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她的统治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数量急剧增长，但慈禧太后对于西方世界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因此，西方人是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慈禧太后的影响力的，不管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即使这样的影响力已经存在了。此时，欧洲对中国的渗透几乎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即传教士首先作为先行部队进入中国，商人、炮舰紧随其后，最后一步则是在中国建立“殖民地”或取得“特许权”，或通过制造事端而全面占领中国口岸以及“中国内陆地区。”
为了阻止西方列强以这种方式入侵中国，大清不得不把精力放到如何抵制外来侵略这方面。因此，慈禧太后和她的心腹李鸿章开始商量起对策来。根据大清多年来对外经验，真诚与西方谈判是没有用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不管是出于宗教目的、贸易目的还是政治目的，中国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令人垂涎三尺的猎物。因此，要尽量在这些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之间制造矛盾，使其彼此间产生分歧并相互猜忌，以此拖延时间。这个政策被李鸿章称为：“弱国外交政策”。
此时此刻，在慈禧太后的故事中，我们将会看到大清是如何努力应对严峻的传教士问题。但先让我们暂时将此事搁置一会儿，来关注一个比其他问题更紧急、更突出的问题，即：由基督教问题引发的大清与世界各国的冲突问题。
我这里所记录的不过是把人们对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看法集合起来罢了，这些看法来源于：开明的中国人、明智或愚笨的外国人、官员、商人、记者、环球旅行者以及军队中的传教者、英国国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以及无数教派的新教徒。通常来说，把这些人的看法收集起来主要是为了对人类心智进行研究。然而，本书并没有如此野心，这些不多的附带信息将会给其他研究此话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我对此已然感到满足。
所有中立的西方观察家都承认，中国是世界上对宗教问题最为宽容的国家，上层阶级一直被灌输的是儒家的中庸思想，而下层阶级的人由于迷信而能够接受所有可以阻止战争发生的神灵。长期以来，儒释道三家思想，能够和平地共存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按理来讲，当第四种教义来到时，人们也同样不会排斥。如果儒教不排斥佛教、佛教不排斥道教、道教不排斥佛教，如果一个中国人能够同时真正的忠诚于孔子、佛陀和老子，那么这三个教派的信徒们是怎样团结起来一致排斥外来基督教的呢？
基督教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显然它不具备儒家思想的中庸，也不具备佛道思想的随合。它既没有向它的竞争对手们伸出友谊之手，也没有在碰面时礼貌寒暄，入乡随俗。并且，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相冲突，它不允许它的信徒遵循传统，世界上任何地区古老的民族风俗都不能遵循。在基督教中，基督教教义高于法律。这使得中国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和西方传教士的批评者有着一样的看法，即：基督教企图建立政府中之政府、主权内之主权？。
对自己的祖先顶礼膜拜，这是孝心到了极致的表现，是中国人最神圣的信仰。它在中国人心中地位超越了中国其他三种主要信仰，并对其它三种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伊斯兰教也接纳中国人的祖先膜拜。
但从十七世纪开始，北京的耶稣会士（耶稣会也就是国内的耶稣教，国外称新教。基督教广义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建议朝廷允许改变信仰，这种传统开始改变了，不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强烈抨击“祖先崇拜”，不允许它们的信徒遵循非基督教的信仰。改变渐渐开始了，每个城镇和村落中诸如驱逐带来瘟疫、霍乱等疾病的魔鬼的一些仪式、一些为安抚盛怒的神仙而进行的戏剧表演、一些祭拜神的生动的场景都被禁止了。此后，一些原已加入基督教的当地信徒也开始辱骂上帝和他的崇拜者。这给基督教增加了额外负担，因为教徒的退出将使得基督教收到的公共基金锐减。
传教士中诋毁自己教派的宗教仪式或者宗教游行几乎没有发生过，到？备忘录中提到，传教士正是致力于“在国家内建立不定数目的国家。”
本世纪的开端，这样的事件才偶有发生。
史密斯博士是中国传教士作家中最客观公正的一位，对于基督教的宣教者们在传教中略微参照了哲学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他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罕见和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很有可能想起的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宣道者。实际上，还有很多人，不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并不像他笔下那些人一样能够在传教中参考照孔孟思想。
