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作品中向来不乏讽刺的笔墨，1938年春天在西安，她还向聂绀弩透过自己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长度要超过它们的小说的计划[440]，1939年1月，她在端木主编的《文摘》（战时旬刊）上发表了一篇与以往哀婉抒情风格完全不同的短篇小说《逃难》，并将讽刺的枪口对准了一个携家带口逃难的中学教员[441]，而且，正如茅盾对作家们所要求的那样，小说题为《逃难》却并未将叙事的重心放在主人公逃难的过程上，而是着力暴露和讽刺何南生伪善、小气、自私、卑怯的人性弱点上。1940年到香港后，萧红对《逃难》进行扩写和改写，于是，长度大大超过《阿Q正传》和《孔乙己》的长篇讽刺小说《马伯乐》诞生了。
马伯乐出身于青岛一个绅士之家，他父亲既是“穿着中国古铜色的大团花长袍，礼服呢千层底鞋，手上养着半寸长的指甲”、性格悭吝虚伪的纯粹中国老头，却十分崇洋，学着外国人信奉耶稣，教孙儿们读《圣经》，学说外国话，提倡穿西装。马伯乐一方面憎恶家庭，反感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他父亲自私小气伪善的性格，而且也常常骂中国人。跟《逃难》里的何南生一样，马伯乐总把“他妈的中国人”这句话挂在口头上，在汽车上被人挤掉了帽子他要骂“他妈的中国人”，走在街上被人撞了要骂“他妈的中国人”，仆人失手摔了杯子他要骂“他妈的中国人”，自己拆信封不小心撕破了里面的信纸要骂“他妈的中国人”，连向父亲要钱没要到，也要骂“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憎恶世间一切的人和事，只爱自己，他的人生信条是“万事总要留个退步”，而他所谓的“退步”就是“逃跑”。“是凡一件事，他若一觉得悲观，他就先逃。逃到那里去呢？他自己常常也不知道。但是他是勇敢的，他不顾一切，好像洪水猛兽在后边追着他，使他逃得比什么都快”，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一传来，马伯乐就第一个坐上大洋船逃到上海去了。
马伯乐去过上海两次。第一次去是他跟父亲说要到上海××大学去念书，父亲不同意，马伯乐想到太太已经知道自己正和另外的女子谈恋爱，肯定是她向父亲告了状说自己要追着那女子去上海父亲才不同意的，马伯乐怕再在家里住下去惹出乱子，加上对家庭厌恶之极，就逃到上海去了。马伯乐的离家出走，令人不能不联想到作者萧红本人的往事，她对马伯乐逃离家庭时内心活动的描绘和毫不留情的讥讽，还有马伯乐嘴里和脑子不时冒出的时髦空话，如“青年人久住在这样的家里是要弄坏了的，是要腐烂了的，会要满身生起青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使一个活泼的现代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样。洗海水浴的时候，脚踏在那些海草上边，那种滑滑的粘腻感觉，是多么使人不舒服！慢慢地青年在这个家庭里，会变成那个样子，会和海底的植物一样。总之，这个家庭是呆不得的，是要昏庸老朽了的”，便值得细细玩味，其中不乏作者对后“五四”时代流行话语体系的反思。
