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年轻的骆宾基和当时大部分的文学青年一样租住在狭窄的亭子间，靠着母亲辗转寄来的五十块大洋维持着贫寒的生活，他一边奋笔疾书，一边向鲁迅靠拢。长篇小说《边陲线上》才写了几章，骆宾基就将稿子寄给了鲁迅，询问是否有出版价值，1936年7月10日鲁迅日记里便有“得张依吾信并稿，即复还”的记载，“张依吾”就是骆宾基。此后两个月，鲁迅日记里不时出现“得依吾信”“得依吾信并稿”“还依吾稿，复回信”“复张依吾信”等字眼，其时鲁迅在病中，精力大不如前，回信也不太长，骆宾基的失望可想而知。鲁迅去世后，他又鼓起勇气写信给另一位文坛领袖茅盾，附上了刚完稿的《边陲线上》，茅盾看后回信说将在小说修改后介绍出版。可惜，这部长篇小说出版过程之坎坷又和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有的一比，直到1939年底才得以问世。
1937年抗战爆发，骆宾基先是参加了“青年防护团”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一支“别动队”，年底又经茅盾等人推荐赴浙东从事基层救亡宣传工作，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他被调往绍兴主编宁绍特委机关刊物《战旗》。1940年夏天骆宾基前往皖南，想要实地采访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结果非但没有如愿，回到浙东后还因为此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色彩，失去了工作和党组织关系。失落的骆宾基在冯雪峰的鼓励下重拾纸笔，并于1940年底到了桂林，但很快就是“皖南事变”，文化界人士纷纷离开桂林奔赴香港，骆宾基也设法攒了一笔路费，1941年9月底经澳门去了香港。
抵港后骆宾基身无分文，他想起了同为东北作家的端木蕻良，就打了个电话。据当时在《时代批评》做编辑的张慕辛晚年回忆，端木蕻良接到骆宾基的电话后便写信给他和林泉，托他们照顾骆宾基。就这样，骆宾基住进了时代批评社的宿舍，因为是同乡，张慕辛和林泉接待他很热情，吃住在一起之外，还给他安置了一处安静的写作环境，每晚请他去安乐园喝茶，又在《时代批评》上预留版面给他。骆宾基的一篇描写南方部队战士生活的小说《生活的意义》就是张慕辛作了初校送去付排的。那时，张慕辛家住澳门，一次，他要回家，骆宾基给了他一张当票，说途经澳门时为买来香港的船票当掉了行李，张慕辛便出钱帮他赎了回来。为了让骆宾基挣到维持生活所需的稿费，端木撤下自己正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大时代》，空出版面发表骆宾基的《人与土地》。[470]
骆宾基在时代批评社宿舍住了两个月才搬去九龙，他的几位东北同乡对他可谓无私友爱，所以战争爆发后他原打算离开香港，打电话向端木辞行时一听说需要人手帮忙照顾萧红，他就留下来了。他只见过萧红两次，还不算上熟。
1941年12月9日，端木、于毅夫和骆宾基一起将萧红从九龙住处转移到香港的思豪酒店之后，于毅夫走了，不久端木也出去了，《大公报》记者杨刚来探望过萧红后也走了。骆宾基起身向萧红告辞，说要回九龙去取自己的长篇小说《人与土地》的稿子，萧红一听，便开始设法挽留他：
“那时候萧红已经半年不能走动了，她躺在床上说：‘英国兵都在码头上戒严，你为什么冒险呢？’”
“‘我要偷渡。’”C君说。
“‘那么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么？’”
“‘还有什么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
“‘那——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还要紧。’”
“‘那——你就去！’”
“‘那是自然的。’”
“然而C君发现萧红埋过脸去，在一段理论式的对话里，‘崇高精神’和‘作家向作家的要求’之类的语句里，C君终于沉思着在萧红面前安定下来了。”[471]
兵荒马乱的世界、人去楼空的酒店和不能动弹的身体，萧红好像画了一个周长为十年的圆圈，回到了那个令人恐惧绝望的起点——1932年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端木走了，可能不会回来了，就像当年的汪恩甲一样。萧红不想死，她要活，恐慌中她几次试图抓住点什么而未遂，现在不能放过眼前唯一的生机了。于是她向他说理，先用“崇高精神”和“作家向作家的要求”之类的大道理稳住了这个年轻人，然后再对他动之以情：
“萧红说：‘对现在的灾难，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我有自信。’”
