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海新图

    章开沅曾谦逊而风趣地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我一生做了两件小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二是把国外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进来。”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章开沅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已走向国际，但年愈六旬的他又投入教会大学史研究，从而在史学的海洋里展开新的航图。

    1985年春，美国友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刘子健教授与宗教系威尔逊教授(John Wilson)联袂来访，建议章开沅从事并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刘子健教授向章开沅列举了三个理由：“一是因为你曾在教会大学创办的金陵大学求学，二是因为你现在工作的学校前身华中大学也属教会背景，三是因为你既是历史学家而现在又担任大学校长。”刘子健教授列举的三大理由可谓点到穴位，使得章开沅难以拒绝，他当场同意了这一提议。

    19世纪末期，西方基督教会先后在中国创办了16所教会大学，其中13所由新教教会创办，另3所由天主教会创办。早期教会学校因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基督教征服中国”有关联而引起中国人反感。20世纪20年代，教会大学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攻击。20世纪50年代中期，教会大学并入其他大学，从此在中国大陆永远绝迹。美国和台湾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着手研究教会大学，而中国大陆作为中国教会大学的故地，却因长期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一直视教会大学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文化租界”、“反动堡垒”，教会大学研究自然成为一个长期冰封的领域，鲜有学者敢于涉足。

    其实，章开沅早在1979年秋初次访美和80年代初几次出访美国期间，就曾与刘子健教授就如何在中国大陆开展教会大学史研究进行了交流，刘子健教授建议从保存于大陆各地的教会大学档案入手。章开沅因此决定从华中大学档案入手，并积极争取从湖北省档案馆收回华中大学的全部历史档案。1986年初经湖北省政府主管领导同意，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综合室正式将这批档案收回自己保管。这批档案共约800卷，包括大量的中英文资料及一部分照片、图表，是研究教会大学和编写校史的珍贵史料。但因为校务繁忙，加之又要赴美交流，章开沅只好指导学生余子侠和马敏整理这批档案。两位青年才俊即刻着手对资料进行了初步梳理，并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撰写了相关论文。

    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刘子健教授等热心于研究教会大学史的友好人士，积极争取北美有关基金会和学术机构的支持，推进这一研究。1986年夏，刘子健教授的助手林蔚(Arthur Waldron)博士专程来汉，与章开沅以及华师具体从事华中大学档案整理的方燕、马敏、刘祖芬等磋商如何整理和利用这批档案。同年10月，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在纽约举行会议，刘子健、林蔚、威尔逊、鲁珍晞(Jessie G. Lutz)（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奠基人，其代表作《中国教会大学史》（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堪称海内外研究教会大学史的经典之作。）等约20名学者应邀参加，专门讨论了与大陆学者合作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有关问题。而章开沅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进程。1987年春，章开沅与从美国专程赶来的林蔚，以及来自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的20位中国学者，在四川大学召开一次小型工作会议，计划把国内有志于从事此项研究的学校与学者联络起来，并就如何加强此项研究作了粗略规划与协调。

    章开沅结合自己早年在金陵大学读书的体会，论述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1988年，章开沅赴美伏案检阅了13所教会大学史档案全宗以及贝德士文献中《基督徒奋进在华五十年》的部分书稿。

    1989年6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师召开，林蔚、鲁珍晞、曾钜生、米切尔（加拿大）、范·西蒙斯（美国）等40余位海内外学者出席会议。章开沅作为会议主持人在开幕式上致词，充分肯定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意义。他指出，教会大学史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或缺的篇章，研究教会大学史，必将促进对后面两者的探讨，乃至对中国政治史、革命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也有一定意义。而从事这一研究，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保持更为客观的、全面的、科学的态度，严格划清学术与政治的界线，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此外，中国教会大学史具有极为丰富的资料宝藏，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在国内起步较迟，起点也较低，从事这一研究的人员数量既少又分散，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有关单位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包括总体规划、课题分工、信息与资料的交流等。