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之前很少受到相关训练，即怎样传教以及（更重要的是）在传教时如何做到不冒犯别人？。因此当基督徒的老师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时，中国人认为他们攻击了自己的信仰。当然，这种传教活动在当地人看来，也会有政治方面的攻击。传教士普遍声称他们仅代表清教传教士，并没有任何政治阴谋，但同时他们其实参与了一些抨击罗马天主教神父的活动。
法国政府过去曾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把传教士视为侵略游戏中的一枚棋子来对付中国，这无疑会让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承受很多本不该承受的骂名。在某种程度上，法国政府已经失信于罗马天主教，法国外交官是从最近才开始假装成为罗马天主教的保护者的，以借此在中国获取利益。
中国人并不善于区分教派与教派之间的不同，因此把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罗马天主教神父的罪恶加到了基督教福音传道士身上。当我们谴责这些传教士们聚集起来干涉大清法律事务（法律事务指对天津教案的审？例如，这些初来乍到的传教士们也许从未听说过“风水”，这是一种神秘学，它可以为房屋的建造高度以及选址提供帮助、它可以规划道路的走势、它还可以预测很多很多事情，因此这些罗马天主教徒无法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广州建造他们的大教堂时会受到如此攻击，由于大教堂的高度超过广州所有的建筑，对当地“风水”不利，会给其带来厄运，因而全城充满了愤怒之声。对于“风水”的一无所知，也成为传教士们在中国为传教事业的发展打开一个良好局面的阻碍之一。
判），并且不公平地给当地官员压力时，我们会将惩罚施加给所有教派。传教士热衷于传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种传教热情甚至能够驱使他到法庭上恳求官员授予他传教的权力。然而，不可能所有的传教士都能站在真理的那一边或代表真理。当一个政府官员屈服于传教士对法律事务的干涉时，会给民众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基督教进入中国却被群起而攻之既有主要原因，也有一些次要原因。次要原因包括：医学传教士的行为，女修道院的建立以及女性对传道的参与。下面让我来讲述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医疗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做了诸多好事，就连他们最强劲的传教对手也不敢否认这一点。可是医疗传教士们却成为受迫害的第一批人。在天津教案爆发之前的一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例如医疗传教士们救婴儿一命却被歪曲成反基督的煽动者，绑架儿童是污陷外国传教士最常使用的理由。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给予腐败信条的致命一击》出版了。这本书通过将基督教徒道格拉斯教授与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早期基督教徒进行全面地比较，以达到谴责道格拉斯教授的目的。本书作者地位与长江水师将军相比，不相上下，但是长江水师将军彭玉麟早在1824年暴力迫害基督教徒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就已经发行了大量的此类小册子。之后，彭玉麟还发起过对外国人的令人毛骨悚然且荒谬的指控。他认为外国人为了取中国儿童的眼睛和身体其他部位入药而谋杀了大量中国儿童。天津以及周边地区的愚民们居然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彭玉麟的指控，这使得一些真正的慈善家死于非命。
从表面上看，这些医疗传教士在中国人眼里的确比一些坏人心眼还要坏，因为他们曾展出人骨以及装有人体器官的瓶装标本事在中国已经人尽皆知，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这种以人体器官做标本的做法。在中国，还有人断定医疗传教士的家中一定还有人体标本。
瓶装婴儿标本的展出是扬州教案发生的导火线。当时扬州修女鼓励人们将死婴带到育婴堂受浸这一举动，使得它遭遇了跟天津修女会一样的不幸。
修女在当时的中国并不讨人喜欢，中国的僧侣道士也都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因此，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徒们更不用妄想会有什么好的待遇了。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把违背传统看做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国家。一些传统在中国有种特别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似乎无处不在。当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发誓一定要与这些传统抗争到底。他们禁止信徒祭拜祖先、蔑视圣贤，否定民众心中之神灵、风水规则，他们还认为人权高于法律并时常恐吓当地政府官员，同时，还鼓励妇女去争取无限自由的生活。如果有野蛮的居民毁坏教会建筑，他们会通过武装力量对其进行报复，当然，进行经济赔偿也是必须的。中国政府官员犹如出纳员，将白花花的银子双手奉上，接着，新的港口城市也会被迫开放，外国人顺理成章取得这些城市的居住权。
虽然中国不同的阶级对基督教有着不同程度的不满，但对于中国从上至下所有阶级都特别抵触基督教这一事实，我们也能够理解了。基督教企图让基督教信条取代孔子、孟子以及其他被人们推崇的哲学家制定的生活准则，这让中国的文人们抱怨不断，他们认为基督教宣道者冒犯了中国圣贤；传教士声称要与政府官员平起平坐，引起了政府官员强烈的愤慨；新的教义严重否定中国的传统习俗和节庆，引起普通民众的仇恨。所有的不满都源于一处，这使得所有的阶级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条统一战线一致对抗外来宗教侵略者，这导致几个世纪后，中国的基督教徒总人数仍不到一百二十五万。实际上，早在九年前，帕克教授估计只有五十万人。
