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倪映典在广州策动新军起义，被清水师提督李准镇压；光复会在同盟会之外另行恢复组织，在东京设总部，举章炳麟、陶成章为正、副会长：湖北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更名为振武学社；孙中山在美成立"美洲同盟总会"，创办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年底，孙中山与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在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计划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喻培伦、黄复生、汪精卫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后黄、汪被捕：同盟会员邓佐治在美国旧金山谋刺考察宪政的海军大臣载洵未果。
本年，清廷颁行币制则例，国币单位定名为"元"，暂就银为本位：湖南长沙再次发生抢米风潮，数万饥民焚毁巡抚衙门、外国洋行和教堂，并波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旋被镇压；山东莱阳等地人民在曲诗文带领下为抗捐抗税而发动起义：第二次《日俄密约》签订，双方重申第一次密约中划分中国东北地区"势力范围"的界限，并相约为宰割我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同盟。清廷诏准黎大均等呈请商办鄂境粤汉、川汉铁路，批准在湖北设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因达赖出走印度，清廷革其名号；于右任在上海创立《民立报》；詹大悲在汉口发行《大江白话报》，后改名《大江报》。
国会请愿运动
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推行"新政"，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也积极行动起来，重新议论起开国会、立宪法的问题：他们认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改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组织，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才能"安上全下"，即缓和阶级矛盾，消弭革命，抵御外侮，争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使本阶层获得参政的权益，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样，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就成了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及其活动的中心内容，故改良派也被称立宪派。为此，他们开展了一场延续八九年之久的立宪运动。
立宪派又分为海外和国内两个部分。海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受清政府通缉，成为"国事要犯"，在国内无立足之地，逃往国外，在华侨中建立保皇会，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这部分人也被称为保皇派。国内以较大的商办企业主、商办路矿公司的主持人以及与他们在政治、经济上有联系的知名人士为代表，如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的主办人张謇、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闾等，都是立宪派里声名显赫的人物。同身居国外的立宪派比较，他们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是国内立宪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立宪运动的酝酿，起于1903年。这一年，广西会党举起了反清义旗，同时又先后发生了"拒俄"、"拒法"运动和《苏报》案事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此形势下，"立宪之说以起"。接着，日俄战争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又给立宪派的要求提供了最新的例证。从此"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在立宪派的鼓动下，一部分汉族官僚出于同满洲贵族争夺权力的目的，也先后向清廷奏请立宪；他们并不属于立宪派，但其活动却壮大了立宪运动的声势，从此，立宪运动也就从酝酿逐渐进人实行的阶段。
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对此，立宪派欢欣若狂，认为多年来倡导的宪政终于有了实现的征兆。为了准备参与政权，立宪派在各地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团体。在国外，康有为于1907年3月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10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在国内，有江浙地区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求政府召开具有制订法律、监督政府职权的国会，建立有实权的责任内阁。
可是，通过清政府的官制改革，他们很快发现，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只不过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为了迫使清政府真立宪，立宪派联合起来，采取"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方式，举行了轮番的国会请愿，把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
首先提出国会请愿问题的是宪政讲习所的实际主持人杨度。1907年秋，宪政讲习所的主要成员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1908年，全国各省的立宪派陆续派代表入京请愿；一些留学生、海外华侨以至清廷的驻外使节、官僚也纷纷电请或奏请开国会。一时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要求速开国会的高潮。对此，清政府在采取查禁政闻社的严厉措施、压制立宪派的请愿的同时，继续玩弄骗术，许诺定期九年召集国会，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此后各省立宪派都投入筹开谘议局的活动，请愿运动遂暂告沉寂。
年10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立宪派取得了合法活动的讲坛，决定以谘议局为阵地，再度发起国会请愿，同年底，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召集16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组成赴京请愿代表团。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33人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理由，予以拒绝。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团遵照"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立即部署第二次请愿。他们在北京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各省召开大会，募集捐款，征集签名，推选人京代表。据说各省参加签名请愿的竟达30万人之多。在此基础上，1910年6月16日，请愿代表以全国各种社会团体名义向都察院递了10份请愿书，结果又遭到拒绝，清廷并警告立宪派"毋得再行渎请"。
