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和她的心腹们面对如此问题，总是一拖再拖。在光绪帝登基大典被延后之后，对于继续拖延对外国使臣进驻北京这一问题的商议便顺理成章了。光绪帝登基之后，总理衙门对这一问题仍然回避，并绞尽脑汁想要继续拖延下去。
在1890年年底，光绪帝发布了一道圣旨，圣旨中称，他将在农历新年接受各国使臣的觐见，从此以后，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会接受各国使臣的觐见。在看到这道圣旨之后，西方人满心欢喜，因为从这道圣旨的措辞之中，西方人可以感觉到光绪帝的友善。此次接受觐见的地点依然是紫光阁，而非紫禁城。1891年3月5日，光绪帝接受外国使臣觐见之后，总理衙门却收到外国使臣的不断抱怨，他们要求今后在紫禁城内觐见皇帝。当然，清政府采取了贯用的拖延战术。最后，清政府还是做出了让步。1894年11月，在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101年之后，光绪帝终于允许外国使臣在紫禁城的一个宫殿中接受觐见。
1891年1月1日，在光绪帝接受外国使臣觐见之前，光绪帝生父醇亲王逝世。虽然有大姨姐慈禧太后为靠山，但醇亲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并不长。在他的儿子光绪帝继承皇位之后，保守派的官员们曾希望他能够就此退出政坛。因为尽管光绪帝还年幼，但如果醇亲王仍在朝中任职，也是违背祖制的。
醇亲王从未想过要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退出政坛，他宁愿违背祖制，低自己儿子一等，为他效力，也不愿意孑然一身，过平淡的日子。在他不断的努力之下，他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了。然而，在1889年之后，两宫太后默许他在朝中任职之前，醇亲王在朝中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其影响力仍有待商榷。关于醇亲王和光绪帝的关系，坊间有许多谣言。
在醇亲王去世之后，他的兄弟恭亲王再一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之中，而且似乎还倍受光绪帝器重。此时的光绪帝翅膀已经长硬，正准备张开翅膀到蓝天中自由翱翔。
1890年12月，光绪帝得以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诏书。他6月份发布的一道诏书尤其受外国人欢迎。他在诏书中指出，现存中外条约中有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地方官员保护传教士的条款，在后来已经被各种诏令禁止。他还说：“西方宗教信条教导的真善美是值得推崇的。对于大清子民而言，即使成为了西方宗教的信徒，也不能够抹煞他们大清子民的身份，他们仍有服从当地政府管理的义务。”
这道诏书是针对1883年遍布全国的一系列反洋人的攻击活动发布的反洋人活动在长江流域尤甚。1891年5月份和6月份在芜湖和武穴爆发的暴乱则意味反洋人活动达到高潮。武穴暴乱后来演变成一起恶性事件，英国的一名传教士和一名海关官员被残忍地杀害。
中国民众反洋人的缘由基本上有以下几种：绑架儿童，企图用他们的身体入药；违背中国传统礼教（反对祖先宗拜）等。其中一些暴乱是由地方政府撺掇起的，还有一些暴乱的起因仍有待商榷。地方政府反洋人是因为他们对满洲官员与外国人签订的《天津条约》极为不满。其中，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旅行和居住，极大的破坏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再加上外国人对港口的控制不断加强，以及现代陆军、海军的建设，都使中国传统习俗受到挑战。
此外，朝中的反对派还聚集力量反对支持西方的开明、进步的光绪帝，他们甚至还积极煽动原来一直对外国人有负面情绪的官员。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整个大清反洋人的氛围日益浓烈。中国古语“风行草偃”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景。
从1883年开始的反洋人活动中，关于“朝廷是否煽动反洋人暴乱”一直是中外争论的焦点。如果这些暴乱都是朝廷煽动的，那么目的一定是为了树立朝廷或领导者的权威，这样的话讨论“朝廷是否煽动反洋人暴乱”便没有必要了。那些认为慈禧太后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对洋人一直持反对态度的人也许会联想到她在广东、山东、四川、长江流域支持打击外国传教士、商人以及旅行者的场景，与此同时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她还委派一名自由、开明的人士为她说话。
但事实却与一个理论相悖。当慈禧太后开始进行反对外国人的暴力活动时，她实际上已经站到端王、董福祥、毓贤一边，使得朝中进步和保守两派势力原本平衡的状态被打破。除了这一段短暂的混乱时间，在二十世纪到来之时，慈禧太后仍是爱国人士愤恨的对象。但无论如何，她卓越的治国能力使中国在面对其他国家侵略时能够奋勇抵抗，但与此同时她也让国家过早地陷入困境中难以自拔。
