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完成于1938年8月6日,是抗战中最大规模最酷烈的一场战争武汉会战打响之后,萧红在炮火中等待一张去重庆的船票时写下的作品。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一位刚死了老婆要赶早渡河追赶部队的八路军战士和船工阎胡子之间的对话,或者说,是船工阎胡子在自说自话,只有结尾处阎胡子在沙滩上追上士兵,问他“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日子过啦”,士兵回答他“是的,我们这回必胜……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时,双方才像是终于接上了话头。这是一篇带有明显宣传色彩和政治倾向性的小说,和萧红过去那些不成功的短篇小说一样,叙事凌乱松散,人物尤其是八路军士兵基本只是一个脸谱,但小说开头几段描写黄河沿岸风景的文字气势雄浑,充分展现了萧红在景物描写上的天赋:
“悲壮的黄土层茫茫地顺着黄河的北岸延展下去,河水在辽远的转弯的地方完全是银白色,而在近处,它们则扭绞着旋卷着和鱼鳞一样。帆船,那么奇怪的帆船!简直和蝴蝶的翅子一样;在边沿上,一条白的,一条蓝的,再一条灰色的,而后也许全帆是白的,也许全帆是灰色的或蓝色的,这些帆船一只排着一只,它们的行走特别迟缓,看去就象停止了一样。除非天空的太阳,就再没有比这些镶着花边的帆更明朗的了,更能够眩惑人的感官的了。”
《旷野的呼喊》写的又是一个青年因参加抗日(或革命)丢下风烛残年的老父的故事。弃父出走的主题,萧红在早期的《看风筝》、后来的《北中国》中都写过,只是《旷野的呼喊》里陈公公的儿子并没有真的离家去参加义勇军,害父母担心了三天后他回来了,他去给日本人修铁路了,还暗暗下定了要拔掉铁道上的钉子弄翻日本火车的决心,回来了的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令父母觉得他像走了一样,“陈公公转了一个身,在转身时他看到儿子在微光里边所反映的蜡明的脸面和他长拖拖的身子。只有儿子那瘦高的身子和挺直的鼻梁还和自己一样。其余的,陈公公觉得完全都变了。只有三天的工夫,儿子和他完全两样了。两样得就象儿子根本没有和他一块生活过,根本他就不认识他,还不如一个刚来的生客”。等父母慢慢适应了儿子的铁路工身份,他弄翻日本火车被捕的消息也传来了,陈公公疯了,在浩浩荡荡的大风中呼喊着奔向荒野。这篇小说和《黄河》一样有生拼硬凑之嫌,算不上佳作,但亦有几个段落精彩可读,尤其是写陈姑妈因儿子失踪心慌意乱的片段,令人联想起《生死场》里可怜可笑的麻面婆。
《朦胧的期待》和《山下》讲的都是女佣的故事,也许因为有长期和女佣们朝夕相处的经历,萧红多次以她们为主人公创作小说。《夜风》里给地主老太太洗衣裳的婆子老李,《烦扰的一日》中那个想离开丈夫去当老妈子、才二十四岁就已半老的婆娘,《桥》里做了乳娘顾不上亲生孩子的黄良子,还有《牛车上》丈夫当了逃兵的五云嫂,萧红给予了这些被侮辱与损害的女性很深的同情,她几乎从未用讽刺性口吻描述过她们,而这往往是她小说中男性主人公时有的待遇。《朦胧的期待》中的二十五岁的女佣李妈和老爷的卫兵金立之好上了,金立之要上前线了,回来看老爷和太太。李妈给他打好了裹腿,又跑去买烟,准备连身上仅有的一元钱都一起给他带走,买烟回来却发现金立之已经走了。这原本又是一个女佣的悲剧,李妈的热情和希望双双落了空,她绝望了,她觉得自己被掏空了,“她的背脊被凉风拍着,好象浸在凉水里一样。因为她站定了,她停止了,热度离开了她,跳跃和翻腾的情绪离开了她。徘徊,鼓荡着的要破裂的那一刻的人生,只是一刻把其余的人生都带走了”。也许是考虑全民抗战的时代不需要个体的悲哀,所以萧红在小说的结尾给了李妈或者说给了所有如李妈一样被战争剥夺了一切的人们一丝希望一线曙光:
“夜里,她梦见金立之从前线上回来了。‘我回来安家了,从今我们一切都好了。’他打胜了。”
“而且金立之的头发还和从前一样的黑。”
“他说:‘我们一定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不胜利呢,没道理!’”
