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萧和张梅林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分别从客栈搬到了亭子间。张梅林借住在他的同学杨君位于法租界环龙路的一间长二丈多宽约丈余的亭子间里，那里逼仄气闷，令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被从广垠的旷野赶进了牢笼的野狼，他简直一天都住不下去；[165]二萧在拉都路北段路东一所二层楼后面租到了一间月租九元的亭子间，具体位置据萧军后来回忆是在隔了拉都路，与“敦和里”斜斜相对的地方。他还记得当年“敦和里”是文学社和译文社社址所在地，“敦和里”大门的北边有一家卖油条和花生的小杂货店，他和萧红常去那里买油条和三个铜板一包的糖、咸花生，有一次他们发现包着油条的两张纸竟是鲁迅翻译班台莱夫童话《表》的手稿。[166]
二萧的亭子间也不大，张梅林却很是羡慕，因为近似郊外的贫民区，临窗有菜园和蓬寮，空气清新之余，探头向窗外一看，还有一方绿色菜地映进眼帘，比他那间黑得像灶房空气又发霉的所谓“花园别墅”更适宜于写作。二萧听了张梅林的牢骚，邀请他搬来同住，但想到“三个人会整天开座谈会”影响写作，张梅林还是拒绝了。为庆祝从青岛乔迁到上海，他们买了一斤牛肉熬青菜汤，再配上萧红拿手的烙饼大吃了一顿，张梅林说萧红烙的饼“完全无懈可击，天知道，有多么香”！[167]
在九元一月的亭子间住了两个月，二萧搬到了拉都路南端福显坊二十二号一间有阳光的前楼。这次搬家，据萧军说是因为他初到上海做了一次“阿木林”：叶紫带萧军到江湾一个学生宿舍去，介绍他和青年木刻家黄新波认识。临走前，大大咧咧的萧军不但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黄新波，还邀请另外几个青年有空去家里玩，叶紫见状，在他的踝骨上猛踢了一脚。出门后，叶紫告诉萧军随意透露住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青年人易变，并不是全都可靠的，他建议萧军这个“阿木林”（上海话笨蛋的意思）回去立刻搬家。萧军听从他的建议马上搬了家，虽然二房东为挽留他和萧红主动落了两元钱的房价，为安全计他们还是辞谢了。
福显坊二十二号的房子，租金是每月十一元，有阳光，风景也更好，从南面的窗口望去也是一片广阔的菜地，虽是隆冬季节，但楼房的墙根下和菜地上全是一片绿油油、嫩青青的颜色，两个“东北佬”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他们家乡，一到这个季节，四处不是白茫茫就是灰苍苍的一片。1935年1月2日二萧写信给鲁迅汇报了搬迁事宜，鲁迅回信说：“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我生在乡下，住了北京，看惯广大的土地了，初到上海，真如被装进鸽子笼一样，两三年才习惯。”
萧军后来说，在福显坊的这间前楼里，萧红曾提出和他分床睡。过去因为穷、房间小，他们总挤在一张小床铺上，对彼此的休息都有干扰，尤其是对容易失眠的萧红，所以搬家后萧红提出两人分床睡，萧军也不反对，他们从木刻家黄新波那里借来一张小铁床安置在房间西南角给萧红睡，萧军的床则安置在房间东北角。分床第一晚萧军蒙蒙眬眬将要入睡时被一阵抽泣声惊醒，他扭开灯奔到萧红床边，发现她脸上满是泪水，追问之下才承认不习惯、睡不着，“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168]
在福显坊住了三个月，二萧又搬到了拉都路中段三五一号的一处大门里，那是一条较高级的弄堂，门口有铁栅门，一列三幢三层的西式楼房里，二萧住在第二幢。由于鲁迅的推介，他们已经开始发表作品挣稿费了，但还远远没有富裕到可以住高级住宅的程度，这次搬家是因为一位北方来的友人租下了这幢楼房，出于好意把第三层让给两位贫穷的青年作家居住。
自从与鲁迅一家相识，萧红就多次邀请过他们到家里来做客，鲁迅与许广平也有意造访，因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成行，如1935年3月17日鲁迅就特意写信向萧红解释：“前天，孩子的脚给沸水烫伤了，因为虽有人，而不去照管他。伤了半只脚，看来要有半个月才会好。等他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4月12日的信里又对未能履行承诺表示了抱歉：“我们常想来看你们，孩子的脚也好了，但结果总是我打发了许多琐事之后，就没有力气，一天一天的拖，到后来，又不过是写信。”5月2日，一家三口终于成行，当天的鲁迅日记里便有“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拉都路访萧军及悄吟，在盛福午饭”的记载。而萧军也记得，那天的午饭是鲁迅和许广平请他们在法租界一家西餐馆里吃的。[169]
6月，二萧又搬出拉都路，到了法租界萨坡赛路190号萧军的朋友唐豪律师的家居住。胡风的夫人梅志记得她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是在那里，“房子在法租界属于中等以上的英国式建筑，后门临街，正间宽大，他们好像住二楼”。那次是二萧邀请胡风夫妇晚餐，同席的客人不少，都是北方人，包括刚从东北到上海暂时与二萧同住的罗烽白朗夫妇，大家围在一张长桌旁包饺子，萧红负责擀皮儿，其他人负责包馅。梅志已经听胡风提过二萧多次了，因此一见面就很亲近，当天的晚饭她吃得很兴奋，连时间都忘了。过了一两个月，胡风又带梅志去萨坡赛路190号登门造访，他们看到萧红扎着花围裙在收拾房间擦地板，萧军则不见踪影，问了才知道他一早就去法国公园用功了。不久萧军回来，“用一种带夸耀又带谴责的口吻”说萧红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还说自己一早晨就读了大半本，萧红闻言冷冷答道：“喝，人家一早去公园用功，我们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呢！”萧军理亏，用一阵哈哈大笑驱散了她话里的火药味。[170]二萧的这个住所，鲁迅一家也去过，那是在1935年10月27日，当天鲁迅日记里写着“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访萧军夫妇，未遇，遂至融光大戏院观《漫游兽国记》，次至新雅夜饭”，鲁迅一家登门时二萧刚巧参加世界语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去了，回来得知，万分懊悔，忙写信致歉，29日鲁迅回信说：“那一天，是我的豫料失败了，我以为一两点钟，你们大约总不会到公园那些地方去的，却想不到有世界语会。”不久，二萧收到了鲁迅邀请他们到大陆新村做客的信件，相识一年后，鲁迅对他们打开了家门。
1936年3月，二萧干脆搬到了北四川路底的“永乐坊”，那里距鲁迅大陆新村的寓所非常近，步行只要几分钟。萧军后来说那次搬家“一个是我们不想再分散先生的精力，免得总要他给我们回信，有些琐事顺便和先生谈一下就随时可以解决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内心想法，由于我们觉得自己全年轻力壮——特别是我，很想在先生的生活上、工作上……能有所尽力，帮助他家一下”[171]。这确是他们选择在北四川路安家的主要原因，不过萧军没有提到的是，那个“南方的姑娘”陈涓1936年初春从哈尔滨回上海来探亲，住在她兄长同样位于萨坡赛路的家里，与二萧住的萨坡赛路190号距离很近，萧军常常去她家邀请她出去吃东西，这深深伤害了萧红的感情，她和萧军在那个时候搬离法租界，应该也有陈涓这个原因。
二萧在“永乐坊”同样没有长住，这年7月萧红启程去日本，不久萧军也离开上海去青岛，这个“家”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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