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因为胡风收到了一张萧军的照片，萧红就要和他疏远，这说得过去吗？萧红到底为什么要断绝和老友一家的往来呢？1942年6月20日，得到萧红去世消息的胡风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话或许可以解开这个谜：
“然而悄吟却死了。我到港后见过她一次，皮包骨头，面无血色，后来不愿而且也不忍再见了。现在听一听，回忆起来，她自西安回来后，我对她过于残酷了。我想她已绝望，但她自己也许还有寻求再生的念头的。但现在她已死了！我要写一篇回忆，但牵及的人事太多，还不能动笔。——端木还想出卖这块人骨头，所以非说出真相不可。你写了什么就寄来。”[425]
胡风到底是怎样“过于残酷”地对待从西安回来后的萧红并置她于绝望境地的呢？他和梅志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都没有一个字提及，但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一文的字里行间又透露，重庆时期的她和胡风都在有意回避和萧红碰面。从靳以口中得知萧红和端木搬到秉庄做了他们的邻居之后，梅志曾在镇上看见萧红带着保姆买东西，久别重逢按理说她是应该上前去打招呼的，但梅志没有，原因很牵强，说是看见萧红“就这么匆匆忙忙地买着，只想赶快离开”；胡风带梅志去过靳以家，她能找到萧红的住处，但她想“还是不去拜访她为好”；一个月后梅志在学校操场篮球架旁碰到正在看夕阳的萧红，梅志还是没有打招呼，“想从她身旁斜穿过去”，这时萧红掉转了头，和她打了个照面，她“只好停住了脚”，邀请萧红去家里坐，萧红犹豫了一下后推说下次再去看他们，从那一刻起，梅志便“隐隐地知道她不会来看我们”了。[426]从这些细节不难看出，梅志不想主动和萧红打招呼，不愿邀请她到家里来，更不用说主动上门拜访了。这样不坦率的态度，萧红不可能觉察不到，所以，与其说是萧红疏远了胡风一家，倒不如说，自从和端木在一起之后，胡风和梅志对她有意的疏远，她终于感觉到了，对他们的友情也绝望了。
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离开重庆，自然就没有通知胡风了。他们没想到的是，6、7月间上海的朋友那里突然传来消息，说胡风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端木和萧红“秘密飞港，行止诡秘”。后来，艾青也向端木蕻良证实，胡风曾写信给他，说端木跟汪精卫去了香港，并在香港安了一个“香寓”。[427]这等于无中生有地给萧红和端木扣上了汉奸的罪名，他们既惊且惧，7月，萧红为此两次写信给华岗，倾诉不满，7月7日的信里说：
“胡风有信给上海迅夫人，说我秘密飞港，行止诡秘。他倒很老实，当我离渝时，我并未通知他，我欲去港，既离渝之后，也未通知他，说我已来港，这倒也难怪他说我怎样怎样。我想他大概不是存心侮陷。但是这话说出来，对人家是否有好处呢？绝对的没有，而且有害的。中国人就是这样随便说话，不管这话轻重，说出来是否有害于人。假若因此害了人，他不负责任，他说他是随便说说呀！中国人这种随便，这种自由自在的随便，是损人而不利己的。我以为是不大好的。”
这封信萧红写得很谨慎，极力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对胡风的行为，只说“大概不是存心侮陷”，是不管轻重的“随便说话”。到了7月28日，复华岗的回信时再提到胡风的“侮陷”，萧红的语气就愤慨多了：
“关于胡之乱语，他自己不去撤消，似乎别人去谏一点意，他也要不以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胡涂人，不是胡涂人说出来的话，还会不正确的吗？他自己一定是以为很正确。假若有人去解释，我怕连那去解释的人也要受到他心灵上的反感。那还是随他去吧！”
“想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侮陷，那时是还活着的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的同伙了。呜呼哀哉！”
“世界是可怕的，但是以前还没有自身经历过，也不过从周先生的文章上看过，现在却不了，是实实在在来到自己的身上了。当我晓得了这事时，我坐立不安地度过了两个钟头，那心情是很痛苦的。过后一想，才觉得可笑，未免太小孩子气了。开初而是因为我不能相信，纳闷，奇怪，想不明白。这样说似乎是后来想明白了的样子，可也并没有想明白，因为我也不想这些了。若是越想越不可解，岂不想出毛病来了吗？您想要替我解释，我是衷心的感激，但话不要了。”
其中“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侮陷”一句，指的是1934年胡风被怀疑为“左联”内奸的往事。1933年6月胡风从日本回国，先后在“左联”任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之职，并负责“左联”与鲁迅的联络工作。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两次遭到大破坏，书记李竹声和盛忠亮被捕叛变，在国民党中山教育馆任日文翻译的胡风被怀疑为内奸，被迫脱离“左联”。1934年10月的一天，周扬和阳翰笙、夏衍、田汉一起约鲁迅在内山书店见面，提醒他注意胡风，鲁迅不信，反而更加反感他们。这年12月6日，写给二萧的信中，鲁迅就表达了对文坛中的谣言和造谣者的极端厌恶，他说：“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428]1936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再次为胡风辩诬：“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429]萧红所说“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给击退了”，指的就是鲁迅为胡风反击谣言的往事。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430]胡风既然不是敌人派遣，又为什么要构陷他昔日的同伙呢？不满萧红和端木当初弃《七月》赴临汾，反感端木的小资产阶级做派，惋惜萧红的错误选择，恼恨他们不辞而别飞离重庆，似乎都构不成罗织汉奸罪名的充分理由。到底是什么促使了胡风这样做，萧红想不明白，多年后端木向葛浩文讲述往事时却透露了一些线索。