但马伯乐到底没有在外面的世界久留，他没有考上大学，父亲又不肯给费用，在上海待不下去，只好回青岛继续做大少爷。然后，他喜欢上了文学，喜欢看翻译的外国小说，中国小说虽然也读，但总觉得写得不够劲，“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了，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读了几本世界名著，马伯乐便作起小说来，他边写边抱着本世界名著看，那名著并不写中国，但马伯乐觉得无所谓，只要把外国人的名字如彼得罗夫什么的改成李什么王什么，然后再加上最中心的主题“打日本”就好。马伯乐知道，“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萧红借着马伯乐之口，吐露了她对抗战前后文坛作品主题单一、文学沦为宣传工具的状况的不满。
马伯乐写小说是想卖钱，但除了抄名著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便觉得还是经商赚钱，于是他拿着父亲资助的一笔款子，第二次去上海，开了一家书店。起初，马伯乐的书店开得很阔气，有三层楼，厨房里还请了一个娘姨。书店里往来的人很多，“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想到今后的生意要靠这些人供稿，马伯乐就做了他们的至交。书店的厨房里常蒸着鸡鸭鱼肉，马伯乐成天和这些未来的文学家们一起吃吃喝喝高谈阔论，什么写作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啦，什么霞飞路上的外国书店啦，什么俄国作家都愿意穿哥萨克衣裳啦，聊到实在没什么话说了，马伯乐就慷慨地请未来的文学家们吃西瓜。理所当然地，马伯乐没阔气多久，就把带来的钱花了一大半，他只好缩小书店规模，停止请客，这样一来，朋友们就来得少了，书店也冷清了。撑了三个月，没出一本书，马伯乐的书店就关门了，他逃难似的变卖了东西，灰溜溜地回了青岛。
卢沟桥事变后，马伯乐第三次到了上海，逃难而来的他“坐了电车经过先施公司、冠生园、大新公司的前边，那里边外边都是热热闹闹的，一点也没有逃难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太太平平的，人们是稳稳当当的”。见到这景象马伯乐很生气，心里恨极了“他妈的中国人”。尤其是当他向友人们宣传日本人就要打来的思想却不被信任时，马伯乐为人类的愚昧而感到痛苦了，“他就像救世主似的，自动地激发出一种悲悯的情怀”。马伯乐用从家里带来的钱租了一间狭窄的、暗无天日的房子，一边以“省钱第一”地过着极其邋遢肮脏懒惰的所谓“逃难”生活，一边盼着日本人快点打到青岛，好让太太带钱来上海跟他会合。
马伯乐在上海苦苦挨了一个多月，日本人才打来，马伯乐的思想得到了验证，他兴奋得好像自己取得了什么重大胜利一样，只是想到逃出上海需要钱，自己身无分文太太又还在青岛，他才发起愁来，怎么才能让太太早日到上海来呢？马伯乐想出了给太太发电报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在上海交了女朋友的计策，他预计太太一看电报就会气得睡不着觉，马上买船票到上海来了。
谁知，马伯乐又等了两个月太太才来上海，那两个月他穷得一塌糊涂，过得惨极了。好在太太到底是来了，太太到的第二天，马伯乐就去梵王渡车站打听了火车票价，他的逃难计划是转道南京往汉口，因为汉口有熟人，大家在一起热闹。但太太一听说马伯乐有朋友在西安做中学校长，马伯乐到那里可以谋个教员职位，就主张去西安，她想不论多少每个月有点进款总是好的。太太手里有钱，马伯乐不愿去西安也不敢跟太太争辩，更不敢问她究竟从家里带了多少钱出来，只能“把他满心事情就这样压着。夜里睡觉的时候，马伯乐打着咳声，长出着气，表现得非常感伤”。太太早已见惯他这副样子，也不去理他。就这样又挨了几天，马伯乐终于为自己不能尽快逃出上海哭了，并且从白天直哭到了深夜。在太太的耐心追问下，他才道出了想去汉口的心声，这回太太不但爽快依了他，连从家里带来的存折也交给他了。三天后，马伯乐终于带着妻儿行李，踏上他的逃难之旅。
