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借调北京

    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领导鉴于章开沅坚守教学岗位10多年，特意安排他赴北京学术进修两年。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杨东莼得知此消息后，及时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名义发来调函，邀章开沅进京协助征集北洋时期史料。

    杨东莼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54年奉调到武汉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他朴实无私，极具亲和力，师生都亲切地称之为“东老”。根据校领导分工，历史系是东老负责联络的基层单位。下系之前，他通过人事档案初步了解了每位教师的基本情况，之后再与全体教师逐个谈话。轮到章开沅时，东老详细询问了他的家世、求学经历和工作情况，还向他征求如何办好院、系的意见，非常谦和，丝毫没有大学者和领导的架子。此后，东老非常关心章开沅的学术成长，鼓励他发表文章，而且每逢外国历史学者来访，总会让他陪同接待。东老也很关心章开沅的健康，叮嘱他在工作上要勇于拼搏，但不能“霸蛮”过于劳累。1957年东老被周恩来总理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临行前嘱人将一箱常用的中国近代史书籍赠送给章开沅，还特地在李六如送给他的《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上注明书中主人公即李六如，并对李六如作了简要介绍，以便章开沅了解。

    身处北京的东老仍心系章开沅的学术成长，非常希望他能在自己身边工作，便趁章开沅赴京进修之机，把他调到全国政协。当时，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主任为范文澜先生，副主任为东老与全国政协常委申伯纯（人称申伯老）。

    1963年春，章开沅赴京报到，受到东老与申伯老两位前辈的热烈欢迎。不过，对于他的工作具体安排，二老略有分歧：申伯老希望章开沅帮助他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而东老则强调必须尊重华中师范学院领导的意见，以北洋史与辛亥革命资料征集为中心，结果是申伯老主动让步。从此，章开沅便在二老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边工作边学习。

    在工作前期，章开沅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征集北洋史料，采访了北洋老人曾毓隽、邓汉祥、朱启钤等，特别是结识了末代皇帝溥仪、章士钊等许多重要历史当事人，获致不少珍贵回忆。章开沅还有幸与溥仪同室面对面办公达半年之久，经常相对阅稿并交换意见，更增添了日常刻板工作的情趣。溥仪幽默风趣，待人礼貌周到，和章开沅相处甚洽。不过，有些认识溥仪的老北京人在街上碰到他，仍然会像前清一样磕头呼万岁。为了避嫌，溥仪和章开沅约定在公开场合不喊他的真名。有一次，黄怀玉带女儿来北京探亲，章开沅偕妻女在政协附近一家小餐馆吃早点，正巧碰上溥仪，但因店里人多，两人只是相视微笑而已。章开沅一家离店后，溥仪竟然快步追上来，热情地与黄怀玉母女握手问好。黄怀玉事后才知道她们母女握的竟然是过气皇帝的“御手”。

    1964年春，在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建议下，中宣部和统战部同意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华中师范学院共同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东老任主任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和黎澍任副主任委员，章开沅和其他几位近代史所学者负责具体筹备工作，调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华书局。在东老的关照下，章开沅的学生、华中师范学院的刘望龄也奉调进京协助工作。同年4月3日，调查委员会成员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筹委会的成立会，东老就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性作了长篇发言，刘大年也就全盘筹备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会后，讲求实效的东老立即带领章开沅、邵循正和其他工作人员前往天津与各界人士联络，在天津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市博物馆还专门为他们开放了未经任何整理的黎元洪私人档案储藏室。天津之行使章开沅初步认识到商会档案的重要价值，并对资产阶级调研略有初步设想。回京后，根据刘大年的建议，办公室确定先抓两个项目，一是知识分子千人传，二是企业家千人传。为此，章开沅等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传主名单。为了拟订资产阶级正式调查计划，他和刘望龄又随同东老曾先后拜访全国工商联管理局理论处处长吴承明和中央统战部工商处长万景光等，听取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历史与现状的介绍。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当时的调研工作，还使章开沅进一步认识到群体研究的重要性，为以后开展资产阶级研究形成了新的思路。

