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始之作

    自1954年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结缘，1961年正式投入这一研究，其间虽历经“文革”之难，但章开沅内心始终未放弃对它的热爱与思索。“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开沅“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出来”，自称“这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藉着蓬勃的活力，他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收获累累果实。

    1975年秋，奉调参加《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章开沅准备离京返校，人民出版社编辑林言椒前来送行，饯别时他向章开沅提出编写《辛亥革命史》的大胆构想。这一提议让醉心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章开沅颇为心动：早在196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史学前辈吴玉章、范文澜等就已对自己及其他青年学者寄予了“要努力写出辛亥革命的大著作”的殷切希望；国内外迄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通论性的大型学术专著，这个课题可以填补这一空白；自身已荒废科研、蹉跎岁月多年，应该抓紧时间做点实事。不久，林言椒专程到武汉，正式约请章开沅组织湖南、湖北、河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学者编写《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大型专著，并向他推荐了编写组的主要成员。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可当时“四人帮”仍在台上，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上升时期“要立足于批”的极“左”思潮仍然束缚着史学界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编写《辛亥革命史》自然存在困难，而且还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但屡经批斗的章开沅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淡然视之，当即接受了林言椒的约请。

    1976年，在林言椒的努力下，跨地区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很快成立。主要成员除章开沅之外，还有林增平、隗瀛涛、刘望龄、萧致治、吴雁南、王天奖等学者，还有作为工农兵代表的武昌造船厂和贵州红湖机械厂的几位造船工人（这些工人实为下放车间劳动的技术人员，毕业于清华大学、哈军工等名校。）。整部书分上中下三册，由章开沅和林增平担任主编，每册再做具体分工。然而，在具体编写过程中，编写组面临多重困难。其一，“文革十年”动乱使全国上下物质生活条件极为匮乏，编书不仅没有项目经费，而且也没有稿费，编写组开会食宿条件极差，经常是乘火车坐硬座甚至无座。其二，“文革”前积累的资料多已散失或被抄没，许多章、节必须从搜集资料开始；其三，由于编写人员是初次合作，加以有各自独特的思路与文风，致使每章都需反复讨论、修订才能进入统稿。

    难度更大的是排除长期困扰史坛的“左”倾思潮的干扰。为此，编写组常常召开有组外人士参加的扩大会议，就如何评价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以及辛亥时期的历史人物、如何看待工农群众在辛亥革命中的动力作用、如何在编写中做到理论与史实有机结合等问题反复讨论，以寻求和深化学术共识。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章开沅执笔写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系统总结了1949年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指出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辛亥革命史研究迫切需要加强和发展。文章还着重就指导思想、人物评价、中外关系、资料工作、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阐明了编写组的观点。就指导思想而言，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诬陷不实之词，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在资料工作方面，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要有更为严谨的态度，要花费更多的力气进一步开展史料的征集、整理、校订、出版、考证工作，切切实实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打好基础。从研究方法来说，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必须力求完整、准确地领会有关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同时必须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通过相互辩驳、相互补益，来发展正确的东西，改正错误的东西，深化对历史事物的认识，从而繁荣这一研究。此文于1980年在《辛亥革命史丛刊》创刊号上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美洲《华侨日报》以摘要介绍并称之为“代表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向”，稍后又被美、日几家史学杂志全文译载，增进了海外学者对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理解。

    初稿完成后，章开沅与林增平又担负起繁重的统稿工作，对各章逐字逐句阅读和校改，没有丝毫马虎。为把上册先行推出，1978年暑期，林增平、章开沅、萧致治、刘望龄四人赴北京顶着酷暑集中进行改稿工作。当时，他们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四人合住一间大房，工作、休息都挤在一起，白天出外核对原始档案文献，晚间伏案校订清稿，几乎没有什么休息。而此时章开沅突发高血压病，几乎每天都在眩晕状态下工作。大家全力以赴、通力合作，从而使上册于1980年3月顺利出版。随后，中、下册也分别于1980年12月、1981年7月出版。

