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昔日亲密后来因种种原因疏远的友人们对她和端木何时以及为何离开重庆前往香港毫无头绪，胡乱猜疑，还演绎出了阴谋论。如绿川英子称萧红和端木此行为是“谜一样的香港飞行”[408]；梅志和胡风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认为那是一次别有用心的出走，梅志说自己在他们离开很久之后才从靳以口中得知消息，靳以当时破口大骂，连说“不告诉朋友们倒也罢，怎么连大娘都不辞退。……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他们想不明白萧红和端木为什么要做出“离开抗战的祖国到香港去”这种在浓厚的爱国氛围中显然是极端愚蠢的行为。梅志断定萧红是出于软弱和牺牲精神，不情不愿地跟随端木去了香港，“她只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拉住她，不让她去。但她终于远离了抗战的祖国和人民，到那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亚热带的香港去了”[409]；梅志的猜测可能与《萧红小传》有关，骆宾基说“当萧红准备和T君去香港的时候，曹靖华先生没有肯定地说：‘你不要去，想法在重庆住下来休养吧！’据C君说：‘只要他这样说一句，萧红就会留下来的’，这是萧红逝世前向他不止一次表示过的遗憾”[410]……在这些揣度和惋惜声中，萧红再次被塑造成一个柔弱无力、不能自已的形象，而端木蕻良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做出错误决定并导致萧红客死香港的罪人。
其实，早在1941年8月，萧红尚在人世，端木就针对有关他们“秘密”飞港的流言作过解释：“那时，票子很不好买，据说托人也得先一个月定座。到城里去找朋友，我想至少也得半个月才能弄到手，要带的东西足有余裕回学校整理。朋友晚上回来告诉我，十五号有一张，十七号有两张。十五号就是明天，又是一张，我当然不走，十七号也只差两三天，我的随手的东西，又都在北碚，往返来不及拿。这样快买到票子，反而增加麻烦。而且第二天朋友拿了票子要我签字，我一想就倒霉，什么东西不能带，朋友存在我处的稿子，朋友送给我的亲笔联，心爱的西藏瓷佛，我自己的稿子，跟我到处跑的纪念品，珍贵的信……脑子里塞满了这些。朋友说，我走后，他可以替我收拾，想法带给我，房子的押租，别人欠我的稿费，都由他承顶过去，我想也不错，无事一身轻，我就欣然签了字。”[411]也就是说，1940年1月14日，端木和萧红进城去找友人帮忙订飞机票，原打算订好票就返回北碚收拾东西然后再离开重庆，结果意外地买到了17号的机票，他们来不及回北碚，就直接飞到了香港。这是他们没告诉朋友、没辞退大娘就匆忙离开重庆的原因。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1940年1月端木刚刚拿到复旦大学全职教授聘书的时候离开重庆，又为什么会选择前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呢？1980年端木蕻良对葛浩文作了回答：离开重庆的原因——“重庆被日军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尤其北碚，据说那里有个军火库，日本人总炸那里，萧红受不了。另外又出一个隧道大惨案，这样我想萧红在这儿要活不长了，因此决定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的原因——“我的原意要到桂林，那里已有不少朋友在，如艾青他们都在，而香港朋友少，海外情况又不了解，但萧红说，到桂林，然后再轰炸，我也受不了，这样就准备到香港”；行程保密的原因——“事先我跟华岗谈过，当时他还是《新华日报》副总编。他跟《文摘》的人谈过，其他人就没有通知，因怕一传开国民党不让走。飞机票是托中央银行职员袁东衣买的，他现在是天津政协委员”。[412]
1986年12月，端木蕻良在文章中再次讲述四十多年前他和萧红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的始末：
“重庆城里大轰炸后，北碚开始成为轰炸目标。据说北碚有个武器库，敌机不但白天来炸，而且加强了夜袭，接二连三地来。”
“萧红日夜得不到休息，体力日渐不支，我便和华岗商量，谈到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桂林，一是香港。但华岗说，桂林不久也免不了空袭，还得跑警报，莫如去香港，那里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华岗知道我有两个长篇在香港报刊连载，大时代书局又要我编《大时代文艺丛书》，所以赞成我们去香港。”
“当时，去香港的机票很难买到，我们估计要等一个月才能拿到手。没想到为我们买票的银行老朋友，过不了两天就把机票送来了。因为中国银行总保留有一种机动舱位。我们也来不及向朋友们辞行，便匆匆收拾行装走了。剩下的事务，只有委托为我们购机票的朋友代替办了。”[413]
将访谈内容与两篇相隔四十多年的文章相对照，不难看出端木蕻良对离开重庆的原因交代得很清晰，是为了萧红的健康。行程保密的原因前后说了两种，一是怕传开了国民党不让走，二是提前买到了机票未及向友人辞行造成了秘密出走的误会。至于选择去香港而非桂林，则一说是萧红的决定，跟华岗谈过，一说是华岗的建议，总之不是他个人的主张。端木固然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其表述大体是可信的。
其实，1942年萧红去世后不久，张梅林就在悼念文章中写到1940年春他曾在重庆临江门看见萧红，萧红告诉他过几天就要去香港了，还叮嘱不要告诉别人。张梅林说萧红的飞港引起了一些熟人的谈论，后来萧红也曾写信给他说明飞港原因，不外想安静地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因为抗战以来她是只写了点散文之类的，其次，也是为了避开讨厌的警报。[414]对萧红与端木的结合，张梅林也是用“那种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看待的友人之一，这篇文章中他甚至刻意避免写出端木蕻良的名字，只以“她的朋友”代称，因此他不可能为端木辩护，所以这篇文章的可信度较高。端木和萧红离开重庆的原因远比友人们的猜测简单，而作出去香港的决定时，萧红就算不是主动的决策者，也绝不是毫无主见任人摆布的盲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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