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因水草资源丰富，曾经是满族人的放牧地区。从十八世纪末叶开始，闯关东的汉族人逐渐在这里定居，从事垦荒耕作。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清政府见在长春定居的人日益增多，在这里建立政府机构长春厅，光绪年间改为长春府。从此，这里的建设逐渐城市化。国民党推翻清皇朝的封建统治之后，长春成为吉林省省会。抗日战争时期，长春已成为三十万人口的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用武力强行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从中国版图上分制出去，成立所谓满洲共和国，年号为大同，扶植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的末代皇帝溥仪任执政，将长春定为首都，改名为新京；日本政府拨款三千万日元，将前吉长榷运局的房子进行修缮和改建，成为执政府的办公用房，行政建制将四省划分为兴安北、龙江、奉天、松江、嫩江、合江、安东、辽东、锦州等十九个省。一九三四年一月，又改为立宪君主制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溥仪成了康德皇帝；溥仪在原执政府四周加了一堵琉璃瓦盖顶的红色围墙，成了他的皇宫。
同年四月八日，长春私立南湖小学教师张文渊写了首打油诗，由八岁的儿子张雪舟书写，张贴在皇宫北墙上，痛斥溥仪的可耻行径，诗曰：
卖国求荣实不荣，竟将族名定国居，四省变成十九省，长春含羞充京城，唯命是听鬼子话，为虎作伥罪孽深，努尔哈赤若在世，也会骂你不是人。
对此，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和溥仪恼羞成怒，立即出动五千军警进行侦察。三天后，张氏父子被他们活剐致死。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下午四点二十分。溥仪正坐在皇宫承光门内的勤民殿楼上的御览室，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他面容憔悴，单瘦的身躯上裹着黄呢料统帅制服，腰束武装带，脚穿黑色长统皮鞋。然而，他却没有皇帝和统帅的威严，只给人一个失意军人的可怜形象。他三十六岁，本是生龙活虎年华，但浑身上下没有朝气。欢乐与他无缘，很难听到他的笑声，近视镜片后的两只眼睛，总是那样呆滞无神。
这时，年过四十身着日军中将制服的吉冈安直闯了进来，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说道：“御用挂禀告皇上！”他的腰深探地弯了下去。
吉冈安直从五年前开始任“皇宫御用挂”。溥仪对“御用挂”这个名词很费解，曾经问过吉冈：“阁下的具体职务是什么？”吉冈说：“就是无限忠诚地照顾好陛下的生活。”其实，他是日本政府专门监视溥仪的大特务。溥仪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乃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溥仪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能出席什么会议，会议上说什么一概听从吉冈的吩咐。他是皇宫唯一不经过溥仪批准，可以随意出入御览室和溥仪住处缉熙楼的人。
溥仪极不愿意见到吉冈，但又希望吉冈不时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因为他是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特别顾问，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梅津美治郎对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事先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溥仪听到吉冈的禀告声，怔了一会，赶忙起身答礼，手往右边的一张皮沙发一伸，微笑着说：“御用挂阁下请坐。”
“谢皇上。”吉冈在沙发上坐下，“禀告陛下！刚才接梅津司令官电话，半小时之后，他前来觐见皇上。”溥仪又怔了一会，问道：“梅津司令官觐见朕有何贵干，他向阁下透露没有？”“我想打听一下，但他却把话筒挂上了。”吉冈实话相告。他见溥仪惶惑不安，安慰地说：“他一定会给皇上带来好消息。”“但愿如此。”溥仪感到茫然。他接着说：“请御用挂阁下与朕一道，去宫内府停车场迎接梅津司令官。”
梅津是吉冈的顶头上司，他自然会去，沉思一会，说道：“我应该陪同陛下去停车场迎接司令官，但陛下与司令官交谈，我就不参加了，陛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好。”溥仪感到轻松了许多，“那么，朕接见梅津司令官穿军装好，还是穿西服好？”
“梅津司令官一定穿军装来，陛下就穿军装好了。”吉冈说罢，跟随溥仪向停车场走去。
近二十年来，关东军司令官更换了三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由南次郎接替武藤信义，一九三九年九月，又由梅津美治郎接替南次郎。为了把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权牢牢控制在日本人手里，他们三人都兼任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和溥仪的特别高级顾问。这似乎是约定俗成了，凡是关东军司令官来见溥仪，他都亲自到宫内府停车场迎接，并亲自给对方泡茶递烟，直至擦燃火柴为对方把烟点燃。现在，梅津与溥仪肩并肩地来到勤民殿召见厅。他就着溥仪伸过来的火柴把香烟点燃，隔着一张茶几与溥仪坐下来，神色庄重地说：“刚才接东条首相打来的电话，有件事首相委托我转告陛下。”他已进入花甲之年，却精力充沛。就是这个梅津，在他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迫使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签订出卖华北主权的《何梅协定》。
溥仪听梅津这么一说，表情变得更加严肃认真了，感到东条委托梅津转告他的话非同小可，有着不知底细的那种惴惴不安，但也有几分不满，感到东条看不起他，有事从来不直接打电话与他联系，难道他这个皇帝的地位还不如梅津！然而，他却显得郑重其事，干巴巴地笑着说：“首相阁下与司令官阁下在电话里交谈了些什么？”
“首相说，帝国为了早日获得太平洋战争的彻底胜利，计划在帝国国内和台湾、安南和高丽国扩充军队。”梅津淡淡一笑，“故希望贵国在半个月内，用红松为帝国制作两千五百万支步枪枪托。由于同样的原因，帝国计划在国内兴建几条铁路，希望贵国在一个月内，再支援八万立方米红松和落叶松木材作枕木。”他瞟了呆若木鸡的溥仪一眼，“另外，还希望贵国再支援三十万斤黄豆、四十万斤玉米、三十五万斤高粱和三十万斤小麦。这批粮食务必在十天内全部运到大连港口，帝国将派货轮前往大连港接运。”他见溥仪的眉头越蹙越紧，“陛下感到很为难，是吗？”
