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交流

    1978年，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高慕轲教授(Michael Gasster)、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弗里曼教授(Edward Friedman)、华盛顿大学柯白教授(Robert A.Kapp)先后来武汉访问交流，并向章开沅提出访美邀请。也是在这一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日本中国研究所北山康夫教授先后来访，与章开沅就辛亥革命研究进行交流并邀请他访日。这些学者回国后遂分头联络，使得这一计划最终于1979年9月顺利实施。章开沅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走出国门的人文学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武汉大学萧致治教授。

    经一个多月的时间，章开沅和萧致治访问了美国多所高等学府（包括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密执安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马里兰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萧致治教授因不适应美国的生活，加以晕车，他在结束哈佛大学访问之后，提前回国，章开沅只身访问最后一站——芝加哥大学。）。当时中美之间隔绝已整整30年，他们作为中国大陆高等学校人文学科的第一批访问学者，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因为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在美华人学者都迫切想了解中国的变革与现状，以及中国近30年来的学术研究状况，有些学者甚至从阿拉斯加或数百里以外的地方连夜开车赶来和他们交谈。这期间，章开沅作了《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向》和《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现状与趋向》的主题演讲，两篇讲稿均由《亚洲研究》杂志译载。美国的学术活动非常重视演讲后的讨论，而且美国学生思想比较活跃，每场演讲后，章开沅都与他们进行亲切交流，主题并不局限于某一专题，而是涉及中外史学研究异同的各个方面。现场气氛轻松愉快，索然无味的历史在章开沅口中变得生动有趣。有一次在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与研究中国的学生交流时，其他系的学生也来旁听，有一个中文系的台湾女生，当场决心改学历史，全场报以热烈掌声。章开沅还参加了多场座谈会，与柯白、杜敬轲(Jack Dull)、魏斐德(Fredrick Wakman)、杜维明、孔飞力(Philip Kuhn)、刘子健等美国学者，就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相关问题热烈讨论，从中了解到美国学者的研究旨趣、方法及成果等。台湾学术界非常重视此次出访，《中国时报》特派两位资深记者追踪采访，并在该报上作了比较客观如实的长篇报道，认为大陆的人文社会科学实力不容低估。

    美国之行结束后，应日本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联合邀请，章开沅于同年11月7日直接从美国乘机抵达日本，先后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作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讲学。在东京大学文学部田中正俊教授的陪同下，章开沅参观了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东洋文库，其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的丰富收藏令他大开眼界。他还参观了东洋文化研究所，并与该所前任所长佐伯有一先生交谈，对研究所的成员以及研究方向，尤其是其印度史研究情况作了详细了解。此外，他深入了解了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开展的系列学术活动与学术研究状况，并应邀参加了该研究会的例会，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情况以及个人观点，其中主要涉及对“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极左思想的批判。报告以后，在场日本学者野泽丰、菊池贵晴、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等反应各异，讨论热烈。结束东京访问后，章开沅在狭间直树教授的陪同下，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参观了该所收藏极富的书库，以及京都大学图书馆和文、史哲图书馆，并复印了过去日本刻印的《海国图志》等资料。该所办有辛亥革命研究班（相当于研究会），前任所长为小野川秀美先生，他长期潜心研究突厥回鹘史并从事宫崎滔天全集编辑，时任所长为儒学造诣很深的岛田虔次教授，章开沅与他们就辛亥革命史研究情况多次交流。在研究班的例会上，章开沅作了相关报告，竹内实、狭间直树、小野和子等就辛亥革命时期工农作用、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等展开讨论。该研究班有集体阅读讨论专题系统资料的优良传统，每次例会都周密计划，成员事先认真读书（以专书为主），分头研究，讨论非常认真且很深入，最后都有作为集体研究成果的系列论著问世。研究班成员除本所师生外，还包括外校外地学者与研究生。章开沅深感“这种细水长流而又扎扎实实的做法，比只注重开大型学术会议而缺少经常的合作研究，更富有成效”。他回国后借鉴这一做法，也举办了师生均可参加的小型学术讨论会。华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把这一做法沿袭至今，并且还发展了海峡两岸、两岸三地学者均可参加的研究生论坛。

    此次美日之行，是章开沅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第一次走出国门。在与美日学者的交流中，章开沅初步了解到外国的中国史研究状况以及史学理论与方法，亲眼看到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水平的差距，并初步明确应从哪些方面尽快缩短这些差距。同时，他搜集了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资料、信息及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并且以真诚朴实和儒雅的谈吐赢得美日学者的尊重，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章开沅和萧致治二人的介绍下为海外学者所重视和推崇，并由此逐步走向国际。

