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但她是从什么时候起放下强烈的求生欲接受将死的事实的呢？《萧红小传》还说，1月13日黄昏，做过喉管手术之后躺在养和医院病床上的萧红曾向骆宾基和端木宣讲人类的精神和作家的追求，然后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八十岁么？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485]照此说，萧红是喉管手术一结束便知生命已到尽头了。但是，骆宾基的叙述可信吗？一个喉管上刚刚开过刀的病人，真的有可能作这样激情昂扬、长篇大论的演说吗？萧红真的对死亡坦然了吗？
1930年秋，那个还叫张乃莹的少女第一次离家出走，和表哥住在北平的一处小院落里。那年霜降后下了一场雪，萧红和陆振舜用竹竿打下院中枣树上残存的枣子，再收来一点墙头的积雪，放在小砂锅里煮枣子吃。吃枣时好友李洁吾还提醒他们小心煤气中毒，陆振舜不以为然，谁知不久萧红就中了煤气，闲谈中突然昏倒，李洁吾急忙喊来耿妈，将萧红抬到室外，放在躺椅上用棉被盖好，耿妈又找邻居借来酸菜水，大伙一通忙乱才把萧红救醒。因为这件事，他们谈到了“死”，萧红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486]
1932年7月12日，萧红和萧军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畅谈中她曾问：“你为什么要活着？请不要用磨棱的话来覆我。”萧军尖锐地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世界上留恋着？拿你现在自杀条件，这般充足。”当时的萧红欠着旅馆一大笔债，肚子里怀着汪恩甲的孩子，旅馆老板威胁她再不还钱就送她到妓院去。那样的处境下，自杀的确是一种简单而当然的选择，但萧红没有，她投出一封又一封求救信，给可能帮助她的人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当萧军出现在她的门口时，她一再请求他留下……为什么要活着？她的回答是：“我吗？……因为这世界上，还有一点能使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仅仅是这一点。它还能系恋着我。”[487]
1938年9月，萧红从汉口坐船前往重庆，船行至宜昌时同行的李声韵患急病下船，萧红在黎明的码头上被绳索绊倒，当时她新婚的丈夫端木蕻良已先行入蜀，她孤零零一个人，挺着八九个月的身孕，提着包裹，她挣扎着想站起来，却没有一丝力气。后来和骆宾基谈及此事，萧红说她躺在那里，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周围没有人，天上是稀疏的星星，她想天就要亮了，警察会走过来的，警察一来定会有很多人围观，那像什么样子呢，还是挣扎着起来吧，但还是没有力气，起不来，她想到了死，“死掉又有什么呢？生命又算什么呢！死掉了也未见得世界上就缺少我一个人吧”，“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488]。
1941年12月8日早晨，隆隆炮声中萧红紧拉着柳亚子的手，黯哑地说：“我怕……我就要死。”
“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柳亚子站起来说，“这正是发扬民族正义的时候，谁都要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要发扬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他还很激动地说了一些话，让一旁的骆宾基感受到了他大无畏的精神。但柳亚子匆促离开后，萧红还是用她低弱、黯哑的嗓音说：“我是要活的！”[489]
十年漂泊里萧红屡陷绝境险境，在一个每天都有无数人无辜丧命的时代，如她所言，个人的生死是微不足道的，世界不见得就缺少哪一个人，但萧红她还是要活，凭着顽强的求生欲，她千方百计地攀紧哪怕是一点点渺茫的希望，将自己拉出了死亡的深渊。她还是想活的，她不甘心死，可是她太想救自己，结果耗光了最后的力量。
1942年1月20日凌晨三点，萧红示意吃药，又吃了半个苹果，她神色恬静，在纸上写道：“这是你最后和我吃的一个苹果了！”
1月21日早晨，萧红喉口的铜管被痰堵塞，她又能发声了，那天她面色红润心情愉快，吃了半个牛肉罐头后说：“我完全好了似的，从来没有吃得这样多。”她招呼骆宾基坐下抽烟，并按了床头的电铃叫护士送火柴，她不知道医院已经没人了。
1月22日一早，玛丽医院被日军接管，所有病人被撤出。萧红被送到了法国医院，法国医院也被军管，萧红又被送到了设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那里连基本的医疗设备也没有，萧红的生命力迅速衰竭，她“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披散地垂在枕后，但牙齿还有光泽，嘴唇还红，后来逐渐转黄，脸色也逐渐灰黯，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490]。十一点，萧红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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