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和谐文化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文化是主流文化。自有中国汉字以来，“和”字成为调节人际关系，包括君臣关系、臣民关系和社会各阶层关系的主导概念。
中国古代有人提出天、君、民的协调思想。《左传·文公十三年》有言：“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又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这里的“天”是指有人格意识的最高神，天生万物，天也制造了人，为了牧养百姓，又设立了君主，君主是天授的，以牧民的方式维持人间秩序。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是建立在天定之上的。
中国古代的五行说，既讲矛盾的多样性，又讲矛盾的统一性，包含着金、木、水、火、土相辅相成的和合思想。《周易·说卦》认为：“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风雷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国语》阐述了事物和合中存在差异的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二者相合产生完整的物质，同一个东西不会产生物质。古代的一些政治家曾提出和则治、同则亡的观点。西周末年（约公元前7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的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指出西周将灭，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②这里的中心意思是强调治理社会必须坚持“和”。
儒家学派是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传统文化，儒家学派的伟大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了“贵和”思想。他从和为贵的价值观出发，创造了和谐价值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中庸”之道。儒家主张，施政使民，贵乎“执中”；天地万物，贵乎“中和”；君子言行，贵乎“中庸”。《周易》对“中庸”解释得十分到家。《周易·乾·彖辞》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天体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运动变化，公正无私地对待各种事物和生命，保持着世界完满的和谐，这一切都是以有利万物的正常生长为前提的。天道超然于万物之上，保证大自然的和谐和万国的安宁。“中和”是天下万物存在的依据，是天下万物运行规律的体现。
孔子为了深化他的“贵和”思想，还提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忠恕”道德观。他的弟子曾子在解释他的“一贯之道”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就是和、忠和之心；恕则是推己及人，容纳和宽恕他人。子贡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恕”，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的道学思想里充满着辩证统一的和谐观。他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宇宙产生于道、万物产生于道的思想，他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总是从阴阳两极对立统一的角度解释事物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式。他认为事物存在两个方面，有软的方面，有硬的方面；有对抗的方面，有和谐的方面。事物要力求永生、长存，必须是软的方面、和谐的方面占主导地位。他曾经举例说，人的牙齿很硬，到了中年就破损，到了老年就脱落，但人的舌头很软，终生都是生机勃勃的。他的后继者庄子更是主张事物对立两极的转化和共存，他认为阴阳、上下、左右、生死都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他提出了“齐生死”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和死处在一个统一状态。
儒家学派的杰出继承人，人们称为“亚圣”的孟子，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和谐社会思想。他在分析了人的生理、心理和器官的情况之后，提出了关于人的“同然”说，认为人的感觉器官有共同点、相通点，人的心也可“同然”。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阐述和谐社会理想最完备的古代典籍，要数西汉时期成书的《礼记·礼运》篇。它通过把古代社会理想化来表现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憧憬，在谈到古代和谐社会的状态时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近代以来，我国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在继承先哲和谐思想的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的和谐社会作了充分的表述。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可以看作近代思想家描述和谐社会最杰出的著作。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论证世人遭受苦难的客观存在，他用如下的语言描述了民贼争国、普天下遭殃的状况：
若夫民贼国争，杀人盈城，流血塞河，于万斯年，大剧惨瘥，呜呼痛哉，生民之祸烈而救之之无术也！人患无国，而有国之害如此哉！若夫烹羊宰牛，杀鸡屠豕，众生熙熙，与我同气，刳肠食肉，以寝以处，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苍苍者天，持持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诸圣依依，入病室牢狱中，划烛以照之，煮糜而食之，裹药而医之，号为仁人，少救须臾，而何补于苦悲。
针对人类的苦难，康有为全面设计了人类未来的“大同”和谐社会，从各个方面设计了消除人类对抗不和的方案。为了消除国家之间的侵吞和战争，他提出了“去国界合大地”的思想，也就是把世界现存的主权国家，通过和平方式消除国家之间的疆域界限，建立一个“公议”政府，对全世界原来的各个国家实行统一的治理，这样就消除了国家之间的纷争。为了消除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他提出了“去级界平民族”的思想，也就是消除民族之间的差别，使世界的各个民族最终变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他还提出了消除种族差异，实现男女平等的详细方案。特别是他设计了一个消灭私有制下的家庭，建立共产主义新生活的方案。他设想，人一出生就可以进“育婴院”，到上学时可以进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都是免费教育；困难的人进“恤贫院”，有了病进“医疾院”，年老了进“养老院”，寿终正寝时进“考终院”。他用如下一段话描述了大同社会的和谐幸福：