    正如章开沅所说：“真正的学术超越一切世俗，没有民族、国界之别。”20世纪80至90年代，他又频频受邀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交流，向海内外学者广泛介绍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状况。

    1981年11月，章开沅、陈锡祺、金冲及等随同胡绳再次访日，参加“东京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章开沅提交了论文《“排满”与民族运动》，指出“排满”不仅仅是对于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愤怒抗议，而且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表征。

    1982年4月，北美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办“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学术研讨会，邀请两岸学者参加专门讨论辛亥革命的分组会，双方均有较强的学者阵容：大陆由胡绳领队，成员有章开沅、赵复三、李泽厚、李宗一等；台湾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秦孝仪领队，成员有李云汉、张玉法、张忠栋、林明德等。会议安排章开沅作为大陆方面的答辩人评阅台湾学者的论文，张玉法则是代表台湾学者的答辩人。答辩伊始，章开沅善意而豁达地表示，台湾学者的5篇论文与他们共识甚多，只要稍作文字技术处理，均可在他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上发表。这一席话自然而然地拉近了两岸学者的距离，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双方因辛亥革命性质问题观点不一，会后展开争辩。在接下来的自由发言里，台下听众提出许多问题，章开沅与张玉法多次应答。这次会议开启了中国海峡两岸学者隔绝30多年后的首次直接学术对话，《华侨日报》、《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香港新晚报》等多家中外报纸予以报道。其影响也比较深远，事隔十多年后，一些海外同行见到章开沅时还说：“我们是在芝加哥会议时才认识你的。”而学术争论引起的芥蒂已被岁月逐渐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两岸学者的相互理解、坦诚交流以及深厚的同胞情谊。1993年章开沅在台北与秦孝仪重逢，秦热情笑称：“我们是芝加哥老战友。”

    1986年是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章开沅在一个月时间先后应邀参加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三国的学术活动，可谓“日夜兼程，风尘仆仆”。在以孙中山与国际关系为主题的悉尼国际研讨会上，他提交论文《孙中山与宫崎兄弟》，追溯了孙中山与宫崎兄弟相识相知的过程，认为他们之所以结合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大亚细亚主义，同时也包括民权主义及主观社会主义等思想因素，而且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影响甚深，孙中山与宫崎兄弟结合的全过程又带有东方传统文化的古朴色调。会后，章开沅与同行学者戴逸、金冲及等，先后应邀访问堪培拉国立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与澳州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离澳后，章开沅又应邀赴菲律宾国立大学讲学与访问，他是对方正式邀请的第一位中国资深历史学者。当时菲律宾出现政变迹象，首都马尼拉发生骚乱，但为了践约，章开沅仍多方努力获得签证，冒险入境。因孙中山、宫崎兄弟皆与菲律宾独立运动有密切关系，颇受当地人民尊重，章开沅仍讲演《孙中山与宫崎兄弟》。演讲结束后，应菲律宾学者要求，他介绍了他们比较生疏的当代中国大陆。菲律宾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丘吉尔(Bernardita Reyes Churchill)等东道主还利用各种方式把章开沅介绍给许多有代表性的人士，并设法安排他到比较安全的一些名胜古迹参观访问。菲律宾学者与民间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给章开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而章开沅也被丘吉尔等菲律宾友人溶入他们的记忆。1996年，为庆祝菲律宾1896年革命100周年，马尼拉举行国际学术会议，又热情邀请章开沅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代表参加。结束访菲之行后，章开沅应邀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亚洲历史学者协会第10届年会，宣读了论文《孙中山与中国国情》。

    1990年8月，章开沅辞去校职，应邀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客座教授，一边给学生授课，一边进行合作研究，前后三年有余。期间，除偶尔游览一下当地风景名胜外，他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研究教学以及与学界的交往之中，从中了解到众多海外汉学家高炳翊、闵斗基、白吉尔、巴斯蒂。

    1995年，章开沅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在该校进行讲学与合作研究。这个“访问学人计划”于1982年启动，规格甚高，首届“访问学人”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该校的前两周，章开沅有很多演讲活动，毎次气氛都很热烈，欢迎横幅及海报从整个校园一直张挂到大学火车站，周会演讲听众达一千多人，后来者只有坐在地上。