    与会学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教会大学的缘起和办学特色、教会大学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地位、教会大学与民族运动、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教会大学与知识分子等诸多问题。会后，由章开沅和林蔚共同主编的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于1991年正式出版。这次研讨会开国内之风气，被视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里程碑，正如林蔚为会议论文集撰序时所说：“标志着中国自80年代初勃兴的若干研究趋向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些研究趋向乃是中国与西方世界重新接触的合乎自然的结果。”在章开沅的主持下，华师又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召开了“韦卓民（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和翻译家，曾担任华中大学校长，早期著作主要以宗教与宗教文化，特别是有关基督教教育、基督教神学内容为主。）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和“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研讨会，会议主要论题仍集中于教会大学史研究，而国内其他学术机构也多次召开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于国内外举办的这些会议，章开沅无论再忙，都尽量参加，提交论文或发表演讲，就如何研究教会大学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和指导性意见，如“不是仅仅就教会大学研究教会大学，也不仅仅是在教会史的范围内来研究教会大学，而是从更广泛的文化史角度、特别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他撰写和发表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教学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等文。前者把教会大学定位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对它近百年来在中国大陆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以及它在不同阶段发挥的教育和宗教功能作了宏观考察；后者则着重探讨了教会大学在民族主义潮流中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以及演变的原因和历史经验。

    因早期教会大学的教师多半为外籍传教士，通过研究教会大学本身，章开沅还把视野拓展到教会大学史人物研究上，如贝德士、韦卓民、容闳（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美学生，曾创设幼童留美计划，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等，发表了《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巨大的流产——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我对韦卓民的认识》、《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对容闳的再认识》、《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等文。对于《贝德士与金陵大学》一文，香港礼贤会李志刚牧师曾评论道：“是一篇很有历史价值的论文……不但有助于学者对贝德士在金陵大学的认识，更可了解贝德士在20年代至40年代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所做的贡献。”

    此外，章开沅也不遗余力地开展基督宗教研究。1990至1993年旅美期间通过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他深切感受到“如果研究教会大学而不研究基督教，就无异于研究某个历史人物而不研究其思想渊源，特别是其深层核心部分。”在美国的最初两年，他都在神学院（普林斯顿与耶鲁）潜心阅读教会史与宗教社会学书籍。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促使章开沅认识到民族与宗教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困扰世界的两大复杂问题，也更加认识到“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研究，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文化、艺术、教育、历史、神学等专门领域，实乃涵盖整个人类相互理解、沟通乃至和谐相处的终极关怀。”经多年耕耘，发表论文多篇。2005年，他精选十余篇论文和部分贝德士藏札，以《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为名出版。通过深入考察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以及在此过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沟通和融合，章开沅指出基督教在中国植根与落户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艰苦努力的漫长过程，而其“传播与植根”的必由之路乃是构筑中国本土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2007年是马礼逊入华宣教200周年，世界华福会学术与文化事工协调委员会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等团体，热情邀约章开沅提供一册有关华人宣教史的书稿，章开沅便自选并研究撰写了六篇文章，以《贝德士文献研究》为名出版。此书以贝德士遗留的大量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以及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作了深入考察和解析。

    为了切实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和基督宗教史研究，1994年初，章开沅在华师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联合鲁斯基金会，向中心赠送了13所教会大学档案的缩微胶卷。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心取得可喜成绩：在鲁斯基金会的多次资助下，陆续购进大批在华基督教差会档案及有关基督宗教研究的书籍，成为国内教会大学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资料收藏最丰富的单位，十多年来接待了一大批海内外学者；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合编了16期《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出版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共6辑）及《中国教会大学丛书》两套（共16册）；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研究基督宗教的青年学者。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开创了国内基督教研究的风气，随后，国内多所高校也成立了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1年，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更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从2004至2008年，在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和章开沅基金（在王成勉、吴小新、王忠欣、李金强、石挺等海内外学人，以及美国鲁斯基金会和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支持和推动下，华师在2001年成立了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其宗旨是继承和发扬章开沅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风范，推进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与对话。自2002年始，基金邀请了美国、法国、比利时、英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13位海外一流学者到华师讲学访问，资助多位海内外年轻学人到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访学，也资助和开展了多项与东西文化交流主题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的共同支持下，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讲习班”，每期招收20余名正在高校致力于基督教史学习和研究的年轻学子前来学习。每期暑期讲习班，章开沅都不顾高龄，发表演讲，给大家鼓励和指导。

