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一书中又对端木和萧红的婚礼作了更多更详细的描述：端木和萧红回武汉不久，端木的三哥曹京襄就从浙江上虞赶到了武汉，与他当时尚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女友刘国英订婚。刘国英的父亲刘镇毓是交通部邮政总务司司长，因此订婚酒宴场面盛大而热闹，报纸上还登了大大的订婚启事，不过萧红没有出席曹京襄的订婚宴，[345]只有端木独自参加。办完订婚宴曹京襄要赶回上虞，听端木说要和萧红结婚，他马上表示反对，说萧红年龄大又结过婚还怀着别人的孩子，母亲一定不会同意。端木不管，只说母亲反对就不告诉母亲。曹京襄无奈，临走前留下一笔钱，给弟弟结婚用。5月下旬，端木和萧红在汉口大同酒家办了婚宴，三哥不在，未过门的三嫂刘国英帮了不少忙，除和同学窦桂英一起连夜为萧红缝制旗袍外，还极力说服了自己的父亲刘镇毓给端木和萧红当主婚人。结婚当日，萧红穿着刘国英为她赶制的红纱底金绒花旗袍，端木穿着浅驼色西服打着红领带，出现在汉口大同酒家婚宴上时，两人看起来都是又漂亮又文雅。参加婚宴的亲友不多，除了刘国英的亲友，便只有文化界的朋友胡风、艾青等少数几人，宴席上刘国英就坐在胡风旁边，胡风还时不时和他们开玩笑，为她夹菜……[346]
萧红和端木真的举行过婚礼吗？为什么她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在许广平、萧军、胡风、梅志、聂绀弩、张梅林、蒋锡金、高原、白朗等等几乎所有友人写的回忆文章里，都没有一个字提及她的人生中曾有过一次婚宴？也许甚至连她自己也没有提过，因为骆宾基根据她的讲述撰写《萧红小传》，一直将从未举办任何结婚、离婚仪式的她和萧军称为“夫妇”，将端木蕻良称为她的“同居者”。正如萧红与汪恩甲的兄长那场不为人知的离婚官司一样，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婚礼，如果有过的话，也被有意遗忘了。
但端木蕻良坚称他和萧红办过婚宴，他两次向《萧红传》的作者、美国学者葛浩文肯定自己在武汉与萧红正式结过婚，并一一细述婚礼细节和到场的宾客。葛浩文相信“即使此后的端木和萧红之行为、言论偶尔不像一般的夫妇，但这都不能否定他们结了婚一事”。[347]1995年5月，已经八十三岁的端木在北京家中接受学者孔海立的访问时，再次申明他和萧红是正式结过婚的。而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在1996年8月2日接受学者孔海立的访问时，还解释说当日端木之所以坚持要和萧红举行婚礼，就是要对她负责任，因为他认定萧红屡遭背弃伤害的原因就是没有举行过正式婚礼没有名分，男人可以不受约束地与其他女人谈情说爱。因为萧红不愿去政府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他们才因陋就简在大同酒家办了婚宴。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一书还引用了一篇题为《文坛驰骋联双璧》[348]的文章中描述的婚礼细节，说当时胡风为活跃婚礼气氛，提议让新郎新娘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浪漫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指她当时正怀有萧军的孩子），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349]而据另一篇《萧红遗物的几点说明》，当日的婚礼上萧红还送了四颗南国相思红豆给端木作为定情信物，这四颗红豆分别装在橘黄色的丝袋和薄牛皮纸信封里，各两颗，是从前鲁迅和许广平送给她的礼物。[350]
多年来，由于端木口中那些参加过婚礼的宾客的缄口不提，萧红和端木是否真的正式结过婚举办过婚礼成了一个谜。但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是，胡风后来写《悼萧红》时称端木蕻良为“那个T”，梅志写《“爱”的悲剧——忆萧红》时称他为“那个朋友”“D”或“D君”。但在梅志根据胡风日记所作的《胡风传》一书中，写到1938年8月13日胡风在汉口三教街碰到萧红，“看到萧红那高挺的肚子，男人丢下她不管，实在使他气愤，也感到悲惨凄凉。前不久，端木的三哥曾大宴宾客举行订婚礼，席上的女客们在笑谈着昆明见、重庆见的话。难道这人竟连一个弟媳妇都不能携带着离开武汉”[351]？“弟媳妇”这个词，说明胡风、梅志虽然反对萧红的选择，绝口不提萧红和端木的婚礼，实际上却已经将他们视作夫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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