呢？”药葛罗羞愧地说：“郭公在上，我们回纥人不说假话，这一次出兵实在是被大唐叛将仆固怀恩骗来的。仆固怀恩说郭公和代宗都已不在人世，如今郭公就在眼前，我们马上退兵！”
郭子仪说：“我们大唐兵多将广，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叛乱都能被平定下去，吐蕃与安、史相比尚且不如，哪里会是大唐的对手！如果回纥能与大唐联手，共同打败吐蕃，代宗皇帝一定会感谢你们的。”
药葛罗动情地说：“我们回纥听郭公的！就这么办！”说罢，命令士兵取酒来，要与郭子仪盟誓，郭子仪连连拱手致谢。
回纥人向来一诺千金，盟誓之后，立即调兵遣将，向吐蕃发起攻击，郭子仪也倾全军精锐同时向吐蕃发起进攻。吐蕃大败，损兵折将数万，仓皇逃命而去。
由此看来，郭子仪称得上是“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未费一刀一枪，将“劲敌”回纥“转化”为朋友，又借助回纥人的力量打败了吐蕃，捍卫了大唐的疆域。
在这场战争中，郭子仪正是凭借他自身无与伦比的勇气和胆识，先发制人，使回纥人折服，又动用他高超的智慧，凭借他对于回纥和我方力量的熟悉，进行对比，再对回纥人晓以利害，又以宽大的胸怀来接纳对方，因此，化敌为友是必然的。“五德兼备”也使得郭子仪名垂千古。
政者，诡道也
【原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大意】要在敌人毫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攻击，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将帅取胜的奥妙所在，是不能事先规定的。
“兵者，诡道也”，从孙子上面的这句话中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攻其无意，出其不必堪称诡道的精华所在。事实上，政治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与“诡道”的结合，无往不利。兵法中“十二种诡道”如果换一种角度用在政治上，一样能“出其不意”，而且还十分恰当。
韩复榘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因为叛冯投蒋有功被蒋介石委任为山东省主席。经过七年的苦心经营，韩复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山东省的“土皇帝”。
虽然韩复榘投靠了蒋介石，但他对蒋介石并不相信，1936年西安事变，韩复榘对张学良大加赞颂，蒋介石因此对其是恨之入骨。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地处前线，蒋介石命令韩复榘死守山东，韩复榘目睹蒋介石连战连败，上海、南京也落入日本人手中，便放弃山东，把部队开到了河南。日军不战就占据了华北大片土地，国民党的杂牌军争先恐后向南溃逃。为了控制住分崩离析的局面，蒋介石决定借韩复榘的人头来震慑北方各路军阀。于是他召开“开封会议”，以此诱杀韩复榘。
韩复榘接到赴开封开会的通知后，也曾犹豫，但潜伏在韩复榘身边并骗得韩的信任的南京特务“青天鉴”极力撺掇他去，并说：“主席刚才还说昨晚梦见骑一匹快马向西飞跑，开封就在西边。主席此去，定是洪福齐天！”
1938年1月11日下午，韩复榘带随从乘汽车到达会场，见会场门口贴有一张告示：“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不假思索就下了车。到了第二道门口，左边的房门贴着“随员接待处”，韩复榘将三名士兵留在了那里。再向前走，到了“副官处”，门口又有一张通知：“奉委座谕：今日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副官处保管，给予临时收据，俟会议完毕后，凭收据取回。”韩复榘见同行的将领纷纷交出手枪，他仍未起疑心，把两只手枪交给了“副官处”。
其实，这一切都是蒋介石精心安排的。
会议开始后，蒋介石慷慨陈词：“……我们军队中的个别人，不是与中央合力抗日，而是同日寇勾勾搭搭，同其他有野心的派别密谋反对中央，现在济南丢失了，泰安也丢了，你还要往哪里退？”
韩复榘见蒋介石把矛头对准他，反唇相讥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该由谁负责？”
蒋介石恼羞成怒道：“韩复榘，你对抗中央！”
蒋介石的亲信刘峙急忙上前劝解：“向方（韩的字），怎么能跟委员长顶撞？先消消火，出去休息一下。”边说边把韩推出会场。
韩复榘明知刘峙是蒋介石的亲信，但却未加防范，还以为刘峙是要送自己去休息，便跟随刘峙上了汽车。韩复榘刚刚坐下，两只手枪即顶在他的脑门上——这也是蒋介石精心安排的。
1月24日晚7时，蒋介石下令把韩复榘枪毙。
土皇帝、大军阀韩复榘就这样死去了。
蒋介石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手段使复榘丢了性命。韩复榘是当时“驰骋”多年的大军阀，不会不知道《孙子兵法》中早已有云：“诡道也。”可依然丢掉了性命，其原因就是在于他没有弄明白“政者，亦诡道也”的道理。
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
【原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大意】不经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这样才算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当然，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无所作为，束手而待，这里的“不战”不是指束手而待，而是指相应地采取一些“非战”的积极手段，这种手段包括心理压力、谋略等，联姻式的外交手段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这一谋略在中国古代经常被应用，而在西方国家也不少见。
中古欧洲，战乱连年，许多国家的强大兴盛都是以战争为手段的，但有一个王室却例外，它利用非战争手段而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欧洲中古时期显赫的皇室，真正达到了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那就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哈布斯堡家族原来只是个拥有瑞士、亚尔萨斯一小部分领土的小王国。1273年，实力雄厚的德意志诸侯推举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一世为皇帝，本意就是因为弱小的鲁道夫较易控制。
然而，鲁道夫并不是这些诸侯所想的那么软弱。
鲁道夫本人掌权期间，降服了反对他的波希米亚王奥特卡二世，并与之联姻，当这一王室男系绝后，迅速将它列入奥地利，开始了这一家族百试不爽的联姻之路。
1477年，鲁道夫的重孙与勃根第公爵之女玛丽亚结婚，进而获得了尼德兰和勃根第的领地。后来他继承王位即为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玛利的儿子菲利普与西班牙的胡安娜公主结婚，菲力普的儿子卡洛斯成年后又取得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由此又进一步扩大了。
1562年，匈牙利的波希米亚王拉犹二世在战争中阵亡，菲利普的皇弟斐迪南（后来的皇帝斐迪南一世）与拉犹二世的妹妹安娜结婚，继承了匈牙利及波西米亚。