    这三册书共120万字，征引书刊达590余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辛亥革命错综复杂的过程做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对辛亥革命前后各个阶级、阶层、党派的状况及相互关系作了全面考察，同时引导和加强了对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潮流和社会环境的深入研究，是国内外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专著。198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昌隆重举行，大会组织者向与会者赠送了《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它是对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的厚重献礼，是此次盛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还有学者赞誉它是“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煌煌巨著”。

    这部书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得以顺利出版，缘于编写组成员团结协作、指导思想明确等多种因素。对此，武汉大学萧致治教授曾回忆道：“30年后回头来看这部书的写作，其成功经验：一是写作班子在章开沅、林增平的领导下，通力合作，齐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立志要以高水平交卷，为写好本书奠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二是通过反复讨论，指导思想比较明确，为编好本书指明了方向，定下了基调；三是措施得力。特别是定稿阶段，这是决定本书质量的关键环节。参加定稿的人无论是主编或分册主编，为了保证质量，都是全力以赴，全身心投入定稿，精益求精，既在搜集资料上花了很大力气，又在通稿、改写、定稿上字斟句酌，高标准，严要求，个人与集体的作用，皆得到了较好的发挥。”章开沅在回忆这部书四年的艰辛编纂历程时，常常感念编写组尤其是林增平先生的辛苦付出：“与我共同主编这本大书的林增平处境最差，当时还在湖南一个乡下茶场里监督劳动……增平学问道德均属一流，特别是治学谨严，无论是寒冬酷暑，也无论是自己撰稿或修订他稿，始终兢兢业业，善始善终。特别是1979年秋我与萧致治赴美访问，落在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能在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出齐，当然是整个编写组与责任编辑协同努力的结果，但增平默默奉献最多也是大家公认的。”

    《辛亥革命史》三卷本曾先后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且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必读书。章开沅也以此奠定了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地位，但他视这部书为自身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此后继续不知疲倦地在这个园地辛勤耕耘着。面对有些学者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困惑，他积极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应该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在强调会通的同时加强专题研究；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加强资料的发掘、整理、编辑和出版以及丰富工具书等等。他尤其着力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从概念、模式、类型、布局四个方面，就如何提升这一研究，为不少青年学者指引门径：要正确理解和严谨运用“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进行深入而具体分析的同时，加强经济统计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校核；在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系分析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时，切忌简单化和片面性，决不能生搬硬套，要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历史的总体中加以探讨；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和群体的研究，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布局，要注意打破行政区划的区域研究，集团研究也需要合理布局；加强对与资产阶级发展密切相关的市场和人口这两个问题的研究。经数十年刻苦钻研，章开沅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并且与其他学者共同编辑出版了《辛亥人物文集丛书》、《辛亥革命辞典》、《辛亥革命运动史稿》、《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等。其中，《辛亥革命辞典》被学术界誉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朵奇葩”，“堪称我国辛亥革命研究的‘百科全书’”。

    章开沅也付出诸多心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年轻学人：早期研究生有饶怀民、严昌洪、罗福惠、赵军等，接着是马敏、朱英、桑兵、莫士祥、虞和平等。他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筹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于1978年，旨在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搭建“桥梁”，开辟“园地”。除编辑《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论文选》（1949—1979）等书刊外，还定期举办学术讨论会。，并且与其他史学精英一起，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而由他一手创办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其前身是章开沅1978年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创办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当时成员加章开沅在内共计5人。上世纪80年代，研究室被教育部纳入博士点，更名为历史研究所，其时，印度史研究室挂靠于该所，所以，研究所除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外，还从事印度史研究。1999年历史研究所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所现今下设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以及中国商会研究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和涩泽荣一研究中心。也成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镇。1992年5月24日，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授予章开沅荣誉博士学位，西门斯博士在庆典仪式上发表祝词，引用一位美国著名近代史学者的话赞誉章开沅：“在世界上的历史学者与专家当中，他被评价为辛亥革命的学术带头人”。（《西门斯博士的祝词》，收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编：《莺花无际楚江头——章开沅先生七十华诞学术纪念文集》，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张謇研究