在天津教案之后，中国政府关注的侧重点在于，如何避免此类事件重蹈覆辙。一些曾经与“西方野蛮人”打过交道的政府官员清楚，通过残害基督教徒的方式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于携带武装力量暴力闯入中国的外国人而言，这样的方式也注定失败。既然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做的只有协商。
恭亲王和他在总理衙门共事的一些开明的同僚们开始着手找出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法。虽然发起者是他们，但此方法的施行，必须要取得慈禧太后的同意。由于恭亲王等人以平和的态度接见了西方列强代表，这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
尽管西方列强对中国当前的困境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地，但他并没有迹象表明要帮助中国度过难关，真为他们的行为感到可耻。西方列强驻北京的代表似乎不愿意无私地让中国政府圆满地结束一场暴乱。
在天津教案之后，各国公使受到了总理衙门的照会，照会中附上了一些清政府关注的传教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个叫作亚历山大·密吉的英国评论家在《中国与基督教》公开承认过总理衙门是可以信任的。他几乎是唯一一个主动肯定总理衙门的人。经过仔细研究，他还列出了一些事实来表明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为维护中西方友好关系正努力寻求一种可以平衡二者之间关系的方法。同时，他还列出一些关于中国对西方不满的具体事例，这些都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也许他说过的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就是上文曾经提及过的，即：“传教士似乎企图在中国建立政府中之政府，主权中之主权”。中立的西方观察家对传教士这显失公平的做法从未否认过。
此次总理衙门发布的照会，打击了欧洲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必须肯定的是相比以往的官方公文，这一次却异常的客气。
通过对当前局势进行详细分析之后，总理衙门针对外国公使拟定了八条准则，这八条准则大致内容如下：
一、罗马天主教育婴堂必须在严密地监管之下，且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二、为了树立基督教的威严，中国女子不能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能在中国传教。
三、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四、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五、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六、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七、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八、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在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清政府承诺修复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建筑，赔偿其财产损失。尽管罗马天主教没有给予中国平等的对待，但中国仍然真诚地进行了赔偿。这八条准则出台后，这样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
然而，驻北京的外国使者既没有兴趣去解读这份公约又没有完全拒绝浏览总理衙门拟定的八条准则，但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即：先对中国发出一连串的抱怨，接着竭尽所能地拖延时间直至总理衙门不愿意再与其进行友好商谈，然后默认他们所为。但美国部长例外，与欧洲人相比，他和其他驻北京的美国官员一样，能够更公平地看待中国的主权和其他权利问题。对于这八条准则，他礼貌地给了总理衙门一个明确的答复，并且答复中包含了对清政府的肯定。
接下来是接踵而来的西方列强挑起的纷争，这些纷争一直持续，这带给中国的是持续的动荡、无数的“事件”、所有优良港口所有权的丧失以及几百万美元的赔偿。
传教士作家史密斯博士说道：“此次总理衙门的照会是中国与传教士关系的里程碑。”1871年总理衙门经仔细研究拟定的八条准则让公平的精神更深入人心，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但西方国家仍然习惯性地对中国政府真诚地想要改善中西方关系这一事实作出否定。尽管如此，如果官方文件表达的都像恭亲王和他同僚发布的照会那样坦诚，那么那些常常抱怨不公的声音便不会存在了。
恭亲王、文祥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实际上，只是皇权的暂时代表。但是由于总理衙门和中央权力中心正致力于制定一个针对传教问题的明确的政策，大清在此时为了不让西方列强趁机再榨取中国财富，仍然会遵守之前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当慈禧太后完全从恭亲王的势力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基督教传教这些老大难问题对她的统治而言会是一个重大隐患，因此这些有可能造成大清最大遗憾的问题在她掌控大权之后却鬼使神差地避免了。虽然在1903年《上海条约》签订时，英国要与中国共同建立一个专门调查传教问题的委员会的承诺还没有兑现，但是想要和平解决中西方关系中最严峻的问题已经不太可能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