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分歧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从1865年4月2日两宫太后发布的诏书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恭亲王自视甚高，并希望两宫太后能够以他为尊，因此两宫太后准备发布诏书，联手罢黜恭亲王，将其排挤出权力中心。这便是此事的大致情况。还有传言说恭亲王手握大权，因此他变得狂妄自大，骄横无比。
很快，两宫太后的诏书发布，恭亲王甚至来不及反抗就从权力最高位掉下来。他的党羽们，包括他主持军机处时的党羽，立即上奏以示强烈反对。其中一名请愿者甚至大胆地上奏说，一旦皇室成员间产生误解，将会导致朝庭发生连锁反应。后来，还有一名官员铤而走险，也用类似的措辞威胁慈禧，但最终他会为自己的鲁莽深感懊悔，因为他将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当时的慈禧刚刚摄政，此时的她充满危机感。慈安虽然对权力没有多大野心，但她在朝中威望极高，因此慈禧不得不与之妥协。
不久，恭亲王发现事态严重，便赶忙向两宫太后道歉并乞求她们原谅，一个月之后，恭亲王除了军机处职务没有被恢复，其他一切照旧。为了修复与恭亲王的关系，两宫太后还把恭亲王的女儿认作养女，给予她皇室名号与特权，这些一直保留至今。
这一事件对恭亲王在皇室地位的影响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自此以后他失去了之前所拥有的权力；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跟之前一样仍在皇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恭亲王在此事之后，似乎汲取到深刻的教训，变得小心谨慎。当然，这也是两宫太后希望的，她们希望他明白权力的中心不是他，只有与她们合作，乖乖听从调遣，他才能继续掌控之前在政治斗争中获得的权力。
慈禧对恭亲王的打击不止这一次。还有一次是恭亲王在朝中正是春风得意时，慈禧为避免恭亲王手中权势过大，便设法削弱了恭亲王在朝中的地位。这反而使得在打击太平天国运动中表现出色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在朝中站稳了脚跟，势力大涨。
曾国藩是著名哲学家曾子的后人，曾氏家族为此感到十分骄傲。曾国藩最为常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军事将领和学者。曾国藩的学术造诣使他在翰林院中光芒四射，而在与太平军对抗的长沙会战中他所表现出的英勇善战使他得到朝廷的重视而平步青云。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不负众望，率领军队一举攻破南京。在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国藩被册封为侯，这使得他在大清的地位首屈一指。虽然在天津教案（稍后会对此做简单介绍）发生时，正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遭受了不少谩骂，但作为大清一名高素质人才，他给一些欧洲观察者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李鸿章与曾国藩有所不同。他的爱国情怀与曾国藩不相上下，但同时他还奉行着强烈的利己主义。李鸿章生于1823年，太平军进军他的老家安徽时，他30岁。过去，李鸿章与父亲在合肥同住。与曾国藩一样，他通过自己努力，最终成为了政府军队的将领（他曾经组织团练过自卫军）。在他的带领下，军队屡获奇功。
曾国藩比李鸿章成名更早一些，这使得曾国藩在工作中给予李鸿章不少帮助，这也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这份情谊一直持续到他们耄耋之年。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李鸿章同曾国藩一样升迁迅速，官至两江总督（两江总督管辖区域为江西、江苏以及安徽）。戈登注意到李鸿章时，他已经是常胜军的指挥官了。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李鸿章不仅被册封为侯，还被赐予黄马褂。此时，一些人脑中也许会浮想起李鸿章出访时在一些场合中穿着孔雀蓝袖子的金色外套的形象。
李鸿章一直致力于为国家服务，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他也从未忘记过国家。朝廷也十分欣赏他的才智，并给予他很多为国贡献的机会，然而，这也不能让他与朝廷真正的当权者接触。
事实上，由于宫廷礼节，两宫太后与官员不能直接接触。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因此河南、山东爆发捻军起义时，他被朝廷派去镇压此次起义。1870年，他才与朝廷开始直接接触。朝廷传唤其到北京，希望他能够救大清于水火之中。
也许正是从这时起，李鸿章才被慈禧视为一个在她政治生涯中可以帮助其实现野心，并让其能够真正手握皇权而不让人将其从皇位上撵下来的人。
