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的墓边。
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的石匠钻刻着墓石，
或是碑文的声音。
那一刻，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我们走出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
这首诗浅近直白，具有萧红白话诗一贯的风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一句，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祖父死了的时候》中的那句“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一诗一文写作时间相隔一年多，悼念鲁迅时萧红发出了与怀念祖父时相似的悲音，可见她早已将鲁迅视为可以信赖和倚靠的亲人。而1937年初回到上海的她，个人处境之艰难正与当年祖父去世后的境况相当。
据鹿地亘说，鲁迅去世后，从前围绕在他身边的文人胡风、萧军等人组成了上海文坛上的一个小团体，是为“鲁迅帮”，萧军还狂妄地宣称“只有我们才懂文学”[210]。从日本归来的萧红自然没有团体核心萧军那么受重视，当她遭到萧军背叛和粗暴对待时，昔日的友人几乎全都选择了站在萧军一边，选择了对她的痛苦视而不见，这使萧红产生一种申诉无门、遭到孤立的感觉，因而对着鲁迅的墓碑，她发出了“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的悲泣。[211]这是继1936年11月发表在《中流》上的《海外的悲悼》之后，萧红发表的第二篇关于鲁迅的文字。
1937年10月，鲁迅周年祭，萧红差不多同时在武汉的三家刊物上各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10月16日《七月》第1集第1期上的《在东京》[212]一文中，萧红详细回忆了自己在东京得知鲁迅去世消息的过程，以及鲁迅的死在那些在日本的中国人身上所激起的“不调配的反应”。《万年青》[213]发表在10月18日《战斗旬刊》第1卷第4期上，回忆的是她第一次去鲁迅家见客厅黑色长桌上灰蓝色花瓶里插的植物，便好奇地询问它们的名字，又问怎么屋里不生火炉它也没有冻死，鲁迅告诉她“这花，叫‘万年青’，永久这样”。鲁迅去世后，那几棵万年青被插到了许广平住处的一个玻璃瓶里，灰蓝色花瓶也被移到鲁迅墓边去了，想到“从开炮以后，只有许先生绕道去过一次，别人就没有去过。当然那墓草是长得很高了，而且荒了，还说什么花瓶，恐怕鲁迅先生的瓷半身像也要被荒了的草埋没到他的胸口”，因为不能去剪齐墓上的荒草而只能写纪念鲁迅的文章，萧红发愿“我们是越去越远了，但无论多么远，那荒草是总要记在心上的”。10月20日的《大公报》副刊《战线》上刊载的萧红写于10月17日的散文《逝者已矣！》较少被提及，文中萧红说“自从上海的战事发生以来，自己变成了焦躁和没有忍耐，而且这焦躁的脾气时时想要发作，明知道这不应该，但情感的界限，不知什么在鼓动着它，以致于使自己有些理解又不理解”，于是回忆起自己带着焦躁的情绪向鲁迅倾诉创作上的挫败感时，鲁迅安慰她“慢慢作，不怕不好，要用心，性急不成”的往事。又想起鲁迅常说的“能作什么，就作什么。能作一点，就作一点，总比不作强”，因此感叹如果鲁迅还活着，“在我们流亡的人们的心上该起着多少温暖”！
鲁迅去世后，萧红一直想为他做点事，1939年3月14日她写信给许广平，提到自己曾计划在1938年10月鲁迅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出版一本名为《鲁迅》的刊物，对这本刊物她有极其理想化的构想——“要名实合一，要外表也漂亮，因为导师喜欢好的装修（漂亮书），因为导师的名字不敢侮辱，要选极好极好的作品，做编辑的要铁面无私，要宁缺毋滥；所以不出月刊，不出定期刊，有钱有稿就出一本，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三月五月，整理好就出一本，本头要厚，出一本就是一本。载一长篇，三两篇短篇，散文一篇，诗有好的要一篇，没有好的不要。关于周先生，要每期都有关于他的文章。研究，传记……”但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出一本这样的刊物谈何容易，要“想法收集稿子，想法弄出版关系，即最后还想自己弄钱”，这三点都难以做到，萧红出版刊物的宏愿只能止步于构想阶段。
在那封信里，萧红还告诉许广平，他们不称鲁迅为周先生或鲁迅先生，而称导师，“你或者还没有机会听到，这声音到处响着，好像街上的车轮，好像檐前的滴水”。但这些奉鲁迅为“导师”的人似乎忘了，早在1925年5月11日鲁迅就写过一篇批“导师”的文章，他说“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214]。倘若鲁迅活着，对这顶“导师”的帽子大概也会“谢不敏”吧！但这个称呼却证实了鹿地亘所说的“鲁迅帮”的存在，“导师”的称呼早在鲁迅去世后不久就在团体内部叫开了。1937年《七月》同人到武汉后，经常在蒋锡金位于小金龙巷的家中开会，那时蒋锡金就对他们这种叫法感到非常别扭，因此从未参加他们的集会。[215]由此可见，“鲁迅帮”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组织和团体，其排外性还是很明显的。1938年4月与萧军分手后，萧红与《七月》同人在文学理念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时，她在昔日朋友圈也即“鲁迅帮”中遭到的孤立和排斥较从前更甚，她之急于为鲁迅做点事，筹办《鲁迅》杂志，除了对鲁迅的感恩和纪念，可能也是一种向昔日的伙伴们靠拢和寻求认同的方式。
1939年9月22日，《回忆鲁迅先生》在重庆完成，次年7月由重庆妇女生活出版社出版，办《鲁迅》杂志的梦想未能实现，这本书当可稍稍弥补萧红的遗憾。1940年，身在香港的萧红受香港文协的邀请为鲁迅六十岁诞辰创作四幕哑剧《民族魂——鲁迅》，由于人力和时间的限制，萧红的剧本未能在8月3日的纪念晚会上上演，只刊载在同年10月21日至31日《大公报》的《文艺》及《学生界》版中。那时的萧红正因年初离开重庆飞抵香港的行为遭受着昔日友人的误解甚至构陷，发表《民族魂——鲁迅》时她特意在“附录”中说自己创作剧本时“取的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定，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至此，她与“鲁迅帮”成员们已渐行渐远。
没有鲁迅的支持和肯定，萧红尽管写出了更成熟也更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却再也没有像《生死场》初版时那样受到文学界和友人们一致的赞扬。对她而言，世间死了鲁迅，剩下的又何尝不尽是些凶残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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