溥仪明白，梅津的最后一句话并非商量口吻，苦笑着说：“为了使贵国早日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敝国在木材和粮食上予以支援，是应尽之责，应该不遗余力。但是，实话相告司令官阁下，敝国的确有为难之处。据财政大臣熙洽向朕报告，由于，由于……”他本想说“由于近二十年来日军的滥砍滥伐，红松和落叶松已所剩无几，由于日本无休止地向他索取粮食，他的满洲国已经饿殍遍野，仅吉林四平、辽宁丹东、黑龙江爱晖和鹤冈四县，上个月就饿死五万八千多人。这些你梅津又不是不知道？”但他终于没有胆量把话说出来。
“由于什么？陛下！由于什么？”梅津微皱着眉头望着溥仪。
“由于红松和落叶松成长很慢，一般要三十年才能成材，敝国可采伐的红松和落叶松积蓄量，已不足五万立方了。”溥仪说，“由于不到收获季节，敝国库存粮食也不多了，维持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的正常生活需要尚感困难。”
“既然如此，那就请陛下直接打电话给东条首相，向他说明原因吧！”梅津反感地霍然起身，“反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溥仪自然不敢向东条讨价还价。他见梅津生气要走，赶忙说：“请司令官阁下多留一会。坐，坐，请坐！刚才阁下问朕是否有为难之处，朕才如实奉告说这番话的。我说可采伐的红松和落叶松，是指一段树干可以锯成好几根枕木的树。为了满足贵国需要，即使一段树干只能做一根枕木的树也砍伐。总之，两千五百万支枪托和八万立方米木材。敝国准时完成任务。”
“那么，粮食呢？”梅津在原处坐下。
“粮食也如数如期运到大连港口。”溥仪明知老百姓已到了“愁肠饥火日相煎”的境地，但他却说，“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粮食不够吃，再向臣民征购一部分。”反正老百姓饿死又不要他溥仪顶命！
溥仪由吉冈陪同送走了梅津，脑海里像陀螺般旋转，头痛欲裂。他刚走出停车场，西装革履的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走过来，向溥仪深深一鞠躬，说道：“禀告皇上！嫩江省政府呈送来的扩充保安部队的报告，臣放在御览室的御桌上。刚才臣接嫩江省省长郑钧德先生电话，为了早日扩充保安部队，平息共党分子在嫩江地区的骚乱，他恳求皇上尽快御览圣批。”
张景惠年过半百，辽宁台安人，原为东北地方军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甘心投敌。一九三二年元旦那天，公然宣布黑龙江省独立。以后投靠溥仪，先后任军政部总长、参议府议长和国务总理。
溥仪对共产党在东北地区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恨之入骨，要各省扩充保安部队，认真对付共产党，本是他的主张。但是现在，他想起日本政府无休止地在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致使他的满洲国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已进入日削月朘的困境，就感到头痛，感到闷闷不乐，仿佛身上的筋全被人抽掉似的无精神。于是，他对张景惠说：“相信共党分子在今明两天之内翻不了天，那报告朕明天再御览！”他回头对吉冈说，“御用挂阁下，朕身体不适，现在需要休息。”
他获得吉冈的首肯，由侍卫官罗驰原陪同，迈着沉重的步伐向缉熙楼走去。走到距离缉熙楼约五步远的地方，他挥手示意罗驰原止步向后转，然后独自一人走进缉熙楼。
缉熙楼是栋设计精美的平房，分东西两大套间房子，溥仪住东头，皇后婉容住西头。每个套间有会客室、书房、棋房、小憩室、餐厅、更衣室、卧室、洗漱间和女侍从室。不论白天黑夜，每间侍从室各轮流坐着两个女侍从，听候溥仪和婉容的使唤。今天，溥仪心不在焉，不知不觉走进了西头的套间。
他走进女侍从室不见女侍从，却从里面的小憩室里传来一股他熟悉而又反感的异香味，这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地方。他不禁怒火中烧而冲进门去。这时，婉容由两个女侍从服侍，正和衣横躺在小憩养神的床上吸鸦片烟。两个女侍从见溥仪进来，都双手操在腹前向他深深一鞠躬，齐声说：“皇上圣安！”
溥仪不予理睬，急步走到床前，将婉容拖下床来，左右开弓，给她几记耳光，气愤地说：“你没有想到朕会在这时候来这里吗？今天算你倒霉！”他抬脚在婉容大腿上连踢几脚，“你再不把大烟戒掉，朕要了你的命！”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或者说是他的思维定势，只要一有不顺心的事，倒霉的就是婉容。
两个女侍从慌忙跪在溥仪面前，战战兢兢地说：“即请皇上息龙怒，即请皇上息龙怒！”她们见溥仪不吭声，就那么跪在地上。
婉容嗜吸鸦片烟，是因为她悲观厌世。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尽管清王朝已被推翻十一年了，但十六岁的婉容仍然被封为皇后与十七岁的溥仪结婚。然而，生活总是向她板起严酷的面孔。开始，她以女性特有的感情，为自己没能给溥仪生下儿女而愧疚，五年前经关东军军医山田洪一郎检查诊断，她无生育责任在于溥仪之后，她又为自己无儿女生活寂寞而悲伤。尤其是与溥仪成婚二十年来，她既没有享受到皇后应有的荣华富贵，也没有普通女性的那种自由自在，成了溥仪的泄恨对象而无限痛苦。
“这大烟非吸不可，就是陛下要了臣妾的命也戒不掉了！”婉容没有哭泣，也许是对挨打已习以为常，也没有求饶，认为死了比活着好。由于精神上的痛苦和大烟毒素的侵蚀，虽然她每天在脸上涂脂抹粉，但怎么也掩饰不了凋谢花朵的本色。“这出气筒的生活臣妾无法过了，恳求皇上现在就赐臣妾一死！”她双眼一闭，决心以身相殉。
“那朕现在就让你去死！”溥仪一拳把婉容打翻在地，又在她屁股上狠踢几脚。但是，她仍然没有哭泣，没有叫喊，只是痛得在地上打滚。
婉容之所以成了溥仪的出气筒，因为他从懂事起就没有过一天称心如意的生活。他不足三岁当了宣统皇帝，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他当了三年皇帝就退位了；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恢复清室，他又当了十五天皇帝而被段祺瑞赶下台；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率兵占领北京，他被赶出紫禁城，与父亲载沣住在一起，第二年十二月，由他的英语教师庄士敦帮助，逃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十年前，由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保护潜入长春，虽然先当执政后当皇帝，但一直过着傀儡生活，大小事情都得听从日本人的指挥。二十年来，他一有不顺心的地方，就对婉容发泄一通，动不动就对她拳打足踢。
溥仪抬脚还要踢婉容时，门外传来了罗驰原的报告声。“禀告皇上！郑大人恳求觐见陛下。”
郑大人是前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是溥仪的亲信顾问。因为郑孝胥主张从日本侵略者手里争得一些自主权力，被南次郎革除总理职务，指定张景惠接替他。他虽然不担任总理已经七年了，但他仍然受到溥仪的宠信，随时可以见到溥仪。