1937年“八一三”之后萧红与端木因筹备《七月》相识并熟识，萧红嗔怪胡风早认识端木却不告诉她和萧军，说：“噢，你是单线领导，你是为了讨稿子到那儿去，为了讨稿子到我们那儿。”萧红是随口一说，端木却觉得“胡风这个人不坦率，拿我们做稿源和私产”。[431]端木1936年在文坛崭露头角，除鲁迅和郑振铎曾帮他推介作品发表外，胡风也是给予过提携之力的文坛前辈。他第一个为端木的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撰写评论《生人的气息》，并赞扬它是当年“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端木起初是信赖胡风的。鲁迅去世后，茅盾成了左翼文坛的新领袖，文学青年大都聚集在他的周围。端木也经胡风引荐，于1936年11月第一次见到了茅盾。那时茅盾正办着一个名为“日曜会”的文艺沙龙，成员们每逢周一在上海的“新雅酒家”碰头聚会，端木便经常去那里与王统照、沙汀、艾芜、罗烽等人相聚，并很快得到了茅盾的青睐。得知端木毕业于南开中学而且二哥也在南开教书后，茅盾还让他与二哥联系，设法把他的女儿也转到南开去读书，此事因抗战爆发未成，端木和茅盾亦师亦友的关系却保持下来了。其实，比起端木，萧红认识茅盾更早，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宴客，刚到上海的二萧与茅盾就都在受邀之列，但萧红与他一直没有深交，直到结婚后受端木影响，萧红和茅盾才恢复了联系，萧红还曾将作品交给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而这，是很可能招致视萧红等人为“稿源和私产”的胡风不满的。
胡风和茅盾关系复杂。1929年在日本相识，回国后都曾在“左联”任职，也都曾与鲁迅来往密切，但从他们后来的回忆文章看，胡风和茅盾面和心不和，始终在猜忌争斗。茅盾后来承认自己1935年下半年就曾向鲁迅进言，说胡风行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消息来自陈望道和郑振铎，是他们从南京方面的熟人那里听来的。鲁迅听了脸色一变，顾左右而言他，从此他就无法和鲁迅深谈了[432]；而胡风则在回忆录中说创造社的作品，几乎都是大而空的意识形态的表演，没有普通人民的感情，茅盾的作品有具体描写，但形象是冷淡的，或者加点刺激性的色情，也没有普通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433]。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茅盾的作品，鲁迅去世后，茅盾文坛领袖的地位也让他不能心服。“八一三”之后茅盾在上海办《烽火》杂志，胡风与冯雪峰、茅盾等人的矛盾激化，便伙同二萧、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一批年轻作家办《七月》；1938年2月，茅盾从上海到武汉，宣布要编一个大杂志，并对文艺运动提了几点后来被胡风在回忆录中批为“完全脱离了当前的文艺发展实际的”意见。联想到1936年“左联”解散时茅盾唯恐左翼作家放弃立场放弃得不彻底，一手办了一个空名的、一成立就消失的“文艺家协会”，胡风觉得茅盾视而不见正在酝酿中的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敌组织，反而想恢复由左翼成员组成的似组织又非组织的左翼作家网，无非想要自己做中心，亲自指定各地的负责人[434]。胡风还认为，茅盾对文艺运动的三点意见其实落脚在交换稿件上，目的是要散布在各地的老左翼作家都向他的大杂志投稿，这无疑会分走《七月》的稿源，胡风对此非常不满。萧红在这个时候向茅盾靠拢，已足以让胡风将她从“鲁迅帮”中剔除了，更何况，萧红也确实在《文艺阵地》上发表过文章，1939年春天她和端木还打算过随茅盾前往新疆，胡风和梅志回避与萧红碰面，也差不多是从那时开始。
构陷事件一出，萧红和胡风五年的友谊就算完了。1941年皖南事变后，胡风自己也到了香港，得知萧红健康状况不佳，也曾前往探望。据他说，萧红见到他还是很高兴的，还跟他提议将来一起办个大型杂志。萧红去世后，胡风一面写信给萧军，说自己对她“过于残酷”，一面又在追悼会上公开批判萧红注重衣饰。1946年12月22日，在纪念萧红的会上，胡风再次对已逝的友人举起批判大旗，他说：“萧红后来走向了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道路，这是毁灭自己创作的道路，我们应该把这当作沉痛的教训。”[435]直到1981年，他仍然在文章中坚称萧红和端木的香港之行可疑——“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随T乘飞机去香港了。她为什么要离开当时抗日的大后方？她为什么要离开这儿许多熟悉的朋友和人民群众，而要到一个她不熟悉的、陌生的、言语不通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目的和打算吧”[436]。
只有在回忆录里，写到当初在上海与二萧初识时，胡风才对他昔日的伙伴萧红流露出了些许温情和怀念：
“一次，我们从鲁迅家出来后已经夜深了，电车已停，只好步行回法租界。总有十多里远吧，我们走着一路谈笑，毫无倦意。终于，萧红和我赛起跑来了，萧军在后面鼓掌助兴。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危险的，万一巡捕拦住讯问身份和住址，那很可能惹出祸来。两三天后，鲁迅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不要在马路上赛跑，就是指的这事。我们在兴奋中一点没有想到危险。”[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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