如果一些反洋人的活动是在朝中那些开明、进步的大臣鼓励下积极进行的，那么那些狂妄自大的皇室成员、守旧的满族旗人、心胸狭隘的文人会更希望搅乱他们的计划，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在光绪帝登基之初、慈禧太后独揽大权进行摄政之时，中国各地爆发的大多数暴乱活动是在朝廷的煽动下进行的了。
地方政府对外国人抱怨连连，他们不仅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锐减，还增加政府的工作量，因此，地方政府也十分想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些入侵者。同时，除清军以外，一些好事之徒也不断劝诱地方政府参与到反洋人活动中来。他们经常在外国传道会大楼、外国领事和其他外国人的住宅周边游荡，如果遇到外国人抵抗，他们会对其进行恐吓甚至将他们置于死地。破坏教堂、纵火、暴力袭击、谋杀等事也时有发生，接着清政府不得不赔款、道歉，然后将相关官员革职，大清人民对这些“洋鬼子”的恨意油然而生。
大致的情况便是如此。1891年6月，在光绪帝发布各地停止反洋人活动的诏书之后，反洋人活动迎来了最严重的危机。此份诏告中我们能够看到光绪帝的真诚，但不幸的是，人们却不一定百分之百去遵从。就如中国古语所言：“山高皇帝远”。光绪帝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无可奈何。经过一段短暂的平静后，1895年偏远西部地区的四川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暴力冲突。同时，东南部地区的福建也爆发了一场更为严重的暴乱。这两场暴乱主要针对的是外国传教士。因为在1894年秋天的时候，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举国上下对此行为表示愤怒，最后这些愤怒被发泄到所有外国传教士身上。
在1894年还发生了几件重要大事。首先是中日战争爆发，其次是在北京接见外国使臣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最后便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与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和在北京接见外国使臣相比，中日战争更引人注目，因为它对中国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1894年11月12日，光绪帝在文华殿接见各国驻京使臣，当时，外国公使们告知总理衙门他们有一些关于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贺信想要呈交给光绪帝。因此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外国使臣的请求。光绪帝因此在紫禁城内接受了他们的觐见，觐见的地点定在文华殿。
文华殿意为“文学百花齐放之殿”，是皇上用来举行经筵典礼的地方。在经筵典礼举行之日，皇上会在此撰写御论，向文臣阐述自己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此前，文华殿从未用来接待过外国使臣。在紫禁城中，它是一座十分重要的宫殿，其地位仅次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
为了此次接见，文华殿装饰一新，玫瑰色真丝帘子在黄色吊绳的衬托下显得异常别致，在偌大的宫殿之中，摆放着一张龙椅，龙椅前放置了一张铺着黄色缎子的小桌，而龙椅后面是绣着孔雀羽毛的真丝帘子。除此之外，整个宫殿别无他物了。
坐在龙椅上，殿中所有事物都能够一览无遗，虽然难以看清每个人的眼睛，但底下人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在高台下，站着王公大臣，皇上坐在龙椅上，他身穿黄色龙袍，头顶皇冠。恭亲王和醇亲王站在他两旁主持这次接见活动。
外国使臣按照皇室的规矩被引入殿中，他们当中最有威望的是来自美国的使臣，他作为代表首先向光绪帝致贺词并呈交了贺信。他所讲的贺词首先被翻译成汉语，然后是满语。在这位美国使臣的示范下，其他的外国使臣依次呈上贺信，台上的一位亲王把贺信内容翻译成满文后，放置在龙椅前面的小桌上。接着，光绪帝用满语向台下使臣致谢，光绪帝所言被翻译成汉语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语言。各国使臣向光绪帝深深鞠一躬之后，便退出了大殿，此次觐见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外国驻京使臣第一次进入戒备森严的紫禁城，这也是光绪帝政治生涯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它的重要性仅次于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