“传旨！朕接见郑大人。”溥仪停止对婉容的毒打，悻悻地走出门去，穿过东西两套间之间的走廊，来到东套间的会客室，等待郑孝胥的到来。
郑孝胥又名苏戡，年已六十有八，青年时代曾被清政府派往广东、安徽两省任按察使、驻日本神户领事和广西边防督办等职。辛亥革命后，他寓居上海卖字为生。因他的诗文和书法早负时名，为庄士敦所推重，一九二二年春，赴北京任懋勤殿行走官。懋勤殿是皇帝读书的地方，行走官就是皇帝的教师。郑孝胥赴任的当天下午就觐见溥仪，声泪俱下地大谈历代帝王兴衰的历史和大清必有复兴之日，并当场写了首《纪恩》诗，其中有这么几句：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
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
这些，使溥仪大为倾倒，不久让他出任内务府大臣，把宫中所有库藏钥匙交他掌管。以后，溥仪逃到天津，潜入长春，当了日本的儿皇帝，郑孝胥都不离左右。
不一会，郑孝胥出现在溥仪面前。他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着褐色长衫，脸上的肌肉又多又松弛，随着身躯的摆动而抖动，使人担心他脸上的肌肉会随时掉下来。他取下礼帽，腰身一弯，光秃秃的脑袋深深地垂了下去，用浓重的福州话禀告道：“臣有一事启禀皇上！”
“请老师坐着说话。”溥仪心有余怒，脸色不好看，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谢皇恩！”郑孝胥撩起长衫前摆，在溥仪对面的皮沙发上坐下来。“臣听说，皇上正式邀请南京政府的汪精卫访问帝国，不知是事实还是谣言？”他轻声细语地问。
“是事实。”溥仪面无表情，呆坐在沙发上，仿佛进了冷库，顿时速冻成冰人。
“唉！他与皇上有杀父之仇，皇上与他水火不相容，这种访问彼此都不愉快哩！当然，汪精卫是个不要脸的政客，可皇上呢？”郑孝胥从溥仪那悲痛的脸色揣摸他的思路，担心引起他的难堪，又起身向溥仪一鞠躬，求饶说：“怪臣多嘴，恕臣直言。”
郑孝胥说的杀父之仇，是指一九一〇年三月，汪精卫与革命党人黄复生等人从日本化妆回到北京，在摄政的醇亲王载沣预定经过的银锭桥下安置炸药谋杀载沣，后因行动失误而泄密，汪精卫被捕，在狱中写下一首诗的事。诗为：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人世间最大的难堪，莫过于与仇人言欢，何况还是杀父之仇！溥仪沉痛地追忆起这件往事，喟然长叹一声，无限伤感地说：“诚如郑老师所说，朕与汪精卫的确是水火不相容，他不仅曾经妄图谋杀父皇，而且在朕出任满洲帝国皇帝时，他又咬牙切齿地辱骂朕！”他的心仿佛被马蜂蜇了似的疼痛，愤怒地叫了起来。
“是的，是的！”郑孝胥见自己的话为溥仪所接受很高兴，“皇上与汪精卫，简直是冰炭不同炉，薰莸不同器！”
原来，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申报》第一版刊登了以《鲜明的旗帜，严正的立场》为肩题，以《行政院长汪精卫氏就傀儡溥仪僭号一事发表讲话》为正题的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
溥仪僭号之举，宣传已久，全国人民对于此种叛国行为，不胜愤激，惟自吾人观察，在东三省及热河，始终为一种军事占据状态，溥仪诸人，始终为他人操纵之傀儡，并无独立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为皇帝，其方式为民主为帝制，不过扮演之角色有所更易，而于傀儡之本质，则依然无所变化。我国政府对傀儡之态度始终如一，绝不因傀儡之形式变更而稍有变更。
五天之后，溥仪看到了这篇报道，气得七窍冒烟，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他还耿耿于怀，写了篇《回敬汪精卫先生》的文章。文章写道：
如果把汪先生七年前辱骂朕的那篇讲话稍加改动，将“东三省及热河”改为“皇军占领区”，将“为执政为皇帝”改为“为代主席为主席”，将“其方式为民主为帝制”改为“其方式为国民政府”，以此奉还给汪先生自己最为适合。请问汪先生！你当年说朕叛国，那你为何要步朕之后尘？你当年辱骂朕，现在该辱骂自己了！
但是，他这篇臭人又臭己的奇文，害怕发表出来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惹起大麻烦，一直将它锁在御桌的抽屉里。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他慌慌张张从长春逃往通化时顾不得带走，落在苏联红军手里，才在《真理报》披露出来。
当时，溥仪恼羞成怒，把郑孝胥叫到跟前，吩咐说：“南京那边不是有个专干暗杀的王亚樵吗！我给你三百两黄金，你派个可靠的人将黄金转送给他，请他在半年之内把汪精卫干掉！”
郑孝胥决定派时任总理府秘书的次子郑禹与王亚樵联系。当时，因东三省地区与南京之间交通阻隔，郑禹经日本转香港，再潜入南京，好容易才找到王亚樵。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零四个月。王亚樵满口答应在三个月之内干掉汪精卫。可是，三个月过去了，因行政院和汪精卫官邸戒备森严而无法下手。一个月之后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汪精卫被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连击三枪，侥幸未死，不久就辞去一切职务赴德国治枪伤去了。大约过了半个月，郑禹接到王亚樵从香港发给他的一封信，谎说这次行刺汪精卫，是他花了二百两黄金买通孙凤鸣干的。信中说：“如果孙凤鸣只击一枪汪精卫未死，三百两黄金我全部奉退，但连击三枪未达到目的，这实在怪不得我和孙凤鸣，何况孙君因此殉身了。”对此，溥仪半信半疑，但也无可奈何。
人，总是想方设法不在情绪上与自己过不去。溥仪逐渐恢复了平静，只有嘴唇仍然发青。是的，人生几何，何必呢？人们不是常说“往事如烟”么！他终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显得宽心地对郑孝胥说：“朕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先生说过，健忘能长寿，还是做健忘人好。”
“皇上万岁！”郑孝胥理解地点点头。
“其实，邀请汪精卫访问帝国，并非朕之本意，而是东条首相非让朕这样做不可啊！”溥仪无可奈何而又自我安慰，不过，汪精卫谋杀父皇，终究未成事实。后来，他在监狱里写了《有感》诗表示忏悔：
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
父皇和皇太后才没有处死他。他越说越得意，“今年三月一日，当帝国独立十周年时汪精卫在南京《中华日报》上发表《满洲帝国建国十周年纪念讲话》，盛赞朕‘励精图治’，使帝国在这十年内‘厚蓄国力，扩充民力，必能与日本、中国一道肩负起夺取太平洋战争之胜利，完成保卫大东亚之神圣职责。’他的这篇《讲话》，帝国的大小报纸都转载了。”他右手往前一推，“他今年的这篇《讲话》，是对他八年前的那篇《讲话》的彻底否定！因此，朕可以原谅他。”“皇上肚里能撑船。”郑孝胥夸赞道。他接着问：“皇上，汪精卫哪天来帝国？”“尚未接到南京的答复。”溥仪说，“朕判断，汪精卫到帝国来，也一定感到难堪。但这是东条首相的安排，他又不能不来。”