    调查委员会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购图书资料。东老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住在办公室的章开沅。他乐此不疲地往返于新旧书店，收罗各种有用书籍，还以大手笔购买了一整套《满铁调查报告》。可惜因为所谓“四清”运动压倒一切，调查委员会的人员分散下乡，最终只剩下章开沅独守办公室。不久，章开沅又奉命立即回校接受批判，这个委员会从此名存实亡。

    此次进京，章开沅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更高层次的学术天地，结识了史学领域诸多学识丰富的师友，如刘大年、李侃、陈庆华、祁龙威、戴逸等，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给予他指点和建议，还在生活上乃至思想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尤其是在与东老的近距离接触中，章开沅得以充分理解并学习他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坦荡豁达的宽广胸怀。

    2.文字得祸

    1961年初，由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撰写的剧本《海瑞罢官》正式上演。不料，该剧上演不久即遭到江青一伙的批判，并且他们乘机酝酿策划“文化大革命”，史学界、文艺界和科学界的大批知识分子因此受到牵连，遭受沉重打击。

    对于这种严峻的政治气候，全神贯注于学术研究的章开沅并未在意。但没有想到，他又一次因文字得祸，因撰文实事求是评价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李秀成，1823年生，1849年加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教，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1856年接受忠王任命，率领队伍屡获胜利，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顶梁柱之一。1864年7月不幸被俘。他在狱中写下数万言的自述，8月7日被曾国藩杀害。）而横遭批判。

    1963年，所谓的“理论权威”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他粗暴地一笔抹煞了李秀成反抗封建清王朝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功绩，认定李秀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蜕化变节分子，并称其自述根本就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他还在文中严厉批判了与自己观点相异的许多史学研究者，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解放以来史学工作的诸多成就。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不久，报纸和杂志纷纷参与进来，展开一场关于李秀成评价的所谓学术讨论，史学界噩梦由此开始。

    1964年8月，《光明日报》一位记者专程来访，让章开沅就戚本禹的文章发表看法。章开沅此前已经阅读此文，并且对其强霸之气甚为反感，因此慨然应允，并且连夜撰写一篇题为《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杀》的商榷文章，以一川笔名寄给该报。他认为戚本禹在李秀成评价文章中使用大量空言推论是不科学的，这种主观武断只能背离历史真实；此外，他也不赞成戚本禹用无产阶级革命气节标准来要求旧式农民领袖，因为历史具有自己的复杂性，农民领袖自然有其自身弱点，但他们毕竟以其英勇奋斗在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因此，章开沅认为在评价李秀成时，“尽量美化不是正确的颂扬”，“一笔抹煞是历史研究中的武断作风”，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握主流和实质，对照李秀成的其他史料，如过去的论札、信件等，尤其是其全部革命实践，全面了解其政治思想；同时评判历史人物功过不能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在认真研究李秀成言行的同时，也要认真考察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和具体环境，只有这样，才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才不会以形而上学的做法给李秀成贴上简单的政治标签。

    在杨东莼先生的提醒下，章开沅开始意识到发表此文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甚至对学校声誉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决定把稿子收回。但是为时已晚，戚本禹及其幕后人物的“钓鱼”策略业已得手，而且据说还被认为是一条难得的大鱼。《光明日报》不仅拒不退稿，而且立即全文刊登，并且在同一版面发表另一位学者吴传启（署名任光）的批判文章。吴传启尖锐批评章开沅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表反对马克思主义，称他在文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继续维护“伪降”错误观点，比赤裸祼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更具欺骗性和危险性，其实质是以折衷主义手法“彻头彻尾地为叛徒开脱、辩护”。吴传启的文章排在上半版，章开沅的文章排在下半版，说的是提倡学术讨论，实际上已作是非正邪判决。

