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铺路石子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小学老师、金陵大学的中外教授，以及后来在学术道路上给予指引和帮助的杨东莼、黎澍等学术前辈，他们的育人与治学思想都深深影响了章开沅。在漫长的为师生涯中，他经常以这些老师和学术前辈为榜样，来鞭策和激励自己为学生树立良好的育人和治学风范，以求无愧于“园丁”这一美称。章开沅常常说：“我欢喜教师这个职业，我欢喜学生，学生也欢喜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不论是作为大学校长，还是作为学者，抑或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学生都始终是章开沅最为关心的对象，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始终是他的人生追求。

    1979年章开沅开始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3年极负盛名的华师历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全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章开沅成为全国首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三位博士生导师之一。许多有志于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报考。这些考生来源比较广泛，既有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又有来自不同工作领域的，并且大多数求学之路非常曲折。早年饱经失学之苦的章开沅感同身受，非常体恤他们求知若渴的心情，为他们的“入室”不惜作多方努力，不拘一格因材施教。

    1978年，时已36岁的严昌洪在广西一所中学任教，颇想报考武汉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考前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章开沅请教，章开沅丝毫没有门户之见，鼓励他说：“如果你万一考不上武大，不嫌庙小，就来我这里吧，我明年也招收研究生。”严昌洪把章开沅的鼓励谨记在心，在报考武大失败后，刻苦复习，于1979年顺利通过研究生考试，成为章开沅第一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执教，以后曾担任华师历史研究所所长。

    1983年，在江苏淮安一所偏僻农村中学执教的郑焱，报考章开沅的硕士研究生时，专业成绩名列前茅，却因外语分数不够未被录取，而在此之前他曾报考苏州大学也未如愿。就在郑焱为考试的连连失利而灰心沮丧时，章开沅出差至无锡，托人打听他的情况，并捎话想与他面谈。惊喜万分的郑焱随即偕好友前去拜望。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章开沅当初得知他的考试成绩后，竟然特地到学校研究生处争取录取他。章开沅还鼓励他说：“希望你明年再考，专业只要保持今年的状况就行，主要是提高外语成绩。这次找你，就是怕你因灰心而放弃再考，给你鼓鼓气。”这番话使郑焱备受鼓舞。此后，他开始认真备考，不料再次报考时，却发现章开沅这一年因故停招研究生。正在他困惑之时，章开沅亲笔写信告知他这一消息，并希望他推迟一年再报考，但求学心切的郑焱经再三考虑决定报考章开沅的好友——湖南师院林增平的研究生。当章开沅知悉郑焱的想法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特意写信给林老师介绍他的情况，并请多加关照。最终郑焱被湖南师院破格录取，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于1987年如愿以偿地师从章开沅攻读博士学位。

    1985年，郭国灿在武汉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想报考章开沅的博士，但按照母校湘潭大学的委托培养规定，硕士毕业后必须返校执教。章开沅得知其困难处境后，立即派华师研究生处处长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望龄赴湘潭大学交涉，最终促成他“硕博连读”，成为章门第四届弟子。还有现任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教授的赵军、现任华师党委书记的马敏、现任华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朱英、现任广州中山大学特聘教授的桑兵、曾任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莫世祥、曾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乐正等年轻后学纷纷前来求学，齐聚美丽的桂子山上。

    章开沅常常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的诤言与学生共勉，引导他们真诚为人与处事，踏踏实实做学问。他高度重视“师”的社会责任和人生追求，曾引用清朝龚自珍的诗句“一事平生无崎屹，但开风气不为师”来形容师者风范。他说：“这种无声的师无形的师，不自以为师而人尊之为师的师，乃是最高层次的教师，潜移默化的教育，其精神堪称万世师表。”在学生心目中，章开沅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和学术良友。

    章开沅从不认为青年学生思想幼稚，学识浮浅，反而认为他们的活泼思维，常常能激发教师创造新知的灵感，并且“通过相互问难、热烈讨论乃至课余无拘无束的对话，从治学经验到人生真谛，处处都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复合功能。”因此，他经常邀请学生到家里讨论，早先曾每周两次，至少是一次，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其他有兴趣的非门下弟子旁听或参加讨论，孜孜不倦地为他们指点迷津。每每发现和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章开沅都和学生一起分享，带领他们走进更为广博的学术天地。1979年在东京大学搜集到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中检阅到贝德士文献和中国教会大学史资料，他即指导学生马敏、朱英、虞和平等进入商会史、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中国教会大学史和绅商群体等研究领域。对于学生的论文写作，章开沅始终严格要求，坚决杜绝浮躁抄袭。他认为论文不同于专著，两者最大的分别是论文比专著更专、更深，因而更新，所以他要求学生下真功夫，研究问题的视野要开阔，做到研究有个性，立论见精神，要在实学真懂的基础上写出好文章，不要为了混一张文凭和一个“出身”而写凑合急就之作。有一年，著名作家徐迟跟章开沅交谈时说：“你们历史学界不注意文采，写的东西读不下去。”章开沅听后很受启发，借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之名，谆谆告诫学生行文要注意“文史哲”三大方面，意即有文采，有史实，有理论，而他自己则率先垂范，行文如流水，用语精妙，于流畅中融合浩瀚之气。

