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鲁迅那几天的日记，17日他“病后大瘦，义齿已与齿龈不合，因赴高桥医师寓，请其修正之……下午寄谷非夫妇、绀弩夫妇、萧军夫妇及阿芷信”。“谷非夫妇”指胡风及其夫人梅志，“绀弩夫妇”是聂绀弩和周颖，“阿芷”则指的是叶紫，胡风、聂绀弩和叶紫都是上海的青年作家，也是“左联”中鲁迅比较信任的人，不过当时胡风已因被疑为内奸脱离“左联”了。18日，鲁迅日记中有“往梁园豫菜馆定菜”的记载，梁园是当时上海滩颇负盛名的豫菜餐馆，位于广西路中段的一座两层旧式灰砖楼里，鲁迅曾多次在那里宴客，也曾请梁园的厨师“来寓治馔”，与友人同食。19日，鲁迅日记记：“晚在梁园邀客饭，谷非夫妇未至，到者萧军夫妇、耳耶夫妇、阿紫、仲方及广平、海婴。”[161]“耳耶”还是聂绀弩，“仲方”指茅盾。由鲁迅这三天的日记来看，那是一次较为郑重的宴请，并非普通饭局，而对二萧来说，那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四十五年后萧军还能记起席间所有细节。
因为没有手表摸不准具体时间，二萧找到梁园时大概已经迟到了，正在二楼张望的许广平一见萧红就特别亲昵，把她揽到别的房间说话去了，萧军进了包房，发现鲁迅和另外几个不认识的人也早到了。许广平、萧红和海婴说了十几分钟的话回来，服务员来问客人是否到齐是否再等，许广平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爽利地决定：“不必了。大概他们没有收到信，——我们吃罢。”“他们”指胡风梅志夫妇，鲁迅这次请客，就是要给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做满月，再借机介绍二萧认识几个作家朋友。胡风夫妇缺席的原因，据胡风后来说是他小姨子没有及时将鲁迅的信送到他们手里。[162]
各人落座，许广平又去包房门外查看了一番，鲁迅才开始向两位新来的年轻人介绍在座的友人，他先是指着自己身边戴眼镜的人说：“这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萧军当时全然不知房里坐的是些什么人，但既然鲁迅不提“老板”的名字，也不说明所开何店，他也就茫茫然地听着，没有发问。随后鲁迅又简单介绍了聂先生和夫人以及一位叶姓的青年给二萧认识，最后，他指指二萧，对众人说：“这两位是刘先生，张女士，他们是新从东北来的。”
虽然一肚子疑惑，那顿饭萧军还是吃得又多又饱，手头拮据，他和萧红很久没吃过那样的美味了，席间其他人的谈话，他们听来都是莫名其妙的“隐语”和“术语”，连海婴的上海话他们也听不懂。五岁的海婴和萧红很投缘，两人很快就混熟了。萧红还送了两只核桃和一对枣木小棒槌给他，小棒槌是她和萧军途经大连时一个名叫王福临的朋友送的，核桃则是她祖父留下的。后来许广平写文章回忆萧红，特意提到那两只核桃——“那是不知经过多少年代用手滚弄的了，醉红色的，光滑滑的在闪动，好像是两只眼睛在招呼着每一个人，而自己却用色和光介绍了它在世的年代”[163]。以祖父的遗物相赠，可想而知萧红对与鲁迅一家的友谊的重视程度。
宴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散席前叶姓青年走到二萧身边，和他们交换了住址，其他人没有这么做。其时萧军对上海的白色恐怖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就不以为意了。回家路上，萧红满怀幸福和愉快地挽着萧军的胳膊，告诉他许广平已经跟她交代过了，“老板”是茅盾，瘦高个是聂绀弩，叶姓青年是叶紫，缺席的是胡风夫妇。茅盾是著名作家，“左联”主要领导人，担任过“左联”执行书记，还和鲁迅一起创办了《译文》杂志，因此鲁迅才说他是“一道开店的老板”；聂绀弩是“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也是《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主编；叶紫是青年作家，“左联”成员，也是《动向》的编辑；胡风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曾担任过“左联”的宣传部长、行政书记……萧军听了萧红的话，觉得自己完全领会了鲁迅安排他们和这些人同桌吃饭的用意：“鲁迅先生当时这次请客的真实目的和意义是很分明的：在名义上是为了庆祝H夫妻儿子的满月，实质上却是为了我们这对青年人，从遥远的东北故乡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特为我们介绍了几位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朋友，使我们有所来往，对我们各方面有所帮助；同时大概也耽心我这个性鲁莽的人，不明白当时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危险和恶劣，直冲蛮闯可能会招致出‘祸事’来，所以特地指派了叶紫做我们的‘向导’和‘监护人’。”[164]
无论鲁迅初衷是否如萧军所想，那顿饭确实对他和萧红意义非凡，当日在座和缺席的人都或多或少影响和见证了他们日后的创作和生活：鲁迅一家不用说；叶紫很快成了二萧的好友，他们都是“奴隶丛书”的作者；聂绀弩起初和二萧往来不多，后来却成了他们分手的见证人和终生的挚友；胡风曾是他们的兄长，他帮助、指导过他们，但也背弃过萧红；与胡风疏远后，萧红曾向茅盾靠拢……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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