    就章开沅内心而言，自己撰写该文，无非是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试图为历史寻求合理的解释，并坦诚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供大家讨论，并非是专门为李秀成辩护或“翻案”。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谬岁月，哪有什么“理解”，又何从真正“让事实说话”！不久，中宣部正式通知湖北省委，将章开沅内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严令他回湖北接受批判，同时通知各地报刊不得发表他的文章。

    3.善处逆境

    回校后，时值全国上下正在大举开展“四清”运动，大部分师生都被派下乡参加这一运动，因此学校短时间内未能举办大规模的批判活动，章开沅侥幸在1964年底至1965年间暂时避免抛头露面公开批斗的羞辱，但却被剥夺教书和发表文章的权利，同时还被“清洗”，离开“四清”工作队。他被迫无止无休地自写检查，还要在所谓“批斗组”的监督下前往武汉近郊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章开沅问心无愧，坦然自若，但无正式工作可做的孤寂与苦痛难以言说。幸好1966年初北京成立“纪念孙中山诞生100周年”筹备委员会，刘少奇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廖承志任秘书长，杨东莼任副秘书长。承蒙东老再一次关切，章开沅又被借调到北京，协助他审阅孙中山年谱、年表以及宋庆龄等人的文集清稿，同时还帮助廖承志秘书长处理国内外人士有关学术方面的来信。章开沅暂时脱离武汉的尴尬困境，又复回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深宅大院，不仅与溥仪等老伙伴重新朝夕相见，还可以整天独居小楼处理廖、杨两公交办事务，并且阅读各地送来的宝贵相关史料，尽情享受读书的快乐。但好景不长，同年5月，“文革”风暴正式席卷全国，章开沅于6月份再次奉命回校接受更为严厉的批判。

    此次批判的力度远非上次可比，连工资都被扣60%，有限的存款也被冻结，家庭经济顿时异常拮据。湖北省社科界迅速成立了“批判章开沅联络站”，学校高音喇叭里不停叫喊着“打倒章开沅”的口号，批斗章开沅的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其实，早在1958年章开沅在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时，历史系的革命师生唯恐他受不到“群众教育”，逃避“接触灵魂”，已曾把针对他的大字报油印编辑成册，名曰《西瓜集》，竟有厚厚一大本。而这一次又着实让造反派逮着批斗他的机会，诬陷之词是应有尽有。接着，批斗大会接踵而至。章开沅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黑干将”的黑牌，和其他批斗对象，包括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校党委书记刘介愚、历史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张舜徽等，在批斗大会上任由造反派批判，任由他人拿着扫把挥打，不得进行任何辩解。章开沅尝尽辛酸，人格和尊严横遭折辱。在一次批斗大会上，两个红卫兵使劲按住他的头，并用力向后架起他的两只胳膊（当时所称“喷气式”）。随后，章开沅被关进“牛棚”，进行隔离审查，不停地接受造反派的训话，并被勒令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参加繁重的学校绿化组劳动。

    在这梦魇般的岁月里，有些人被迫害致死，有些人不堪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而自杀，有些人精神失常……章开沅也曾想到出走。可是，当被两个红卫兵按住头坐“喷气式”飞机时，他注意到他们的手在发抖；在与绿化组职工共同劳动期间，他们并未对他这个“牛鬼蛇神”施以恶言恶语和歧视，而是始终平等相待，有时甚至加以安慰。这些使得一向乐观的章开沅相信人性在绝大多数人的内心不会泯灭。正是藉此信念，他没有屈服于眼前困境，时常告诫自己要屹立不倒。