经过这样的代代积累与传递，到了16世纪末，哈布斯堡家族达到权力的顶峰，拥有德国东半部、匈牙利、波西米亚、西班牙、保加利亚、尼德兰、南意大利、西西里亚、萨丁尼亚等土地，约占欧洲大陆的一大半，同时，还拥有了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大片领地，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人们称哈布斯堡家族的兴隆为“幸福的奥地利”，别人用玛尔斯（战神）得到的东西，他们却以维纳斯（爱神）得到。而这不正与孙子兵法中的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相合吗？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政治上成功往往不如军事中的那样明显，但它的威力是巨大的。哈布斯堡家族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诸侯，通过几代的联姻，最后发展成拥有大片洲际领土，并建立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的皇室，在欧洲及美洲的地位举足轻重，虽然并未进行任何流血战争（这当然也是它初期实力不允许的），但他们通过联姻所取得的统治却比运用铁血手段更加巩固，这一点，哈布斯堡家族的人非常明白，因此，这一王室才避免了战争，并逐渐走向强大。
知己知彼，方能占尽先机
【原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大意】了解自己又了解敌人，百战都不会失败。
将孙子这句名言用在外交上，相对于“知己”“知彼”这两方面而言知彼尤为重要，洞悉对方的意图与最终目的，才会使己方占尽先机，最低限度是不使己方利益受损，因为外交上的交战更加变幻莫测，平静中蕴含更大的杀机。
板门店谈判，即著名的朝鲜停战谈判，作为结束朝鲜战争的一场军事外交斗争，有着许多不同于其他军事谈判的特点，被称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在战争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为止，历时长达2年零17天。在此期间，双方在会场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战场上激烈争夺，寸土不让。
谈判开始后，美国在战俘问题上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其实质是想通过宣扬有所谓“不愿”返回中朝的战俘来丑化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以此获得政治和心理上的胜利。中朝方在弄清美方的不轨意图后，根据日内瓦公约精神，提出全部遣返的合法方案，严正驳斥美方的方案，指出这一方案违反国际法，并揭露了美国扣留战俘的真相和为了“甄别”而残酷虐待战俘的事实。由于中朝方掌握大量事实，摸清了美方的老底，迫使其节节后退，使“战俘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与此同时，中朝方在每次会谈前，根据我方与彼方的情况，对谈判的各种条件进行认真研究，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周密准备并想好相应的对策。在会谈过程中，尽量让对方先提出提案，摸清对方的企图及底牌后，再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有利的谈判地位。
这次谈判，促使美国放弃了“海空补偿”和索取开城的企图，并在战俘问题上让步，最终在“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可见板门店谈判中朝方知己知彼，成功运用谈判策略，具有巨大的威力。
善战者，敌人而不敌于人
【原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大意】凡先到达战地而等待敌人的就主动，后到达战地而仓促应战的就疲劳被动。所以，善于作战的人总是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
“共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这里的“先”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关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频繁向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发出三份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战后的国家大事。
蒋介石的此举并非真正为了实现“和平”，而是欲调动我方首脑，使我方陷于被动挨打之境。具体则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抗战胜利后，国内的舆论都反对内战，渴求和平；第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聚集在重庆、四川等地，要把部队开上“前线”，还需要时间；第三，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去，也不可能去，这样，蒋介石就会把内战的责任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使中国共产党人处于被动地位，而他则可以堂而皇之地胡作非为。这明显是一次“鸿门宴”。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也都顾虑重重，蒋介石一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脸不认人，最不讲信义，万一把毛泽东“扣”在重庆怎么办？国内的许多著名民主人士也认为蒋介石是在搞阴谋，毛泽东不应该去重庆谈判。
但毛泽东纵览天下大势，权衡利弊，知己知彼，毅然回电蒋介石：同意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0分，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自延安飞抵重庆。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和气魄大长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志气，给予了蒋介石独裁政权以沉重的打击，赢得了全国各民主党派的尊敬和信任，赢得了全国的人心，取得了主动权。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于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协议规定：坚决避免内战，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10月11日，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
没过多久，蒋介石撕毁“协议”，挑起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全国人民认清了他反动的嘴脸，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赴重庆谈判，不仅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气焰，鼓舞了我军的气势，更重要的是由此举占尽了“先天”之道。我党我军在全国人民乃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出了和平的诚意，赢得了信任，也由此得到了整个中国。
避其锋锐，击其“软”肋