汪精卫的确感到难堪。这时，在汪精卫官邸东楼办公室，他正与陈璧君交谈同一个问题。
“唉！历史太无情了。”陈璧君痛苦地说，“三十一年前，四哥你眼看同盟会的革命屡遭失败，主张采取暴烈行动推动革命，决心为革命牺牲个人生命，而毅然赴北京谋杀溥仪的父亲载沣，八年前，你又发表谈话，痛骂溥仪叛国当傀儡。虽然你于两个月前，发表满洲国建国十周纪念的讲话歌颂了他，但你这次出访满洲国，仍然有可能受到冷遇啊！”
“其实，我何尝想去。”汪精卫思绪万千，也痛苦万分，“如果溥仪思想狭隘，他很可能怠慢我。”他长叹一声，没头苍蝇似的在房子里乱转。
“你曾经与溥仪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能想得开吗？陈恭澍参加和平运动之后，向我们透露过，溥仪不是曾经花了三百两黄金买通王亚樵妄图谋害你吗？”陈璧君忧心忡忡，“只受冷遇，受怠慢，倒也罢了，如果在宴会上，在会谈中，溥仪还不三不四地说些挖苦话，能受得了吗？”她顿了一会，“当然，出于日本政府的威力，你去满洲国的安全是有绝对保障的。”
“不管怎样，我得忍辱负重呢！”汪精卫目光黯淡，“上个月，我读了德国作家赫尔曼的小说《魂系青春》，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除了要想按照我内心自然产生的愿望去生活之外，别无他求。不过，这样的生活是艰难的。’过去我要推翻溥仪的皇帝宝座是如此，现在我将与溥仪握手言欢也是如此。人生的道路上，似有神使鬼差！总之，不管怎样，我非去满洲国访问不可。”他沉沉地坐在沙发上，仿佛养神似的两眼一闭。
在汪精卫看来，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谁能神机妙算毫无误差地预测未来？谁能用鲜花和谷穗来填平这高低不平的人生道路？
陈璧君望了丈夫好一会，这眼光既有悲凉也有怜悯。“我理解你的为难之处，四哥！但是，这样的忍辱负重，无异于自杀！”她霍地起身，“我打电话把重光葵大使请来，把话说清楚，如果日方不出面说服溥仪克服敌对情绪，满方不以对待国家元首的隆重礼节迎接你，不管是东条的安排，还是西条的安排，都不去！”
汪精卫担心把事情弄僵，赶忙劝阻说道：“何必呢？何必呢？”他见妻子已经抓起话筒叫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两手一摊，“唉！你呀，璧君！”他想了想又说，“如果重光葵大使来，那就把姐夫也请来，谈这种事应该有外交部长在场。”
陈璧君打完电话，与丈夫来到东楼会客室，等待褚民谊和重光葵的到来。不一会，褚民谊来了，他刚好听完陈璧君说明请重光葵来的用意，重光葵手拄黑漆弯把拐杖，拖着一条假腿赶来了。褚民谊见他行动不便，赶忙起身走过去搀扶着他。
“谢谢，不用搀扶！”重光葵感激地微笑着，“近十年来，我利用这条假腿和这根手杖，走过东京、莫斯科和伦敦的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摔过跤哩！”
重光葵聪明好学，十九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法律科，从二十岁任日本外务省德国科科员算起，至今已有三十五年外交生涯。一九一五年二月，他出任驻中国公使馆一等参赞，一九二九年五月调任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兼公使馆总参议，一九三一年六月升为驻华公使。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上午，重光葵与进攻上海的日军近二万名代表，为了庆祝侵犯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当时在虹口公园当花木工的朝鲜爱国青年尹奉吉，怀着对日本侵略朝鲜的深仇大恨，在用门板搭成的临时讲台下安放一颗定时炸弹。十点五十分，时任日军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后为日本驻美国大使的野村吉三郎正在演讲时，炸弹爆炸了，吉村的左眼被炸坏，坐在主席台上的重光葵炸断了右腿，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炸断了左腿。
重光葵伤愈后的一九三三年一月出任外务省次官，一九三六年二月任驻苏联大使，一九三八年四月任驻英国大使。日本政府为了更好地控制汪精卫政权，上月又让这个外交老手接替本多熊太郎出任南京政府大使。
“我在贵国上海失去了一条右腿，在断腿后的第五天，我躺在上海福民医院病床上，接受帝国授予的优秀外交官称号。”重光葵苦涩一笑，“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我说不清楚。”
“荣誉比生命还重要，优秀外交官称号千金难买。”汪精卫扶重光葵坐下，“大使阁下在中国得大于失。”“哈哈！汪委员长阁下这句话也是千金难买啊！”重光葵收敛了笑容，正经地问：“委员长阁下接见鄙人有何见教？”
汪精卫微笑着，郑重其事地说：“康德皇帝邀请我访问满洲帝国；贵国政府对我这次出访十分重视，东条首相阁下希望我早日启程。”他顿了一会，“我决定五月四日上午从南京起飞，在旅顺和大连两地各休息一天，七日抵达满洲帝国首都新京。此事烦请大使阁下转告东乡外务相阁下，并请他转告东条首相阁下。”
“一定，一定。”重光葵说，“等会我就与东乡外务相通无线电话。”他凝视汪精卫，心想就这么一件事，由褚民谊打个电话给我不就行了吗？推测汪精卫接见他的真正用意不在此，于是问：“还有什么需要鄙人办的事吗？委员长阁下。”
“敝国政府对贵国正在进行的太平洋战争连战皆捷，甚为欣慰。”汪精卫说，“为了加速这场战争的胜利，想提出一些建议供天皇陛下参考。因此，拟着褚外长为本人特使访问贵国，甚望能够觐见天皇陛下。如果能够如愿以偿，褚外长将向天皇陛下呈递本人的一封亲笔信。”
“我负责向东乡外务相报告。”重光葵说，“相信天皇陛下会欢迎褚外长以委员长特使身份访问帝国。”
“谢谢大使阁下。”汪精卫显得十分恳切。
褚民谊没有想到他这位襟弟会想出这么个问题来搪塞，但知道他有难言之隐，愣了片刻，对重光葵说：“还有件事想向大使阁下提提，也许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外长阁下请说。”重光葵全神贯注地听着。
“大使阁下熟悉中国的革命党人怎样结束满清帝国封建王朝这段历史，自然也熟悉康德皇帝对汪委员长的怨恨。”褚民谊说，“作为外交部长我不能不向大使阁下提出来，希望康德皇帝能够真正化敌为友。”
“外长阁下说的是三十一年前，委员长在北京银锭桥下放置炸药的事？”重光葵笑笑，“两年前中满两国建交，不是已经说明双方化敌为友了吗？”“我是说能够从内心深处化敌为友。”褚民谊特意在“内心深处”四个字上加重语气。“这件事不必提及了。”汪精卫心里很高兴，但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时间是无情的掠夺者，它既能掠走人们的痛苦记忆，也能夺去人们的美好往事。这件不愉快的事，相信康德皇帝与我一样，早就淡忘了。”
“虽然白驹过隙，时间如流，但杀父之仇总是难忘的。因此，这件事还是有必要提出来。”陈璧君说，“如果康德皇帝仍然心怀余恨，即使以最高的规格迎接汪委员长这次访问，也难免不发生冷遇，奚落，甚至佛头着粪之类不痛快的事。”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汪精卫头摇得像拨浪鼓，“夫人怎么这样忖度康德皇帝的胸怀呢！”
