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骆宾基的说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是他将萧红从九龙护送到香港并安排进思豪酒店的，端木从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9日起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不知道躲哪儿去了。由于萧红的恳求，骆宾基不得不留在酒店陪护已不能走动的她，萧红告诉他端木准备突围，已经和她告过别，不会再来了，她和端木“不能共患难”。不久，端木突然回来，带来了两个苹果和柳亚子赠送萧红的四十美金，被问到是否准备突围时，他回答说：“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然后，他为萧红刷洗了痰盂，走了，直到1942年1月12日才再度现身。也就是说，在骆宾基的叙述中，从1941年12月9日到1942年1月12日，整个香港天翻地覆的一个多月里，端木在萧红身边只待了短暂的一瞬间，直到香港沦陷半个多月后，萧红病情加重住进医院，他才再次回到她身边，“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黄昏，萧红躺在跑马地‘养和医院’的病室里，C君和头天晚上带着行李来的T君在床侧，围踞在酒精蒸汽炉旁。那天萧红动过手术”[460]。
相似的说法，隔了三十多年后，骆宾基在为重版的《萧红小传》写“修订版自序”时又强调了一遍：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461]，萧红在战争期间与战后经过四迁而后进入跑马地养和医院，这已经是战争威胁解除约两周之久了。曾经‘不告而别’的T君，又同样突然地‘不告而来’，带来了全部行李，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伴我来陪住了。”[462]
因为端木蕻良的沉默，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骆宾基的说法被认为是对萧红生命最后阶段最权威和真实的记录，端木蕻良也因此被钉在了“薄情”和“不负责任”的耻辱柱上。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端木和周鲸文先后开口回忆1941年战争爆发后那一个多月里发生的往事，由于时间久远或记忆衰退等种种原因，他们提供的细节有些相互抵触、对不上号，但还是足以拼贴出大概的事实轮廓。而骆宾基完成于1946年的《萧红小传》和作于1980年的《修订版自序》中很多关于端木蕻良的说法也被发现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据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一书记载，战争爆发后将萧红从九龙护送到香港并安排进思豪酒店的，并非骆宾基一人，还有端木和于毅夫。12月8日晚，三人用床单做了一副临时担架抬上萧红，乘坐小划子偷偷离开遭炮火袭击的九龙，渡海到了香港，他们先是去《时代批评》的职工宿舍找张慕辛和林泉，扑空后又赶到这二人借住的思豪酒店五层张学良之弟张学铭的包间，张、林看到他们，将房间让出来，萧红这才住进了思豪酒店[463]。曹革成的叙述来自他叔叔端木蕻良的回忆，较《萧红小传》的更详细，也更符合逻辑。因为战争爆发时萧红已病重至无法下床走路，骆宾基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带她渡海再设法找到住处的，骆宾基有意对端木和于毅夫的在场略而不提，便给读者留下了端木完全置身事外、萧红只有骆宾基可以倚靠的印象。
其次，根据周鲸文1975年发表的《忆萧红》一文，12月17日或18日下午两三点钟，端木和于毅夫曾将萧红抬到他家里，同去的还有于太太和两个孩子。他们稍作休息后，就开始商量解决住在哪儿尤其是萧红住在哪儿的问题。当时周鲸文一家住的楼房已遭过炮轰，并随时有再遭轰炸的可能，所以警报一响或炮火一攻大家就都得挤到车房去避难，一天不知道要跑多少次。萧红不能行走又经不起颠簸，肯定是不能住楼房里的，只能住车房，但车房本身已住满了人不说，那里封闭潮湿的条件也不适合萧红，再加上萧红的肺病又很严重，周鲸文也不得不替孩子们考虑，于是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暂把萧红送到雪厂街思豪酒店，由端木照顾她。临行时，我交给端木五百港币”[464]。
按照周鲸文的说法，就算端木确曾抛下萧红准备自己突围，那么，他也早在香港沦陷之前就回到她身边了，萧红在炮火中的几次转移也都是他和周鲸文协商后做出的决定。周鲸文的叙述，与端木自己的表述基本上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只是周鲸文记混了酒店名，端木和于毅夫是在将萧红抬出中弹的思豪酒店后才找到周鲸文家的，所以他们讨论后将萧红送进的酒店是告罗士打，不是思豪。