    至20世纪末，章开沅的中西学术交流之旅远远不止以上所述的经历。长年孤身在海外游历，他不免感受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多年后，他回忆说：“记得1990年深秋住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蟠音客舍，这是一座专门用以接待海外传教士的古色古香的小楼。我孤身独居顶层，仰望蓝天白云，俯视芳草如茵，每日与松鼠、白鸽为伴，邻居全是素不相识的欧美白人。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关系恶化，旅居海外的中国大陆学者往往受到冷遇。我虽然享受三室两厅的优厚待遇，但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感受到难以忍受的孤寂。特别是秋雨连绵的深夜，更不免传统文士身世家国的感喟。”他感慨：“及至耳顺之年，才明白人生如白驹过隙，生活的踪迹也无非如同飞鸿在雪泥上偶然留下的若干爪印而已”。但让他欣慰的是，海峡两岸学者逐渐消除成见，增进交流，在许多共同的研究课题上取得可喜成绩，并且中西学术交流也更趋频繁。

    进入21世纪，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已成为平常事，但年逾古稀的章开沅并未停下学术交流的步伐，仍乐此不疲地往返于东西各国之间，搭桥铺路。他多次赴日本、美国、荷兰、法国、英国等地讲学或参加学术讨论会，尤其是年逾八旬以后，在日本和英国的访学取得许多实效，如在他的推动下，华中师范大学分别在2005和2006年成立了池田大作研究所（见本章第3节介绍。）和涩泽荣一研究中心（涩泽荣一（1840-1931），日本近代产业之父，创办、培育了数百家公司企业和数百项社会事业，曾积极促进中日友好。在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的支持下，华师涩泽荣一研究中心邀请了多位海外学者前来访问讲学，并向关西大学派遣多名学生访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以推进中日学术交流和民间交往。这一时期，章开沅对史学有着深深思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史学的冷落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乃在于人类文明业已生病”。面对这样的难题，他呼吁历史学者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

    1992年，章开沅即将离开耶鲁大学时，该校两岸同学会的一位同学即席赠诗一首，表达他们对他在中西学术交流方面劳绩的敬重：“桃李满天下，文章惊鬼神。讲学广会友，寻道每怀情。侃侃谈国事，谆谆励后生。男儿轻聚散，唯愿海河清。”同年5月24日，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为了肯定章开沅作为学者、教育家、人道主义者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2005和2006年，日本创价大学和关西大学也分别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谈及自己的中西学术交流体会，章开沅曾经这样总结：“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为世界所认同。为了史学的国际化，包括把外国优秀史学介绍进来，把本国优秀史学介绍出去，国际学术交流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1979年开始，我有幸在这方面参与了大量工作，不仅加强了中外史学的交流，而且增加了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至今，我们历史研究所与日本、美国有些著名研究所的交流与友谊已经延续到第三代人了，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有些学术重镇的交流与友谊也正在向中、新生代延伸。同时，在旅居海外期间，我又与外国留学或任教的众多中国年轻学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他们的学业成长与回报祖国多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2010年，章开沅再次谈及自己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体会：“东西文化交流，不仅需要学理上的深入研究，而且更需要众多有心人参与做切切实实的工作。交流贵在交心，要真正用心来做，不要老是想谋个人名利。这些话也许不合时宜，也许多少有些超越学术范畴，但学术交流本身就属于广义的文化，是一种文化互动，更是一种精神境界，难道不应多保持一点纯净与高尚吗？”

    2.对话池田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年届耄耋之年的章开沅在学术交流之旅中关注更多的是人类未来的命运和福祉。他对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地区冲突、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道德沦丧等问题深感忧虑，一个问题常常萦绕在心中：“21世纪的人类能为后世留下些什么？”2005年12月，章开沅出访日本创价大学，与该校创始人池田大作晤谈。两人一见如故，从此便敞开心扉，就共同关心的人类问题展开对话。

    池田大作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国际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者。他倡导“人间革命”，即摆脱“自我中心”，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与宇宙的立场把握自己，同时提高自己的人格素养，尊重、关爱所有生命的“和谐”、“共生”与“创造”。自1972年以来，他先后与汤因比、佩西、鲍林、诺曼卡曾斯、戈尔巴乔夫、常书鸿、金庸、季羡林等几十位各国政界、文化界、企业界、宗教界、学术界名流对话，广泛深入地探讨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