重光葵沉思片刻，诚挚地说：“我一定负责与关东军梅津司令官电话联系，请他委婉地把问题向康德皇帝提出来。我坚信，委员长这次出访，一定会高兴飞去，愉快归来。”
四日上午九点，汪精卫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乘坐“海鹣号”，由畑俊六派一架战斗机护航，从南京起飞了。林柏生、褚民谊、杨揆一、周隆庠和作为经济顾问的陈君慧，以及正副侍卫长桂连轩、姜国保随行。汪精卫的高级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和满洲国驻南京政府大使吕荣寰同路前往。
飞机起飞时，南京的天气晴朗，可是进入湖北上空天气就变得阴霾霾的。汪精卫本来就心情压抑，他望着舷窗外的天空，更加心情沉重。他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射向与褚民谊坐在左边同排座位上的吕荣寰，想起当年他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对吕荣寰的一次惩办，担心他这次出访吕荣寰会从中惹是生非，想与他疏通一下关系。于是，他要与自己坐在同排座位上的林柏生与吕荣寰换个座位。吕荣寰愣怔了片刻，显得尴尬地与汪精卫坐在一起了。
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不久，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吕荣寰，由时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推荐，在亚洲司日本科任日语翻译。溥仪充当傀儡执政的第五天，吕荣寰在日记上写道：“我的祖国终于独立了，我为自己能够成为满洲国的公民而感到无比荣幸和骄傲。”两天后，吕荣寰外出忘记锁卧室的门，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有事去找吕荣寰，无意中在他的枕头下发现这篇日记，密报汪精卫而使吕荣寰锒铛入狱，蒋介石和汪精卫以叛国罪判处他的死刑的前一天深夜，他用藏在身上的一只八克重的金戒指买通看守他的役卒张志成逃跑了。以后，他当了满洲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当溥仪任命他为驻南京政府大使时，他坦率地向溥仪述说了这段历史，恳求溥仪另选派人去南京。溥仪说：“正因为你忠于满洲国，也正因为你与汪先生有这个矛盾，朕才派你肩负此要任，明白吗？”一年多来，他每月向溥仪和外交大臣李绍庚写报告，及时将汪精卫在各种场合说到南京政府与满洲国关系的言论禀告溥仪和李绍庚，但他只在去年一月十五日递交国书时单独与汪精卫见过一次面，双方只是礼节性地说了几句外交应酬话。现在，汪精卫突然要吕荣寰与他坐在一起，自然感到尴尬。
“阁下出任驻华大使一年多时间了，我因为忙没能与阁下交谈，敬希原谅。”汪精卫很不自然地一笑，“至于当年那件不愉快的事，是历史造成的；何况当时蒋先生居第一位，我居第二位，一切由他说了算。当然，今天我们之间能够亲密地交谈，也是历史造成的。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多情的。你说是吗？大使阁下。”
“我能理解。”吕荣寰的脸色由紫转白，又由白转红，谅解地点点头。他接着说：“汪委员长阁下的话殊属高见！历史，的确是个多面孔的奇异怪物，它能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得复杂又疏远，又能够把这种关系弄得简单又亲近。”
“大使阁下说得对。”汪精卫微笑着，“一年多来，阁下为增进中满友谊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次我拜会康德皇帝陛下时，我将会把阁下在南京卓有成效的工作情况告诉他。”
“谢谢。”吕荣寰化淤积为畅通了，“如果说我在华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由于委员长阁下给予我工作上的种种方便。我每次回国述职，皇上都单独接见我，我每次都将阁下如何支持我开展工作的情况向他禀告，他感到很满意。”
“谢谢。”汪精卫说，“我是第一次出访贵国，人地生疏，应注意的地方，甚望阁下多多提醒。”
“我一定竭尽绵薄之力，促使委员长阁下这次出访圆满成功。”吕荣寰诚挚地表示。
汪精卫的目的达到了，高兴地说：“阁下不愧为中满友谊的杰出使者。”
七日上午十点，汪精卫换上了青色呢料燕尾服，偕同褚民谊在大连下榻处接见满洲国外交部外务次官兼亚洲司司长王仕之、南京政府驻满洲国大使廉隅。他们是随溥仪派来的专门列车来大连迎接汪精卫一行的。王仕之，又名达人，长春人，四十出头年纪，曾在汪精卫主持的外交部任过俄语翻译。廉隅又名励清，杭州人，年近花甲，曾任北洋政府浙江、直隶两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抗战后投敌，任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长。维新政府与汪精卫集团合并后，曾任外交部特别高级顾问。
双方几句寒暄之后，汪精卫转弯抹角地说：“请问次官阁下和大使阁下，新京的气候怎么样？”
“天气晴朗，气候很好。”王仕之不假思索地说。
“既问气候，也问气氛。”褚民谊知道汪精卫的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把脸偏向坐在右边的廉隅，低声提醒一句。
“新京的气氛也十分热烈。”廉隅恍然一笑，“到处张灯结彩和悬挂着中满两国国旗；在几条主要街道上空，悬挂着欢迎汪委员长的大横幅，在皇宫和车站大门口，以及繁华区的高层建筑物上，挂着汪委员长阁下和康德皇帝陛下的巨幅画像，显得非常隆重！”
“康德皇帝陛下以最高的规格迎接汪主席阁下光临新京。”王仕之说。“谢谢康德皇帝陛下。”汪精卫喜在眉头笑在心，“这是满洲帝国对中华民国全体国民友好的象征。”五月塞外的风是清凉的，阳光照耀下的长春上空，漠然展露出一种类似睥睨的笼罩。
下午五点三十分，汪精卫一行抵达长春车站。汪精卫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悬挂在车站出口处的红底黄字大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中华民国元首汪精卫主席光临新京。”他用欣喜和敬佩的眼光，凭着平日看过溥仪照片的印象，在迎接他的满洲国大员中寻觅溥仪。可是，他失望了。迎接他的只有张景惠、李绍庚、财政大臣兼宫内府大臣熙洽和尚书府大臣袁金铠，以及梅津美治郎等人。
当时，日本即使派一个亲王或大臣来长春，溥仪都亲自赴机场或车站迎接。然而，作为所谓友好邻邦的元首汪精卫驾到，他却只派张景惠为代表出迎，纵然不是对汪精卫仍怀有杀父之仇，也是摆架子，奴才看不起奴才。
汪精卫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极为不满，但又不好发作，好比急需出恭，而又一时找不得厕所那样憋得难受。他与梅津握手时，在心里责骂重光葵阳奉阴违，没有打电话向梅津打招呼，旋即想到重光葵的办事认真，于是又埋怨梅津不重视他这次出访，没有说服溥仪来车站迎接他。