其实，大家都清楚，在某种程度上，李鸿章是慈禧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工具，只是在她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罢了。然而，史料中却并未记载慈禧是通过怎样的手段使得李鸿章与其站在一边的。
在她儿子尚未成年的日子中，她通过各种手段不断稳固其地位，例如：她使醇亲王迎娶她的妹妹，这是她的家族与皇室的第二次联姻。但是由于权势之争，如此的皇室关系有可能成为威胁慈禧大权的潜在危险，因此她必须发展另一股势力，使她将来能够得到绝对的支持。在她的追随者中，没有谁比李鸿章更有资格辅助她走向成功。
我们应该可以肯定，联合摄政比咸丰帝时期更有助于那些有素养并且思想开化的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
这个时期朝廷的总政策更为自由、开放，破格提拔了一大批汉族官员，但是对于居住在沿海港口城市的外国商人而言，清政府并没有真正的改进。这些商人有很多论据来证明他们的论点，例如：在当地中国官员中，仍然腐败横行，抵制洋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阻碍中西方贸易的事情屡见不鲜。
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已经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朝廷正在渐渐觉醒。当时派遣以蒲安臣（美国人，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也担任过中国使节）为代表的公使团出访欧美即是一例。
蒲安臣先生是美国驻华公使。1867年年底，在他退休之后不久，他和两位中国当地官员收到中国政府关于其联合特派员的任命，专门负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这些人员中还包括其它一些欧洲人和中国人。这些人将组成代表团访问西方，并为清政府请求权利。他们希望西方能助大清一臂之力。然而此次访问的收获并不如蒲安臣所期待的那样大。
实际上，在他主导下的中美两国之间的协商中，他取得了成功。此次出使美国，两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协议中一项条款承认“任何人都有效忠国家、为改变国家境地而努力奋斗的权利，这项权利是固有的，也是不可分割的，两国在自由迁徙和自由移民政策中互惠互利”，对于两国和两国公民而言，此次协议制订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为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为了永久居住权的取得。”
此事之后，中国一些地区强烈的反洋人情绪突然消失了，包括那些在中央集权控制之下的地区。一些评论家利用北京城开始动荡的这一时期，站出来对那些认为中国能够真正进步的想法表示强烈否定。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他们将会发现中国人思想变得不一致，之前一致对外、抵制洋人的高涨情绪渐渐低落；而美国政府在确认所谓“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人权”这些条款之后，又出台了更为严厉的排华法案。
西方列强并没有公平对待东方国家的习惯，除非它们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在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中，我们必须承认，与之前暴力对待欧洲人时，欧洲要挟清政府索取的赔偿相比，这一次清政府算是轻松过关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处理此事。
在天津教案爆发的前两年，很多地区麻烦不断，广东、福建、江苏、四川以及台湾地区当地居民与外国人的冲突从未停止过，这些冲突主要发生在当地居民与传教士之间。
中法《天津条约》秘密条款的相关规定使得在中国的传教士人数迅速增加（在下一章我将会对此做详细解说）；英国政府正在讨论修订中英《天津条约》关于扩大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在华内陆地区的权利。英法两国要求在中国内陆省份，外国人具有司法豁免权，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在总理衙门中有很多开明的官员，此时他们正与英法两国进行艰难的抗争，但在对如此无礼的要求，他们的抵抗其实是无效的。
由于被法国外交蒙蔽和欺骗，清政府的妥协使得法国撬开了中国版图的一个小角。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势力渗透的范围越来越广。在几乎每个地区都爆发了反洋人斗争之后，那些正在寻求北京朝廷帮助的继续进行骚乱的人们宣称这些骚乱之前就已经爆发了。1870年，在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操控下，反洋人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人们发现自身处境时更是不顾一切、竭尽全力地与洋人进行抗争。