太平世人无国争、兵争之苦，无仰事俯畜之忧，无祭祀、祠墓之事，无疾病之虞，无身后之计，每日作工数时之暇皆是余闲，魂清体健，比之今人，思精虑密，神闲气足，何止千万亿倍，而又有荣名巨金以驱策之，当是时之人，惟有日思创新而已。夫以其人境遇、神明之优饱，又当图书、器质之精备，而又有巨金、荣名驱策，则全地聪明睿智之士，日尽其心思才力以思创新，其新理、新器、新术日出而无可涯量，精奇而不可思议，其视今者之制作，何止极恒河沙倍也，盖犹天人之视五浊世也，岂复今乱世之人所能思议哉！其进化之速，一日千里，岂犹患其退化哉！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他一生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制度，他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中华和谐社会。他在东京《民报》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是“杀四万万人之半”，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已有”，而是为了全民族的福祉。他说：“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众生谋幸福，因为不愿满洲少数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善的国家。”
孙中山用“三民主义”学说系统构想中国未来和谐社会。三民主义思想充满着对社会、民族、大众和谐的憧憬。他在解释民权主义时说：“民权者，民生之主权也。”他称赞古代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主贵，君为轻”。他崇尚林肯的“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他的民族主义，就是创“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要汉族牺牲其血统，与满、蒙、回、藏之人民开诚相见，“合为一炉而治之”，最后达到“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目标。他在解释民生主义时，指出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要消除“贫富不均，豪强侵夺”现象。民生主义要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民众都占有一定生产资料，消除地主用土地垄断权、资本家用资本垄断权剥削劳动者的现象，使全民过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他还对国民党提出了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他曾说：“常人欲个人发财，我党欲人人发财”，要求国民党员除去私心，要为“人人发财”而流血奋斗。他在讲到中国经济建设时，提出各种物质要素和谐共处、竞相发挥作用的要旨，他要求社会要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是一种科学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经济观。
由于孙中山所处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和谐社会理想在他生前尚未实现。然而，他关于中国社会必走“天下为公”之大道，中华民族必须和谐相处，中国人民必须过平等、富裕生活的思想是光照千古的。
纵观我国历史，古代思想家、近代革命家和学者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在人际关系上，主张等级有序、相辅相成
儒家学派从人性论出发，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指出人类社会各阶层，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他人的作用。孟子有一句话叫“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为备”，就是说一个人生存和发展，需要有一百人为他劳作。社会是有分工的，一个人不能做到完全的自给，只有通过分工和劳动交换，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是，儒家认为社会应当是一个有等级、有秩序的社会。儒家提出“三纲”之说，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为“纲”的一方是对立双方的主体，另一方要绝对服从，关系不能颠倒。同时双方应是协调的，相互关爱的。占统治地位的君、父、夫都应当“仁慈”，以仁义对待另一方。过去有人夸大儒家在人际关系上的等级观，认为儒家是极端的等级派，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其实，这是把封建社会的极端行为误解为儒家主张的普遍行为。事实上，儒家的思想家在承认等级制度存在的同时，非常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宽恕”。孟子曾猛烈抨击王朝时期的暴政，指责“苛政猛于虎”。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观点，言外之意，就是在君民关系上，君要自律，要着眼于民的生存，否则君就不是好君，君要对民慈，民才对君忠。可见，中国传统的等级文化，倡导的是不同等级间的合作、和谐，而不是等级之间的对抗。
2．在物质利益上，主张分配公平、利益均等
在整个封建社会，地产集中在封建领主手中，劳动者多数处于赤贫状态，社会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由于这种物质利益的不均衡，形成了社会的尖锐对抗。儒家学派认为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公、生产资料和财富占有的极端不合理，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从而儒家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财富虽少，但如果分配公平，这个社会就可能稳定，而一旦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富者田连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那这个社会可能要崩溃。太平天国起义军主张“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洪秀全等人都力图建立一个“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社会，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设想。康有为的“至平”、“至公”的“大同之道”，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的主张，都是主张物质占有的均等、分配的公平。