“我还是参加《何梅协定》签字仪式时，在南京见过司令阁下，一晃七年不见，你发福了，几乎认不出你来了！”汪精卫的话不阴不阳，表情热中带冷。“是吗？”梅津琢磨他这句话的分量和本意，窘了片刻，回敬说：“那是因为昔日的行政院长成了今天的国家元首，地位高了，眼珠子大了。”“哪里，哪里！”汪精卫苦笑一声，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自作自受。
其实，重光葵及时与梅津通了电话，梅津也对溥仪做过说服工作。开始，溥仪满口答应到车站迎接汪精卫。可是，一个小时前，溥仪却装病躺在床上。“天子不差病人”，梅津也不好勉强。现在，梅津见汪精卫话里带刺，很不高兴，也不做任何说明，反正你汪精卫奈何不了他。汪精卫又狠狠瞪了廉隅和吕荣寰一眼，责怪他们没有真正起到大使的作用。
在车站前的地坪里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张景惠致欢迎词之后，汪精卫致答词时，因心烦意乱，拿着讲稿照本宣科：“我能够在新京车站受到康德皇帝陛下亲排銮驾迎接，而感到荣幸和欣慰。”他的话一出口，从中外记者群中传来声音虽小，但却听得很清楚的嘲笑声，才感到驴唇不对马嘴。他的脸羞得通红，连耳朵和脖子都泛起了红晕，狼狈地干咳两声，慌忙改为：“我在新京车站虽然未能受到康德皇帝陛下亲排銮驾迎接，但受到张景惠总理阁下代表陛下的迎接，同样感到荣幸和欣慰。”
当天晚上七点三十分，日本同盟通讯社驻长春记者原健行太郎写了篇题为《汪氏神思恍惚在新京》的短通讯发回通讯社总部。这篇八百字的通讯如实描绘了汪精卫在欢迎仪上的狼狈相。通讯说：
作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国家元首访问满洲帝国，康德皇帝未能亲自到新京车站迎接，实出汪氏之意外。他深感有失尊严，因而情绪低落，心乱如麻，神思恍惚，在致答词时只看讲稿不看人，竟把张景惠总理大臣视为康德皇帝而大闹笑话。
汪精卫的确心乱如麻，一住进迎宾馆，就掩门闭户往床上一倒。迎宾馆环境幽美，悄无声息。本来，经过几个小时的列车颠簸之后有了宁静，就像在沙漠中见到一片绿洲那样心旷神怡，而汪精卫置身在一片阒寂里，却觉得四下全是飞沙走石。他感到很疲倦，但脑子怎么也得不到休息，只想再做点什么，又无心去做。他总希望自己无愧于生活，而生活总是有愧于自己，觉得他的思想有如一团乱麻，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他有许多话想说，但对谁说呢？他不自主地一个鱼跃从床上蹦了起来，急步来到套间的会客室拿起电话筒，拨了褚民谊住房的电话。“重行兄吗？请你和石泉、默安、隆庠、君慧和影佐先生来我这里一下。”汪精卫放下话筒，像一滩稀泥似的瘫在皮沙发上。
等被他约请的六个人来到会客室，他气急败坏地说：“我为什么要到新京来？如果说是神使鬼差，又似乎感到对不起东条首相，因为这是他的意见。当然，他是从日满华三国携手前进，共同肩负起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远大目标着想的，他的意见完全正确。”他怨声怨气，“现在，我只责备自己缺乏自知之明，没有认真思考我在康德皇帝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将心比心，他想到我与他历史上的水火不相容，能够尊重我吗？唉！早知如此，我会坦率地向东条首相，乃至天皇陛下说明原因，让陈公博先生来，或者让周佛海先生来就好了！”他怪笑一声，“我受冷落无所谓，可以用忍辱负重来安慰自己。可是，诸位与我一起受冷落，实在叫我于心不安呢！”
随行者都不满，汪精卫的话是火上加油。
“小小的一个满洲国，有什么了不起！”林柏生鄙夷地冷笑着，“一个小小国家的皇帝，摆什么臭架子，”他说，“我已向随行的几个记者打了招呼，暂时不向南京发消息。”
“我们还都南京一周年时，康德皇帝给委座的贺电中有这样一句话：‘伟大邻邦中国在伟大的政治家汪主席阁下的英明领导下，日益走向国泰民安，实在令人钦佩。’又是‘伟大’，又是‘英明’，又是‘钦佩’，可是，现实的情况怎样呢？”褚民谊骂道，“两面三刀！”
“一月初，我们与满洲国签订的经济互助协议第二条第三款，不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二万吨上等大米和一万匹军用黄线布吗？”杨揆一气愤地说，“我们还只给了他们一万吨大米和五千匹布，余下的可以不给了！至于他们向我们提供的人参和貂皮，可有可无，我们不稀罕！”
“我们这些人受冷落是小事，委座受冷落非同小可，而是冷落了中华民国！”周隆庠说。“也是冷落了我国四万万同胞！”陈君慧补充一句。汪精卫愉快极了，借别人的嘴骂人，既不失身份，又发泄了自己内心的不满，够聪明的，也够诡秘的。
影佐也不满，但他从促进日本与两个傀儡政权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着想，正经地说：“说实在话，我对康德皇帝没有去车站迎接汪主席，是很有意见的。我不能胡乱猜测，硬说他这样做是对汪主席怀有余恨，但至少可以说是不礼貌的，是不友好的。”他扫了大家一眼，“汪主席阁下能够以忍辱负重来认识这个问题，不愧为伟大政治家的胸怀！主席阁下能忍辱负重，我们还不能吗？”他见大家默不作声，都是一副反省的表情，接着说：“梅津司令官约我明天下午三点去关东军司令部做客，到时我会坦率地向他提出来，请他转告康德皇帝，要康德皇帝在汪主席今后的三天访问中，给予应有的尊重，以实际行动弥补今天下午的不足。”
汪精卫反而不好意思了，难堪地笑着说：“我这个人历来说话直来直去，尤其是在真挚朋友面前。如果在座诸位有谁是不了解我的朋友，我刚才绝不会说那些气头上的话。”他把真实思想隐藏在心底，“但我说了就没事了！刚才我用了忍辱负重这个词，仔细一想用得不准确，康德皇帝并没有侮辱我呀！他不出面迎接我，由张总理大臣代表他迎接不是一样以礼待我吗！”他搭梯下台，“明天下午，影佐先生阁下见到梅津司令官，不必向他提及这件事了。”
然而，晚上八点五十分，这件事却由东条通过电话向梅津提出来了。“是梅津君吗？刚才我读了同盟通讯社总部送给外务省再由外务省送给我的一篇通讯，题目叫做《汪氏神思恍惚在新京》，很不满意。”在东条的心灵天平上，汪精卫的分量重于溥仪，这并不是两人各方面的素质有高低，而是各人统辖的地域有大有小，资源有丰富和不丰富之分，日本通过这两个人获得的利益有多有少。东条冲着话筒说：“这篇通讯是同盟社记者原健写的，康德皇帝没有去车站迎接汪主席的事实你很清楚，通讯的内容我不必说了。请问梅津君，你为什么不让康德皇帝去车站迎接汪先生，致使他在致答词时出差错，搞得他很难堪？”
梅津握着话筒听着，惶然不安，赶忙解释说：“禀告首相阁下！康德皇帝原来满口答应去车站迎接汪主席，临到汪主席抵达新京车站前一个小时，他突然病了。”
“什么病？是真病还是假病？是重病还是轻病？”东条的话冷如冰，“如果梅津君想到康德皇帝与汪主席那段不共戴天之仇的历史，只要不是病得起不了床，你就应该动员他去车站，以表示他们之间已真正化敌为友！”
“我有责任，愿意接受首相阁下对我的处分。”梅津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抖。
“你答复我，他是害什么病？是真病还是假病？”东条仍在生气。
“禀告首相阁下，是真病，是重感冒，发高烧，起不了床。”梅津只在电话里听溥仪说身体不适，就胡编一通。
“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去车站，你向汪先生说明没有？”东条问。