第二次请愿失败，立宪派"决为第三次准备，誓死不懈"。8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决议向即将开会的资政院提出要求速开国会的提案。9月资政院开会后，立宪派正式发动第三次请愿；资政院通过请求速开国会的提案；各省督抚也联电军机处，提出速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的要求。在各方面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许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将9年改为5年，在国会召开前两年先成立新内阁，同时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
这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上层分子决定奉命停止请愿，其它各省仍然要求再缩短预备期限，但步调已不一致，无法组织起统一的行动。12月，奉天省（辽宁）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天津学界群起响应。清政府感到形势紧迫，即下令将正在北京活动的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接着又下达镇压学生请愿活动的命令，并将天津学界请愿活动的组织者温世霖遣戍新疆。至此，各省立宪派代表纷纷失望而去，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
《南社丛刻》出版
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的文学团体，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1909年成立于苏州。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早期参加者多为同盟会成员，先后人社者达千人以上，遍布全国各地。每年"雅集"两次，1910年元月在上海出版《南社丛刻》，不定期出版。柳亚子、高旭、陈去病、苏曼殊等编撰，设南社文选、诗录、词选三大类，专刊本社成员作品，经费靠社费及社员捐助，免费赠送社员，多余部分对外销售，发行22集，1923年12月停刊。
南社创建人是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陈去病，江苏吴江人，字巢南，19（13年赴日本，主《江苏》笔政，曾参加拒俄义勇队。1904年回国，先后主持《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国粹学报》等刊物。1905年，《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被清政府查禁，陈去病在上海、杭州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在杭州组织秋社，以纪念秋瑾。高旭，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字天梅，号剑公，1904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1905年加人同盟会，1906年归国担任同盟会江苏支部长，在上海设立分会机关——夏寓，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先后编辑《觉民》、《醒狮》、《复报》等刊物，后受到清政府监视，遂撤除机关、关闭学校，隐蔽于金山。柳亚子，江苏吴江人，1903年在家乡加人中国教育会，随后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1906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创办《复报》，旨在光复中华。1909年，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发起南社。
在南社第一次"雅集"上，陈、高、柳商定出版《南社丛刻》，推选陈去病、高旭、庞树柏为编辑员，第一集于1910年元月出版，陈去病在发刊词《南社诗文词选叙》中说："自古羁人、贬官、寡妇、逋臣、才子、狂生、遗民、逸士，苟其遭逢堪轲，诧傺穷途，志屈难伸，身存若殁，莫不寄托豪素，抒写心情。……南社之作，得毋类欤！然而语长心重，本非无疾以呻吟；兴住情来，毕竟伤时而涕泣。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表达了南社成员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在第三次雅集上，柳亚子对一、二集编辑体例不满，提议修改条例，规定按诗、文、词分类编排，每集诗、文各40页，词录20页，改选景耀月、宁调元、王钟麟任编辑员，三人都未到任，第三、四集由柳亚子、俞剑华代编，第五、六、七集由柳亚子一人代编。后因柳亚子提出编辑员为一人制，并自荐担任，与高旭产生分歧，柳于1912年10月"自请出社"，由于缺乏主持人，各项活动难以开展，南社遂重订条例，规定设南社主任一人，主持社务，由社员选举产生。1914年5月，柳亚子复社，当选主任。同年下半年，编辑出版第九至十二集。1918年，因社内思想分歧，组织涣散，柳亚子辞去主任职务。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南社中有19名国会议员受贿，威信扫地，同年12月第二十二集出版后，《南社丛刻》停刊。
从《南社丛刻》的内容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南社丛刻》中刊载了不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作品，充满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高旭的《醉中写赠剑华》一诗就充满革命激情："铁血世界仗强力，文字虽工究奚益，生当掷笔取封侯，上马提刀去杀贼。高生歌泣真无聊，俞生尔亦人中豪，冷落人间两宝剑，匣中狂吼时未遭。两剑未知孰利钝，他连谁竟除……"张光厚《中秋》诗云："横马蛮刀逼汴梁，金辽妖气太披猖。如何台阁皆朱子，不见汤阴出岳王。侠气成虹临易水，乱民如鲫起芒砀。萧郎三十今将到，准备干戈扫战场。"作品充满英雄主义气概。
揭露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1907年，江浙两省反对清政府出卖国家权益，掀起保卫沪杭甬铁路权的斗争。高旭写了《路亡国亡歌》："诸公知否欧风美雨横渡太平洋，帝国侵略主义其势日扩张。二十世纪大恐怖，疾雷掩耳不及防。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与之竟，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抑何肺肝自压抑之自聋瞽之取夭札，开门揖盗礼意将。偌大利权自放弃，不啻赠作陆军屯驻场。……千年睡狮或者一朝醒，狂呼大啸起搏击。危哉诸公何不思，梁亡鱼烂今其时。若不转还大祸至，磨刀砺剑争来问罪危乎危。"