    早在金陵大学就读时，章开沅便修读王绳祖老师讲授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被其深刻的历史观深深吸引。1985年，章开沅阅读了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对两位先生百科全书般渊博的学识异常倾慕。2005年6月，时任华师校长的马敏访问创价大学，与池田大作先生晤谈，提议池田先生与章师开展对话，池田先生欣然应允。同月，华师成立池田大作研究所，章开沅出任名誉所长。经过一番准备和联络，最终促成该年12月13日双方正式对话的开始。

    2006年10月，华师池田大作研究所与创价大学联合举办“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章开沅应邀出席，并发表《殊途而同归——我与池田先生的相遇与相知》的演讲，道出他们颇为相似的人生经历：都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都在战争中坎坷成长，都曾少年辍学、在社会底层从事卑微劳动，二战后期都服过兵役却未上战场，都爱好文学，都敬仰孙中山、周恩来、汤因比等伟人，漫长人生道路上都曾得到良师的引导，也都曾为谋求人类和平、反对不义战争奔走呼号。2007年3月底，章开沅应邀出席创价大学开学典礼，并再次与池田先生晤谈。其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穿越时空的阻隔，以通信方式畅谈历史、教育、人生、环境、资源、青年、服务民众、老龄化、民族、宗教、和平等诸多问题。

    对话伊始，两人就都对史学价值予以高度认同。池田先生认为只有阅读历史、学习历史，人类的未来才有和平，才能胜利，才能走上正轨；章开沅认为优秀的史学是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应该作为瑰宝流传千秋万代。谈及教育，他们都深感它是至高无上的“圣业”，强调良师为社会培育人才的重要性，“尊师重道”不仅是东方文明的传统美德，更应该成为全人类的美德；从事教育者要注重“教学相长”，要特别重视青年，培养他们，真诚对待他们，与他们一同进步，促成“薪火相传”。针对老龄化及因此而带来的劳动人口减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两人主张老年人要“老有所为”，应多与年轻人交流，为培育年轻人服务，同时社会要尊老，为老人提供必要的保障体系，以求“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双方谈得较多的是中日友好。甲午战争之前，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友好交流历史，然而近代日本走上“脱亚入欧”的野蛮军国主义道路，对中国屡次横加侵略，使中国遭受巨大损失，日本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追忆这段历史，章开沅和池田先生都深刻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沉痛历史教训，主张两国要秉持正确的历史观，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求同存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学习，保持睦邻友好，共同开创“和谐友好的亚洲”新局面。

    面对21世纪科技急速发展引发的各类问题，章开沅认为人类应该戒除贪欲，进行道德自律，而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必须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池田先生以“人间革命”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认为要改变地球的命运，首先必须改变人类自身，“所有国家和地区必须自觉地为地球家族携手同心，从各方面通力合作，共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类问题”。展望22世纪，他们都一致推崇孙中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呼吁各国培养公民的“世界公民”意识，全人类超越国籍、民族、宗教等界限，共建“地球民族主义”。作为审慎的乐观主义者，他们都对人类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并将希望寄予青年人。章开沅呼吁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加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一定要树立走向光明未来的理想，坚持与黑暗、邪恶作斗争的决心、勇气、毅力与智慧”；池田大作认为“青年与青年的交流，才是开辟崭新的友好大道的关键”，他希望21世纪的青年能够架起国与国之间坚固而伟大的友好桥梁。

    对话中，章开沅特别强调史学智慧对人类未来生活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不仅是对人类集体在过去发生某个事件、产生某种结果的记忆与记录，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记忆中蕴含的‘智慧’。人类的智慧是集体记忆积累、升华后的产物。有了丰富的智慧，就能重新考察现在，就有可能正确开创未来。”他也尤其强调历史学家的重大使命，那就是“要切实地教育和启发人类，告诉他们为了避免过去的悲剧重演，人类必须克服自己的贪欲、愤懑和愚昧。”池田先生对此深表赞同，认为“人类如果不学习历史的智慧，必定会为社会局势和个人情感所左右”，同时也认为章开沅这些深刻的史学见解有助于他的“人间革命”的实现。

    对话录的日文版以《人間勝利の春秋》为名，由日本株式会社第三文明社2008年10月出版发行；中文版以《世纪的馈赠——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为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两人的对话引起日中读者的强烈反响。曾在华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吉田咲纪，毕业回国后与其他八位毕业于创价大学的日本青年，分别撰写了对话录读后感，并以《中日友好——对话录读后感》为名编辑成册，在2012年8月邮寄给章开沅。他们在读后感中表达了愿意为中日友好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今后，我重新决心作为一创价大学及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带着两位老师的心，在中日友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我在中国呆了八年的时间，越了解中国越喜欢中国。我绝不会忘记像章老师、池田老师等中日友好的伟大先人，带着‘饮水思源’的心态，感恩，报恩，努力推动下一代的中日友好！”……还有中国读者说：“如果大家能运用这种历史的智慧去考察一切，那么历史就不会成为少数人的历史了”。（张建智：《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未来愿景》，《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月20日。）