梅津想到东条可能直接打电话给汪精卫，只好照实说：“一时疏忽，没有向他说明，这是我的错。我除了接受首相阁下的处分之外，一定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做好康德皇帝的思想工作，促使汪主席这次访问圆满成功。”
“应该亡羊补牢。”东条说，“为了使汪先生这次访问顺利进行，我决定派外务相东乡茂德君以我的特使身份去满洲国，他明天上午十一点左右飞抵新京。”
东条派东乡来，显然是对梅津不放心。梅津放下话筒，心神不安地吸了一支香烟，然后给溥仪的御用挂吉冈打电话，说有要事连夜去见溥仪。溥仪仍与过去一样，由吉冈陪同在宫内府停车场迎接梅津。梅津走下车来，见溥仪好端端的，劈头问道：“你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陛下！”
溥仪见梅津满脸愠色，怔怔地说：“朕在电话里对司令官阁下说了，的确是身体不适，休息几个小时好了些，听说司令官驾到，朕才爬起来迎接你。”“哎呀！陛下这么一来，可糟糕透了！”梅津脚一跺，“走！详细情况到召见厅再说。吉冈君你也去。”溥仪不知闯了什么大祸，诚惶诚恐与梅津来到召见厅。但是，他仍然没忘记亲自给梅津泡茶、递烟和擦火柴。
梅津深深吸了口烟，没好气地将原健写通讯，东条看了通讯表示不满而指责自己告诉了他，然后加油添醋地说：“东条首相在电话里对我大发雷霆，说即使陛下病得起不了床，也应该让人用担架抬到车站，以表示陛下以真诚的态度与汪主席化敌为友。”他抱怨说，“现在东条首相也不相信我了，决定派东乡外务相以他的特使身份来新京，实际上是汪先生在新京访问期间，对陛下，也是对我进行监督，绝不能有丝毫的怠慢之处，必须以礼貌和尊敬的态度对待汪先生。”
“东条首相派东乡外务相来监督我们？”溥仪仓皇而嗫嚅，心跳得很快，像一只被猎犬追赶的野兔。
“是的！东乡外务相于明天上午十一点左右飞抵新京。”梅津说。“东条首相在电话里问我，陛下是什么病？是真病还是假病？我说陛下害重感冒发高烧，烧到四十一度。陛下见了东乡外务相，可不能说身体不适！”
“朕记住了。”溥仪仍忐忑不安，“明天上午，朕在宫内府地坪里，再举行一次比车站规格还高的仪式欢迎汪主席，可以吗？司令阁下！”
“应该这样。”梅津说，“欢迎词首先要说陛下因重病未能去车站迎接表示歉意，整个内容要大讲特讲汪先生这次访问，对促进日满华同心同德，共同肩负起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重大意义，要对汪先生充满激情和敬意。”他面向吉冈，“陛下的欢迎词由你执笔，明天清早六点送给我看一遍。总之，要使汪先生听了很满意，欢迎词见报之后，东乡外务相和东条首相看了也很满意。”
“辛苦你了，御用挂阁下。”溥仪讨好地对吉冈笑笑。“义不容辞。”吉冈说，“就是通宵不睡觉我也得完成任务。”晚上十点，梅津驱车回到司令部时，汪精卫和林柏生、褚民谊、影佐等候在司令部会客室。梅津见了这些不速之客，不知他们来干什么，不免一惊。“哎呀！汪主席阁下和两位部长阁下光临敝军司令部，影佐君应该事先打个电话给我，我好迎接呀，”梅津不自然地笑着。“我打电话来过，司令部说不知司令官阁下去哪里了。”影佐说，“因汪主席阁下有话急于对司令官说，估计司令官不会远出，就急忙赶来等候阁下。”“汪主席阁下有话急于对我说？”梅津大惑不解地望着汪精卫。“是的。”汪精卫点点头，“东条首相与司令官阁下通了电话之后，又与我通了电话。唉！万万没有想到，同盟通讯社记者原健先生会写那么一篇通讯，也万万没有想到，那篇通讯会引起东条首相的高度重视，致使司令官阁下受委屈。对此，我心里很难过。”他显得很恳切，“我急于要来贵军司令部，是早一点对阁下表示歉意，并通过阁下，对康德皇帝未能去车站迎接我表示理解。”他奸笑一声，“其实呀，我在新京过得很愉快，神智清醒，心绪很好，并非原健捕风捉影所描述的神思恍惚。至于我致答词时说错了一句话，那是一时的粗心大意，用不着大惊小怪。”
“无怪乎有人说，记者和作家犯有职业性的饶舌罪，死后会被阎王爷割掉舌头，再打入十八层地狱。”林柏生紧接着说。
“是的，那个原健死后应该下地狱割舌头。”梅津怀恨在心，但又感到内疚，“我作为康德皇帝的特别高级顾问，对他未能去车站迎接汪主席阁下，深深表示歉意。不过，他病了，重感冒，发高烧，也是情有可原。在车站迎接汪主席时，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阁下，这是我的一时疏忽，敬请阁下原谅。”接着，他把溥仪重新举行欢迎仪式，溥仪的欢迎词怎么写等情况告诉汪精卫。
汪精卫的情绪好比小溪遇上山洪而陡涨，兴致勃勃地告别梅津，领着随来的三个人赶回下榻处，研究他的答词该怎么写。回到下榻处，他先征求影佐的意见。影佐说：“就按康德皇帝的欢迎词的精神定调子。”
“这样不卑不亢。”褚民谊接腔。“这样也不曲意逢迎。”林柏生也表示赞同。写答词的任务自然落在林柏生身上。他看看手表，自信地说：“现在是晚上十点四十五分，我十一点半拿出初稿来，请委座审定。”他才思敏捷，左右逢源，十一点二十分就把答词写出来了。汪精卫看了很满意，又兴奋了好一阵，才安然进入甜蜜的梦乡。
第二天清早，汪精卫洗漱完毕就接见廉隅和吕荣寰，将溥仪重新举行欢迎仪式的情况告诉他们。他高兴地说：“康德皇帝陛下能够带病这样做，首先应归功于两位大使阁下，你们为促进中满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谨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衷心感谢你们！”
宫内府一派节日气氛，地坪里铺着红色地毯，在南北各两根电线杆之间，悬挂着两幅红底金字大横幅，上面分别写着：“汪精卫主席是满洲帝国尊敬的和伟大的朋友！”“汪精卫主席的光临是满洲帝国臣民的荣幸！”地毯左边立着由三百军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溥仪和他的大臣们，以及梅津和吉冈等人等候在停车场。九点二十分，汪精卫一行驱车来了。汪精卫知道溥仪穿军装迎接他，也特地换上黄色呢料统帅制服，一举一动像个初登台的演员，因为他习惯穿西服。他乘坐的轿车一停，溥仪就迎上去，拉开车门把他扶出来。
汪精卫见溥仪亲自拉开车门迎接他，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激动升上心头。他紧紧握着溥仪的手，深情地说：“听说陛下龙体欠安，昨天晚上我忧虑得通晚睡不着觉。陛下抱病迎接我，实在令人感动！”溥仪的脸庞本来清癯，又临时抹了层黄蜡，看去一副病态。“陛下的病情怎样了？”他关切地问。
“因为主席阁下的光临，朕的病好得特别快，托福，托阁下的福！”溥仪显得很谦恭。
九点三十分，溥仪致欢迎词。当他说及昨天未能去车站迎接汪精卫而深表歉意时，汪精卫感到过意不去，又不便插话表明这种感情，心情一激动，不自觉地振臂高呼：“谨祝康德皇帝陛下万寿无疆！”溥仪很激动，也振臂高呼：“谨祝汪主席阁下寿比南山！”在场的人无思想准备，稀稀拉拉跟着喊。
汪精卫在一腔热血沸腾中致答词，当他说到“中华民国有康德皇帝陛下这样一位真挚、尊敬、伟大朋友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感到荣幸”和“满洲帝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必将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永恒”时，溥仪真正忘却了当年的杀父之仇，竟然侧身扑过去，与汪精卫拥抱在一起！