3．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主张中庸、消除暴力
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家所处的社会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抗和政治斗争，是一个鸡犬不宁的社会。这些思想家面对这些社会现实，提出了中庸的处事态度和应对方法。中国的古代典籍《周易》认为，卦词出现了“中”，为吉卦，越过中位，或左或右，则为凶卦。《国语。周语上》提出：“忠分则均……分均无怨。”也就是遇事要忠道，处中庸。孔子之孙子思在《中庸》中把守忠道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从容中道，圣人也”。认为只要守忠道，一切东西可以不思而得。
中庸的人生观从古至今贯穿于中华民族处事行为的各个方面。这种中庸的人生观表现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就是主张和平，反对武力。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等人就提出了兼爱非攻，主张以游说和外交对话处理诸侯之间的争端。汉唐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边境冲突和民族矛盾时，都提出过和亲政策，反对诉诸武力。中庸的处事方法，从社会和谐的方面看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中庸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积极的。因为面对恶势力而放弃抗争，往往会带来后患无穷的结局。
二、中华非和谐文化传统
自古以来，和谐社会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真正和谐的历史时期呢？我们的回答是有，短期的、局部的和谐是存在过的。例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都是短暂的相对太平和谐的盛世。此外，在民间生活的某些方面，也显示过社会的和谐。例如，《诗经》中的开篇《关雎》就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天然和谐的图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窕窈淑女，君子好逑。”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是那么和谐，雎鸠鸟在河心岛上自由自在地觅食呜叫，在人世间，则有青年男女深厚爱情的表达，生活充满着情和爱。
我国社会历史的和谐是短暂的、局部的，而社会矛盾的冲突和社会阶级的对抗则是长期的、普遍的。
远古时期，我国的原始部落居民就是在同各种自然灾难斗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说明滔天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过巨大威胁，人与自然不是和谐相处，而是相争相斗。夏商开始，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奴隶和平民的血汗维持着奴隶主的统治。贵族对奴隶实行血腥统治，而奴隶对贵族则恨之入骨。有首诅咒夏商的歌谣说：“曷日时丧，予与汝偕亡。”就是说，自称为太阳的暴君夏桀，你什么时候才能灭亡，我们宁愿与你一同死去，不需要你在人间残害百姓。统治阶级内部也不是和谐相处的，君对臣有生杀之权。春秋肘期的秦穆公死后，竟然殉葬了三位优秀的大臣。这种行为引起了民众对暴君的诅咒，进而引发对上天的谴责，《诗经．黄兵》中说：“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认为天是不公的，竟残害优秀的人才，普通人用百人生命去替代三位良臣死，天也不允，天是绝情的、武断的、屠杀生灵的。
就是所谓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也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和谐社会。文景之治也充满着宫廷的内部争斗和边境的连连战争。贞观之治是在皇权内部血腥屠杀中形成的，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更是任用酷吏，大肆杀戮，这哪里是和谐社会呢？
至于一些王朝在没落时期，社会的不和谐情况更为严重。例如清末，国家就像一座火药库和斗兽场，梁启超曾对清末败落的现象有精彩的描述和披露。他对天灾人祸如是说：
……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虽岁中牧，犹道瑾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委填，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鬻身为奴，犹被驱迫，……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百物，畅销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
他对上层官员的腐朽如是说：
……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口，噤不得发。窃谓中国人之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来，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无一人引为咎心。钟表玩具，家家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值，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颉刚（纪泽）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肢吾之膏脂；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
梁启超在多方面揭露了清朝的没落腐化后，指出这个社会是近似绝望的社会，他呼喊要对这个社会实行变革，他叹息到：
……我国民全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政党，政党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忧国之士，溢其热血，绞其脑浆，于彼乎？于此乎？皇皇求索者有年，而无一路之可通，而心血为之倒行，脑浆为之瞀乱！……
通过上述对中国历史片断的回顾，说明中国的王朝时代，包括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社会基本都处在非和谐的对抗状态。特殊的时代特征，会产生特殊的意识形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出现了盼望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又出现了鼓吹社会不和谐的思想理念。反映社会不和谐的思想，既有政治家的，又有各个学术流派的，还有下层百姓的，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类型：