悼念英烈和抨击清朝统治者。《南社丛刻》有不少悼念英烈的诗文。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雷铁压写了《哭广州殉义诸烈士》一诗："誓抵黄龙聚义兵，复仇匪羡帝王名。却怜涿鹿干戈起，辜负昆阳雷雨声。子弟八干殉项羽，英雄五百死田横。胡儿漫喜根株尽，得遇春风草又生。"《南社丛刻》中有不少抨击清朝统治者的作品，蔡寅《既非显长官》一诗刻划出清朝官吏的丑态："既非显长官，又非名太史，骜岸入官衙，门状片白纸。放炮开中门，笋舆竟进里，直抵花厅口，恭迓如星使。下舆一握手，何曾与半跽，急急延上座，倾耳听辞首。……借问此何人，闻道一亡士。主人礼何隆，因佗外国士。"把清朝官吏对外国洋人奴颜卑膝的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南社丛刻》作为一种文学刊物，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南社提倡国学，反对清末没落的学术风气。辛亥时期，不少南社成员提出文学要为社会政治服务，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建立爱国主义文学。高旭提出文学作品在内容上要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需要，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革。民国以后，南社部分成员政治上趋于消极，文学思想逐渐保守。在文学改革方面，马君武、苏曼殊、任鸿隽提出吸收两方资本主义文化，开创中国新文学道路的观点，但未被多数南社成员重视。柳亚子等人还提倡"唐风"的观点，以去除清末文坛上的衰败气息，开创新学新风，在南社中引发唐宋诗之争，社员思想日见分歧。
南社作为近代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文学团体，创作出很多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意的作品，《南社丛刻》成为研究南社和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史料。
广州新军起义
又称庚戌广州新军之役，是1910年2月12日同盟会在广州依靠新军发动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但当时党人依靠的主力仍为会党。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
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朱执信，原名大符，广东番禺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经常为《民报》撰文，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并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1906年他回广东，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之后，同盟会员葛谦等也深入广州防营中发展革命组织。1908年11月，朱执信、赵声等集会，拟乘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之机，依靠葛谦等所能掌握的力量发动起义，因计划泄漏而失败。
这次事件前不久，倪映典来到广州。倪映典，一名瑞，字炳章，安徽合肥人。1904年人安徽武备练军学堂，毕业后又入炮兵学堂。1906年任江南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参加同盟会，后在军中的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只得离军南行，因赵声的关系得任新军炮兵二营右队二排排长。以此为掩护，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向下级军官和士兵宣传革命，发展组织。
年夏间，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酥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开会决定：由倪映典联系新军各营，张酥村联系巡防各营，胡毅生联系农村会党，赵声总其成。但事后不久，倪映典因受到清方注意，请假辞职，专门从事新军的发动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同盟会在广州军队、特别是新军中的力量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广东新军计有步兵第一、二两个标（团），炮兵第一、二两个营，辎重兵一营、工程兵一营、学兵营一营，除第二标和学兵营驻北校场外，余均驻在广州东北郊的燕塘；另有巡防新军七营。到这年冬，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不久，倪映典自广州至香港，报告运动新军情况。南方支部遂电邀黄兴、谭人风、赵声来港，"共图大举"。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为保证起义的胜利，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外，又命姚雨平、张酥村运动省会附近之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之民军。2月5日，倪映典再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不料这时广州发生了意外事件：9日中午，二标二营士兵胡英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8名新军士兵。消息传到军营，兵士怒不可遏，百余人持械包围了警署，索回被押士兵。当晚，倪映典知事态严重，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经商议决定于2月15日举义。
但倪离广州后，新军处于群龙元首的自发状态，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党人士兵闻言大愤，于2月10日自动携械人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粤督袁树勋闻讯，立令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当日，张率宪兵至二标，集合兵士训话，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为防止事变，下令11日不放假。禁士兵外出。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十分愤怒。已知不放假的一标士兵于11日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处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
日，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率炮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3000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与义军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消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
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同盟会，倪以为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人清营。当倪从清营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牺牲后。义军失去了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兵被俘百余人，起义失败。