“萧红说：‘你的眼光就表示你是把我怎么来看的，这是我从前第一回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觉到的了。你也曾经把我当作一个私生活是浪漫式的作家来看的吧！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以前就站在萧军那方面不同情我？我知道，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T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你不清楚真相，为什么就先以为是他对，是我不对呢？作人是不该这样对人粗莽。’”
“萧红说：‘我早就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萧红说：‘T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么？我要回家乡去。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萧红说：‘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萧红又说：‘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你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了。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472]
正如萧红所言，她不是一个热衷于诉苦的人，哪怕是对好友白朗她也没有尽情倾诉过内心的痛苦，但她必须对还不熟悉的骆宾基剖白自己，尽力打消他对自己的成见。于是，她对他详述曾经叛逆倔强的青春，与萧军、端木的分合，坦承人生的失败，明确表示需要他的帮助而且将来一定回报他的恩惠，她称他为“自己的人”……
骆宾基被说服了，放弃了离开的念头，他在萧红的讲述中不仅重新认识了她，也重新认识了端木蕻良。他忍不住问她：“我不理解，怎么和这样的人能在一块共同生活三四年呢？这不太痛苦么！”萧红回答：“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473]外面的世界炮火连天，骆宾基陪萧红躲在暂时的安稳里，用交谈打发漫长的时间。[474]
后来端木去而复返，思豪酒店中弹后萧红被抬着四处转移，最后落脚在时代书店的书库里。12月25日港英政府投降，端木又开始忙于寻找食物和开张的医院。守在萧红身边的一直是骆宾基，她对他有了更多的信任和依赖。1月12日住进养和医院后，疲惫不堪的骆宾基看端木在旁边，就提出自己要去找个僻静的地方大睡一觉。此前萧红已经得知组织上安排了王福时来负责她和端木的撤离，只等她病情好转能行走，王福时就会护送他们离开香港，但这还是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她对骆宾基的要求很警觉，立刻吩咐端木回避，单独告诉骆宾基她要他护送回上海的打算并未改变，同意他回书店宿舍休息一晚但绝不允许他擅自离开香港回九龙[475]。骆宾基无奈遵从，直到九天后的1月21日，萧红住进了玛丽医院，他才借着买火柴的机会脱身回九龙住处取书稿，次日清晨捧着大堆食物赶回香港时，骆宾基发现玛丽医院被日军接管了，挂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昏迷中的萧红被转移到红十字会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的临时病院，于上午11点停止了呼吸。
骆宾基一共陪护了萧红四十四天，在她最后的无助时刻里他给了她安慰和希望[476]。临终前，萧红兑现了要回报他的恩惠的承诺，骆宾基得到了她已发表但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版权。但萧红永远不会知道的是，陪伴她度过生命中最后一个半月的两个男人，在她离世不久就因为《呼兰河传》的版权问题闹到了斯文扫地不可开交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据孙陵说，端木和骆宾基埋葬萧红之后离开香港去了桂林，住在他位于榕荫路的两间租房里，住了两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对争吵斗殴的他们下逐客令。孙陵还说，当时骆宾基打赢端木后，拿出一封萧红痛骂端木的信和一张萧红临终前写下的“我恨端木”的小纸条，宣布他记下的萧红遗嘱是《商市街》的版权给张秀珂，《生死场》的给萧军，《呼兰河传》的归他，端木什么也得不到。端木不服，两人便到上海杂志公司的桂林分公司去理论，结果骆宾基胜诉[477]。端木后来对葛浩文解释说，萧红在养和医院做完手术后确曾跟他说过想用《生死场》的版税酬谢骆宾基，考虑到《生死场》出版已久合同期内的版税所剩不多，便转而想将《呼兰河传》的版税相赠，是“版税”，而非骆宾基所说的“版权”[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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