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香港的那年春天，萧红给白朗写信倾诉自己的抑郁和寂寞，那不只是初到异地的短暂伤感和不适，因为同年6月24日写给华岗的信中她也说了“虽然住在香港，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住在外边，尤其是我，好像是离不开自己的国土的。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所好的是文章到底写出来了，只为了写文章还打算再住一个期间”之类的话。
其实，身为知名作家的萧红和端木蕻良几乎是一抵港，就受到了当地文艺界的热烈欢迎。如1940年2月3日《大公报》就刊出消息，通知会员们报名参加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办的招待由渝来港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的聚餐会，2月5日晚，有四十多位作家到大东酒家参加了聚餐会，会上萧红还作了“重庆文化粮食恐慌情形，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紧供应工作”的报告；3月3日晚，香港几间著名女校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座谈会，讨论“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萧红和妇女领袖廖梦醒等人受邀出席；4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文协”香港分会会员，端木还在14日的换届选举上被推举为候补理事，和著名作家施蛰存一起负责“文艺研究班”的工作；5月11日，萧红和端木蕻良应邀主持了刚成立的岭南大学艺文社的第一次座谈会，他们的谈话被当时艺文社的常务记录、整理，以《关于抗战文艺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在29日的《艺文专刊》上；5月12日，萧红和端木又出席了“文协”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为纪念音乐家黄自逝世两周年而举办的“黄自纪念音乐欣赏会”；8月3日下午3时，萧红在加路连山道的孔圣堂参加了由香港的文化团体包括“文协”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业余联谊社、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等联合举办的鲁迅六十岁诞辰纪念会，会上她还作了关于鲁迅生平事迹的报告，而当晚纪念晚会上演的哑剧《民族魂鲁迅》，也是由“文协”请萧红执笔的剧本改编而来。在那半年里，萧红和端木蕻良参加公开活动的次数，比他们在重庆一年的还多，可见他们在香港文化圈受追捧的程度。
他们还陆续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据端木《友情的丝》一文，他和萧红刚到香港，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3号住下，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就登门造访，把他们接到他的“林泉居”去了。“林泉居”位于薄扶林道，是一幢靠山望海、林木环绕的三层小楼，非常适合静心写作。戴望舒给端木和萧红介绍了小楼的周边环境，左邻右舍的国籍、身份和职业，然后和夫人穆丽娟一起邀请萧红和端木搬来同住。考虑到刚刚租下房子，端木又风湿发作爬不得山路，他们婉拒了戴望舒夫妇的好意。不过在香港的两年，端木萧红与戴望舒的来往一直较为频繁。
周鲸文是辽宁锦县人，是著名的东北将领张作相——张学良的“辅帅”、张作霖的“拜把兄弟”——的外甥。周鲸文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31年回国，在哈尔滨办过《晨光晚报》；1933年在平津地区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过《自救》杂志；1938年赴港，又创办了《时代批评》。用周鲸文的话说，萧红居住过的城市他都住过，只是因为身属不同的文化圈一直没有机缘碰面。在端木和萧红找到他位于雪厂街十号交易所大楼的办事处之前，周鲸文就听同乡们说过有两位东北作家到了香港，他也想结识他们，所以双方一见如故，从此就常相往来了。有时是到酒楼饮茶，有时是端木萧红到周鲸文家做客。在周鲸文的印象中，端木“身体很弱，中国文人的气质很重，说话慢腾腾的，但很聪明”，而萧红则“面貌清秀，性格爽朗，有人说她孤僻，我对她倒没有这种印象”。1940年圣诞节前后，萧红曾带着圣诞糕去拜访周鲸文，她走了一段山路和升登楼梯，累得呼吸紧张，在屋里坐了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周鲸文那时才注意到，不只端木身体不好，萧红的身体也很弱，而且，端木似乎对萧红不太关心。萧红和端木在香港的那两年，周鲸文对他们照拂颇多，除了他主编的《时代批评》上连载过《马伯乐》和《科尔沁旗前史》外，1941年6月他还创办《时代文学》，交由端木全权打理。1941年年底萧红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非住院不可时，周鲸文一力承担了全部医疗开销。香港沦陷前，周鲸文为无处落脚的他们安排了住处。圣诞节那天下午港督宣布投降，周鲸文避难前还曾到时代书店的书库去看望过萧红。[416]
除了戴望舒和周鲸文，作家叶灵凤、柳亚子、骆宾基、《大公报》著名记者杨刚还有袁大顿等人也都是萧红和端木到香港后结识的友人。萧红和端木在香港的社交生活远比在重庆时丰富，萧红本不应有寂寞之感，不该发出“在这里我没有交往”“香港朋友不多”的喟叹，但她确实寂寞，与其说她在香港感到寂寞，毋宁说寂寞从未离开过她，她不断地感受着寂寞书写着寂寞：从《王阿嫂的死》里“王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边，炕里蹲着小环，三个人在寂寞着”，到《生死场》中“坟场是死的城廓，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使有花，即使有虫，那都是唱奏着别离歌，陪伴着说不尽的死者永久的寂寞”，再到《搬家》中“我饿了，冷了，我肚痛，郎华还不回来，有多么不耐烦！连一只表也没有，连时间也不知道。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新识》开头“太寂寞了，‘北国’人人感到寂寞”，再到《孤独的生活》中“吃了这些东西之后，着实是寂寞了。外面打着雷，天阴得混混沉沉的了。想要出去走走，又怕下雨，不然，又是比日里还要长的夜，又把我留在房间了”……如果将萧红所有的文字放在一起做统计，“寂寞”一定是她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她从来没有停止书写那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寂寞，她笔下的人、物、景也无不沾染着寂寞的色彩。寂寞是她最深刻最强烈的个人体验。
因为寂寞，也因为在亲情和爱情两方面都得不到被爱的满足，萧红对友情的需求格外强烈。为了写作她需要安静和独处，但她喜欢的是热闹的、其乐融融的集体生活。1932年底至1933年间在哈尔滨“牵牛房”打发的时光，1937年下半年在武昌小金龙巷与萧军、端木、蒋锡金共处的日子，和1938年8月在汉口三教街与孔罗荪、李声韵同住的日子，都是她人生中的快乐片段。她还曾畅想过到重庆后和孔罗荪他们开一间美丽的文艺咖啡室，给作家们提供一处灵魂栖息地，1941年在病榻上她又向胡风表达了要和老朋友一起办大型杂志的愿望……她惧怕独处，喜欢和朋友在一起，曾因上门“打搅”的频率太高先后招致许广平和池田幸子的不满。1936年刚到东京时她也曾一天三次上门确认友人许粤华是否在家，1939年春天在重庆她一个人走难行的山路再爬上三层阁楼去探望胡风梅志，累得坐下半天才顺过气来。1940年冬在香港她也曾不辞劳苦地独自走过山路和升登楼梯去拜访周鲸文夫妇……她交过很多朋友，至死仍孜孜不倦地编织着人际网络，但她内心深处那个寂寞、不安的黑洞从未餍足。周鲸文看错了，萧红确实孤僻，在热情爽朗的笑容下，“我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417]“半生尽遭白眼冷遇”[418]才是她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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