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蒋锡金位于汉口三教街的住所突然迎来了带着铺盖卷和小提箱的萧红，她说要搬过来住，蒋锡金问端木呢，她说去重庆了。蒋锡金将萧红留下，给她分析了房子的情况：楼下两间住的是赵惜梦（原《大光报》的社长和主笔）一家；楼上两间由孔罗荪租用，后间本来是一位体育新闻记者在住，他搬去重庆后就空着。为了防止住进闲杂人等，蒋锡金向老舍建议由文协租下作为对外联络的场所，那里常有人来往，夜里经常有人借宿，有时还有人来打小麻将，冯乃超夫妇就在里面丢过钱，所以那间房太嘈杂，没法住；蒋锡金他们住的前间只有一张双人床，他和罗荪睡，冯乃超在的时候他们三个就打横睡，用长藤椅垫上书本搁脚，也没法让萧红住。萧红听了，只说：“我住定了，我睡走廊楼梯口的地板，去买条席子就行。”蒋锡金不同意，说那里人来人往的她睡不稳不说，别人行走也不方便。但萧红不听，向他要了席子，打开铺盖一铺，就躺下了。蒋锡金一看，她的被褥、床单和枕头都是他留在小金龙巷的，她的肚子很大样子很疲惫，便只好说你先休息吧，这事还得等孔罗荪回来商量。孔罗荪回来后，三人一同吃晚饭，孔说既然想不出办法那就让萧红住下吧。萧红就这样住下来了，她成天在地铺上躺着。
蒋锡金还记得，武汉夏天很热，有一次几个朋友让他请客饮冰，他没钱，萧红却一轱辘从地铺上爬起来说我有钱我请，大家高高兴兴去了一家新开的饮冰室，各自要了刨冰、冰激淋和啤酒，吃了大概两元多钱。萧红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五元钞票结账，女侍者送回多余的钱时，她竟挥挥手说不要了。蒋锡金埋怨她花钱大手大脚太阔气，萧红却说反正那是她最后一点钱了，两元多钱留着也派不上什么用场。蒋锡金不放心身无分文滞留武汉的萧红，就去生活书店向曹谷冰借了一百元，又去读书生活社向黄洛峰借了五十元，他告诉他们这是代萧红借的将来由她用稿子还，如果她不还他就自己用稿子还。钱拿回来交到萧红手上，蒋锡金又叮嘱她要好好保存不能乱请客，萧红苦笑着收下了。蒋锡金去找冯乃超，让他设法把萧红送走，冯乃超说李声韵过几天也要去重庆了，让她们俩结伴走吧，蒋锡金这才放下心来。[352]不久他就启程去了广州，从此和萧红再没见过面。
1938年夏天大腹便便的萧红在汉口三教街孔罗荪、蒋锡金的住处打地铺的往事，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高原后来也谈到那年他为了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联系人从延安到武汉，通过胡风，他找到了“怀着很重的身孕，穿着一件夏布的长衫”的萧红。她的床铺就安置在楼梯边的地板上，天气很热，她便坐在席子上和高原谈话，地上还摆着一盘未燃尽的蚊香。当时萧红已经囊空如洗，高原便把自己仅有的五元钱留给了她。谈到端木，高原听人说他脸上有明显的天花疤痕，萧红便拿出她和端木的合影给他看，高原觉得萧红的神情很不自然，也不愉快，似乎不愿多谈端木，因此他猜想端木已经不在萧红身边了，否则萧红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没多久，萧红告诉高原她要离开武汉了，还拿出当晚九时开往重庆的船票给他看。那天晚上，高原办完事赶到码头想给萧红送行，结果找遍整艘船也没找到萧红，直到船要启航了他才失望地随着送行的人们下船，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萧红。[353]
同样在三教街见过萧红的还有胡风，据《胡风回忆录》记载，8月13日上海抗战周年，他到三教街，见冯乃超夫妇和萧红都在，才知道萧红还没有走，“端木将她一人留下自顾自先走了。她身体已显笨重，一个孕妇无人照管，怎么行呢？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说将随乃超夫人一道撤退，我才放了心”[354]。后来梅志写到这件事，又增添了一段萧红和胡风的对话：“在无人的时候，胡风问萧红：‘怎么，端木不和你在一起？’她扁扁嘴说：‘人家从军去当战地记者了。’……萧红掩盖着内心的痛苦告诉胡风，乃超让她随自己的妻子一同走。”