    继编纂《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后，章开沅开始倾注心力于中断多年的张謇（张謇（1853—1926），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等多家企业以及通州师范学校等多所教育机构，为中国近代实业和教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研究。

    章开沅研究张謇发端于1961年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研讨会。当时，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崙在会上宣读《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一文，引起章开沅及其他与会学者的关注。章开沅觉得张謇实业救国的人生经历与曾祖父维藩公的经历颇为相似。同时，他也想起1951年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给他指点迷津：“做研究没什么神秘的，最好从人物研究入手，对入门者来说锻炼很全面。”于是，从1962年开始，章开沅决意研究张謇，以此个案研究作为研究整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突破口，张謇研究由此成为他以后研究中一个新的辉煌起步。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章开沅于1962年9月下旬从上海乘轮船前往张謇的出生地、故居和相关历史遗址进行实地调研。南通本地学者穆烜当时正负责南通革命史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也参与张謇历史资料的搜集与保管整理，他热情接待了章开沅，为他介绍有关情况，给他提供了收藏在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的张謇未刊函电，以及扶海垞辑藏的来函汇集等大量原始资料，并安排他住在张謇早先创设的老式宾馆里，以便感触更多当时的历史情境与氛围。穆烜还介绍章开沅与时任南通市副市长的曹从坡相识。曹从坡对张謇研究最为痴迷，撰有《张謇的悲剧》等力作，章开沅拜读过他的文章，对他缜密的思路、严谨的学风、冷静的分析和文字的醇雅印象深刻。随后，在曹从坡和穆烜二人的引见下，章开沅又有幸结识费范久、管劲丞、徐海萍等几位当年对张謇了解较多的高龄老人，通过与他们座谈和私下交流，获得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对于张謇的感性认识。

    1963至1964年借调北京期间，蒙杨东莼先生宽容，章开沅拥有较多时间从事张謇研究，在馆藏丰富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阅读并抄录了赵凤昌未刊函札之类珍贵原始文献，并在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地查阅到大量相关报刊和文稿资料。1964年春，章开沅迁入中华书局居住，时值扬州师院的祁龙威正在那里校注张謇日记，两人朝夕相互切磋。在北京一年多时间，章开沅为张謇、赵风昌等部分未刊函电做了笺注，并对照《啬翁自订年谱》与《桞西草堂日记》，把《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及其他重要相关人士的文集、函电加以排比，做了较详细的史料长编。章士钊前辈为他的一部分未刊信札笺注作了认真批注和订正，其他历史人物或其后裔也向他提供诸多资料。经进一步梳理和编纂资料后，章开沅开始动笔，很快便完成长达3万字的第一篇张謇研究论文《论张謇的矛盾性格》。该文于1963年发表在《历史研究》第3期上，剖析了张謇从封建士大夫转变成资本家的深刻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以及张謇一身封建性与开明性、对外依赖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其观点和思路与曹从坡的《张謇的悲剧》一文有相通之处，而章开沅的实证研究更具说服力。同年4月，他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辛亥革命后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作为阶段性研究成果，这两篇文章迅速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重视，若干知名学者如台湾的张朋园和日本的藤冈喜久男等在他们的专著中均加以引用。在此期间，章开沅起早贪黑，写出约40万字的《张謇传》初稿。可惜在“左”倾思潮日益泛滥的年代，出版社不敢接受这本全面客观展示张謇的翔实传记，要求他在人物评价方面大力“降调”。据此，章开沅把书稿压缩到20多万字，但出版社仍然严词要求“不宜肯定过多”、“尽量删减或压缩”。章开沅颇感无奈，因为如果继续如此修改，书稿将无多少实质内容，只剩下大片批判词语，读者将难以认识传主的真实面孔，从而失去史学本真。他只好暂时把修改搁置。紧接着，“文革”风暴袭来，章开沅又被指控为大资产阶级张謇树碑立传，受到严厉批判，张謇研究被迫中断，耗尽心力写的最初原稿也于无奈中“藏匿”于家中地板底下。

