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二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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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川英子和池田幸子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抗战前从日本到上海,为生计当过舞女,抗战爆发流徙到香港,1938年又以反战日本人的身份到国民党政府机关任职。她们所不同的是,绿川英子的丈夫是她在日本认识的中国留学生,而池田幸子的丈夫则是她在中国认识的日本人。

    1937年在上海时,绿川英子曾做过萧红一个多月的邻居,那是“八一三”之后,她刚到中国不久,战争的炮火迫使她从法租界的这一隅逃到了那一隅,住进了萧红和萧军当时所在的家庭旅馆。绿川英子后来回忆,为了避人耳目,在上海时她没有拜访过萧红,“每天只在灶披间烧饭洗衣服的时候,看见过她几回衔着烟嘴的面孔,或听见过她在楼上的谈话声”。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绿川英子、池田幸子等人随政府机关转移到了重庆。这时重庆各个角落已被四面八方逃难来的人们充满,一房难求,池田幸子便邀请绿川英子住进了她位于米花街小胡同的家。当时池田怀有身孕,鹿地亘又长期在外地工作,一听说萧红也在重庆,池田又把萧红也邀来同住了。就这样,1938年12月绿川英子在重庆正式认识了萧红。

    一年多后再见,萧红在绿川英子看来也只不过是社会中通常的所谓“女作家”,写优雅的文章,过罗曼蒂克的生活,以女色出现于文坛,随着女色的消逝而消逝于文坛。但在不见日光的重庆米花街小胡同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绿川英子对萧红的印象改变了,也具体了,她们“日里在重庆所具有的享乐生涯中度过,夜里就又落在不与战争相关的闲谈中”。在这些场合中,萧红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必不可少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为临盆期近、不便自由外出的池田煮她拿手的牛肉,像亲姐妹一般关心地同她闲谈。不过,比起从短暂相处中得来的感性认识,绿川英子更加认同池田幸子对萧红的评价——“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所以,对萧红离开米花街小胡同后的生活,绿川英子的感受是“正如我所担心的,这并没有成为她新生活的第一步。人们就不明白端木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始终否认他和她的结婚。尽管如此,她对他的从属性却是一天一天加强了。看见她那巨大的圆眼睛,和听见她那响亮的声音的机会也就日渐减少。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北碚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专心于创作吗?——谁也无从知悉”。[371]

    在绿川英子看来,萧红沉溺于二人小世界,脱离原来的朋友圈子,脱离广阔的现实世界,无疑是身为“进步作家”的她的退步。但在梅志的回忆文章中,事实却是池田幸子生下女儿后萧红常常带着端木去“打扰”他们,池田幸子很生气,甚至背着萧红对梅志大发牢骚说,说自己没有保姆不行,没有朋友可以。[372]从那以后,萧红和端木才在池田家绝迹的。绿川英子见到萧红的次数减少,并不仅仅因为萧红沉溺于二人世界,也因为她和她的友谊对昔日的友人来说已属多余。

    萧红在米花街小胡同池田幸子家住了一些时日,便和端木搬到了重庆风景区歌乐山最高峰灵庙上一家叫乡村建设的招待所。歌乐山风景优美,但生活不便,首先是耗子奇多,有些甚至追打着掉到帐顶上,萧红每每被吓到惊叫,其次则是歌乐山与端木任教的复旦大学所在地北碚黄桷树相距甚远,交通也不便利,于是端木便请孙寒冰帮忙设法,孙很快就为他和萧红找到了两间位于黄桷树山下苗圃的房子。绿川英子说的“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指的大约就是萧红和端木搬到黄桷树后的事。从那时起,萧红与端木确因种种原因与往日的友人疏远了:1939年6月10日,胡风一家也搬到了复旦大学附近居住,和萧红端木住得很近,但他们始终没有登门互访过;1939年秋天,萧红和端木搬进黄桷树镇上唯一的新式楼房“秉庄”,那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宿舍,作家靳以一家就住在他们楼上,但两家也几乎没来往……和他们来往较多的只有复旦大学的学生李满红、苑茵等人,萧红还参加过复旦师生组织的读书会和抗战文艺习作会,但总的来说,她和端木的确从原来那个“日里在重庆所具有的享乐生涯中度过,夜里就又落在不与战争相关的闲谈中”的朋友圈中淡出,过上了深居简出、笔耕不辍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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