    章开沅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积极为学生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给他们提供机会到外边更大的讲坛上，包括国外的学术讲坛上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此外，他以坦荡的胸襟鼓励学生超过自己，批判自己，勇敢挑战权威。对于毕业学生，章开沅主张终身教育，对他们的学术研究和个人发展及至家庭生活冷暖进行追踪关怀，与学生保持着绵亘不变的感情纽带。

    严昌洪说：“能成为章开沅教授门下的一名弟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刘伟和周光庆说：“章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终生的老师。”郑焱说：“章开沅老师永远是一位真正的学术与人生的导师”。马敏说：“开沅师始终是最令我们敬重的师长，兼具严师与慈父的双重角色。”一批又一批的弟子耳濡目染章师的精深学问与嶙峋傲骨，无不竞相奋起，精于学业，学有所成。1981年，湖南省社联在长沙举办了“全国青年学者辛亥革命研讨会”，章开沅的三个弟子向大会提交的论文获奖。1986年广州和中山市隆重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提交论文近两百篇，会前经过严格评选，有70篇论文被推荐参与这次国际盛会，其中，章门弟子的论文脱颖而出，有8篇入选，占大会入选论文总数的1/10，占与会青年学者论文的1/3。这几篇论文均被评委视为上乘之作，颇得与会中外学者的好评。当时，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桑兵和马敏的两篇文章，不仅在大会上宣读，而且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中作为代表性论著发表。对于章门弟子的突出成绩，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称赞道：“天下文章一石，八斗出在武汉。”

    作为一个教育者，章开沅对于非门下弟子的求教也倾心相授，甚至不拘一格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施展才华的舞台。

    1975年春夏之间，执教于苏州二中的唐文权写信向章开沅请教有关章太炎研究的问题，章开沅虽与他素未谋面，但作了认真回复。此后，两人开始书信不断，章开沅对唐的才华和治史的勤勉多有了解。1980年，章开沅前往苏州查阅商会档案资料，就住在唐文权家里，两人相知渐深。1981年10月，武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章开沅的鼓励下，唐文权向大会提交论文并且受到与会学者一致好评。1983年章开沅向学校申请把唐文权引进历史所，但受到省内人事部门的阻隔，理由是唐文权仅有大专学历。章开沅甚为不满，在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来校考察时，借机与文献所的张舜徽先生一起，向他说明情况，并再三强调学历不是检验人才素质的唯一标准。司长为之动容，连忙促进此事，唐文权很快得以顺利调动，此后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为历史所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

    章开沅常常把陕西学者张应超称为“在牛棚边成长的年青学者。”当时，张应超在西安一家工厂的附属中学执教，一家三口居住在牛棚边的一个简陋小屋里，但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勤于钻研中国近代史和道教历史文化。1977年春，张应超给章开沅来信表示很想为编写《辛亥革命史》贡献力量，章开沅作了诚恳回复。自此，两人保持通信，主要就《光明日报》当时发表的关于章太炎评价文章交流见解。章开沅逐渐被张应超强烈的好学精神所吸引，鼓励他继续深入钻研，并在必要时勇敢参加讨论。同年10月，章开沅专程前往西安看望张应超。此后连续好几年，两人保持书信往来，多半是就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资料与信息进行交流，有时还就若干史事问题相互切磋。同样在章开沅的鼓励下，张应超向武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论文并且通过评选。他因此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选聘，进入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章开沅得知此喜讯后，立即去信表示祝贺，勉励他在顺境中更要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实干苦干。此后，张应超在史学领域劳绩显著，曾出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1983年7月，章开沅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稍后又出任该组召集人之一，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做出较大贡献，在校内外提携并影响了一批学人。如今，章门弟子遍布海内外，其中许多已独树一帜，在育人和治史方面成绩卓然，而华师历史研究所也已成为国内近现代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华师历史系1960届毕业生姜朝彻曾赋诗两首，概括了章开沅的育人与治学功绩。其一：“奕奕精神谦且恭，高龄七六貌还童。行堪轨范言堪法，傲骨凝寒不老松。教学有方施化雨，育才无类沐春风。等身著作传中外，史笔凌云一代雄。”其二：“弟子三千岂漫夸，桃红李白遍天涯。伏生老去仍传业，班马原来是一家。堂上授经开絳帐，门前问学驻香车。夕阳普照晴方好，无限余晕灿彩霞。”2008年5月，章开沅应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邀请前往昆明演讲，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梁吉生聆听演讲后，感触良多，赋诗一首，赞誉了章开沅对年轻后学的谆谆关爱和真情：“慷慨诉心声，危言唤清风，耄耋豪气在，谦然慕陶公（“陶公”指伟大教育家陶行知，章开沅很崇敬他，常以其名言“捧一颗心来，不带一根草去”自勉。），史家多关爱，五四赤子（章开沅的父母均曾受“五四”新式教育，其大哥恰好生于“五四”之年，他自身也是吸吮五四的乳汁长大的，所以自称五四之子。）情。”