    “四人帮”垮台之后，章开沅的学术研究工作得以恢复，张謇研究的热情重燃。1982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严学熙的陪同下，章开沅再次前往南通查阅张謇研究资料，并在滨海、大丰地区考察了张謇当年盐垦的遗址。1985年，他在南通与会期间有幸结识了海内外不少张謇后裔，再一次参观了张謇的生地、故居与其他相关遗址，“设身处地”捕捉对于张謇的直接感觉。同年，应中华书局的邀约，章开沅对最初原稿集中力量再次修订，并为此向学校请假半个月，专程前往南通定稿。修改后的书稿以《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为名，于1986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此纪念张謇诞辰130周年。这本书虽是个案研究，但具有群体研究的视野，着重说明张謇如何从一个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一员，又从士人群体的低层逐步上升到高层，然后再从传统士人群体向新时期的绅商群体转化。此书被誉为当时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日本藤冈喜久男教授还把它翻译成日文出版，章开沅遂以此奠定了在张謇研究领域领先地位。

    对于写历史人物传记，章开沅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历史学家写人物传记，不能仅仅满足于社会学的类型区分，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事迹的陈述与功过的评论，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人性的深层发掘，要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灵魂的人。”为充分彰显张謇的感情世界和精神世界，章开沅又开始在原有著作基础上，深挖资料，精雕细凿。他也一直为“张謇传稿”的“稿”字耿耿于怀，决意为张謇立一正式传记。2000年，章开沅修改后的书稿以《张謇传》为名出版，该传记增补了大量资料和图片，字数达44万，内容更为翔实丰富，使张謇这个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

    在研究过程中，章开沅对张謇这个研究对象产生了深厚感情。他多次发出感叹：“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他也经常以张謇孜孜不倦的创业精神来激励自己深化和推进这一研究。除了撰文著述，章开沅还与其他同样热衷于张謇研究的学者一起，倡议为张謇重新塑像，积极参加历次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为《张謇全集》的编撰出谋划策。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章开沅多次受到南通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无私帮助，与南通建立了深厚感情，他常常不无自豪地说：“南通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南通地方政府与学界人士也极为推重章开沅，每遇有关张謇重大学术活动，必定事先征求意见并遂让他作主题发言。他也不遗余力地关心和帮助南通本地青年学术队伍的成长，勉励年轻俊彦要甘于寂寞，安于清贫，扎扎实实打好基础。

    2006年，章开沅把不同时期创作的张謇研究论文，如《从状元到资本家的张謇》、《张謇与中国近代化》、《对于张謇的再认识》、《张謇与中法银行》等，精挑18篇，以《论张謇》为名结集出版。张謇之孙、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首席副主席张绪武先生作序，赞誉他将张謇研究推向新的高峰，为张謇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还有学者这样评价他：“在自己潜心钻研、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中青年骨干，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界朋友，影响了一批张謇研究的爱好者。”（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章开沅学术与人生》，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页。）

    回顾自己的张謇研究历程，章开沅坦言自己：“实在很难说是一个称职的张謇研究者，而宁可说是一个张謇研究的落伍者。这既意味着水平不高，更惭愧的是三心二意。‘文革’期间的被迫中断非我之罪，但‘文革’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却大多投入辛亥革命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又转向教会大学史研究，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与张謇研究不无相关或相通之处，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有得则有失，顾此必失彼。因此，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系统阅读这些年已经出版和尚未正式出版的大批文献资料，甚至也很难认真阅读国内外有关张謇的最新论著，这些都使我自己的张謇研究难以有更大的进步。不过我对张謇兴味正浓，贱躯尚健，脑力未衰，愿与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张謇研究者共同努力，为这一学术领域添砖加瓦。”