《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在人们的不断谴责声中，清政府自然不可能承认做了丧权辱国之事，反而向人们宣称接受该条约是对大清有利而无害。在天津发生的这一事件不仅让曾国藩这样的高官对清政府产生了怀疑，皇室家族的很多成员也是如此，尤其是醇亲王。
二十年之后，在外国人心中排位第一的中国人是慈禧太后。但是在1870年时，北京城里的许多人对她并不熟悉，大家只知道她和恭亲王、文祥以及其他自由主义者是一派的。然而，对于慈禧太后的评价，我们主要依据她几年之后的作为。
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才刚刚从江南来到直隶任总督。在调任直隶总督之前，曾国潘所在的扬州也曾发生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以此为由不断制造事端，让曾国藩焦头烂额。最终曾国藩不得不答应英方的赔偿要求。
现在，曾国藩被召至天津，面临的是比扬州教案更严峻的情况，此时一群暴民正毁坏着中国内地教会的建筑，并将传教士驱赶出城。1870年上半年，天津以及周边地区的群众反洋人情绪高涨，此时的社会境况对于身在此处的外国人而言凶多吉少。只要他们言行稍有不妥，便会激发群众心中的怒火。
导致天津反洋人情绪日渐高涨的具体原因似乎并不十分清楚（据说，这样的情绪一直持续）。大约十年前，法国把当地寺庙改建成领事馆的时候就已经冒犯了天津人民。如今，法国传教活动在天津开展得如火如荼，尤其是修女会，他们正在为中国儿童建立育婴堂和医院。修女会规定，只要中国人把孩子送到修女会，家长就能得到一些回报，就是这样一条规定，使得修女会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好印象付之一炬。中国人称这会导致一些不法之徒为获取报酬而绑架孩子到修女会。但在外国人看来，修女会这一做法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天津修女会热衷于给濒死的孩子受浸，这也招来了很多的非议。
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始终无法理解，他们认为，西方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归因于魔法的力量。
直至今日（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中国的医药处方仍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因此对于用去世的人的眼睛之类的器官作为药方这样的传闻，他们依然不能理解。由于对传统的过分迷信，当西方先进技术与中国传统相悖时，中国人民便会对西方感到强烈的排斥与愤怒。尽管与西方人对抗会带来麻烦，但更多的人仍会被鼓励去冒死抵抗。
1870年，将近5月底的时候，一场流行病夺去了修女会医院中很多中国孩子的生命。此时，一个名为“哥老会”的民间秘密组织企图抓住这次契机制造骚乱。“哥老会”的大部分成员均为社会底层的混混。在得到一些欧洲人的举报后，当地政府得知了“哥老会”正在酝酿的阴谋，但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对其进行阻止。在“哥老会”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准备攻击教会建筑时，当地政府所做的仅是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到育婴堂进行调查。
修女会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这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一个鲁莽、暴躁的人，不合时宜地介入其中。我们知道，在中国，他与中国官员地位平等，在天津局势如此危急的时刻，他的第一反应是到育婴堂不客气地驱赶当地政府派出的调查委员会。接着，当地官员到领事馆警告他，阻止调查委员会工作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但是丰大业却拒绝与官衔如此之低的官员打交道，并对其警告不屑一顾。自此，一次将会阻止悲剧发生的友好协商彻底失败了。
6月21日，法国领事对地方官员的警告置之不理的两天之后，哥老会再次把全部力量聚集起来，火急火燎地赶至修女会教堂以及罗马天主教堂，以纵火和屠杀相威胁。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给恭亲王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得知，此次天津万民聚集是受到了“水火会”--一群流氓组成的民间组织的唆使，该组织的领导头目正是之前曾领导过反叛活动。