不久，日军登陆香港，接管了告罗士打酒店，萧红和端木等人只好再次迁出，辗转几处后端木又找周鲸文想办法，周鲸文想到了他在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后面租的用作书店同仁宿舍和书库的两层房子，书库那层存书不多，又宽敞又安静，萧红住在那里的话，书店同仁也好关照。就这样，12月24日，圣诞前夕，萧红住进了时代书店的书库。次日下午，港督宣布投降，香港沦陷。周鲸文在《时代批评》办事处打发家眷离开后，也换上了广东流行的工人短装，准备撤离香港。临行前他曾到斯丹利街看望书店同仁和萧红，在书库他见到了“蜷伏在一架小床里，似在昏沉沉熟睡”的萧红，周鲸文没有惊动她就离开了。他可能不知道萧红的病情正在急速恶化，不过就算知道他也无能为力了。战争打乱了一切既定秩序，个人的命运已如大浪中起伏的一叶扁舟，没有方向，也微不足道。港英政府与日本签订占领合约后，端木就不得不上街去为萧红寻找营业的医院了。
因此，可以确定骆宾基有关端木蕻良停战两周后也就是1942年1月12日才回到萧红身边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端木蕻良确曾离开过萧红，那么他回到萧红身边应该是在他们迁出思豪酒店之前，确切的日期，按周鲸文所说是不迟于1941年12月17、18日这两天。而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也说12月18日日军空袭中环当晚思豪酒店六楼中弹，“骆宾基起而避到底楼。端木蕻良正给萧红热吃的，闻声奔到床边把萧红搂住”[465]，次日他们便搬出酒店，先将萧红转移到周鲸文家继而住进了告罗士打酒店，因此，最迟是在12月18日，端木便回到了思豪酒店萧红身边。
那么，端木到底有没有弃病重的萧红不顾而打算自行突围过呢？1975年1月3日周鲸文在接受刘以鬯的访问时直言：“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466]事实上，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也就是12月8日端木、萧红等人从九龙转移到香港的当晚，周恩来就密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做好撤离留港进步文化人士的准备。次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廖承志，部署将滞港进步人士经澳门或广州湾撤往桂林的具体方案。而据钟耀群说，萧红住进思豪酒店之后，端木就接到了于毅夫的通知，说过几天要在告罗士打酒店地下大厅召集滞港文化人，布置撤退事宜，病重不能行走的萧红自然无法参加。[467]端木之打算突围，很可能就是指在组织安排下撤离，而无法下床的萧红则一时未能进入撤离名单。作为香港文协会的理事，端木安顿萧红住进思豪酒店后离开，也可能是去组织和参加告罗士打酒店的集会了，所以他回思豪酒店给萧红送苹果和美金，被问到是否准备突围时，他的回答是包已打好，“等着消息呢”。
端木蕻良曾因萧红的早逝而饱受指责，他澄清过，辩白过，但无论他自己，还是他的代言人钟耀群和曹革成，都没有否认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想突围，想离开香港。这或多或少说明，他确曾有过突围的打算，还告诉了萧红。也许他认为组织肯定也会安排萧红撤离的，只是他先走萧红后走而已，就像1938年从武汉到重庆那样，他不知道那时的萧红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最需要安全感和他的扶持，而萧红大概由于心寒和倔强，也没有要求他留下。这件事是他们三年多婚姻状况的一个缩影，像周鲸文说的，端木对萧红不太关心，他“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萧红呢，“小时没得到母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要支持和爱”[468]。他们都希求被爱，也都无法从对方那里得到满足，两人心里一直有隔阂。
端木终究没有走，可能是萧红日渐恶化的病情让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身为丈夫的责任，也可能是因为他最终被组织安排与萧红一同撤离[469]。无论如何，1942年1月萧红住进养和医院前，在茅盾、叶以群、邹韬奋、柳亚子、何香凝等人撤离香港的时候，端木蕻良则拖着病腿奔波在战后混乱的街头，为萧红寻找开门接纳病人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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