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和4月萧红两次参加《七月》座谈会并发表了对抗战文学的独特理解，从她与其他作家的言论记录中不难看出她的创作观已经开始摆脱同人圈子、时代氛围和阶级观念的影响而更趋真诚朴素，如她在4月29日的会上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把握住的。”[373]
萧红对作家身份、作家与时代关系的理解超越了“崇高”的战时功利主义文学观，也超越了对她早期作品影响至深的阶级意识形态。“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救亡”取代“启蒙”成为抗战时期文学的主调后，身为“进步作家”的萧红公然发表这样的言论，等于是在宣告自己的落后与退步，但萧红向来直接坦率，对她来说文学不再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亦非服务时代需要的工具，而成为了一种信仰——她相信伟大作品可以疗救人类的愚昧，当信仰遭到矮化时，她不能不为之发声。
同样是在1938年春天，和聂绀弩闲谈时，萧红又谈到了她在天才式的写作、小说的写法、写杂文和写小说的鲁迅等等问题上的看法。当聂绀弩称赞萧红为才女时，她自比《红楼梦》里的香菱，道出了自己在写作上不为人知的勤力：“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而所谓天才，跟外国人所说的不一样。外国人所说的天才是就成就说的，成就达到极点，谓之天才。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能手，是指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的。中国的所谓天才，是说天生有些聪明，才气。俗话谓之天分、天资、天禀，不问将来成就如何。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
当聂绀弩预言萧红将成为了不起的散文家时，萧红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对她小说的形式、结构的批评，她听得太多了，但她并不认同，她自有一套更自由的小说观：“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
谈到鲁迅，萧红认为写小说的鲁迅比写杂文的更加悲悯，情感上也更贴近他笔下的人物和世界：“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这和她在《七月》座谈会上说的“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的观点，是相通的。
至于自己的小说与鲁迅的小说的不同，萧红则认为“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374]。
如果聂绀弩的记忆无误，如果“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确实出自萧红之口，那么可以推知，萧红对文学的感知不仅超越了与她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也越过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观的范畴，她对“启蒙”也有了反思。萧红并非以理论性和思想性见长的作家，她体认世界思考问题多依赖感受，而她之所以能感受得那么深，除了天赋和勤奋，多少也得益于她对创作的虔诚和信仰，用端木蕻良的话来说，“创作，是萧红的‘宗教’”[375]。
萧红开始写作时，和萧军一样，是为了挣稿费谋生，但和常把不得已、不甘心挂在嘴边的萧军不同，萧红很快就将写作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工作和精神寄托。1936年在东京时，她曾写信告诉萧军：“你说我快乐的玩吧！但那只有你，我就不行了，我只有工作、睡觉、吃饭，这样是好的，我希望我的工作多一点。但也觉得不好，这并不是正常的生活，有点类似放逐，有点类似隐居。”信中的“工作”指的就是写作，唯有写作能慰藉她浩瀚无边的寂寞，确认存在的意义。而1938年初的西北之行后，写作于萧红的意义似乎更加纯粹了，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安宁稳定的创作环境，萧红设法排除了一切她可以排除的干扰。和萧军分手之后她的很多重要决定，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做出的，包括放弃孩子，包括闭门蛰居，也包括后来的飞港留港……端木蕻良说1939年在重庆时，孙寒冰曾邀请萧红去复旦大学教授文学，萧红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事后她对端木解释道：“教书必得备课，还得把讲义编好，要吸收的和要说出的，和写小说、散文可不一样。讲课日久天长，就会变成一位学究，要搞创作也可能只会写教授小说了。有些人写的小说，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巴不得进入学院来教几个钟点的课呢，那是他们的事。”后来在香港，时代书局创办人、《时代批评》的主编周鲸文也曾建议萧红编一份《时代妇女》，作为《时代文学》的姊妹刊物每月出一期。考虑到萧红体弱多病，周鲸文还提出不仅事务性的工作可以交给别人做，看稿也可找人代劳，但萧红还是谢绝了，一方面她不想担那个虚名，另一方面她也不愿意牺牲一点点写作的时间和精力。[376]
正因为对创作有着宗教般的信仰和虔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萧红不知不觉地穿越层层迷雾，接近了文学的真谛。她还在短短三年内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和数十篇短篇小说、散文，其艺术水准不仅高于她前期的作品，也高于绝大部分同时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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