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轰动全国后，能有效影响政治决策的游行示威活动被爱国学子们当作传统保留了下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52]的中国青年，普遍视放下书本走上街头为爱国与进步的表现，连向来反对学生罢课的胡适1925年五卅运动后写《爱国运动与求学》，在呼吁青年“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之前，也得先肯定学生运动的正义性和它频频发生的必然性——“在这个时候，国事糟到这步田地，外间的刺激这么强：上海的事件未了，汉口的事件又来了，接着广州、南京的事件又来了：在这个时候，许多中年以上的人尚且忍耐不住，许多六十老翁尚且要出来慷慨激昂地主张宣战，何况这无数的少年男女学生呢”？[53]作为一个后“五四”青年，萧红的胸中自然不可能不为爱国的激情所澎湃，走进振臂高呼的街头队伍。

    萧红参加学生运动最早可追溯到1925年，据傅秀兰回忆，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反日情绪高涨，各地学生、工人纷纷走上街头募捐、演讲、游行，呼兰县城的学生也不例外。当时学校已放暑假，青年学生便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爱国运动中，游行演讲持续了一周多，募捐则持续的时间更长，有将近一个月。当时，负责募捐的以女同学为多，其中就有萧红和傅秀兰，萧红还主动邀傅秀兰一起到“八大家”去募捐。“八大家”是当地的大户，门口都养着狗，又小气，兼瞧不起穷人家的孩子，女同学因为怕被赶出来，谁也不愿去。而萧红不仅敢于走进县署后胡同的八大家宅院去募捐，还当面直言富家太太小气捐款太少，给傅秀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年7月底，学生联合会为了扩大宣传也为了答谢捐款者，在西岗公园[54]举行了联合义演，萧红在话剧《傲霜枝》中出演了一个角色。[55]

    而据萧红1937年11月和12月在武汉写的两篇回忆性散文《一条铁路底完成》和《一九二九年底愚昧》，在“哈女中”上学的三年间，萧红也曾两次参加学生运动。

    一次是1928年年底，奉系军阀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由日方投资和承包修建东北五条铁路的《满蒙新五路协约》。消息一经披露，立刻激起了民愤，哈尔滨的学生纷纷组织集会游行以示抗议。“哈女中”校长孔焕书关闭校门禁止学生外出，但架不住其他学校男生的冲击，还是打开了校门，于是女生们也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去了，当时萧红“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子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第二天，请愿和游行演变成了示威，萧红自愿加入宣传队，站在雪花里读传单，直到示威队伍与警察遭遇并发生冲突，才以警察鸣枪和学生受伤终结了这次游行示威活动，“第二天的报纸上躺着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好像现在的报纸上躺的伤兵一样”，请愿无效，“以后，那条铁路到底完成了”。

    次年，东北奉系与苏联政府因中东铁路问题产生矛盾并酿成武装冲突，奉系兵败。据萧红的中学同学刘俊民回忆，中苏事件后，女学生们出于爱国热情为阵亡将士的家属募捐，她们做了一些小蓝花，给马路上的过往行人戴上，并向他们募一点钱，这个活动叫配花。刘俊民说那时她和萧红一组，最多一天能募到一百多元。[56]但萧红却在散文中说那次佩花活动相当不尽如人意，首先是对不爱国的中国人非常失望，女学生的小花，“他们差不多是绝对不肯佩上。有的已经为他们插在衣襟上了，他们又动手自己把它拔下来，他们一点礼节也不讲究，简直是蛮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几乎是看不见了。结果不独整元的，竟连一枝铜板也看不见贴在他们的手心上”，“还有比这个现在想起来使我脸皮更发烧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邮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烟纸店的老板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我的缠绕之后，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柜台上。火柴在柜台上花喇喇地滚到我的旁边，我立刻替国家感到一种侮辱。并不把火柴收起来，照旧向他讲演，接着又捐给我一分邮票。我虽然象一个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着，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绝对高的。火柴没有要，邮票到底收了”。

    其次是对“苏联”和“帝国主义”产生了困惑，因为1928年游行示威是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的，1929年“佩花”，学联会却没有发下一个“打倒苏联帝国主义”的口号，萧红不明白了，既然苏联也应该打，为什么它就不是帝国主义呢？

    最后则是“佩花”大会后，“哈女中”竟然公开领导学生把一个苏联的什么子弟学校占做学生宿舍了，那宿舍很阔气，“席子纹一样的拼花地板，玻璃窗子好象商店的窗子那么明朗”，萧红在明朗的玻璃窗下读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的名作《屠场》，早起去学校，“路上时常遇到戒严期的兵士们的审问和刺刀的闪光”，《屠场》和中苏战争同时启发了她。

    这两篇写于1937年抗战打响之年的回忆性散文，谈到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萧红的质疑一篇比一篇强烈，尤其《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的结尾，萧红更是明确表示，在辛克莱《屠场》的影响下，在“兵士们的审问和刺刀的闪光”下，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萧红不是以思想深刻著称的作家，但她描摹感觉和细节的天赋却常常使作品抵达意想不到的深处，如《一条铁路底完成》中写到学联会主席嘴对喇叭，激动地动员游行的学生队伍冲向警察时，萧红真实地记录了那一刻自己下意识的动作和心理：“那喇叭的声音到队尾去了，虽然已经遥远了，但还是能够震动我的心脏。我低下头去看看我自己的被踏污了的鞋尖，我看着我身旁的那条阴沟，我整理着我的帽子，我摸摸那帽顶的毛球。没有束围巾，也没有穿外套。对于这个给我生了一种侥幸的心情！”又如她写警察鸣枪后学生队伍的混乱：“大队已经完全溃乱下来，只一秒钟，我们旁边那阴沟里，好象猪似的浮游着一些人。女同学被拥挤进去的最多，男同学在往岸上提着她们，被提的她们满身带着泡沫和气味，她们那发疯的样子很可笑，用那挂着白沫和糟粕的戴着手套的手搔着头发，还有的象已经癫痫的人似的，她在人群中不停地跑着：那被她擦过的人们，他们的衣服上就印着各种不同的花印。”声势浩大的集体运动中，个人容易产生声音和力量被放大的幻觉，幽微的个体体验会遭到集体意志的驱逐和遮蔽，但是，个人毕竟并不是落入大海的水滴，每个人还是保有着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的，还是有自己对集体运动的理解和困惑的，萧红记下了她作为青年学生参与爱国运动时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有时候，细节比思想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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