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兴冲冲跑到上海来投奔鲁迅、迫不及待要见他一面的二萧来说，鲁迅的拒绝简直是一盆当头冷水，浇了他们一个透心凉，他们觉得这一趟上海又白跑了，于是便灰心丧气怨天尤人起来：“我们是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我本来要用我们余下的十八元五角钱作路费开始再去当兵，在上海卖文章的梦，早就不做了，只是想把我们写下的两部稿子留给他，随他怎么处置。不过在临行之先，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谁又知在这里连见一个面也还是这样艰难！”[157]不过，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觉原先对上海政治情况的了解太过抽象了，“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他们这才明白鲁迅最初的拒绝并非“搭架子”或“故意推脱”，而是确实有着现实的顾虑。鲁迅久居上海，是文化界和社会名人，又长期被通缉，与生人打交道不能不小心谨慎。而当时他对二萧的了解实在有限，除了三两封信、一本集子和《麦场》的手稿，就只有那张萧军特意寄去的合影了。萧军后来听说，在和他们见面之前，鲁迅曾使人从侧面对他们进行过“了解”，看是否有政治背景或党派关系，对此，晚年的萧军在注释鲁迅的信件时表示：“这是可能的。这说明鲁迅先生在基本上是相信青年，相信群众……的，但是也不能不冷静地做一番客观调查，无根据的‘相信’是危险的。”[158]而且，二萧想要接近鲁迅，除了对精神导师的崇拜，也有借助他的地位和影响力打入文坛的意图。这样的文学青年和这样的来信，鲁迅见得并不少，而在他的经验里也不缺乏被青年误解、戏弄乃至背弃的往事，鲁迅晚年对于青年尤其革命青年是失望和抱有戒心的，但正如许广平所说，鲁迅“有分明的是非，一面固爱才若渴，一面也嫉恶如仇；一般人总以常情度事理，然鲁迅所以为鲁迅，岂常情所能概论。鲁迅对于青年，尽有半途分手，或为敌人，或加构陷，但也有始终不二者。而鲁迅有似长江大河，或留或逝，无所容于中，仍以至诚至正之忱，继续接待一切新来者。或有劝其稍节精力，鲁迅说：‘我不能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再加上，鲁迅很清楚上海文坛的情况，没有前辈提携的青年，哪怕再勤奋再有天才，也很难立足。[159]所以当时鲁迅对二萧的态度，是亲切却不亲密，愿意帮助他们，但要先观望观望。
好在二萧没有放弃希望，他们继续给鲁迅写信，多半是萧军执笔，鲁迅也继续给他们回信，也多半是回萧军，最后，反而是萧红打消了鲁迅的疑虑。因鲁迅在一封写给萧军的信的末尾附了句“吟女士均此不另”，萧红调皮地问鲁迅为什么要称她为女士，鲁迅幽默地回答她说：“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对于萧红孩子气的发问，鲁迅又说：“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家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萧红无意流露的稚气和天真，帮她和萧军“找到真朋友”了，那次对话后，鲁迅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不仅所有问题来者不拒，连家庭情况也和盘托出了：“我的女人在这里，还有一个孩子。我有一本《两地书》，是我们两个人的通信，不知道见过没有？要是没有，我当送给一本。”乍到上海的二萧思乡心切，看到霞飞路上很多俄国人走来走去，便试着用在哈尔滨学到的半吊子俄国话和他们搭腔。鲁迅得知此事，担心他们的单纯和率真招致危险，特意写信叮嘱：“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是霞飞路的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就是在这封信里，鲁迅主动重提了此前被搁置的见面计划：“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那时我的病该可以好了，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这封信写于11月20日，距鲁迅第一次给他们回信不过四十来天。而就在半个多月之前，鲁迅还拒绝了他们的见面请求。
二萧是幸运的。收到这封信之后，他们便每天掰着手指头计算到月底的日子，时间过得太慢，难于忍耐，他们简直想“用鞭子把地球抽打两下，使它跑得再快一些”。
难挨的等待中，尴尬的状况发生了：孙乐文给的那四十元路费离开青岛时买船票用了二十几元，到上海租亭子间付了九元，剩下的钱买了面粉、小炭炉、木炭、砂锅和碗筷油盐后所剩无几，撑了半个多月，二萧就弹尽粮绝了，写信到哈尔滨向朋友求救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他们只好向唯一认识的人——鲁迅先生——告借。鲁迅收到信，安排了11月30日午后两点在内山书店和他们碰面，怕他们人生地不熟，还特意告诉他们“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那个阴沉的下午，萧红和萧军如约到了内山书店，鲁迅比他们先到，正坐在柜台里边套间的桌子前翻阅信件和书刊，书店的老板陪在一旁说话。看到他们，鲁迅走过去，问萧军：“您是刘先生吗？”萧军点头，低声答“是”。鲁迅说：“我们就走罢——”说完又进了内室，很快包起了桌上的信件书物，挟在腋下，走出了书店。
萧军和萧红默默跟在他的身后，此时他们才得以近距离打量心中敬慕已久的偶像，“他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瘦瘦的短长袍，窄裤管藏青色的西服裤子，一双黑色的橡胶底的网球鞋”，而他的面貌是“两条浓而平直的眉毛，一双眼睑微微显得浮肿的大眼，没有修剃的胡须，双颧突出，两颊深陷，脸色是一片苍青而近于枯黄和灰败，更突出的是先生那一双特大的鼻孔，可能是由于常常深夜不眠，或者吸烟过多竟变成了黑色”！如果不是已知这枯瘦的老人就是鲁迅，他们会认为他是个吸鸦片的人。
鲁迅把两个年轻人领到熟悉的咖啡馆坐下，还没开腔，萧红就迫不及待地问：“怎么，许先生不来吗？”鲁迅用他们似懂非懂的浙江口音普通话回答：“他们就来的。”说话间海婴就跑过来了，接着进来的是面带微笑的许广平。鲁迅为他们做了简单介绍，许广平跟两个年轻人握手，萧红一边握手一边微笑，激动得泪水充盈了眼眶。海婴跟咖啡馆的侍者和外国老板到一边玩去了，剩下四个大人随意地交谈起来，萧红和萧军讲了他们从哈尔滨出逃到青岛又从青岛逃到上海的经过，说了哈尔滨被占领后的种种情形，鲁迅则给两个东北青年介绍了上海的文坛以及“左联”内部的情况。时间在谈话中飞快地过去了。
临别，鲁迅放了一个信封在桌上，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二萧知道里面装的是他们要借的二十元钱，不由心酸惭愧，但他们又不得不坦率告诉鲁迅他们连坐车回去的零钱也没有了，鲁迅又从衣袋里掏出大小银角和铜板来，放到桌上。萧军把《八月的乡村》的手抄稿交到许广平手中。
二萧在鲁迅一家三口的陪同下去坐电车，萧红和许广平紧紧地握着手，恋恋不舍地说着话，二萧上了车，鲁迅还站在那里望着他们，许广平挥着手里的帕子，海婴也跟着挥舞着小手。萧军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形就像是“永别”。
这次见面后的通信中，二萧如实向鲁迅汇报了他们的真实感受——对鲁迅身体状况的意外和开口借钱的羞愧。鲁迅回信安慰他们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又说，“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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