    于章开沅而言，满园芬芳的桃李，是他辛勤培育的结晶，也是他人生的骄傲。他曾动情地说：“40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我为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面对外界的“溢美”之词，章开沅坦言：“谈到学生们的成绩，主要是靠他们自己争气吧！”他从不轻言为“人梯”，常常说：“我不敢自称人梯，因为我缺乏科学的高度。”在他看来，所谓“师”，无非是“甘当铺路石子，让青年学者成长的道路稍为平坦一点，可以比我们前进得更快更远”。

    2.一校之长

    在章开沅的人生中，还有一段广为人知的经历，那就是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1983年，华中师范学院领导班子进行换届，学校中层干部与正副教授以不记名投票方式海选院长一职时，章开沅竟然得票最多。这个结果完全出乎章开沅意料，因为自己长年专心教学，潜心治史，根本无心从事行政，连系主任都没当过，谈不上管理经验；再则，自己又是个“问题人物”，还多次受批判。但是，在学校大多数教职员工的心目中，章开沅担任院长一职是众望所归，因为即将进入耳顺之年的他不仅在学术上已卓有建树，而且生活中一身正气，坦坦荡荡，声名远播海内外。

    1983年12月，教育部党组决定正式任命章开沅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署了任命书。1984年4月，新的领导班子正式上任，高原任党委书记，章开沅任院长。但是，新领导班子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新的摊子。“文革”期间，华中师范学院像其他高等院校一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校园里弥漫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浪潮，管理工作滑坡，学科建设受到摧残，教学秩序受到打击，许多教师遭受批判，学术研究停顿。“文革”后，在过往领导班子的努力下，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虽小有起色，但其遗留的派性影响并未完全清除，学校内外障碍重重。尤其在新旧领导班子交接之间有近一个学期的时间，许多工作实际上已经接近瘫痪。章开沅可谓临危受命，但正如他所说，既然接受，就当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章开沅一边努力学习管理知识，一边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熟悉学校运作机制。他充分借鉴陈裕光、蔡元培等校长的先进办学理念，广泛吸纳各方意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提出“严谨、求实、开拓、进取”的办学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校园风貌、促进学校发展的措施：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负责制”，放手让具有办学经验的副校长管理学校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作用；对学校所有系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把原来的“三七制”（即系占30%，学校占70%，）改为“七三制”，教职工的收入因此提高，工作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对“文革”期间作为军宣队驻地的一号教学楼进行改造，清除“文革”遗留的不良影响，改善教学环境；提出“高校一切工作要以学生为中心”，与学生共同进餐，认真听取他们的心声，采纳他们的有效建议，并且把学年制改为学分制，让学生跨系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专业，谁先学完大学本科4年的学分谁就先毕业；倡办了一年一度的桂子山文化艺术节，让学生尽情施展才华，该艺术节开国内大学校园风气之先，成为华师优秀传统文艺活动之一且绵延至今；提倡学术自由，充分利用校外人才资源，聘请许多名人，如丁玲、姚雪垠、徐迟、白桦、刘宾雁等来校演讲或担任客座教授，并且不拘一格鼓励有才华的教职工在校内开展讲座。这些措施为学校发展打开了崭新局面，学校在半年时间内由学院更名为大学。