[355]但这段对话与事实不符，端木是在当战地记者的希望落空之后才决定去重庆的。这一点，有当时和他同一艘船前往重庆的张梅林作证。张梅林写于1942年春天的《忆萧红》大概是最早回忆武汉保卫战中端木先行入蜀将萧红独自留在武汉之事的文章，文中说：“7月间，武汉开始紧急，萧红的‘病’越发沉重，我们相约一同去重庆。但在8月初旬将上船那天，萧红因了有直达的船落后了，我同罗烽和未实现充当某报战地记者的愿望的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356]根据张梅林所述，萧红是为了乘直达的船才落在了端木后面。
骆宾基后来写《萧红小传》，对张梅林《忆萧红》中这段文字进行引申，变为“等到船票拿到手，武汉已极度恐慌的时候，T君向M要求了：‘萧红不走啦！她要留一些日子另外等船。’而他却把船票作为己有和M、F启程去川了。因为他的战地特派员的梦想，没有实现”[357]，T君是端木蕻良，M和F分别指张梅林和罗烽，在骆宾基笔下，端木先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
萧红去世后，端木蕻良一直因为曾弃她于战乱中的武汉不顾而饱受诟病。1980年6月25日他在访谈中向葛浩文详述了当时的情形：
“当时，我们俩稿费和版税足以维持生活，但当时是抗日高潮，因此我想到《大公报》王芸生那儿做一名战地记者，反映前线的情况。本来《大公报》已答应我做本报随军记者，但国民党撤退很快，没有去成，就决定去重庆。”
“本来是准备与罗烽、白朗、萧红我们一起走的。但罗烽去买票没有买到那么多票，白朗和罗烽的母亲先到了重庆的江津。罗烽后来又买到两张票，萧红就说，她和罗烽一起走不合适，票又是罗烽买的，因此要我和罗烽一起走。当时白朗已走，萧红肚子又大，她和罗烽一起走是不大合适，万一路上出点儿差错不好办。我去托田汉的爱人安娥，她说她有办法，萧红和她一起走。这样安娥是女的，我就放心了。”
“我和罗烽到重庆，我就等萧红。但我走后，安娥并没有弄到票，因为当时非常紧张，好像《卡萨布兰卡》那个电影一样，买票非常紧张。萧红来信说：安娥没有弄到票，但我是有办法的，因为大家都走武汉，不会把她扔下。”[358]
将端木蕻良的讲述与蒋锡金、张梅林以及孔罗荪的回忆相对照，不难推断，端木先行的原因大抵就如他所说是船票紧张无法二人同行，萧红怀孕不方便与罗烽一起走，所以端木与罗烽先行，萧红再与女伴一同上船。这是不得已的对策，可能萧红也的确要求过端木先走，但当她身怀六甲滞留在炮火纷飞的武汉，身上又囊空如洗时，内心不可能没有怨言，不可能不对新婚的伴侣感到失望。而等到她好不容易与李声韵买到票上船，行至宜昌李声韵又突然大咯血被送到当地医院，萧红送她到医院后赶回码头，发现船已开走只能等下一班，萧红被缆绳绊倒，挺着肚子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上。过了很久，才被过路人扶起，然后她又独自挨过了剩下的行程，所以抵达重庆后她曾哀怨地对友人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359]所以《萧红小传》里，骆宾基问萧红到重庆后是否想过离开端木，换一种方式生活，萧红回答：“想是想的，可是我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360]
至于萧红滞留武汉时的身无分文，1992年8月2日端木蕻良被孔海立问到这个问题时显得很尴尬，他说自己从来不过问钱财之事，“拿了工资就全部交给萧红，然后就再也不过问。有关家政之事都是萧红管理的，萧红安排他的生活，萧红给他零用钱”[361]。也就是说，端木蕻良离开武汉时，可能根本不知道萧红身上有没有钱，有多少钱。此说乍看不可思议，但联系到端木蕻良的个性以及周鲸文对他“虽系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362]的评价，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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