【原文】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此治气者也。
【大意】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等到敌人疲惫怠惰时再去攻打他，这才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
孙子所谓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关键是掌握“避”、“击”的时间。在避的时间内养精蓄锐，在击的时候，把握时机，一鼓作气！
英·甘地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还在7岁时，她读到一篇有关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的故事，就立志要做印度的“贞德”。
1964年，尼赫鲁去世，拉尔·夏斯特里接替了尼赫鲁的总理一职。夏斯特里出于对尼赫鲁的感激，邀请英·甘地出任外交部长，英·甘地以经验不足为借口，只选择了宣传和广播部长一职。
1970年1月11日，夏斯特里因心力衰竭在塔什干去世，印度政坛上又一次出现了“权力真空”。谁来当总理？全印度的人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位居上层的政客们则都跃跃欲试。
老资格的德赛早在尼赫鲁去世时就垂涎于总理一职，但不幸败在夏斯特里的手下。如今夏斯特里死了，德赛认为非他莫属，因此，最先站出来要继任总理。已宣誓就任代总理的南达也非等闲之辈，他曾在两届政府中任内政部长，仅排在总理的后面，而且，尼赫鲁逝世后他代任总理，夏斯特里死后他又代任总理，南达再也不愿意把这个“代”字戴在自己的头顶了。
德赛与南达互不相让，闹成一团。面对咄咄逼人的德赛和南达，英·甘地知道眼下自己还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她退到一边，静观两人的争斗。
德赛与南达相互攻讦和自吹自擂了整整五天，双方斗成平手，这使各个利益集团感到为难。这时候，担任国大党主席的卡马拉季说话了，他说：“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英·甘地呢？她是尼赫鲁的女儿，全印度都知道她，而且她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尽管她年轻一些，但这也许会是一个优点。”卡马拉季的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而此时的英·甘地清楚地看到德赛与南达已经两败俱伤，她觉得时机已到，立刻宣布参加总理的角逐。南达首先被击败了。
1月19日，英·甘地又以355票对169票的优势击败了德赛。
1月24日，这个在7岁时就想成为印度的“贞德”的女人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理的宝座，她在这个宝座上，一直工作了17年。
英·甘地的胜利就是胜在她很好地把握住了彼方是“再而衰，三而竭”，而己方则气势正盛的时机。当然，还需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位“伯乐”，或是“东风”，顺势使她加入竞争。
杂于利害，政治家的双重眼光
【原文】是故智者之屡，必杂于厉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大意】所以，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会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事情可顺利进行；在有利时看到不利，祸患才可以预先排除。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对外开放之初，就决定吸引外资，办“三资企业”，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并且在许多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外来投资者。
对于这种政策，许多人想不通，怕吃亏，倒不是怕自己得不到好处，而是怕人家把好处拿走了。
允许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存在和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某些人虽然也有点眼红，但毕竟不是对外国人，但让外国人把钱赚去，他们就想不通。特别是联想到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近百年屈辱悲痛史中犯下的种种罪恶，就更想不通了。
邓小平察微知著，多次开导国人：投资不赚一点钱，那谁愿意来？商品经济的原则是自愿互利，外商得了好处不要紧，关键是看对自己是否有利，利大利小。多吸引外资，外方自然得益，但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多。
通过“三资企业”吸引外资，解决了国家建设急需的资金问题，这种解决办法比借债合算，借债是要还的，还要加上利息。合伙做生意，不花本钱，不欠债，还可以赚回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外商虽然赚走了钱，但我们并没有吃亏。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本身就有一部分归我们所有，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加起来，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回来了。就是外商独资企业，国家也要拿回税收，工人也要拿回工资，也不亏。
从外商那里，我们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专业人才。这是一桩不用交学费就可以学到东西的买卖，怎么划不来？
在与外商合作期间，我们了解到外面的信息，熟悉了世界行情，为我们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做了准备。
外国人用他们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把我们的钱赚走了，从这点上说，我们确实吃了亏，吃了贫穷落后的亏，但从长远利益来看，这点小亏是为了今后的不吃大亏，以力争上游，实际上利是大于弊的。
这种唯物辩证的矛盾论观点与孙子所主张的“杂于厉害”不谋而合，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观点揭示了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并存的，而且一定阶段还可以相互转化。孙子说“杂于利害”，也同样是强调智者之虑应兼顾利弊两方面。而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
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从短期、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外商赚了钱，我们吃了亏，实际上，是我们借外国人发展了自己，尤其是先进科技与管理经验是最宝贵的“经验”。有了改革开放，才会有今天的中国，也证明了邓小平这位智者当年“杂于利害”所作出决策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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