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说的初版封面被解读出额外的隐喻一样，《生死场》一经面世，或者说尚未面世，就被当成了东北人民的抗战之声而广泛传播不断再版。它响应了国内越来越高的抗日呼声，同时又鼓舞了抗战情绪的高涨。作为萧红唯一一部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它的畅销和萧红的成名都与时代氛围密不可分，如1939年就有连环画家绘制《生死场》连环画出版，《自序》中作者说因为联系不上萧红，出版这本书没有通知她，但相信她一定会支持自己，因为“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把这本原著更扩大宣传开来，至少可以增加宣传抗战的一份力量”[183]。《生死场》曾被视为宣传抗战的有力工具，直至今日，我们谈论《生死场》，仍然不能将它和抗战割裂开来。
但鼓舞抗战并非这部八万字小说的全部意义，写日军侵略东北和人民反抗的篇幅不足三分之一，小说前三分之二的部分作者都在描绘“九一八”前十年一个东北小村庄的春夏秋冬和生死繁衍，二里半、麻面婆、王婆、赵三、福发、成业、金枝、李二婶子、李青山、月英，这些有名无名、挣扎在土地上的人们如胡风所说，是“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184]。这些人的故事，就好像是把《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夜风》等萧红早期短篇小说的情节一一打碎，然后捏合在一起了，里面有妇女在泥坑里痛苦地生产，有婴孩被随意地摔死埋掉，有孤儿无助地游荡，女子悲惨地死去，地主任意地欺凌农民，而反抗无声地流产……农民的愚昧麻木，和中国大地上的黑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曾无数次地遭到批判，而萧红在反复书写悲剧的过程中，提炼出了生与死的哲学主题：
“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坟场是死的城廓，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使有花，即使有虫，那都是唱奏着别离歌，陪伴着说不尽的死者永久的寂寞。”
这与后来《呼兰河传》中呼兰河人对“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的生命哲学完全一致。对生和死的诗意表达才是《生死场》的主题，也是其独特价值所在。《生死场》第十章起，时间翻到十年后，中华民国的东三省成了“满州国”，“日本鬼子”凌虐村民比从前的地主更甚，那些蚁一样的生灵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不得不起来反抗了。其中二里半的经历最具代表性，他本是全村最落后的农民，妻儿被杀后他终于放弃了最珍视的财产——一头老羊，步履蹒跚地跟上了反抗的队伍。萧红没有从正面写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农民的大规模反抗，但这种碎片化的细节更生动，也更深地打动了当时抗日情绪高涨、不愿做亡国奴的读者，《生死场》被认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动荡年代中东北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被迫觉醒的过程，文学评论家甚至称赞它是所有爱国作家应该极力效仿的典范之作。但也有批评家认为《生死场》的文本是断裂的，认为小说的主题从萧红熟悉的农民生活转向她明显陌生或一知半解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是受了萧军这位前抗日义勇军战士的影响。[185]这样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萧军自己也说萧红写作《生死场》时常是她写一些他看一些，然后他提出意见，她再修改，他是“她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商量者，第一个批评者和提意见者”[186]。而从萧军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可知，他当时的文学理念就是小说的题材要能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要与革命文学的主流合拍，而那个时代最需要的，无疑是能反映东北被侵略后的状况以及能鼓舞反抗情绪的文学作品，萧红是很可能接受他的意见在创作中途转向她并不熟悉的主题的。但是，《生死场》如果没有后面三分之一的内容，出版后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那么大的社会影响。
《生死场》的写作、出版和畅销都与那个时代密不可分，和《八月的乡村》一样，它是一部具有巨大现实价值的文学作品，但它的文学价值，却更多地蕴藏在超越时代的那个部分里。《生死场》远非一部技术圆熟结构精巧的虚构作品，但字里行间亦不乏作者灵性的闪光。早在它出版之初，慧眼如炬的鲁迅就预言过，在写作前途上萧红比萧军更有希望。[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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