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一到重庆，就受当时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之邀，到由上海江湾内迁至重庆北碚黄桷树的复旦大学任教了。他同时还和贾开基一起编辑复旦《文摘》副刊，被安排住在昌平街黎明书店楼上的《文摘》门市部，那是个单身住所。彼时重庆成了新的战时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到处都是逃难来的人，房子非常难找。萧红到重庆之后端木只能先将她安置在友人范士荣家，而逃出了炮火轰炸的武汉的萧红，此时距离她渴求的安稳生活还有一道重要的坎，那就是生孩子。

    端木蕻良后来说，当时萧红考虑到自己就要临产而他毫无经验，居住的地方离城远找大夫不易，两人刚到重庆人地生疏语言也不通等种种因素，便想到江津白朗那里去生孩子。白朗和罗烽都是萧红多年的好友，罗烽的母亲也在江津，萧红去那里待产，能得到较为妥善的照顾。后来的事实证明，到江津去生产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就在萧红生完孩子不久的1939年1月，同样来到重庆的梅志为了生女儿，坐着滑竿跑遍了大半个山城也没有找到一家肯接收她的医院，后来还是一个同乡医生同情她，去旅馆给她接了生。[368]就这样，在重庆住下没多久，萧红又独自挺着肚子坐船去了江津投奔白朗。

    萧红在江津待产时情绪低落，据白朗回忆，她“似乎有着不愿告人的隐痛在折磨着她的感情”，连欢笑都让人感到是一种忧郁的伪装。和1935年夏天在上海萨坡赛路时一样，萧红虽然整天与友人同吃同住，却没有向她敞开心扉尽情倾诉过。她还变得非常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一点小事跟白朗大发脾气，直到理智恢复才慢慢沉默下去。更让白朗意外的是，有一次萧红竟然对她说了一句很“不正确”的话：“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后来她坐完月子离开江津，又凄然地对白朗说：“莉，我愿你永久幸福。”当白朗回答“我也愿你永久幸福”时，萧红苦笑道：“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369]

    萧红去世后白朗回忆在江津与她共处的日子，记起临别前的这番话，很自然地将萧红的忧郁归结为与萧军分手留下的伤痛，和“爱上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的不幸。但梳理相关史料不难推论，产前的萧红有着比爱情更大、更切实的忧郁之源，那就是她肚子里即将降生的孩子。她戏剧性地在和萧军分手后发现怀孕，几度想打胎都没有打成，在宜昌码头上跌倒时她曾祈祷过跌掉孩子，结果没有。临盆在即她不能不为自己和孩子的将来烦恼，不能不想到这个不合时宜的孩子出生后将会成为她沉重的负担，甚至毁了她的人生；至于产后的凄然和“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的断言，则更可能与那个出生仅三天就非正常死亡的孩子有关。萧红曾有两次做母亲的机会，都是在与腹中孩子的父亲分手、与新的爱人在一起之后，1932年出生的女婴，出生六天没有吃上一口母乳就被送给了陌生的妇人；而1938年诞生在江津的男婴，毋庸讳言，极可能是夭折于无法也不愿抚养他的母亲的手上。萧红的内心有着与外表不一致的坚硬和决绝，当她迫切想要摆脱某种她无法再容忍的处境时，常常表现出常人无法企及的果断和干脆，从福昌号屯离家出走时的彻底，和萧军分手时的坚决，两次割舍母子之情时的绝情，都是她对扭转人生轨迹、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欲望所致。她的坚硬和决绝成就了她，也损伤了她，她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她说自己将要孤寂忧悒以终生，指的或许就是这个。

    萧红去世三个月后，白朗写《遥祭——纪念知友萧红》怀念她，想到她临别前那句“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的预言，不禁悲叹：“如今，红已安息在地下了，当她与生诀别时，是否如她的预言一样呢？我无由得知，更欲问无从了！”而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所言，萧红临终前也确曾对他提起当年在哈尔滨生下的女婴，“她怀念地沉思着：‘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个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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