    1967年12月，章开沅的小女儿呱呱坠地，但此时的他却被禁闭在“牛棚”里。章开沅给女儿取名雪梅，希望她像寒风雪地里傲立枝头的梅花那样茁壮成长。月子里的黄怀玉不仅没有基本的营养保证，还得时不时接受抄家与讯问，身心俱瘁。后来黄怀玉由世界中世纪史教研室调任历史系资料室负责人，与另一位老师轮流日夜看管文物，无奈之下，只好把刚满月不久的小女儿交与保姆照顾，读小学的大女儿明明或住老师家或生活自理。爱好文娱活动的明明很想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拿着小红书唱歌，但却因为爸爸“有问题”而受到歧视，学校不让她参加。不久，小女儿雪梅突然患上肺炎，住院治疗。在那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混沌年月，医院的医生也都像章开沅一样遭到批判，被取消从医资格，整日从事体力劳动，当权者却是不精通医术的护士。雪梅在医院里未能得到有效医治，处于昏迷状态，医院给她下了病危通知书。章开沅得知爱女病危的消息，焦急万分，向看管他的红卫兵请假回家探望，得到的却是无情而冷酷的拒绝。处于绝望中的黄怀玉多方求情，终于使丈夫获准回家。章开沅匆匆赶往医院，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万分悲痛。无独有偶，他抬眼看到室外曾医治过父亲的一位中年女医生正在打扫走廊，迅即找机会向她讲述了女儿的情况。这位医生也一下子认出了章开沅，趁护士离开之后，她悄悄进病房查看了雪梅的病情，并授以章开沅良方和一个小滴管。章开沅赶紧按照她的嘱咐，用滴管给女儿一滴一滴地喂果汁。时间过了好久，雪梅才有吮吸的征象，稍后又慢慢睁开了眼睛，原来呈紫黑色的嘴唇也变得红润起来。女儿得救了，章开沅欣喜万分。这位女医生的及时相助，使他再一次感受到人间真情和温暖。

    与妻女匆匆见上一面之后，章开沅不得不再次进入“牛棚”，接受批判。1969年春，全校一小部分教工留在桂子山坚持“革命”，其余大部分人分别到大冶和京山劳动锻炼。章开沅就在这时被下放到大冶梁子湖农场，从事更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冶的主要劳动是种植水稻，一年必须抢种三季庄稼。章开沅随着大伙，每天起早贪黑，培育稻种、插秧、锄草施肥，直至最后的“双抢”（抢收和抢种）。艰苦的劳动并没有消磨章开沅的坚韧意志，他反而坚信劳动是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有了健康的身心，将来才可以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他也不断劝勉自己：“不要自己蹉跎岁月，生命是有限的，最劣境的时候，最没有机会的时候，更要想办法充实自己。”期间，因为不能看专业书籍，他就偷偷阅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以维持英语水平。此外，因为有青年工作的经验，章开沅被大家推举为一个青年班（其中一部分是刑满获释的劳教者）的班长，他以自己的坦诚以及对这些青年的尊重与鼓励，赢得他们的信赖，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各项劳动中。因为十足的干劲和丰厚的劳绩，这个班被大家评为“小老虎班”。

    1972年，华中师范学院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由于师资力量不足，章开沅奉命返校为他们上课。回校后，学校仍然视他为“犯有严重政治立场错误”的人物，仍然冻结他的工资，地位无法与一般“革命群众”相比。1974年，《历史研究》杂志复刊，由于京中好友的苦心援助，章开沅被借调参加编辑部工作，但仍然戴着“犯有严重错误”的帽子，随时都可以被找茬当作批判对象。直至1976年秋“文革”结束，他才得到初步解脱，处境渐趋改善。

    “寒凝大地发春华”，在这艰难而又漫长的风雨岁月里，章开沅不断以鲁迅的这句诗自勉，鼓励自己振作精神并坚持下去。他相信，唯有历经重重考验，才能春花怒放，而历史也必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也正如他所坚信的那样，中国走出了“文革”，迈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回首过往，作为受害者，章开沅并没有简单地批判乃至唾弃这段荒诞岁月，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总结。他说：“‘文革’不应成为历史的包袱，而应当作为历史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更加深刻地总结‘文革’的经验和教训，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智慧的基础上，让‘文革’以及类似的灾祸永远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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