    改革开放后，国际间的校际交流已成为办学趋势。于是，章开沅以现代大学的通识人文教育为指针，主张“在开放中求改革，在竞争中求发展”，而“开放是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竞争是走出湖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奋发图强”。1985年4月，章开沅以校长身份正式应邀访问美国孟菲斯州立大学，与该校校长共商合作事宜。次年2月，孟菲斯州立大学校长应邀到华师访问，双方正式签订交流协议，华师成为与该校建立全面校际交流关系的第一所中国大学。根据协议，孟菲斯州立大学每年派1—2名长期语言专家到华师英语系担任本科高年级和硕士研究生提高课的教学，并派遣中、短期专家到华师教育系及理科系讲学，同时还资助华师的教师或学生到校留学访问。这些交流项目受到美国当地各界人士与媒体的重视，美国田纳西州政府还因此授予章开沅荣誉公民证书。美国雅礼协会创办于1901年，它与华师的前身之一华中大学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双方向来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1953年该协会与华师达成交流协议，但因“左”的思潮的阻挠而未能正式签订。1985年，章开沅重访耶鲁，与雅礼协会董事会主席亲切会谈，签订交流协议。该协会每年自出经费，从耶鲁大学选派3至4名青年教师到华师英语系从事基础英语教学，另资助华师每年选派3名教师赴美进修。……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华师与海外十几所高校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建立了切实而稳定的学术交流关系。在这种校际交流中，华师多所科研机构和许多老师获益良多，如粒子物理研究所先后派出多名教师赴国外从事合作研究，与国外许多大学或独立的科研机构建立了固定而长远的学术联系，科研上取得重大成就，逐步迈向国际学术前沿。对于那些来校执教和学习的外国教师与留学生，章开沅只要有空，就会在他们到来时亲自率领其他校领导和中层干部迎接。他待这些外国年轻教师和学生亲如家人，适时关心他们生活、学习或工作上的困难，使他们忘却客居异国他乡的孤寂与惆怅，愉快而舒心地在华师学习，因此深得他们的敬爱和尊重。1985年章开沅出访普林斯顿大学，一位美国年轻教师执意要他住在她父母家中，并受到她全家人的热情款待。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教学做合一以及教育与实际结合、服务人民大众的教育理念，还有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曾提出乡村建设理念，这些促使章开沅积极思考如何使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更好地服务社会，为此他与邓宗琦副校长等一起提出了“校—市”、“校—县”合作模式，即“校市（县）联姻”模式。这一模式起源于华师化学系已故农药专家张景龄教授以其所研制的一种新农药产品，使仙桃市一个农药厂“死里逃生”并逐步成为该市一项支柱产业的故事。循着这一案例，章开沅决定把农药所的成功经验扩大到与仙桃市全面合作。他认为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服务社会，为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而且能够在现行体制上推进学校的发展，释放学校的能量，同时又可争取社会资源来支援学校。1985年底，章开沅主持编制了仙桃市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总体规划，校市由以前单一的厂所合作进入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持久协作。1987年9月，章开沅带领学校有关干部及化学、地理等系老师，到仙桃市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和考察，与仙桃市有关领导就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商谈，最后达成6项协议。其中关键的一项是将张景龄教授等首创的农药新品种甲基异柳磷运用于仙桃市的农业生产，实践证明农药效果非常好。化学系有关专家还研制了水胺硫磷和增效磷等农药，这几种农药皆成为仙桃市农药厂的主要产品，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几年合作下来，仙桃市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仙桃市还委托华师培养干部，在此基础上，双方合作创办了仙桃学院。随后华师又与全国著名棉产地天门县合作，创建了天门学院，人们笑称这两个联姻为“天仙配”。

    仙桃经验经《光明日报》名记者燓云芳长篇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湖北省充分肯定了这种“校市联姻”模式，并把它变成一个制度，加以推广，还安排其他高校与相应县（市）对口协作，派遣一个管科技的常务副市长或副县长负责科技利用。与仙桃成功合作后，华师又先后与湖北房县、武汉合成纤维厂、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建立了合作关系，还与珠海市香洲区达成教育、科技全面合作的协议，为香洲区提供从幼儿教育到成人教育等全方位的服务，收效良好。

    在引领华师的六年时光里，章开沅每时每刻都在践行自己的诺言，严于律己，开拓进取，为学校奉献满腔热忱与心血。他尤其关心和爱护学生，除给学生营造自由活泼的学术氛围外，还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顶住压力，挺身保护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章开沅的引领下，在全校教职员工的同心协力下，华师初步成为一座现代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镇，逐步迈向国际化的道路。

    1990年8月，章开沅卸下校长职务，但作为一位教育家，他始终未能卸下所肩负的教育重任，一直关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实施所谓量化的、刚性的指标体系，致使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乃至抄袭舞弊的问题丛生。对此，章开沅通过撰文、演讲等形式，疾呼教育部尽快进行改革，提出“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教育不仅是世风的先导，还要作为社会改善的先导”、“回归大学主体，回归教育本性”、“要把学生看作教育的根本”、“大学建设不能本末倒置，学校要把重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放在首位”等见解，令人深思，催人深省。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