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人都在哭泣。
在生死场上哭泣，在火边哭泣，在刀口哭泣，
在厨房里哭泣，在汲井边哭泣。
呵，让你的活跃的血液，
从这战斗的春天底路上，
呼唤姊妹，提携姊妹，
——告诉她们，
从悲哀的家庭里，
站出来——到客堂吃饭，
上火线演说，去战地打靶……
中国的女人不能长久哭泣。
次日早晨，田间又写了一首给端木蕻良的送别诗。在年轻诗人诚挚友爱的祝福中，萧红带着开始新生活的希望与端木蕻良一起回武汉了。
4月下旬，萧红和端木抵达武汉，[335]立刻去找胡风，胡风对西安发生的种种已有所耳闻，但他们不请自来，又没有提前来信，他还是感到很突然，只好请他们去饭馆吃饭，得知萧红急于见池田，就把鹿地夫妇也约来了。其时鹿地夫妇已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身份与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连胡风也成了他们出席各种公开、私人场合的陪同和翻译。之后接连两天下午，萧红和端木都去了胡风家。第三天下午，萧红在花园的蔷薇架下跟胡风讲了他们的情况，端木远远地看着。梅志说他们的事胡风早就看出苗头了，去临汾前萧军也模糊跟胡风提过萧红和端木都想离开武汉，既然萧红无法跟萧军共同生活下去了，离婚也好。不过听了萧红的叙述，再看端木那份冷淡的以胜利者自居的样子，胡风心里很不是滋味，为萧红感到委屈。[336]胡风梅志都认为端木的插足导致了二萧婚姻的彻底破裂，而萧红选择端木，也只是受到屈辱和伤害后的反抗或报复，不是出于真正的爱情，“也许仅是想转换一下生活对象罢了，做得似乎是太冒险了”[337]。因此胡风责问萧红：“作为一个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338]
骆宾基《萧红小传》写到当时的情形也有一段类似的对话：
“萧红在武汉感到了友情的封锁，然而这并没有给她很大的威胁。当S在她最初安身的武汉旅馆里探访的时候，就作着下面的忠告。”
“‘你离开萧军，朋友们是并不反对的。可是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么？’”
“‘我为什么要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呢？因为我是女人么？’萧红说，‘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不能为朋友们的理想方式去生活，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骆宾基认为，萧红误会了S即胡风说这番话的真正用意，把它当作“社会向女人作的一种封建式要求”[339]而加以反抗，因此和胡风一家日渐疏远了。
池田幸子邀请萧红与她同住，萧红同意了，但不久池田就向梅志发牢骚说：“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跳窗逃走了。喝，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梅志听了想，“这可能是爱得狂热了效文君的私奔？还是真的被爱着呢？或者正因为他的一副胆怯相，一副温和的绅士派头，使她离开了粗犷的萧军？总之，我以为她这是一个任性的反拨，走向另一极端的选择。我们是说不出什么话的”[340]，她仍然不相信萧红和端木在一起是因为爱情。
不止胡风夫妇不看好这对新组合，几乎所有的新旧朋友都不能接受和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无法和他们自然相处。萧红和端木到汉口找蒋锡金帮忙解决房子问题，正好小金龙巷的房子他还租着，只是三个月没交房租了，端木交了一个月租金便住进去了，萧红也从池田幸子家跳窗逃来同住。过了些日子，蒋锡金回小金龙巷付欠下的两个月房租，顺便取些衣物，他和端木谈了一会儿打算要走，听到里间萧红问他为什么不进去，蒋锡金推门进去看见萧红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苍白的脸上睁着两个很大的眼睛，好像有些害怕模样。蒋锡金知道她这是要向自己公开她和端木的关系了，他觉得这是个人私事，作为朋友是没有置喙余地的。萧红流着泪，请他帮忙找医生打胎，她说自己一个人生活都很困难，不能再带个孩子把自己毁了。蒋锡金认识的医生只有于浣非——二萧初到武汉时遇见的检疫官，便建议找他来商量，萧红一听，马上大声说“不要，我不要找他，不能找他”。既如此，蒋锡金就只能劝她不要太担忧，好好把孩子生下来了。那以后，蒋锡金就没有回小金龙巷看望过萧红了，他后来回忆说，一则是忙，二则是想反正有端木在，端木有责任照顾萧红。[341]
老友张梅林的态度也很不自然，他曾是小金龙巷的常客，萧红和端木从西安回来后他却不大上门了，倒是萧红和端木常找到他那里去闲谈，或者偶尔一起去蛇山散步。据张梅林回忆，虽然他没说过什么，他异样的眼色还是落在萧红眼里了，因此有一次她直接问他：“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处理不好吗？”他回答说那是她自己的事。萧红又问：“那么，你为什么用那种眼色看我？”“什么眼色？”“那种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张梅林默然了。“其实，我是不爱回顾的，”萧红说，“你是晓得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也不能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中生活。现在我痛苦的，是我的病……”[342]
萧红口中的“病”指的是她日渐隆起的肚子，它让她不得不延迟开始新生活的计划，而那尚未开始的“新生活”又让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友情危机之中，朋友们的疏远和有声无声的责备，在萧红看来都是因为她是女人。但事实上，萧红可能真的误会了胡风们的深意，他们并不在意她离开萧军，也不在意她立刻开始新恋情，他们反对的，是端木蕻良。
那年夏天高原从延安到武汉，通过胡风找到了萧红，见她大腹便便，端木又不在身边。作为老友，高原的心情很沉重，也很激动，他直截了当地批评萧红“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很不服气，反击高原说他从延安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343]萧红几乎所有重大的人生抉择都是“轻率”的、“不考虑后果”的，离家出走如此，与汪恩甲同居如此，与相识仅一天的萧军狂恋也是如此，而果断与萧军离婚与端木结合时她甚至都没有想到会遭到友人们的责问和排斥，当然更不可能考虑到什么“政治影响”了。高原直率地道出了胡风、蒋锡金和张梅林等人没有言明的隐忧。那么，为什么朋友们会认为萧红选择与端木结合是“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的行为呢？丁玲1981年6月24日接受美国学者葛浩文访问时说的一段话或许就是答案：“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政治气氛是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早上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床，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
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在人人追求进步的集体生活中，端木蕻良自由散漫、“对政治冷冰冰”、讲究服饰的性格作风自然极其刺目，容易给人留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良印象，遭到排挤甚至敌视。丁玲所说的“不是和我们一路人”这句话，说明当时端木已经被边缘化甚至敌对化了，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萧军对端木的强烈反感有个人情绪的因素，却也能部分反映当时大家对端木的态度——“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象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这样的可怜的东西们”。萧红选择端木，就意味着选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意味着放弃革命放弃进步，这自然是“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了。而这，大概也是聂绀弩从延安回到西安，一看到萧红和端木一起从丁玲的房里出来，就觉得萧红“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的原因，曾与萧红倾心交谈过的他回到武汉后也只见了她一面，友情封锁的苗头，在西安就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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