    进入21世纪，“在许多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成果累累，而且整个基督宗教史研究也蔚然成风，涌现出许多年富力强的优秀学者，出版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这一可喜趋势看来还将继续下去。”（章开沅：《传播与植根——中西文化交流论集·自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无疑是对章开沅及其他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开拓进取与辛勤耕耘的最好回报。

    2.铁证警世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中国南京，在南京城内外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时间长达6个星期之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战争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对这段历史始终不予承认，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日益猖獗，竟然公然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日本右翼势力的丑恶行径，引起海内外许多爱国人士的愤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维护历史真实，捍卫祖国的尊严。1988年，章开沅应邀赴美参加中国民主运动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次会议休息时间，唐德刚、邵子平等友人提出成立对日索赔会（“对日索赔会”系民间组织，成员以美籍华人知识分子为骨干，唐德刚任会长，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秘书长邵子平。该会致力于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斗争，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与利益，后来更名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并且当场召集发起人签名活动。章开沅作为祖国大陆学者的唯一代表，毅然提笔签名。旅美华裔女作家丛甦在一旁笑问：“你敢签吗？”章开沅也笑着回答：“死且不惧，何况签名乎？”

    会后，章开沅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他在该馆珍藏的贝德士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包括该会来往公文及其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备忘录、文稿等。章开沅当即意识到这批档案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在粗略检阅这批资料后，他对贝德士有了更深了解，被贝德士和“南京帮”（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南京一个美国传教士群体的自称，主要成员有贝德士、华群(Minnie Vautrin)、史德蔚(Albert N.Steward)、麦卡伦(Janes Henry McCallum)、威尔逊(Robert O.Wilson)、史迈士(Lewis S.C.Smythe)、费吴生(George A.Fitch)、密尔士(Wilson Plumer Mills)、马吉(John G.Magee)等。他们大多在中国教会大学执教，或在其他相关机构服务，直至1950年前后才最终离开中国。）置生死于度外、大无畏救助中国难民的精神深深震撼，深感这群外国友人的英勇事迹应该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他也深深为贝德士“给人类以慈悲，给全球以和平”这句话所感动。同时，这些资料也将章开沅的记忆拉回到青少年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迫使他们一家西迁，颠沛流离；1946年他辗转回乡与离别八载的祖父相聚时，祖父一句“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的喟叹道出不少家族的辛酸和痛苦。可此时的日本右翼势力仍在大肆宣扬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试图篡改历史。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作为受害最为深重的国家的公民，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章开沅无法容忍“血写的历史”被掩埋。年近古稀的他决心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还原历史真相。

    但是，因为时间仓促，加之校务牵挂，章开沅未及详细阅读这批文献。1991年7月，章开沅得到耶鲁大学历史系邀请并获得鲁斯基金会的资助，专程前往该校神学院图书馆潜心系统阅读贝德士文献。这部文献共131盒，1162卷，涉及内容广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并不集中，而且很多是手写体，增加了查阅的难度。为了方便查阅，章开沅与妻子黄怀玉就住在靠近神学院图书馆的学生宿舍。他在图书馆特藏室档案堆里泡了整整8个月，经逐卷查阅，从中整理复印了1千多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记录并翻译的资料有厚厚的四五本笔记。但是因为不分昼夜地埋头于故纸堆，一边看，一边翻译，一边做笔记，章开沅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右眼视力陡然下降至0.06，近乎失明。

    1994年春，章开沅结束海外之旅返回武汉，开始对手中资料初步加以清理归类，为进一步研究做必要的准备。同年10月，应湖北人民出版社邀约，他很快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并于次年7月出版。他在书中对贝德士文献作了初步介绍，并以此为依托，向读者展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面相，尤其是贝德士等一批美国传教士生死与共，无私救援20多万难民的英勇事迹。1995年，应香港三联书店邀约，章开沅与旅美华裔女导演汤美如合作，编译出版了《南京：1937.11—1938.5》。此书图文并茂，收录了章开沅、谭道平、罗慕士（美国）、洞富雄（日本）等学者的相关文章，以及贝德士等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也收录了亲历南京大屠杀的两个中国人的叙说，以及汤美如的电影摄制组两次在日本采访退伍军人、前情报员等的记录。