当骚乱者向他们的目标进军的时候，丰大业感到十分不悦，便带着一个随从到满族官员崇厚的衙门进行交涉。崇厚，虽然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家伙，但在这一件事情的处理上，他并没有任何权力。交涉无果后，丰大业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顾崇厚的劝告，带着左轮手枪，怒气冲冲地冲到街头。结果丰大业在街头被骚乱者们活活打死，而丰大业的死助长了骚乱者们的气势，他们开始向育婴堂和罗马天主教堂发动进攻。最后，10名在修女和一些其它外国人被残暴地杀死了，总共有二十人。
此次暴乱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被杀害的外国人，基本上以法国人为主，还有三个被误认为法国人的俄国人。
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西方人都长着一样的面孔，他们无法分辨各国人之间的差异。同时，必须要说明的是，骚乱者们的武器正朝着。
1870年7月14日，普鲁士向法国宣战，普法战争爆发。若不是普法战争的爆发，中法战争必然无法避免。同以往一样，因为有外国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中国政府必然会对法国进行赔偿，当然赔偿的内容无非就是外国在华权力的扩大。
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及西方列强的态度。当时其他西方列强代表人都表示支持法国，赞成法国对中国采取严厉手段。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仍然援用中国政府最常用的外交手段，即最大限度地拖延。曾国藩和其他高官认为他们有义务恢复天津秩序并根据事实找出犯罪者。外国驻华公使们称：在此次事件中，只有少数虾兵受到惩罚，民众中对此次事件的赞扬声不绝于耳，并且一些官员亲切接待这些起事者的照片也见诸报端，这令他们极端不满。威妥玛（英国外交官，1871年任驻华公使）在给恭亲王的信中直接指出，在此次事件中，中国有很多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才参与。这些人即使没有直接领导此次事件，也至少为表面上默认了暴乱者的行为并暗中为他们提供了蔽护。威妥玛还说到，所有的外国人都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西方列强并不相信中国政府真心想找出此次事件的元凶，法国在北京提出处死天津当地官员的时候，西方列强正集结七艘军舰在天津海面示威。总理衙门在得知普法战争爆发后，承诺会进行一次严格调查，并指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负责此事。该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李鸿章和曾国藩。西方列强对于曾国藩作为调查委员会主要成员一事表示强烈反对（在近年来爆发的两次大规模成功的反洋教斗争中，曾国藩都时任当地总督）。为了安抚西方列强的情绪，朝廷发布一道圣旨，将曾国藩从直隶省贬至江南省。接着，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职务，从湖广总督升为直隶总督。
自此，李鸿章在特别调查委员会中身担重责。最后，两名地方官员被认定是天津教案的元凶，被流放至满洲里。二十位积极参与屠杀的民众被处死。10月18日，在天津教案发生四个月之后，十六位民众被押至刑场斩首示众，在刑场中观看此次斩首的有法国领事、其它国家的一些外国人以及一大群中国民众。中国民众们并没有掩饰他们对这些被处死民众的敬佩之心，这些被处死民众在他们心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除了将相关人员处死之外，中国政府还答应给予法国四百万两银元作为补偿，同时，派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与之前中国给其他西方列强的赔偿相比，这次赔偿实际上并不算多。但是外国一些主流观点认为，这次事件的罚金还是过重了。
在李鸿章领导之下的调查委员会使得此次事件以一个双方较为满意的结局结束。因此，李鸿章被赐予孔雀翎，在清庭中位列二等，同时，还被指派到军机处任职。
有了曾国藩任总督时的前车之鉴，李鸿章在三年之内认真考虑了两次关于对外巨额赔款的问题，实际上他是皇室外中国第一个考虑此问题的人。1872年，曾国藩去世，在同级官员中，李鸿章已身居首位。
天津教案对于清政府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因为这是慈禧掌权以来清政府第一次遇到如此严重的国际性冲突，在被所谓友好国家强迫签订不平等协议、并试图取代她的地位后，慈禧开始认真考虑那些威胁大清、威胁她掌权的各种因素。然而不幸的是当慈禧真正吸取天津教案教训，明白天津教案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三十一年后，由于没有能够及时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慈禧将自己与国家置于水火之中，大清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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