这是《马伯乐》第一部的大致情节，不难看出，这部脱胎于《逃难》的长篇小说已焕然新生。如果说《逃难》是一幅何南生速写，那《马伯乐》第一部就是一幅后“五四”时代青年阿Q的人物肖像画，在这幅画上，不仅马伯乐的面目、性格和命运清晰可见，一个时代的表情也在他的眉宇嘴角间时隐时现。
《马伯乐》第一部完成于1940年夏天，7月28日萧红写信给华岗，就谈到了要在8月写一部新长篇小说的计划，信尾她说：“附上所写稿《马伯乐》长篇小说的最前的一章，请读一读，看看马伯乐这人是否可笑！因有副稿，读后，请转《中苏文化》曹靖华先生。”可见，写这封信时，《马伯乐》第一部已完稿或接近完稿，萧红对它颇为满意，想知道友人的看法。
可惜，寄出的手稿过了许久才抵达华岗手中，次年1月29日，萧红给华岗的信中有一句“我那稿子，是没有用的了，看过就请撕毁好了，因为不久即有书出版的”，其中的“稿子”，指的就是她半年前寄出的“《马伯乐》长篇小说的最前的一章”。那时候，正是《马伯乐》第一部单行本[442]出版的前后，萧红已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写作，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马伯乐》第二部的写作中，1941年2月1日起，《马伯乐》第二部开始在《时代批评》上连载[443]。
《马伯乐》第二部的情节紧接着延续第一部，前四章写马伯乐一家五口从上海奋力挣扎到汉口的艰难过程，第五章到第九章写马伯乐一家抵达武汉后的见闻和生活。跟人物肖像画似的《马伯乐》第一部相比，《马伯乐》第二部尤其是前四章更像是一幅战争中逃难者野蛮疯狂的群像：
“从上海开来的火车，一到了淞江桥，翻箱倒筐的人们都从黑黑的车厢里边钻出来了，那些在车上睡觉的，打鼾的，到了现在也都精神百倍。”
“‘淞江桥到了，到了！’人们都一齐喊着，‘快呀！要快呀！’”
“不知为什么，除了那些老的弱的和小孩子们，其余的都是生龙活虎，各显神威，能够走多快，就走多快，能够跑的就往前跑，若能够把别人踏倒，而自己因此会跑到前边去，那也就不顾良心，把别人踏倒了，自己跑到前边去。”
“这些逃难的人，有些健康得如疯牛疯马，有些老弱得好似蜗牛，那些健康的，不管天地，张牙舞爪，横冲直撞。年老的人，因为手脚太笨，被挤到桥下去，淹死。孩子也有的时候被挤到桥下去了，淹死了。”
“所以这淞江桥传说得如此可怕，有如生死关头。”
“所以淞江桥上的过客，每夜喊声震天，在喊声中间还夹杂着连哭带啼。那种哭声，不是极容易就哭出来，而是象被压板压着的那样，那声音好象是从小箱子里挤出来的，象是受了无限的压迫之后才发出来的。那声音是沉重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好象千百人在奏着一件乐器。”
“那哭声和喊声是震天震地的，似乎那些人都来到了生死关头，能抢的抢，不能抢的落后。强壮如疯牛疯马者，天生就应该跑在前边。老弱妇女，自然就应该挤掉江去。因为既老且弱，或者是哭哭啼啼的妇女或孩子，未免因为笨手笨脚就要走得慢了一点。他们这些弱者，自己走得太慢那倒没有什么关系，而最主要的是横住了那些健康的，使优秀的不能如风似箭向前进。只这一点，不向前挤，怎么办？”
“于是强壮的男人如风似箭地挤过去了；老弱的或者是孩子，毫无抵抗之力，被稀里哗啦地挤掉江里去了。”
“优胜劣败的哲学，到了这淞江桥才能够证明不误，才能完全具体化啊。”
“同时那些过桥的人，对于优胜劣败的哲学似乎也都大有研究，那些过去了的，先抢上了火车，有了座位，对那些后来的，不管你是发如霜白的老者，不管你是刚出生的婴儿，一律以劣败者待之。”
“妇人孩子，抖抖擞擞的，走上车厢来，坐无坐处，站无站处，怀里抱着婴孩，背上背着包袱，满脸混了泪珠和汗珠。”