1．统治者通过宣扬暴力、诉诸武力维护统治秩序
历代大多数统治者面对人民的反抗，面对社会尖锐的冲突，宣扬“暴力牧民”的观点，认为只有利用手中权力运用镇压手段才能维持统治秩序。秦始皇面对不同的思想言论和学派，采取焚书坑儒的手段，试图消除百家对秦王朝的指责。李斯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理论的制造者，他采取了灭除异己的思想来维护秦王朝的统治，用大一统思想来消除百家之言。他给秦始皇的上疏状，充分表达了他灭百家的大一统主张。他这样写道：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害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之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則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則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且。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我国历史上其他各朝代的统治者，多数主张采取消灭异己思想和实施镇压手段来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就以残酷镇压百姓和对内部实行冤狱的手段来维护统治。从明初到明末，对人民的镇压始终没有停止过。明代统治的几百年中，人民处在啼饥号寒的痛苦生活中，统治阶级内部也处在经久不息的内讧中。朱元璋制造的胡惟庸案件和蓝玉案件株连了数十万人，形成了宫廷内部的大屠杀。朱元璋实行梃杖政策，竟在上朝的大殿中将臣下活活打死。君臣之间无和谐可谈，而是充满地狱般的恐怖。
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康熙、乾隆虽号称自由、开放和有肚量，但实际上在排斥不同政见和不同思想意识上与其他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乾隆为例，他下旨编纂《四库全书》，想给世人树立一个重视文化典籍的形象。然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他利用清查违禁书籍之际，大肆销毁中国文化古籍，并且制造了众多文字狱案，杀害了不少文人学士及其亲属、朋友和同行。他所毁掉的中国古籍，几乎和《四库全书》收藏的古籍一样多。因此，鲁迅说：“《四库》兴，古书毁。”乾隆为了销毁有不同见解的图书，曾采取了诱骗的手段。他开始下圣旨时，让人们大胆缴书，承诺永不罪及收藏者个人，他说：“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供信于天下。其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而在1774年收缴大量图书后则下毁书令，他申言：“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在查禁中，惩办藏书、写书、传书之人，有的被灭族，有的被戮户，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罚做官奴，制造了大量血腥惨案。
2．思想家和学者提出严法严刑思想
最典型的是法家人物，都主张强硬政治，他们的思想往往被最高统治者作为实施暴政的理论基础。管仲、申不害、商鞅、慎到等人接近法家，但仍是法理学者，而韩非则是典型的法家人物。他认为，当时礼不以言治，而不得尚法，“用世之事，因为之备”。他主张用强硬的政治手段牧民：“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捍马，此不知之患也。”《五蠹》认为儒家的人治不足取，会使得“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法治则有绝对的治世作用。“抱法则治，背法则乱。”按法办事，即使出现桀纣之类暴君，也不过乱一世而“千世治”；反之，无法治而人治，即使出现尧舜，也不过一世治而千世乱。
李斯焚书，也循此道。明主治臣有二柄：一为刑，即杀戮；一为德，即庆赏。
韩愈的毁佛思想，也是制造意识形态对抗的思想。他主张，对佛教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后周世家于955年下诏禁私自出家，裁减寺院3636所，“下令悉毁天下铜像以铸钱”，僧民锐减，寺像全毁，典籍散失。这确实为反佛的统治者创造了舆论根据。
3．民间面对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抗争思想
在统治者的压迫极其深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被压迫者，即广大人民群众已无法忍受这种黑暗统治，从而发出了以暴制暴的呼喊，民众群起反抗这种黑暗制度，试图创立新制度。
秦末农民起义提出“大楚兴，陈胜王”，就是要以大楚国取代秦王朝，要以陈胜代替秦朝皇帝的统治。元末刘福通为了推翻反动腐败的元朝统治者，提出了许多鼓动农民造反的口号和观点：“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结果百万人大起义，元朝就此灭亡。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为了号召人民推翻清王朝，曾建立了“拜上帝会”。一些领袖人物还写出了《原道救世歌》，要人们“勿拜邪教，须作正人”。指出从反抗中求得光明，即“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在结束清王朝统治后，则“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未来的社会真乃和谐社会，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三、正确传承中华和谐文化传统
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既有和谐文化传统，即主流文化传统、主流社会观，同时还有非和谐或反和谐文化传统，即非主流文化传统、非主流社会观。社会观是社会形态和社会矛盾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和谐社会观，是社会和谐的某些方面在思想家、政治家头脑中的概念化、理性化，或者是一些思想家面对不和谐社会。对未来社会提出的和谐理想或和谐构想。非和谐社会观，是社会阶级矛盾或社会对抗形态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表现，反映了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对暴力的崇拜和运用，也反映了一些思想家以乱促治的社会理念。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上的和谐文化传统时，不应该忘记它的对立面——非和谐文化传统。在研究这两种文化传统时，都必须坚持“因素分析法”，要深入探讨产生和谐文化和非和谐文化的历史背景、阶级根源和历史必然性。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和谐社会思想的社会价值，正确吸收其具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摒弃其过时的社会观点。既要继承和发扬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和谐思想、和谐社会文化成就和意识形态体系，又要研究非和谐或反和谐社会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消除非和谐社会观，树立新的和谐社会观，以新的正确的社会和谐理念指导构建现实的和谐社会。
