谔谔曹郎奠万哗，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
长白山头期杀敌，黑龙江畔漫思家。
云扬风起非无日，玉体还应惜鬓华。
萧红也曾倚靠在枕头上为柳亚子题诗册子，并叹息什么时候她康健了能陪老先生一起看电影再到酒楼小酌该有多好！[448]柳亚子感慨不已，再赋诗一首鼓励她保重身体以期来日：
轻扬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
誓求良药三年艾，依旧清谈一饼茶。
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倘宜家。
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春韶鬓未华。
柳亚子的祝福是好的，萧红的病却是严重的，恢复起来又是缓慢的。去玛丽医院打空气针的那天，萧红心情很不错，脚步轻捷，走在路上她记起端木还在时代批评社等她，就打电话过去告诉他自己已经从九龙过海了，先到玛丽医院打针，一个小时后去他那里。她完全没料到自己一进医院就出不来了，所有隐藏的疾病都在空气针的作用下暴露出来了，“打过空气针，她感到的是从来未有过的疲倦，她站不起来了”[449]。
起初，萧红住的是玛丽医院半开放的三等病室，那里有肺病病人最需要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也有她最不堪忍耐的寂寞。端木的腿患了风湿瘫痪症，行动迟钝，过海去医院探访萧红要靠协助他编辑《时代文学》的袁大顿陪同，他无法每天去医院看望她。所以1941年吴似鸿去玛丽医院探望动手术的戴爱莲，得知萧红就住在隔壁，她走进萧红的病房时，见到的情形是萧红“似乎睡着了，一双大红皮拖鞋安放在床边的地板上，房中只有她一个人，并没有见到探望她的友人，寂寞的空气充满着全室”。[450]加上肺病病人需要休息静养，医生禁止端木带书给萧红，她的寂寞无法排遣，时间没法打发，心情更加抑郁了。在请一个病友陪她吃苹果遭到辞谢后，萧红自怜自伤说：“你要吃一片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世界上都是没有亲友关心的，你若是不陪着我吃这一片苹果，你会后悔的；要留一个记忆，说是那一年我和一个名叫萧红的人，在玛丽医院养病，我们一块吃着苹果。”[451]也因此，在医生拒绝给受凉咳嗽的她打止咳针时，她觉得自己受到了虐待，再也不能遏止出院的念头了。
起初端木考虑到要照顾病人情绪，把她接回去了，但不久病情恶化，他又不得不把萧红送回玛丽医院。后来，端木还告诉葛浩文，萧红住在玛丽医院期间的一个深夜，刮着十二级台风，他突然接到医院来电说萧红病危，他独自深夜过海赶到医院，却看到萧红在睡觉，问护士才知道是电话打错了。那时一方面对医院的荒唐很生气，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祥的预感。[452]
但萧红还是不想住院，端木不答应她出院，她便觉得他没有真诚地为自己着想，只会推脱和说些宽慰的话，所以设法打了电话给于毅夫。于毅夫是当时东北救亡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他接到电话马上赶到医院并按照萧红的意愿接她出了院。于毅夫此举，让承担了负责萧红全部医疗开支的周鲸文很不以为然，他觉得萧红本来是可以不死的，如果当时她没有执意出院的话：
“萧红虽患肺病，在当时的医药进步情况下，肺病是可以治疗的，何况，她的肺患处已经钙化。偏偏遇到医生主张把钙化的疤吹开，以使根治。这不能说不对，但需按医生的指示治疗。”
“在医院治疗时，偏偏有于毅夫这样好心肠的人，见着病人诉苦，感情用事，竟把她接出医院，投到萧红的家——肺病可以肆虐的火坑。（关于这种情况，我平生经过类似的有四个朋友的例子，都是不听医生劝告，自作主张，以致送了命。）”
“萧红虽然因一时冲动出了医院，如能经过我的劝告再急行回到玛丽医院，在香港战争期间，医院还是照常工作，她还可有医生照顾，不致使病势恶化，至少也免去东奔西逃的折磨。这折磨，好人都受不了，何况病人！”
“简言之，萧红的病初时并不严重，不致到不起的境地。首先是主持病的人误了事。其次，是战争把萧红折磨死。”[453]
但回到家里的萧红确实心情开朗了不少，她受够了医院的冷清和寂寞，对友情如饥似渴。自她出院，茅盾、巴人、骆宾基、杨刚等文化界友人都曾上门探候，新识的忘年交柳亚子不消说是常常来访，萨空了当时的夫人金秉英也是家中常客。金秉英与萧红年龄相仿，二人在玛丽医院的电梯上偶然相遇相识，萧红出院第二天即差女佣给她送去便条，约她到家一谈。她们是那样情投意合，又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话题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金秉英每天下午都要陪萧红海阔天空地谈一两个小时，她一天不到，萧红必差女佣去找。据金秉英后来回忆，起初萧红精神很好谈兴很高，还曾提议圣诞节时约几个朋友聚餐，每人自备材料做一个拿手菜，她要和金秉英这个北京人比一比烙葱油饼的手艺。说这话时萧红的语气，就好像再过二十几天她就会好起来一样。她还和金秉英约定来年一起去青岛看海，两个人整天坐在海边的石头上谈天，她自信来年身体一定会好。[454]相似的憧憬未来的话，萧红对前来探望的胡风也很兴奋地说过。[455]可惜，萧红未能如她所愿地迅速恢复健康，她的病情在恶化。一天，金秉英去看望萧红，发现她精神萎靡地卧倒在床上，她说是伤风吃点药就会好，但事实却如周鲸文所言，在肺病肆虐的温床——萧红和端木的阴沉的住所里——萧红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袁大顿记得，那时萧红白天睡不安宁，卧榻常常要南移又要北转，他和端木就像摆动摇篮一样将她的床摆东又摆西，她喉头的痰越来越多了，袁大顿替她买痰盂、买药品，一天要跑几趟，但萧红很自信，她要随时了解病情的变化。[456]
祸不单行的是，就在萧红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萧红的自信瞬间崩塌，1941年12月8日早晨柳亚子赶来看望她时，一反常态地，她的眼睛里满是恐怖，她抓着友人的手说：“我害怕！”柳亚子问她怕什么，萧红黯哑地说：“我怕……我就要死。”[457]这是当天在场的骆宾基的记载。
萧红去世后，柳亚子忆及当天情形，也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女士嘱端木以笺招余，至则惊怖甚，谓：‘病体不支，闻飞机声心悸弗可止。’余强颜慰藉之，悄然别去”[458]，1945年他在《八年回忆》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再次提及那天萧红“受了刺激，神经有些失常，拖住了我，坚决地要我和她在一起，她认为这样她才可以安心。但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安慰了她一下”[459]。很可能，萧红之前的自信只是要强的伪装，早在端木不祥的预感前，她就感觉到了死神冰冷的逼近，她努力拉拢每一个新结识的友人，试图从友情里寻找依靠，不料死神带来了它最强大的武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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