“李妈在梦中很温顺地笑了。”
《山下》中十一岁的林姑娘本来是嘉陵江边一个甜蜜顺从勤劳的小姑娘,和她残疾的母亲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战争的潮水给她生活的小镇送来了许多逃难的有钱的“下江人”,也给了她一个到教书先生家去做帮佣的机会。林姑娘从先生手里拿到了不少赏钱,还获准把先生家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带回家,她和母亲过上了好日子,邻居们很是羡妒。不久,先生家请了厨子,林姑娘不需要每天到饭店为他们取饭了,她的工钱也降低了。林姑娘的母亲受到邻人怂恿,上门去找先生理论、要挟,林姑娘被辞退了。大病一场后,她变得苍白沉默、郁郁不乐,成了一个小大人了。这是一篇用人物心理变化、情绪波动来结构情节的短篇,是典型的萧红手笔,文字优美而富诗意,开头写在江边洗衣的林姑娘,简直就像无忧无虑地在水边玩耍的精灵:
“林姑娘顺着这江,看一看上游,又看一看下游,又低头去洗她的衣裳。她洗衣裳时不用肥皂,也不用四川土产的皂荚。她就和玩似的把衣裳放在水里而后用手牵着一个角,仿佛在牵着一条活的东西似的,从左边游到右边,又从右边游到左边。母亲选了顶容易洗的东西才叫她到河边来洗,所以她很悠闲。她有意把衣裳按到水底去,满衣都擦满了黄宁宁的沙子,她觉得这很好玩,这多有意思呵!她又微笑着赶快把那沙子洗掉了,她又把手伸到水底去,抓起一把沙子来,丢到水皮上,水上立刻起了不少的圆圈。这小圆圈一个压着一个,彼此互相地乱七八糟的切着,很快就抖擞着破坏了,水面又归于原来那样平静。她又抬起头来向上游看看,向下游看看。”
《孩子的讲演》写的也是战争中一个小孩迅速成熟为小大人的故事。小王根是战地服务团九岁的小团员,在一个有五六百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被请上台发表演讲,紧张中他把听众的笑声和掌声当成了嘲讽,当众大哭起来。这是整部集子中最短的一篇小说,萧红的原意可能是要绘一幅简单利落的速写,但她下笔随意,那些穿插在小王根意识流中的回忆、场面和景物描写,破坏了行文的流畅性,小说因此显得破碎拖沓。
《莲花池》中的小豆是一个父亡母嫁、跟着祖父生活的孤独小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莲花池看一看莲花,但邻家孩子的欺负让他不敢离开家门半步。祖父夜里盗墓白天睡觉,也不能带他去看。他只好一天天地蹲在窗口,从早晨到黄昏,望向莲花池。然后,日本人来了,爷爷再也不能靠盗墓维持生活了,又怕被拦去当兵,只好带着小豆去投靠日本人,诬告他人,结果小豆在审堂室里大喊“汉奸”,被日本兵一脚踢开,不幸死去。小说后半段尤其是祖孙去投敌、小豆被踢死的部分逻辑混乱,缺乏真实感,读起来有如坠云雾莫名其妙之感,但写小豆的寂寞和祖孙俩相依为命生活的前半段则相当细腻感人,萧红在摹写人物心理上的功力始终优于她的叙事能力。
《逃难》是整部集子中较为特别的一篇,它的主人公何南生是一位中学教员,他的嘴里永远骂着“真他妈的中国人”,身上却有着最卑劣的中国人才有的劣根性——自私、伪善、怯弱。刚对学生作完“与陕西共存亡”“绝不逃难”的演讲,转眼何南生便带着太太孩子和全副家当到了火车站。说是逃难,他却连点火用的旧报纸都带了五十斤,好不容易等到火车要来了他又匆忙跑回家去收一条太太忘下的小手帕,没有挤上火车何南生骂中国人“要逃不要命”,挤上火车之后又庆幸“还好,还好,人总算平安”……萧红把中国人保存自我的“智慧”集中安放在何南生的身上来讽刺批判,结果用力过猛,反而使人物变形失真。而值得一提的是,《逃难》这篇小说让人不能不联想到叶圣陶192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叶圣陶的讽刺口吻含蓄一些,控制叙事节奏的技巧也较萧红略胜一筹,因此,同样是教员,同样有着自私、表里不一、软弱的个性,同样是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挤火车逃难,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却比萧红的何南生更真实可信。
以上便是收入《旷野的呼喊》中七篇作品的大致情况,萧红意图用它们来证明她在1938年1月16日《七月》座谈会上表达过的观点,没有深入前线,不表示与战时生活隔绝了,没有深入前线,一样能写以抗战为背景的作品。总的来说,这些短篇小说都不能算一流的作品,它们有的宣传色彩过于明显,有的完成得草率匆忙,有的暴露了萧红不善叙事和塑造人物的弱点,但在抗战初期普遍浮躁、空洞、粗糙的文学作品中,它算得上一部相对沉潜和精致的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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