1894年11月14日，慈禧太后迎来了她的六十大寿。按计划，这一天要举办各种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光绪帝指派礼部策划此次庆典活动，以表示他对慈禧太后最崇高的敬意。其实礼部官员可以借鉴之前举办类似庆典的经验，这样的庆典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他们很容易找到样本。
早在142年前，乾隆帝的母亲就举办过六十大寿庆典。而这也是宫中最近一次举办的六十大寿庆典了。乾隆帝是一位极其孝顺的人，在他母亲六十大寿的那天，他穿上了非常孩子气的衣服，在老母亲面前嬉戏，他希望老母亲能够有一种回到年轻时代的感觉。与乾隆帝不同的是，光绪帝没有在慈禧太后面前这样做。
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原本计划好的盛大场面不得不大打折扣。在大清遭受如此巨大灾难之时，慈禧太后似乎并不愿意再铺张浪费。（据说，甲午中日战争后，经费紧张，形势严峻，恭亲王等人不断施加压力后，慈禧太后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表态。）各个地区也不想多费人力物力财力来表示忠诚。在北京城举办的庆典活动虽然盛大，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紫禁城中，专供皇上进出的各个大门装饰得奢华无比，跟光绪帝大婚之时相比，没有什么两样，而其他的庆祝场面则比较平静了。据说，慈禧太后将军费挪用到六十大寿庆典上来，因此而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这也是她政治生涯中极为引人关注的一件事。
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时，光绪帝为表孝顺与尊敬，给慈禧太后封徽号是一件特别重要也是他义不容辞的事情。徽号是一种尊敬褒美的称号，取得微号的人一定是在各种场合举止端庄，受人敬爱的。冠上这一徽号会给太后带来每年十万两白银的赏赐。因此，被赐予徽号是一件喜庆之事。徽号？除了是一项荣誉称号，也让喜好挥霍金钱的慈禧太后高兴无比。清廷中在去世之前能够得到十六个字徽号的人只有慈禧太后一人。
除了独一无二的徽号，各地官员为表忠心还为她送来了白银与礼物，礼物不仅多，而且价值连城。面对这些礼物，慈禧的处理方法尤佳。她将这一切全部交给清政府，充当对日战争的军费。据说，这些白银和礼物价值不少于1500万英镑。慈禧太后虽然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但这次所捐献出来的财富，对她而言，也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牺牲。
从1904年慈禧太后表示自己的七十大寿庆典从简这一事情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在热爱金钱与追求享受的人中，慈禧太后确实也算是一名爱国者。那些指责她挪用公款？，只顾自己享乐而把她贬得一无是处的人对她的评价也过于绝对了。
其实，甲午中日战争也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收到的一份礼物。一般来说，在国家遭难时，中国统治者都会把自身的疏忽和灾难联系起来。但慈禧太后却与众不同，她并不会把自己的六十大寿和国家被他国入侵联系起来。她极其迷信，她的七十大寿理应是1904年11月举行，但是她却提前了一年举行，因为她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招致老天的愤怒，也可以骗过那些正等着在她七十大寿之时夺取她幸福的妖魅们。
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是1894年的8月1日，但是战争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开？该徽号由十六个字组成，表示对慈禧太后的赞美。
？有人声称，慈禧太后曾经将约300万英镑的海军军费挪作他用。这些被挪用的军费主要用于颐和园的重修，而重修颐和园仅仅是为了所谓的“颜面”。
始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突破口，是日本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日出之地”朝鲜自愿奉中国为宗主，但在遭受日本入侵后被迫同时承认日本的宋主国地位，这样的结局是所有朝鲜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有部分朝鲜人在这一时期却企图利用日本谋一己私利。
19世纪早期，中国还是十分强盛的。日本，虽然在1885年时，同意从朝鲜半岛撤军，但是它从未停止过对朝鲜的觊觎。李鸿章有远见地预见了日本的今天。他说，在若干年之后，日本一定会卷土重来，与中国争夺朝鲜，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李鸿章在直隶省建立起了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应对此事发生。在战争爆发以前，他的女婿张佩纶呈交了一份关于向日本开战的奏折。但对于处事谨慎的李鸿章而言，即使他知道中日之战一定会爆发，在战争真正爆发之前他也不敢轻举妄动，转而埋头为战争做积极准备。