    这两本书均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问世，对这一周年纪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复原了历史原貌，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并且使得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以及当时留守南京的外国传教士为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逐步为海内外学者所知晓。而此时，日本右翼势力展开攻击，诬指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诋毁贝德士是“伪证制造者”。对此，章开沅撰写《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一文，以确凿且充分的史实予以严正驳斥，并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贝德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都客观公正，经得起考验，日本右翼才是真正的伪证制造者。他同时协助吴天威、郭俊鉌等金大老校友，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负责人史茉莉(Martha Smalley)合作，由她出面编辑出版了英文版《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此书正式公布了一批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英文原始档案，更增添了资料的权威性，并且贝德士文献直接为西方人士所了解。

    为了进一步证明贝德士文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充分反映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相关藏档的全貌，1998年5月，章开沅再度偕妻子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对南京大屠杀有关藏档进行地毯式的全面搜索。回国后，他与华师历史研究所同事刘家峰等历经8个月的辛苦工作，编译了《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该书于1999年9月出版，主体文献是贝德士等10位美国传教士在南京的日记、书信、备忘录等，它们是对南京大屠杀详实的记录，可谓铁证如山。与此同时，在邵子平、吴章铨和史茉莉等友人的帮助下，其英文版于2001年出版，日文版由章开沅的日籍友人加藤实先生用两年多时间翻译出版，并且加藤实先生自费购买1500本送给日本友人，以便让更多日本人了解战争真相。2005年，为配合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开沅对此书的部分内容作了删减，同时增录了史迈士等人的信函，以《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为名，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出版。

    同样在2005年，章开沅花费大半年时间编著的《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章开沅之所以取此书名，原因在于：50多年前，贝德士以包含大量证言、证据在内的档案，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严正指控日军罪行，事后又把这批档案带回耶鲁，走的是从东京到耶鲁的路线，而自己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却是始于在耶鲁发现贝德士文献，进而将活动延伸到日本。

    该书记录了章开沅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缘起、经过，以及他从耶鲁到东京这一良知之旅中同日本右翼势力的不懈斗争，是他从事这一研究近15年的一个总结。

    章开沅最喜欢贝德士的一句话：“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为了让读者接触当时当地的第一手材料，从而清晰地认识历史，他在编著这些书时，都维持历史档案原貌。而同时，他对人性有着深层思考，始终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并清醒地区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1995年，章开沅在台北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会议时说：“人们都说，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日本不如德国。我不愿意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而宁可说日本政府不如德国政府，因为我深知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都是强烈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在同一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中，他声明，“我愿意将这本书献给广大善良的日本人民”。

    除了著述，章开沅还积极参加有关社会活动，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1991年底出席纽约举办的“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演讲贝德士功绩；1995年在台北演讲《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后又宣读论文《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8月，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中日学生夏令营授旗仪式；1997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作题为《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的报告，并于会后与其他学者一起手提灯笼，举行盛大游行，向“南屠”中国受害者表达悼念之情；1998年6月，参加亚太和平与公正联合会在纽约举办的“日本证人访美代表团”报告会；1999年，参加东京举办的“战争犯罪和战后赔偿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揭示“南屠”历史真相；2000年12月，在日本关西地区作巡回演讲，足迹遍及冈山、神户、大阪、京都等地；2003年12月12日，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作“南屠”的学术演讲；2007年12月10日，在华师作题为“从牛津到金陵：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演讲……期间，他还接受了中日数家媒体的采访，发出自己正义的呼声。

    受章开沅和其他中日维护历史真相人士的精神感召，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加入到同日本右翼势力作斗争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到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章开沅对这些年轻学者的相关研究都倾力扶持，曾认真审读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书稿并提出中肯意见。并且，在他的关心下，曾在华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彭剑，顺利完成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硕士论文；长期研究日本浪人与大亚洲主义的赵军，在2012年推出专著《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

    张纯如曾经说：“忘记南京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在章开沅看来，研究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学者理当承担的一份社会责任，他说：“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容许篡改历史。而作为历史学家，更应该捍卫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尊严。”同时，“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3.实斋论史

    章开沅中学、大学的学历都不完全，在史学领域也没有多少师承，却在辛亥革命史、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等多个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使历史学熠熠生辉。他的成功之道何在？

