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罗荪和萧红颇有渊源，他本是上海人，1928年因为父亲调任哈尔滨电报局而到哈尔滨，进了道外五道街邮局工作。他爱好文学，业余常向《国际协报》《晨光报》投稿，还与《国际协报》副刊编辑一起办过“蓓蕾社”，编辑过副刊《蓓蕾》。在哈尔滨期间，孔罗荪曾与萧红当时的同窗好友沈玉贤等人一起办“寒光剧社”，排演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并担任主演，同样在剧中担任主演的还有萧红的校友、哈女中的学生周玉屏。1932年9月，她和孔罗荪结婚，之后两人一起离开了哈尔滨。据周玉屏后来回忆，在校时她和萧红只是见面打招呼的交情，从来没有坐下来深谈过，也没有一起玩过。[363]1937年在武汉意外重逢，彼此都感到非常欣喜。1937年年底周玉屏带着孩子去了重庆，孔罗荪位于汉口三教街的两间房子就空了一间，变成了文协在汉口的联络地。据他说，武昌大轰炸的第二天萧红和李声韵就带着她们的行囊搬过去和他们同住了。那段共处时光，在孔罗荪的记忆中是不乏趣味的，他们常常在轰炸时凭窗望着敌机投弹，望着武昌、徐家棚一带的大火，有时候夜袭，他们还煮咖啡开一次晚会。战时无常的聚散，让滞留在三教街的他们变得更亲密了。
起初，三教街这间临时“收容所”里的生活相当舒适有序，因为有一个女仆烧饭打杂，但没过几天女仆就偷了客人一笔巨款逃跑，没人给他们做饭了，同住的宇飞、冯乃超和蒋锡金经常不在家，剩下的萧红、李声韵和孔罗荪三人只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往往是吃午饭的时候就在计划着晚餐的节目了，锦江的砂锅豆腐、冠生园的什锦窝饭都是他们物美价廉的食物。逢到精神好的时候，萧红还买来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烧一锅汤，三个人就着汤吃面包，那是他们最丰盛最富有风味的午餐。
吃饱喝足之后，常常是漫无边际的闲谈。萧红健谈，她一边抽烟，一边讲自己的计划和幻想：“人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着。”说这句话的时候，烟雾在她的面前散漫开来，就像她朦胧的憧憬。
“即使是日常生活上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她继续说。
孔罗荪悠闲地斜躺在租来的长沙发上说：“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最小的理想吧。”
萧红提议到重庆后大家一起开一座文艺咖啡馆，她认真地强调：“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是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最能休息的地方。”
孔罗荪和李声韵沉默了，三人都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之中了。李声韵忍不住问：“这不会成为一间世外的桃源了吗？”
“可以这样说。”萧红肯定地回答，“要知道桃源不必一定和现实隔离开来，正如同现实主义，并不离弃浪漫主义，现实和理想需要互相作用的……”她还告诉他们，她在报纸副刊上看到过一篇题为《灵魂之所在咖啡室》的文章，说马德里《太阳报》报馆里有一间美丽的咖啡室，专供接待宾客及同事之用。四壁都是壁画，上面画了五十九位欧洲古今的名人，每一个人物都能表现出他自身的个性和精神，这些生动的壁画，可以使它的顾客沉湎于这万世不朽的人类文化所寄托的境界，顿起追崇向上之心。她说：“你们看，我们的灵魂难道不需要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吗？”兴奋染红了萧红的脸颊，她呛咳起来，休息了片刻又感叹道：“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364]
萧红的那声叹息，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后来对她的生活境况的描述如出一辙，史沫特莱说香港时期的萧红“同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一样，生活穷困潦倒。这些作家挣得的钱只够维持苦力阶级的经济生活水平”[365]。其实，香港时期已经算是萧红自1930年离家出走后过得最安稳的一段日子了。一连好多年，无论是在物质还是情感上，她都是一个赤贫的人，贫穷牵制了她的自由，愁闷桎梏了她的灵魂，但身为一个作家她不能萎败，她必须挣脱那种赤贫的状态，过一种有理想有要求、能滋养灵魂的生活，所以她告诉孔罗荪他们，“即使是日常生活上的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所以她对张梅林说“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也不能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中生活”，所以她对白朗说“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去追求享乐”[366]，她一直在表白拯救自己的决心，推己及人，她亦希望同样生活苦闷的同道们能够在一间美好的“文艺咖啡室”里安置他们疲惫的灵魂。
可惜，这个梦想注定只能是个梦想，一来如孔罗荪所说，文人没有资金，而商人的资金自有其去向，绝没有为诗人造一方安顿灵魂的处所的可能；二来，即便文人有资金，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也绝没有去开一家富于罗曼蒂克色彩的咖啡馆的可能。萧红不是不清楚，但抵达重庆后每次见面，她还是会絮絮地和孔罗荪提起她的梦想，“仍然是兴味多于惋惜的”[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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