“那些已经抢到了座位的优胜者，坐在那里妥妥当当的，似乎他的前途已经幸福了。对于这后上来的抱孩子的妇人，没有一个站起来让座，没有一个人给这妇人以怜悯的眼光，坐在那里都是盛气凌人的样子，似乎在说：‘谁让你劣败的？’”
“在车厢里站着的，多半是抱着孩子的妇女和老弯了腰的老人，那坐着的，多半是年富力强的。”
“为什么年富力强的都坐着？老弱妇女都站着？这不是优胜劣败是什么？”
“那些个优胜者坐在车厢里一排一排地把眼睛向着劣败的那方面看着。非常的不动心思，似乎心里边在说：‘谁让你老了的！’‘谁让你是女人！’‘谁让你抱着孩子！’‘谁让你跑不快的！’”
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哲学信奉者马伯乐，在一群更加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哲学信奉者面前，沦为“劣败者”了。在梵王渡车站汹涌的逃难人潮中马伯乐一家全体负伤，丢了一只大箱子，奋战两天才挤上火车；上海到南京途中，徒步过淞江桥时，马伯乐和他背上的女儿小雅格被可怕的人群挤下土崖，几乎送命；为了尽早离开南京，一向小气悭吝的马伯乐被帮他买船票的旅馆茶房狠敲了一笔；从南京到汉口的小破船上，在那位拿着几百人的性命作赌注大发国难财并发表着“做人要有良心”“全国上下一心抗敌”演说的船老板面前，马伯乐简直要算善良天真了；还有马伯乐父亲的朋友王先生，身为物价评判委员会的官员，口里是“民生第一要紧”“在这抗战期间，物价是绝对不应该提高的”的成套官话，赞同马伯乐对趁机涨价、“发国难财”的洋车夫拳脚相加，手上却干着囤积居奇倒卖煤炭的勾当……“他妈的中国人”不再时时挂在马伯乐嘴边了，但马伯乐在逃难途中所耳闻目击的，尽皆是“他妈的中国人”。作者在第一部中施予马伯乐的辛辣讽刺，在第二部中成倍地转移到“他妈的中国人”上。在武汉，马伯乐与青梅竹马的王小姐发生了一段短暂的轻烟薄雾似的恋爱。失恋后马伯乐黯淡了六七个月，等来了“武汉又要撤退了”、逃难又要开始了的“光明”。《马伯乐》第二部的第九章，就在一个承上启下式的句子——“于是全汉口的人都在幻想着重庆”——后完结了。
1941年11月1日，第九章在《时代批评》刊出后，《马伯乐》第二部的积稿全部发表完了，而故事的发展看来还很长邈，于是编辑袁大顿为续稿事宜前往玛丽医院探视住院的萧红，萧红说：“大顿，这我可不能写了，你就在刊物上说我有病，算完了吧。我很可惜，还没有把那忧伤的马伯乐，提出一个光明的交代。”[444]就这样，因为萧红的早逝，长篇讽刺小说《马伯乐》成了一部未竟的作品。据袁大顿所说，萧红似乎有意让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哲学信奉者马伯乐在逃难中接受改造，走向光明；而刘以鬯则推测，萧红接下来要写的是马伯乐一家从汉口逃难到重庆的情形，小说的情节发展将在对战时陪都的揭露和讽刺中达到高潮[445]。但这都只是猜测，马伯乐未完的旅程，归根到底还是和萧红的生命一起湮灭在炮火中了。
大半个世纪以来，《马伯乐》一直是萧红主要作品中最不起眼的一部。美国学者葛浩文认为，《马伯乐》具有非凡的幽默感和讽刺意味，格调独树一帜，只是因为嘲讽了爱国文学和作家，才遭到了批评界一致的漠视[446]，“若我们撇开政治观点不论，而纯就《马伯乐》一书的本身价值来估价，可看出萧红不但是个有天才的人，而且也是个有多方面才华的作家”。但葛浩文也不得不承认，萧红过分幽默和啰嗦的倾向，使《马伯乐》的一些情节流于低级闹剧而变得令人讨厌，塑造人物时萧红也没能避免漫不经心、虎头蛇尾的老毛病[447]。这是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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