    3.多有知己

    “独学而无友，孤陋则寡闻”，术业有成者必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师友相互砥砺、共同进步，章开沅也不例外。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秉持“相见以诚”、“言必信，行必果”这一原则，与海内外众多人士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

    章开沅交游广泛，中国大陆既有杨东莼、刘大年、黎澍等前辈耆宿，也有戴逸、李时岳、林增平、王庆成、罗荣渠、金冲及、胡绳武、隗瀛涛、吴雁南等同辈精英。即便对于活跃于当代学界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章开沅也从不摆大师的架子，与他们平等交流，结为知心朋友。

    在这些大陆友人中，与章开沅相知最深、合作甚密的同辈学者当属林增平。章开沅与林增平相识于1961年的武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讨会，但会后并无来往。“文革”期间两人在各自学校都被重点批斗，虽偶有相遇，但未敢叙谈。1976年大型学术专著《辛亥革命史》的编纂为两人提供了亲密合作的机会，在相互问难与探讨中友情与日俱增，“林章配”遂成为海内外学界的佳话。随后他们共同创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合作编辑《辛亥革命史丛刊》，合作举办一系列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乃至合作培养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等。他们的合作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正如章开沅所说：“两湖地区年轻一代中国史学者群体的崛起，也渗透着我们两人的心血与精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合作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辐射到全国，其影响且已为众多海内外同行学者所认知。”可惜林增平先生在1992年匆促辞世，给学界留下永远的遗憾，也引起章开沅无限的感伤和长久的缅怀。据章开沅回忆，他与林增平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表述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之所以能在合作上取得诸多成效，缘于他们“在长期的合作中，却能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求大同而存小异，有争论而不伤和气，所谓和而不同是也。”

    章开沅晚年投身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突破了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长期禁区，在推动这一领域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他与中国两岸三地的很多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与台湾著名基督教学者、中原大学林治平教授的交往，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两人因共同的研究旨趣而相识于台湾，虽然信仰不同，但相互尊重，鸿雁往来，切磋学术，友情甚笃。章开沅和林治平都属虎，但年龄相差一轮，所以互称“虎兄虎弟”，连林治平夫人、著名作家张晓风都自称“虎妹”。醇厚的友谊并未影响两人学术观点的争鸣。林治平对章开沅开拓基督教史研究的气魄颇为钦佩，曾用“从险学到显学”一语来概括章开沅在大陆的贡献。章开沅不赞同这一说法，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中国基督教研究在目前的情势中依然限制重重、困难甚多，离显学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林治平办有《宇宙光》杂志，每出新刊，必在第一时间寄赠章开沅，而章开沅也会给他寄赠自己的新著。他们之间的友谊还促使各自所在的两所大学成为友好学校，林治平曾多次带领中原大学师生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参加“荆楚文化夏令营”活动，这个活动成为每年两校交流的保留项目。此外，章开沅夫妇于1993至1994年在台湾讲学期间，与政治大学近代史研究所蒋永敬、胡春惠、张哲郎、李国祁等知名学者夫妇也都结成莫逆之交。

    日本方面，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野泽丰、田中正俊、小岛淑男、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藤冈喜久男、陈来幸、容应萸、宫崎露苳、东史郎、加藤实、松冈环、池田大作、涩泽雅英等日本学界和社会名人，均是章开沅的至交，其中与野泽丰的交往更为密切。野泽丰是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创始人、推动中日学术交流的先行者，曾自费出版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近邻》杂志。1979年初次见面时，双方就为彼此的直率所吸引。1993年8月，章开沅夫妇本应去台湾政治大学访学，却因签证问题而滞留东京。野泽丰慷慨相助，热情邀请他们入住他在骏河台大学的宿舍，长达两个月。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他们每天都可以通过在纸条上写汉字来交流，章开沅至今还保存着一些他们当时日常生活和学术探讨的一些纸条。野泽丰夫妇的热情、纯朴和善良使章开沅夫妇感到亲人般的温暖。离别前一天，野泽丰夫妇烹制了丰盛晚餐为章开沅夫妇饯行。此后，野泽丰每年仍旧给章开沅寄送《近邻》杂志，并且两人多次在国际会议上重逢，交流新知。1997年，野泽丰用300万日元在华师历史文化学院设立“野泽丰奖学金”，奖掖青年学者，并不顾高龄先后4次到校为学生颁奖。此外，野泽丰还曾向章开沅创办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捐赠大批书籍。2010年底，章开沅夫妇赴日本与会时突闻野泽丰先生因病逝世的噩耗，悲痛不已。回国后，由夫人黄怀玉执笔，撰文回忆了他们与野泽丰夫妇温馨相处的点点滴滴，深切地表示“野泽丰夫妇是我们的楷模，值得我们永远怀念！”201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昌东湖宾馆举行，在章开沅的提议下，与会十余位中日学者举行了野泽丰先生追思会。

