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回忆鲁迅的散文成了1939年下半年萧红最重要的创作活动。因为眼见过鲁迅的晚年生活，聆听过他的教诲，接触过他的家庭，鲁迅去世后，萧红不断受到报纸杂志的邀约，请她写有关鲁迅的文章。而萧红写鲁迅，也总是有意落脚于“生活”，这点从她那些文章的标题也不难看出。究其原因，同年3月14日她写给许广平的信中的一段话应该是最好的解释：“导师的长处，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想做好人是难的。其实导师的文章就够了，绞了那么多心血给我们还不够吗？但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非常笨，笨得就像一块石，假若看了导师怎样对朋友，怎样谈闲天，怎样看电影，怎样包一本书，怎样用剪子连包书的麻绳都剪得整整齐齐。那或者帮助我们做成一个人更快一点，因为我们连吃饭走路都得根本学习的，我代表青年们向你呼求，向你要索。”[421]
因此可以推断，在1939年3月或更早，萧红就意识到除了高歌鲁迅文学成就、研究鲁迅思想的文章，还需要一篇回忆散文，以微小而丰富的生活细节从各个方面呈现鲁迅的完整人格。在她看来，陪伴在鲁迅身边的许广平是写作这篇散文的最佳人选，她当时可能还没有自己动笔实现的想法，但随着一篇篇回忆鲁迅的散碎文章先后出炉，这篇散文已初具雏形了。
1939年10月底，萧红将这些回忆鲁迅生活的短文整理成《回忆鲁迅先生》一文，重庆妇女生活出版社在它的基础上加了一篇许广平的《鲁迅和青年们》、一篇许寿裳的《鲁迅的生活》，还有一篇“附记”，次年7月出版发行。
在《回忆鲁迅先生》前半部分中，萧红将她最擅长的写作手法运用到了极致，基本上舍弃了时间的先后顺序，以一个个生动传神的细节结构全篇。这些细节有的只是一个动作，如“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或是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如“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得……’”；或简略地陈述一个事实，如“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小半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还有的则集体写一个鲁迅的生活习惯：“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着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鲁迅晚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萧红的笔下纤毫呈现——鲁迅喜欢北方口味的菜；鲁迅胃不好饭后必吃“脾自美”药丸；鲁迅痛恨青年人写信太潦草；鲁迅最佩服珂勒惠支的画；鲁迅从不游公园；不习惯戴手套围巾；鲁迅平常吃饭的三个菜是炒豌豆苗、笋炒咸菜和黄花鱼；鲁迅有两种纸烟，贵的前门烟用来待客，便宜的自己吸；鲁迅看不惯浓妆艳抹的摩登女子；鲁迅讲自己早年踢鬼的故事；鲁迅的作息时间；甚至鲁迅卧室和书桌的布置等等——她的的确确写出了鲁迅是“怎样对朋友，怎样谈闲天，怎样看电影，怎样包一本书，怎样用剪子连包书的麻绳都剪得整整齐齐”的，这些细节勾勒出的鲁迅形象前所未有的生动立体，幽默、睿智、温暖，富于人格魅力。
萧红还花了不少笔墨回忆她和鲁迅一家的交往，回忆鲁迅对她的亲切慈爱：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散文的后半部分，萧红写了1936年春夏间鲁迅病中的种种情形，大陆新村九号因为鲁迅的病，瞬间寂静了下来：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哗啦哗啦的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朋友去了，弄堂里来去的稀疏不断地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地，不动地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的抬得高高的。”
在这段文字描绘的有声图画中，外面世界的车水马龙和家长里短是背景，环绕着的画面中央的鲁迅，在一点炉火的照映下显得虚弱、沉静而孤独。鲁迅当然是孤独的，疾病本就是无法与人言说的身体体验，作为思想者的他更加不可能不孤独。萧红或许无法准确全面地论述鲁迅的学术思想文学成就，但她看到了一个老人、一个孤独的个体在盛名之下的寂寞。或许是因为天性善感，或许是同为写作者的同理心，或许因为自己也无时无刻不寂寞，萧红的笔触轻盈地触到了鲁迅灵魂的深层。
现在，《回忆鲁迅先生》已被学界公认为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最生动隽永的篇章，但在萧红写作它时，它远不如现在受重视，甚至，它是被轻视的。端木代萧红写的“附记”中强调此文记的是“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并预告“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端木后来说，萧红看到他写的后面那几句时觉得口气太大，要求删去，是许寿裳劝说“将来写续篇时，知道多少说多少，知道什么写什么，怎样理解就怎样写，读者还可以从你的理解中多得到一些看法呢”，她才同意保留下来。[422]从这段“附记”不难看出，在端木蕻良看来，纯粹记录鲁迅日常生活的散文格局太小，终究不如研究他的“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有意义。
而根据靳以的回忆，萧红和端木住在重庆秉庄时，有一次他到他们的房间，见萧红在写东西，端木在睡觉，他就问萧红在写什么，萧红一面把稿纸掩上，一面回答他说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这时端木揉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用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看了一点，他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的脸红了，她气愤地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端木没再说什么，但也没有停止他的笑。靳以觉得不平，默默地走开了，“后来那篇文章我读到了，是嫌琐碎些，可是他不该说，尤其在另一个人的面前。而且也不是那写什么花絮之类的人所配说的”。[423]这说明，端木的确对萧红写的那一系列回忆鲁迅生活细节、后来被整理成《回忆鲁迅先生》一书的散文心存鄙夷过，而同情萧红的靳以也只是觉得端木不该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尤其是不该当着外人的面说出来。至于萧红的那篇文章，“是嫌琐碎些”，他其实也是认同端木的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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