    3.关注商会

    商会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它由晚清之前的传统商人组织如行会和善堂等转化而成。商会研究属于社会集团研究范畴，早在1963年撰写《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时，章开沅就萌发了研究人物所厕身的社会集团的思考。1964年春，章开沅随杨东莼和邵循正两位学术前辈前往天津调研，看到了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邵循正先生当场也强调研究社会集团的重要性，章开沅由此更加意识到商会研究的学术价值，随即开始着手筹划对商会进行专题研究。但这一研究计划同样因“文革”而未能实施。拨乱反正后，章开沅在潜心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过程中，进一步意识到商会研究是从整体上考究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遂着力于这方面研究。

    在漫长的治史生涯中，章开沅一贯重视“原生态”史料，视“档案是具体研究课题的生命”。1980年冬，天寒地冻，章开沅在苏州友人唐文权的陪同下，前往苏州档案馆查阅商会档案。档案馆光线阴暗且寒气逼人，没有任何先进的取暖设施，仅有一个煤球炉烧开水，工作人员和资料查阅者人手一个装有热水的葡萄糖输液瓶取暖。热心的档案馆工作人员也给章开沅提供了一个输液瓶，就在这种寒冷的天气中，他每天白天泡在档案馆翻阅和记录资料，晚上再进行系统梳理。在此过程中，章开沅对商会的兴起与发展、商会的主要活动与意义以及研究商会对于其他研究课题的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更令他欣喜的是还从档案馆的一堆破烂书籍中发现了苏州市民公社的资料。当时，章开沅把这批资料捧在手中，感觉就像发现一处矿藏丰富的宝山，全然忘记了“室内已是滴水成冰，唯有靠滚烫的茶水来稍解严寒”。

    1982年4月初，章开沅在芝加哥举办的亚洲学会年会上，以正在整理的苏州商会档案资料为例证，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商会的建立、发展及其价值，指出“建立商会决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尔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活动能量，是与他们有了商会这个纽带和基地分不开的”，“只是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的地方，从此不再是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力相周旋”。他还在会上介绍了苏州市民公社档案，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同年6月，著名的美国胡佛档案馆专门致信给章开沅，表示愿以布斯文件（布斯(Charles B. Boothe)是一个美国普通商人，经由关心中国革命的荷马李(Homer Lee)介绍与孙中山相识，三人曾共同筹划如何推动中国革命。孙中山还委托布斯为同盟会海外财务代办，负责在美国为中国革命筹款，因此两人书信往还频繁。布斯文件(Boothe Papers)包括布斯与孙中山、荷马李等人的来往信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的复印本与苏州市民公社档案交换。

    随着资料的深入挖掘，章开沅认识到商会研究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他提出了诸多研究路径，如把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结合起来研究、把商会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加以观照、加强商会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和公众领域的互补研究等。他尤为强调在进行商会研究时，应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客观实在地陈述历史，进而在理论上寻求对历史合理的解释。

    与此同时，章开沅积极争取江苏省和苏州市档案馆的支持，组织华师历史研究所以及苏州档案馆的相关成员共同整理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并于1991年出版了第一辑《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至2011年11月，其余五辑也顺利出版。整套书的编纂出版耗时三十余年，共12册，约900万字。受此推动，其他省市的研究者、档案部门和工商联，也相继联合整理编辑当地商会的文献资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会史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而循着章开沅的研究路径，弟子马敏、虞和平、朱英等中青年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开创性成果，如马敏、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题的历史透视》等。

