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一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跄跄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479]
战争劫掠过的城市街头横陈着尸体，商铺关门了，到处是烂仔，活下来的人们忙不迭地逃离。为了早日逃出这座死城，也因为萧红的病越来越严重，端木蕻良不得不冒险上街去寻找营业的医院，最后，他找到了位于跑马地的养和医院，这是当时香港最好的私立医院。晚年的端木蕻良回忆他和医院接洽的过程时说：
“医院最好的大夫叫李树魁，只有他还在开业，我接触的是他弟弟李树培，现在大概不在了。这个人我估计他就是要骗钱。因为当时最需要军票，因此他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房间，但不要美金、港币，只要军票。当时我哪有军票？即使找朋友能借到金子，银行也冻结了，我连斯诺夫人邮来的稿费都取不出来。另外，骆宾基写文章连点常识也没有。他不知道，在香港，你得先付医院手续费和一星期住院费，还需要付一星期的特别护理费，骆说一百块钱就怎么了，他一点儿常识都不知道。造谣也该有点常识。我得把这些钱都准备好，人家才允许萧红住院。特别是护士费，是一天，昼夜，一个夜班要加25块钱。养和医院多半是外国护士，看护萧红的可能是个波兰人。”[480]
端木设法把手上的美金和港币兑成军票交了住院的费用，萧红住进了养和医院，李树培给她做了身体检查后说她气管里有瘤子，要开刀。端木知道肺病病人开刀不易封口，他二哥曹汉奇患脊椎结核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刀后躺了八年还未能起床，所以他不同意给萧红开刀。但李树培反问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端木就底气不足了，治病当然要听医生的。萧红本来就不信任端木，这时又着急离开香港，再加上她早就对此前玛丽医院的保守治疗不耐烦了，于是对端木说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开刀有什么了不起，见端木还是不肯在手术单上签字，她就自己签了。萧红一签字，医院就再也不理端木了，很快就把萧红送进了手术室，又很快把手术做好了。端木看手术流血不多，萧红精神不错，还很高兴，觉得医生利落，麻醉技术也高。但他溜进手术室想问问大夫开刀的结果再看看切出的瘤子时，见盘子里除了一堆带血的药棉就什么也没有了。回到病房，萧红用极低的声音告诉他，手术时她听到大夫说没有肿瘤，她感到胸痛[481]。四十年后，讲到这个瞬间时端木仍然控制不住地悔恨了，痛哭了[482]，他认定李树培就是为了骗钱才接纳他们住院，让萧红开刀的，是这次错误的诊断和雪上加霜的手术，还有战后医疗物质的缺乏，要了萧红的命。
手术之后萧红又在养和医院住了几天，医院明确告诉端木他们拿萧红的病没办法了，端木知道这种情况下一没时间二没精力跟他们交涉，救萧红的命要紧，于是他又去玛丽医院联系转院。那边答应了收萧红，但玛丽医院距城里来回八十里路，交通又已经断绝，靠走路他是没法把萧红送过去的，有汽车就很方便了，于是他想方设法找辆汽车。当时香港的汽车都被日本人征用了，要找汽车只能找日本人。日本人分两种，一种是军阀武士道，另一种是可能还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如记者。端木想也许他们会愿意提供帮助，为了尽快借到汽车，他顾不上是否会暴露身份了，看到两个日本记者在用英语交谈，他就上前去作了自我介绍。幸运的是，那两个人听了他的话，马上就把他带到办公室，并找来了汽车[483]。就这样，萧红又回到了玛丽医院。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记载，那是在1942年1月18日中午，入院时，萧红又见到了拒绝陪她吃苹果的那位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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