虽然在朝廷中另一派正在兴起的势力强烈反对李鸿章一家？，但慈禧太后非常器重李鸿章，使得他对中日问题能够坚持自己的处理方法。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朝鲜东学党起义。东学党是一个半宗教、半政治性质的会党组织，类似于中国的太平军，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镇压。朝鲜作为大清的附属国，在国家内部遇到严重的党派之争时向清政府请求帮助，清政府没有不同意之理。接着，清政府便派出一支军队协助其进行镇压。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规定，朝鲜国若有动乱等重大事件发生，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因此，在清政府派兵进入朝鲜之后，便将情况告知日本外务省。接着，日本紧随其后，？1894年秋，反李派在光绪帝面前已有强大的影响力，此时，慈禧太后觉得有必要给她的老朋友写一封信，并在信中给予其信心。
派遣了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进入朝鲜。如此看来，日本表面上是根据《中日天津条约》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实际上是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以更好地挑起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清政府的出兵正中了日本的下怀，两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1894年7月25日，在朝鲜丰岛海面，日本军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发起了攻击。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已经显而易见，不必赘述。正如大家所知，大清陆军与海军的作战能力是非常差劲的，因此，对于日本而言，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把清军彻底击败。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斥巨资建立的海军身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李鸿章之前斥巨资建立的军队以及各种储备物资，在此次战役中毁于一旦，这对他而言是一生的耻辱。接下来缔结条约。在缔约方面，没有人比李鸿章更有经验。慈禧太后也称，大清需要李鸿章这样的全权代表与他国商议相关事宜。
接着李鸿章在他儿子李经方--清朝驻英国公使的陪同之下前往日本。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内容主要包括：承认朝鲜独立，大清不再为朝鲜的宗主；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李鸿章招致了大清民众无尽的骂声，李鸿章将这些骂声称为“狼嗥狗叫”。接着，许多奏折涌向光绪帝，众臣纷纷怒言李鸿章就是卖国贼。这种情况与十年前《李巴条约》签订时极其类似，人们希望对李鸿章处以极刑。但是，在慈禧太后的保护下，李鸿章必然相安无事。在慈禧太后看来，李鸿章是一个救大清于水火之中的大英雄。虽然在金钱上损失巨大，但至少能够让大清免于战争。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如此鼎力相助，自然也招来一片骂声。
由于李鸿章的坚持和慈禧太后对他的支持，大清在与日本交手时损失相对减少，但日本野心勃勃，《马关条约》的签订并不代表此事已经完结，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马关条约》的签订严重损害了俄、德、法三国在华的侵略利益，他们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美国作家、传教士明恩博对此赞美道：“也许是因为所谓‘外交政策’的原因，英国才选择完全保持中立，但这一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面对欧洲三大强国的威胁，日本只能选择屈服，将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但是同时，清政府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付给日本三千万两白银，其次是增设了新的通商港口。这也是欧洲第一次以“调解人”的身份介入到中国外交事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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