两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政治风云人物，从水火不相容到同为日本卵翼下的傀儡，同为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政治怪胎而拥抱成一团，真是今古奇观，也真是莫大的讽刺！这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也是两面难得的历史借鉴！
十一点二十分，汪精卫和他的随员们，溥仪和他的大臣们，还有梅津和影佐等人，在长春机场迎接东乡茂德。东乡领着助手阿部盛文走下舷梯时，溥仪许是想到自己是东道主首先迎上去。可是，东乡却避开他走向汪精卫，先与汪精卫握手，再回头与他握手。东乡板着面孔望着溥仪，那刺人的眼神似乎在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何在？”
溥仪因失宠和失落感，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好在有一层黄蜡掩饰着，未能被人觉察到，但难堪的表情怎么也掩饰不了。
东乡再一次与汪精卫握手，微笑着问：“主席阁下来新京之后的感想如何？”他担心引起汪精卫的误会，紧接着说：“我是说，还过得愉快吗？”
汪精卫认为自己在日本人面前比溥仪高一筹，眉宇间不乏得意之色，但又对溥仪产生几分同情，欢笑着说：“过得很愉快！两个小时前，康德皇帝陛下带病又在皇宫重新举行更隆重的仪式欢迎我，使我很受感动，这就是我的感想。”他兴奋，他满足，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
“噢！”东乡这才给溥仪一个微笑，“陛下的病情怎样了？”
“因为汪主席阁下和东乡特使阁下的光临，朕心情好，病基本上好了。”溥仪的心情好起来。
东乡在宫内府下车后，浏览了欢迎仪式的场面，由汪精卫、溥仪和前往机场迎接他的人陪同，来到召见厅之后，又看了溥仪的欢迎词原稿和汪精卫的答词原稿。“中满两国是友好邻邦，必须这样，只能这样，早该这样！”东乡说。
东乡的这句“早该这样”，使溥仪又难过了一阵，使汪精卫又兴奋了一阵。
东乡那竖立如钢针的头发，那浓而粗的眉毛，那似笑非笑的眼睛，那宽而厚的嘴唇，以及那张生硬的国字脸，都充分体现出他是拥有大权的钦差大臣。他说：“我作为东条首相的特使来新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确保汪主席阁下这次访问圆满成功，并协助中满两国元首，从中满与帝国唇齿相依，全力支持帝国早日夺取太平洋战争全胜，从而促使大东亚共荣圈的真正形成这个高度出发，签订好《中满友好同盟条约》。”
汪精卫不愧为政治老手，首先表明态度，他说。“有了东乡特使阁下的亲临指导，我们两国的友好同盟条约的制订，就会宗旨明确，方向正确，内容准确。”他好像完成了一件壮举，心里十分快意。
“对，汪主席阁下说得对！”溥仪也恭维说，“东乡特使阁下一来，同盟条约怎样制订，朕就有了准绳。”他把头探向东乡，很像一匹伸头偷吃野草的瘦马。
两天后，由东乡一手炮制的《条约》出笼了，主要内容是两个傀儡政权必须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全力支持日本侵略太平洋地区。政治上，进一步与日本侵略者同心同德，仇视蒋介石政府和共产党，仇视一切与日本侵略者为敌的国家，外交上，进一步宣传日本侵略太平洋地区是正义战争，宣传日本在这一战争中的胜利，军事上，派军队配合日军进攻重庆政府管辖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必要时汪精卫派遣六十万军队，溥仪派遣二十万军队，开赴太平洋地区作战，经济上，粮食和布匹，木材和煤炭，铁和铜，首先满足日本的需要，而双方承担的任务，汪精卫比溥仪多一倍或两倍，乃至三倍。这个《条约》的签订和实施，使两个傀儡政权的祸国殃民，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现在，东乡趾高气扬地说：“我来新京的主要目的之二，是向中满两国元首通报帝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最近战况。”
“特使阁下一定带来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汪精卫说。
“那当然！”东乡沾沾自喜，“三天前，荷兰驻东印度总督在巴达维亚（即Djakarda雅加达）发布《退位书》，并命令荷兰在东印度地区的五十五万军队，无条件向帝国投降！”
“真是令人欢欣鼓舞！”汪精卫带头鼓掌。
“从此，荷兰在东印度的领地，总面积为二百一十三万九千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沙捞越、沙巴和英国的保护国文莱，已牢牢控制在帝国手里了！”东乡热血沸腾，“这些地区盛产大米和玉米，也盛产铁和铜，森林、石油和电力资源也很丰富，这为帝国夺取太平洋战争的全胜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与此同时，我们三国的盟国朋友德国和意大利，也连战皆捷！两天前，意军占领了埃及东部地区和阿里。德军二百一十七个师、一千八百多辆坦克和一千九百多门强击火炮，在苏俄开始了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歼灭了苏俄西南方面军四十个师中的三十七个师！苏德战争的主动权仍掌握在德军手中。”
一阵掌声之后，东乡接着说：“另外，还要告诉诸位朋友，特别是中国朋友一个好消息！五月四日，滇缅公路被攻占缅甸腊戍地区的皇军切断了！皇军一个师团于五月四日，从缅甸北部进攻云南西部的畹町，昨天，又占领了怒江流域的芒市、遮放、盈江、腾冲和龙江等地。帝国计划在最近命令驻华派遣军进攻浙赣边、豫南、郑州、粤北、闽浙边、湘北等六地区的重庆军队，力争在年内彻底推翻重庆政府！”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汪精卫激动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
然而，“福兮祸所伏”。日军在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一时得逞，潜伏着彻底的失败。就在东乡大谈胜利时，美国出动二百五十架飞机轰炸日本东京、横滨、神户和名古屋。中国的团结抗日在加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调任缅甸远征军总司令之前的四月二十日，受蒋介石的委托，在河南渑池东面的观音堂，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代表第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就国共两党消除摩擦、一致抗日进行会谈。据重庆军政部编印的《内部动态》透露。
“双方的交谈坦诚而融洽，取得了令人满意之效果。”
日本侵略者和一切祸国殃民的卖国贼，已经恶贯满盈，已经日暮途穷，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审判和惩罚，将是遗臭万年的可耻结局！
一九九一年除夕于长沙河西望月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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