    在桑兵眼里，“章师治学，大度兼大气，立意远大，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他告诫门下士不要只想在桂子山上称王称霸，应当向着国际学术界争一席之地。他的研究甚至有意避免局限于辛亥首义之区的武汉乃至湖北，将目光投向江浙和海外。这种志向，远非时下那些首先想着争夺身边地盘以称霸一方的山大王者可比。专深的研究背后有了一套宏大的叙事框架，从而将近代史研究的标的悬于高处，带动研究水准不断攀升。”

    马敏说：“在为人与治学上，开沅师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淹贯浩博，气象宏大。尽管也学有专精，根基扎实，但开沅师的学术路径似乎更趋向于博，趋向于通，趋向于创臻辟莽、前驱先路的开新。”

    高钟认为，“章先生饱受磨难，少年失学，而能在百家争鸣，名家辈出的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卓然自立，开创流派，除了其天资颖悟之外，更重要的是先生之善于学习。前辈师长，同辈师友，境外友人，先生一一请益，集众之长，纳川于海。可谓是：转益多师为我师，融汇百家成一家。”

    ……

    弟子们的概括或多或少反映了章开沅的治学门径，但难以综览其全貌。于章开沅自身而言，他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生涯中，通过勤奋自学和广集名家之长，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思想。他认为“治史犹如看山”，史学决不能仅限于形貌的观察，它必须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方能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而这又需要借助理论，并有赖于各种认知方法与手段的不断改善。他在《实斋笔记》等著作中，精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史魂、通识、参与史学、史学原生态的治学思想。

    章开沅说，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一旦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诚实作为史学的首要品格，为古今中外一切真诚史家之共识，它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门考证严谨、推演缜密的扎实学问，容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可投机取巧。与史学独立的品格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自己真诚的科学追求，没有维护历史真实与坚持科学真理的勇气，甚至随时要看某些有影响的人士的脸色，那就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真正的史学家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都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惟有如此独立与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独立人格，才能获致章学诚所言的“秽史自秽，谤书自谤”的觉悟。

    司马迁言：“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融通”的治学境界为章开沅一心向往。他认为人类的历史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与记忆，这些文化与记忆相互影响与运动，便构成了异彩纷呈而又深广复杂的历史图景。所以，要还原历史的本质，要探究历史的奥秘，就必须对逝去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通识”。历史学者在从事史学研究时，就应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观的理念与方法予以研究。章开沅还认为，“专”与“通”并不是史学研究中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支撑，所谓通识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史学研究如无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神韵阙如。

    面对20世纪重科技轻人文导致的精神文明缺失、伦理道德滑坡、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以及学术界盛行的粗制滥造、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章开沅无法保持沉默，提出“参与史学”这一理念。他认为，历史学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和整个社会，而历史学家不能只是面对过去，而是要立足现实，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1999年秋天，章开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50周年所庆集会上发表《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提出历史学者要“参与史学”。2000年他在接受《光明日报》史学版编辑访问时，明确提出“参与史学”的概念：“我们的研究紧扣着时代发展的脉搏，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学术界、社会各界都很关注。这种研究既是非常严肃的学术研究，同时又带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我把它叫作参与史学。”那么怎样参与？章开沅指出，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因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不如此他就不成其为历史学家。参与历史生活首先是一种理解，而不是评判，要做到设身处地，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要做到这种理解，就要用实证的方法，即通过历史文献，特别是通过文献的考证过程来理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归根结底，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生活，参与历史创造，就是要用历史的智慧为人们提供借镜，用历史的规律指导创造历史的活动。

    2005年10月，在“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暨纪念苏州商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开沅提出“走近历史原生态”。2006年8月29日至9月12日，章开沅先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新疆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教育部门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调研和座谈，并举行了多场大型专题演讲，重点宣扬“走进历史的原生态”这一理念。章开沅提出“原生态”，主要是针对史学界某些论著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他说，走近历史的原生态，首先表现为重视史料，充分利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只有充分运用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仅仅依靠或主要依赖他人利用过的“二手货”，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要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任何史学研究都涉及到对历史对象的解释、判断与评价问题，但历史研究本身首先是求真存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尽可能的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

    至于治学境界，章开沅认为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作为历史学家，需要着重发掘的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智慧。总之，惟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