    章开沅主张历史学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走出书斋，积极参与历史创造，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做贡献。由此，他对商会史的研究并不停留于著述，还积极探索商会研究如何为现实社会服务。1998年，年逾古稀的章开沅在华师创建了中国商会研究中心，中心宗旨是把历史研究和现实调查紧密结合。本着这一宗旨，研究团队积极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湖北省与武汉市工商联等部门联系，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与委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会的发展状况、职能配置和社会功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成果咨询报告，如《行业自治与经济发展：我国行业协会的兴起与发展》、《武汉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等。2010年，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启动“中国商会数据库”建设，年逾八旬的章开沅予以大力支持和高度肯定，并对如何建设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他也期待着近代商会研究能够对当今社会生活产生更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2012年11月4日，苏州档案馆举行《苏州商会档案丛编》首发仪式，邀请章开沅参加，他欣然应约。临行前，章开沅接受《姑苏晚报》记者的采访，谈及自己与苏州档案馆和苏州的情缘，不无感慨地说：“我已年近九十，如果换了别的地方，可能不会出席。但苏州不行，我一定要来。我这次到苏州，是带着一种怀旧和感恩之心来的。某种意义上，是今生的一个夙愿，一定要自己来。”回忆当年发现和整理商会档案的情形，他颇感欣慰：“现在中外学者，凡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都绕不过苏州档案馆有关的商会和市民公社资料。这批珍贵资料，促成了一个学科的分支和一批学者的成长。”

    4.转变视角

    章开沅坚韧而豁达的性格，使得他在史学研究领域“从不满足于轻车熟路，经常喜欢在荆莽崎岖的山野作新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已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足以告慰学界，而且也可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但他却以治史为乐，把探索的目光又投向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的英文是"modernization"，有时也翻译成“近代化”，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其中尤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起步早于中国。中国近代化，也称中国早期现代化，发生于农业宗法社会后期，因内有陈旧传统的排挤和阻挠，外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倾轧，它屡经挫折，发展缓慢，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进行自觉而明确的现代化建设。

    关于现代化研究，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已卓有声势；台湾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也开始研究。章开沅自70年代末开始，多次到海外游学访问，对海外的现代化研究情况多有了解。同时，他深感国内既有史学研究存在许多不足，而从事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不仅可以弥补这些不足，还可以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丰富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已经逐步由热变冷，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章开沅此时从事这一研究无异于“炒现饭”。章开沅反而认为，“问题的实质并非是现代化研究有无必要，而是现代化研究该如何进行”，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研究之始，必须厘清现代化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现代化不等于是“西化”，也不是简单的“工业化+民主化”，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涵盖和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那么如何研究呢？章开沅提出，初始的研究不应先设定模式，更毋须硬性模仿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也不必刻意追求框架的完整和理论的系统，但一定要立足于国情，把握中外情势，参照他人的长短成败；此外，要有系统全面的观点，不能片面地归咎于外部条件，也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哪一方面。在这些观念的指引下，章开沅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一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再在个案与社会整体之间进行集团、群体的研究；二是比较研究，通过对中外近代化进程作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来辨别各国近代化的共性与个性，以寻求某些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自提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以来，章开沅与罗福惠、唐文权等同事以及虞和平、乐正等学生，开始在这一领域躬耕力践，对中国和欧美在现代化起步前的基础条件、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以及资产阶级的作用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尤其对近代中国与近代日本、近代印度早期现代化情况的比较研究用力较深。他在海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张謇与近代化模式》、《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等多篇论文，主编了《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等论文集。

    1988年，章开沅主持了中国“七五”社科研究规划课题“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在课题组成员的辛勤耕耘下，陆续推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包括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罗福惠的《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中、日文化问题为中心》、易升运的《西学东渐与自由意识》、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唐文权的《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范铁城的《东方的复兴——中印经济近代化对比观照》、赵军的《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这套丛书从历史学的角度，揭示了中外近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社会变迁诸方面的异同，受到学界关注和好评，华中师范大学也因此跻身于国内现代化研究前列。

    在《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中，章开沅另辟蹊径，从文化动力学的角度探讨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指出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它们在其近代转型过程中都存在离异与回归的现象：西欧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于所谓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东方的离异，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而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此书倍受海内外学者的推崇，先后被译成韩文、英文出版，并且中文版在2010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增订再版。

    1993年，章开沅又与罗福惠推出《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他们把一般现代化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的本质特征相结合，全面深入地考察了1840年至1949年间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及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变化；同时从资产阶级、工农业、对外贸易、政治变革、城市化、教育、大众传媒、外交、国内战争等方面，对中国近代社会作了多层面、多视角的考察。此书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出版后获得学界佳评，曾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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