    韩国方面，章开沅与闵斗基及其众多弟子结下深厚友情。闵斗基是韩国史学大家，曾培养出一批优秀弟子，被章开沅誉为“闵家军”。1981年11月，章开沅与闵斗基在东京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会议上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虽然中韩两国政府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但这两位异国学者却从此建立深厚友谊，而且每有佳作问世，必会相互寄赠。1986年10月，两人在新加坡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重逢。闵斗基殷切提出到中国从事研究的愿望，得到章开沅的赞同。在章开沅等中国学者的热心帮助下，闵斗基得以实现以私人身份来华访学的梦想。闵斗基还与其他韩国学者共同策划了“中国现代史料研讨会”，以庆祝辛亥革命80周年。这次会议于1991年6月在国立汉城大学举办，章开沅、骆宝善、张宪文三位中国学者应邀参加。这是二战后中韩学术界首次高规格交流，并成为两国即将正式建交的先兆之一。此后，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两位至交得以频繁到对方国家进行学术互访，为推动中韩学术交流贡献更多力量。2000年，闵斗基教授与世长辞，他的夫人将其遗著《与时间竞争——东亚细亚近现代史论集》寄赠给章开沅。2002年8月，章开沅夫妇利用到汉城参加国际研讨会的余暇，专程看望闵斗基夫人，共叙昔日友谊，一时传为美谈。

    欧美方面，章开沅与刘广京、鲁珍晞、余英时、柯白、陈志让、唐德刚、高宗鲁、李又宁、居蜜、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邵子平、李绍崑、白吉尔、巴士蒂、韩柯(Christopher Hancock)等一大批学人建立长久友谊。比如鲁珍晞教授，她与章开沅都曾受业于贝德士，又共同从事和继续着贝德士生前的遗业——《基督徒奋进在华五十年》的学术研究，除探讨学术外每年还通过信函交流各自的生活和研究情况；2002年鲁珍晞应邀担任章开沅基金第一任学术讲座教授，章开沅亲自迎接这位老朋友的到来，亲自到招待所了解鲁珍晞夫妇的住宿情况，并且主持了讲座。再如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周锡瑞教授，1992至1993年章开沅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学期间，双方共同为学生开设课程、相互切磋。还有法国当代中国研究创始人之一白吉尔教授，她与章开沅在关于资产阶级等问题的探讨中成为求同存异的知心朋友和学术伙伴；白吉尔曾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从法国外交部档案和和陆军部历史处档案中复印了大批珍贵的辛亥革命史料，全部赠予章开沅及《辛亥革命史》编写组……这种交流除推进双方的学术发展外，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正如章开沅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巴斯蒂的交往，被法国驻汉总领事赞誉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典范。”

    “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正是因为拥有如此众多相知甚深、合作甚密的海内外友人，章开沅的内心经常洋溢着幸福感。关于夫妇俩与海内外友人的情缘，他曾回忆道：我们不善交际，也不爱交际。但一生所到之处，多有善良人士为同学、同事、邻居乃至成为好友。从小到大，得他人帮助甚多；每遇患难，有挚友相濡以沫。此为极大幸福，深情厚谊，铭记心头。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走出国门，交友圈更为扩大，无论是中国的香港、台湾，还是海外的日本、北美、欧洲、澳洲各地，我们都有许多相知甚深，交往密切的友人，亲如一家，生死不渝。

    ……

    我们与这些朋友，不仅有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而且有共同的社会善举，如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设立高级学术讲座，奖掖青年学者成长等等。我们都是真诚的国际主义者，我们的一切努力都着眼于人类的友好相处与祥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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