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包起靴子，写了一封短信，托准备去运城的对门同事带给萧红，信中他说：
红：
这双小靴子不是你所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总是这样不沉静啊！我大约随学校走，也许去五台……再见了！一切段同志（丁玲）会照顾你……
祝健康！军
萧军同时交给那个同事的，还有一个小包，里面是《第三代》的部分底稿、一部合订的《第三代》、一些材料和十几封信，是带给丁玲的。在给丁玲的信里萧军交代：“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那日记和朋友们的信，顺便扔进黄河里罢。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的眼睛里。请尊重我的嘱托。”[332]
萧军为什么把他最重要的东西托付给相识不久的丁玲，而不是和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萧红呢？原因不难猜想，丁玲是新目标，而萧红，他已决定和她分道扬镳，从此可能不会再见了。但仅仅一个多月后，萧军就又见到萧红了，重逢同时也是正式分手的情形，在晚年萧军的记忆中是非常洒脱干净的，没有他让萧红和端木结婚自己要和丁玲结婚的情节：
“正当我洗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
‘三郎——我们永远分开罢！’”
“‘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说。接着很快她就走出去了，……。”
“这时屋子里，似乎另外还有几个什么人，但当时的气氛是很宁静的，没有谁说一句话。”
“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
萧军还说，这个结局，他在从延安到西安的路上就有了心理准备，只是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他估计，这“可能是萧红自己的决定，也可能是某人所主张，因为他们的‘关系’既然已经确定了，就应该和我划清界线，采取主动先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墙，他们就可完全公开而自由，免得会引起某种纠纷……。其实她或他估计错了，我不会、也不屑……制造这类纠纷的”[333]。但是根据端木蕻良的口述，当时主动提出分手的既不是萧红，萧红和萧军的“诀别”也没有萧军说的那么“平凡而了当”，而且两人明确了离婚，萧红公开和端木在一起了，萧军竟又提出要复婚，遭到萧红拒绝后，他便拎着一根粗棒子，跟在她和端木身后，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还有一个晚上，端木在屋里睡觉，萧军一脚踢开他的房门，要拉他去城外决斗，直到萧红听到动静，赶过来威胁他“你要把端木弄死，我也把你弄死”，他才罢休……[334]
两种叙述对比，端木蕻良记忆中的拎着粗棒子、要求决斗的萧军，比萧军笔下那个平静、没有任何废话和纠缠的自己更符合他一贯的个性和作风。复婚无望，萧军和塞克等人一起去了兰州。为摆脱萧军，萧红和端木决定再也不和他同行了，于是他们回了武汉。
4月28日，萧军抵达兰州，遇见了曾与之有过一面之缘的王德芬，并迅速坠入了爱河，相识仅一个月余，他们就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订婚启事”。随后萧军便带着新婚妻子王德芬离开兰州，于6月12日又回到了西安，这时距他与萧红“离婚”仅两个月。萧军再婚速度之快，连丁玲也感到诧异。
二萧近六年的共同生活以各自迅速的再婚画上了句号，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了，西安一别成了真正的诀别。萧军曾给过萧红一个家，也曾给她数不清的痛苦和伤害。如果没有遇见他，张乃莹的人生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她不会成为作家“萧红”，文学史上将不会有《生死场》《商市街》《马伯乐》和《呼兰河传》。他是她的青春和爱情记忆，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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