1．深刻理解和谐文化传统的双重作用
和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贵和思想、兄弟一家亲、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亲政策，在中国统一疆域和巩固各民族团结过程中，起了凝聚力的作用。《易。泰卦》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就是说，上下思想不沟通，天下就像没有国家一样。《左传》在讲统治经验时说，“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就是说上下和睦，友好相处，所需要的就都会具备，每个人都会知道行事的准则。这些和合理想曾经在调节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在维持社会秩序、国家统一各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
但是，不能把古代的和谐思想超时代化，不能认为这些思想没有局限性，必须看到其某些负面影响。老庄哲学宣扬和谐，但其和谐中充满着抹杀真理与谬误的思想，生死不分，是非不分，有无不分，真假不分，这必然把人引向无为而治、无所作为的泥沼。有些思想在阐述和谐时，宣扬极端的妥协退让意识。主张对恶人恶行也要忍让。人打你的右脸，你再给他左脸。一些恶人可以立地成佛，对恶人不宜惩罚。尤其是佛教传人中国后，有人把中国的“中庸”和佛教的“无”结合起来，宣扬“一切皆苦”、“一切皆无”，引诱人们进入虚无境界。有些古代思想家在阐述中庸或和合思想时，往往把一些概念的内涵无限扩大，使其包罗万象，给人的道德修炼铺设误区。如唐代李觏在阐发儒家的“礼”时，把“礼”解释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准则，礼就是一切行为规范的总概念。他认为，礼是“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一于礼而已矣”。进而把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以及仁、义、智、信等都归之于礼。这种片面的观点，势必既误导治国，又误导修身。
2．要区分非和谐文化的两种类型
我们不能笼统地谴责历史上的一切非和谐文化，要对非和谐文化进行辩证地分析，然后，才能决定取舍。历史上的暴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残酷镇压人民、清剿异己为己任，使社会在镇压和恐怖中存在。这类暴政所豢养的文化人则极力鼓吹暴力思想、暴力文化，助纣为虐。对一些不和谐、反和谐行为我们应当谴责。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行为，朱元璋的冤狱手段，乾隆等人的文字狱等。这是毁灭文化、涂炭生灵、制造社会仇恨和对抗的反人类行为，这是同中华民族的主流和合文化不相容的。
与这种非和谐文化形式上相似而实质上有区别的另一类非和谐思想和主张，表面上看是主张对抗和以暴对暴，但实际上是要变革陷于危机的旧制度，呼唤一个新的和谐的社会。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否定了帝王将相统治人民的合理性，为人民推翻这种制度提出了理论根据。果然，农民大众揭竿而起，推翻了秦王朝。黄巢农民起义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就是腐败的封建王朝，“黄天”就是黄巢农民起义军要建立的政权，这是一种用新政权代替旧政权的鼓动。孙中山先生一生大力宣扬革命，他不是为了制造社会动乱，而是为了推翻陷入极端腐败的清王朝，最终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和谐社会。推行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者揭露朝政的腐败，主张全面革新，最终目的也是希望出现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和谐社会。可见，我们对于这类革命的、改革的思潮有必要予以正确评价。
3．以创新精神传承中华和谐文化传统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挖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完全必要的。今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对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我们提出执政党和领导层都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在新时期的发扬和创新。《晏子春秋》有：“使君无得罪于民”；《礼记》有：“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孟子》则讲得更为清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宋代的宋祁说：“民，国之基也”。这些思想对我们理解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是有借鉴的。我们在处理社会矛盾时，也应借鉴历史上一些革命家、改革家的思想。对于那些敌对思想、腐朽文化和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犯罪行为，则要采取非和谐手法，予以打击和取缔。孙中山对社会弊端实行革命，康有为对社会没落实行改良的思想都是有借鉴价值的。
当然，我们的时代同历代王朝有天壤之别。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不能生搬硬套古人的言论和作为，要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和创造。今天，我们党提出的一整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充满着创造精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发展。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吸收精华，去除糟粕，创造性地解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当前，要着力以中华民族和合文化与和谐理念为指导，处理好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同时，要学会处理对抗性矛盾，及早化解矛盾，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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