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写完一长篇小说，内容是写我的一个同学，因为追求革命，而把恋爱牺牲了。那对方的男子，本也是革命者，就因为彼此都对革命起着过高的热情的浪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那悲剧在一开头就已经注定的了。但是一看起来他们精神上是无时不在幸福之中。但是那种幸福就象薄纱一样，轻轻的就被风吹走了。结果是一个东，一个西，不通音信，男婚女嫁。在那默默的一年一月的时间中，有的时候，某一方面听到了传闻那哀感是仍会升起来的，不过不怎具体罢了。就象听到了海上的难船的呼救似的，辽远，空阔，似有似无。同时那种惊惧的感情，我要把他写出来。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块砖头的话，那么这块砖头再过十年去翻动它，那滋味就绝不相同于去翻动一块放在墙角的砖头。”
写一部长篇爱情小说，还要写出那种“辽远，空阔，似有似无”的“惊惧的感情”，这对以左翼进步女作家身份登上文坛、在十年创作生涯中鲜少将爱情作为小说主题的萧红来说，会是一个新鲜大胆的尝试，可惜她最终还是没能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501]。这年8月，她开始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创作。
《呼兰河传》的写作并非始于1940年8月，据蒋锡金说，1937年12月住在武昌小金龙巷时，萧红就在写这部小说了。那时萧红都要给几个大男人做饭，有时还叫他们把衣服也脱下来给她捎带着洗了，她常说：“嗳，我要写我的《呼兰河传》了。”她只能抽着空子写。蒋锡金读过《呼兰河传》的部分原稿，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开头几段，他很纳闷，萧红一直在抒情，她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味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他不知道她要怎样写下去，也不知道她将精雕细刻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但他喜欢她写的那些，认为写得很好，希望她快快地写成。武昌小金龙巷的住处只有三张桌子，所以蒋锡金写东西总是到外面去写，把桌子留给萧红，但第二章还没写完，萧红就匆匆去了临汾。[502]蒋锡金推断1938年春末夏初萧红从西北回到武汉后，很可能在小金龙巷继续写完了《呼兰河传》第二章，因为他觉得《呼兰河传》“第一二章写得都比较完整”。9月萧红离开武昌前往重庆，《呼兰河传》大约就被搁置起来了。
萧红暂停写作《呼兰河传》的原因不难猜想，战乱中疲于奔命的她根本没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群情激奋的抗战氛围中埋头写一部追忆童年和故乡的抒情小说显得不合时宜。那么，两年半之后的1940年8月，写完《马伯乐》第一部的萧红放弃计划好的长篇爱情小说而重拾《呼兰河传》，又是因为什么呢？曹革成认为，是抗战爆发后纷纷拥入香港的外乡人带来的港九报刊上乡音乡情和思乡情绪的泛滥，激荡起了萧红和端木蕻良心中对东北故乡的思念，所以他们才分别写出了《呼兰河传》和《科尔沁前史》。[503]在《呼兰河传》的“尾声”里，萧红确实这样借“我”之口表白过自己的创作心境：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小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变出一只马来，一会工夫变出一只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了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寥寥数语，她对故乡和家的思念已然漫溢，正因为“忘却不了，难以忘却”那些往事，萧红才写了《呼兰河传》。曹革成的解释是合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拾《呼兰河传》之前的1940年4月，萧红就完成并发表了故事情节与后来《呼兰河传》第七章高度一致的短篇小说《后花园》[504]，而《呼兰河传》中写“有二伯”的第六章，也是对完成于1936年9月4日的《家族以外的人》的改写。因此，萧红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酝酿和写作《呼兰河传》的，中途她将它搁置了多久，又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重拾起来的，看来并没有一个简单清晰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她早已将童年、故乡和往事当作珍贵的写作素材，捂在心底无声无息地发酵着了，如她自己所说，她的写作“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正因为《呼兰河传》一直在她的心里和梦里，她才能在短短四个多月中完成这部十四万多字的长篇小说[505]。
《呼兰河传》一共七章，和《生死场》一样，没有主要人物和情节。前两章中作者用全知视角，描述了呼兰河城的概况——它的四季更迭它的风光景色它的街道胡同，还有生活在那里的“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着自己的生老病死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精神生活包括跳大神、盂兰会、河滩唱戏、娘娘庙大会等所有为鬼而不是为人举行的盛举；从第三章起，小说以“我”——一个四五岁小女孩——的视角为出发点，描述了“我”和祖父在那“房子多，院子大，人少”因而显得荒凉寂寞的家中的生活，还有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被虐待整死的惨烈过程，孤苦伶仃的有二伯的故事，和磨倌冯歪嘴子的遭遇。萧红用诗意盎然的笔触，串起了七个相对独立的篇章，在文本中重新建构了一个童年和一个故乡。
童年视角和相对松散的结构方式的采用，让萧红的语言天赋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示：在《马伯乐》中还显得啰嗦累赘、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到了《呼兰河传》中变得极具抒情功能，并营造出了一唱三叹的效果；通感的灵活运用，如“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等句子，又为小说增添了童趣……
《呼兰河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萧红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这一点，现在已为文学评论界所公认。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埋头写一部这样的小说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呼兰河传》也一直被视为萧红的退步之作。1946年8月，萧红去世四年多之后，茅盾为将要出版的《呼兰河传》作序[506]，肯定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之后，温和地批评了萧红个人生活和作品的阴暗消极：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象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诅咒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象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507]
茅盾的序言，为此后的评论定下了基调，很长一个时期内，批评家们在肯定《呼兰河传》的哀婉和诗意之余，总是要嫌它战斗性不够，不符合时代进步的潮流，“这是可以惋惜的”，因为，正是在茅盾和那些批评家们不理解不认同之处，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显示了独立高贵的品格和对文学的忠贞。今天，《呼兰河传》作为二十世纪经典长篇小说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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