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底1935年初开始，鲁迅给二萧的书信里就多了一些帮他们发表文章、收取稿费的内容，如1935年1月21日的信里他就说：“两篇稿子早收到，写得很好，白字错字也很少，我今天开始出外走走，想绍介到《文学》去，还有一篇，就拿到良友公司去试试罢。”1月29日的信中则补充：“所谓‘还有一篇’，是指萧兄的一篇，但后来方法变换了，先都交给《文学》，看他们要那一篇，然后再将退回的向别处设法。但至今尚无回信。吟太太的小说送检查处后，亦尚无回信，我看这是和原稿的不容易看相关的，因为用复写纸写，看起来较为费力，他们便搁下了。”信中“吟太太的小说”，指的就是萧红的《麦场》。

    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情况复杂，左右壁垒森严，左翼文学杂志尤其看重投稿人的政治立场，编辑一般不擅用新人的稿子，加上大杂志收到的投稿多，一般稿子也很难入编辑法眼，因此，“介绍制”算是文坛的“潜规则”。据张梅林说，二萧初到上海时写作很勤力，但作品完全没有出路。[174]有了鲁迅的推介，情况立刻就不同了，鲁迅一出手，就将他们的作品推荐到《文学》去了。萧军后来也说当时的文学青年如果能将作品发表到《文学》之类大杂志上，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因为这不仅很不容易，而且一旦成功便能迅速成名，再到别的刊物投稿就“畅通无阻”了，当时还有人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坛登龙术》的书。[175]

    除了为二萧联系发表和出版作品，他们的朋友金人的译稿，鲁迅也一并代理了，1935年4月4日写给二萧的信中他就建议金人出版译文集，“这种滑稽短篇，只可以偶然投稿一两回，倘接续的投，却不大相宜。我看不如索性选译他四五十篇，十万字左右，出一本单行本。这种作品，大约审查时不会有问题，书店也乐于出版的，译文社恐怕就肯接受”。而他从未见过金人[176]。

    除了代为投稿，鲁迅还代他们收稿费单。最初二萧发表的作品，都是由鲁迅寄出的，稿费单也直接寄到了鲁迅手里，因此鲁迅给他们的信中，渐渐就有了“太白社寄来稿费单一张，印已代盖，请填上空白之处并签名，前去一取为要”“文学社寄来稿费单一张，今仍代印寄上”等语。逐渐增多的稿费单，是二萧一举跃入了文坛“龙门”的最好证明。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先后出版，鲁迅又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四处推荐，分赠友人。如1935年8月17日他就写信告诉萧军《八月的乡村》他已经分了五本到外国去了，可能会被翻译。果然，苏联翻译了这本小说，先是放在《国际文学》上连载，然后出了单行本。《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遭当局封禁，发行困难，却得到了“左联”的大力支持。胡风回忆说那时他曾冒着被巡捕抓住的危险，十本二十本地从鲁迅那里拿了书，交给“左联”工人文艺小组代为推销，直接送到工人的手里。[177]这两本书能够出版发行，鲁迅背后的支持和运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批评萧军和《八月的乡村》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够真实”。又是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进行反击，他在文章中说：“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178]当时，“左联”内部正为“两个口号”论战不休，二萧虽不是“左联”正式成员，作为鲁迅的门生，他们却从未发表支持鲁迅的文章，被张春桥点名批评后也没有任何反应，这实在很不符合萧军的个性，所以很可能是鲁迅授意资历尚浅的他们专心创作，不必卷入混战。而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当时如果没有鲁迅罩着，以萧军的冲动蛮横，是极有可能酿出祸端的，鲁迅去世后张春桥和马蜂等人再次写文章攻击萧军，萧军就是用拳头回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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