汪精卫等炸载沣
镇南关、河口诸役失败后，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员，经不住失败的考验，滋长了沮丧情绪，日渐消沉。为了振作精神，鼓舞士气，黄复生、汪精卫等企图"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黄复生，四川隆昌人。初名位堂，字明玉，后易名树中，字理君。泸州川南经纬学堂毕业。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任四川分会会长，并经理《民报》。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广东番禺人。1903年人日本法政大学。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被推为评议员之一，一度任《民报》主编。他们凭着一股激情，准备搞暗杀活动。
年8月，端方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准备经汉口由京汉铁路北上。黄树中、喻培伦等赶赴汉口，伺机暗杀。后因端方改由海道赴天津，便将炸药留给了孙武。其后，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汪精卫心灰意冷。他不昕孙中山等人的劝阻，邀约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等前往北京策划暗杀活动。
月，到北京建立机关。11月，汪精卫写信给胡汉民及南洋革命党人，决心孤注一掷，"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人都门也。"1910年1月，汪精卫、喻培伦等先后抵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像馆以掩人耳目，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所。最初，他们准备炸庆亲王奕勖，因其戒备森严，又准备改炸贝勒载洵等，也未得手。最后决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爆炸力，他们在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从3月21日夜起，黄树中、喻培伦就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23日夜被人发觉，黄树中等急忙撤离。他们连夜商议，决定派喻培伦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到南洋筹款，重新策划暗杀活动。
清政府得知有人预谋搞暗杀的消息后，以"铁西瓜"为线索追查。4月5日，北京警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在狱中，汪精卫写了长篇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指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载沣本拟处死汪、黄二人，因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也因为清朝正搞立宪，为收买人心，认为从轻处治更有利。善耆劝说载沣将汪、黄交法部永远监禁。
狱中，汪精卫写过几首诗，表面上慷慨激昂，不成功便成仁，实际上他在狱中受到优待，肃王善耆、贝子溥伦都曾到狱中去探视他。汪精卫逐渐被软化了。
年，武昌起义的爆发，震撼了清廷，也为汪精卫带来了福音。11月6日，由清廷开释，汪精卫出狱后就被袁世凯收买，成了袁世凯的奸细。袁世凯鼓励汪精卫说："汝能持之，则团体之发展，暗杀之组织，恣汝为之可也。"汪精卫利用其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和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声望，召集京津党人，于12月1日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自任支部长，他只让党人组织暗杀队，去杀那些妨碍袁世凯揽权的宫廷亲贵。在他的影响下，一部分党人也热衷于搞暗杀活动。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各省区纷纷起义。北京起义是一些同盟会员发动的，11月29日，陈雄、李汉杰等从汪精卫处领取8000元发动费，当夜组织敢死队，突袭清宫、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遭到事先布置好的反动军警的围捕。原来这是汪精卫与袁世凯安排的圈套，只是想借革命志士的鲜血吓唬清廷。陈雄、高新华愤而自杀，李汉杰英勇牺牲。从此，汪精卫与革命背道而驰，抗战期间，叛国投日，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长沙抢米风潮
世纪初，湖南农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非常沉重。许多农民秋收交纳地租后，就无颗粒粮食，即民谣所说："禾镰上壁，莫有饭吃。"
年秋末，洞庭湖一带有的地方闹水灾，有的地方闹虫灾，有的地方闹旱灾，出现了赤地百里、颗粒无收的局面。粮价上涨，民不聊生。但是，官僚、地主、投机商人却把人民的灾难看作是大发横财的时机，他们互相勾结，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或把粮食偷运出境。外国洋行、商人，"亦涎其赢利之厚"，同巡抚岑春煊勾结，抢购大批粮食运出湖南。数十万饥民把当地的树皮草根都扒光了，还不能填饱肚子，纷纷涌人城市谋食。
年春天，帝国主义抢购谷米的活动更加猖狂，明劫暗夺络绎于途，这就使湖南的粮米更加短缺，饥荒更加严重，米价陡涨。湖南常年米价，每石一般为两三千文。1906年水灾时，亦不过4000余文。1910年3月初，米价涨到每石7000余文，4月上旬，长沙谷米更加紧张，米价一天之内要上涨几次。粮店门口悬挂"早晚市价不同"等字样的牌子，以致人心惶惶，形势更加动荡。4月11日，长沙米价涨到每升80文，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携带仅有的80个大钱到一家碾房去买一升米。店主以其中杂有几个不通行的大钱，不肯售米。傍晚，黄妻乞得数钱，凑足80文，再去买米，米价每升又上涨到180文，仍然空手而返，她为此愤恨万分，投老龙潭自杀。黄贵荪亦率子女投水惨死。长沙市民闻此惨耗，无不义愤填膺。第二天，湖南巡抚岑春煊见势不妙，下令压低米价，米价降到70文一升，下午米价回升，又涨到76文、78文，一老妇与碾房老板评理，群众围过来打抱不平，双方冲突起来，愤怒的群众捣毁了碾房。在木工刘永福的带领下，将碾坊捣毁。随即冲向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救灾。善化县县令郭中广被迫答应在次日中午开仓平粜。
月13日，当局不仅不履行诺言，反而无理逮捕领众起事的刘永福，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泥木工匠、城市贫民、饥民和四乡农民数千人，强烈要求释放刘永福，痛殴巡警道赖承裕，并拥至巡抚衙门。沿途汇集饥饿的群众一万多人。有的高呼："要抚台给我饭吃"；有的提出"赶快把刘永福放出来！"有的怒吼："把抚台拖出杀死。"色厉内荏的岑春煊被吓破了胆，躲在衙门里，他派人挂出牌子说："从后天起开仓售米，每升六十文"，群众把牌子摘下砸碎，他又派人挂出牌子说："明天就开仓售米，五十文一升"，群众又将牌子砸碎，他答应释放刘永福，又说刘已被警务公所带走，无人可放。群众忍无可忍，由泥木工人领头，群起捣毁了巡抚衙门的大门、照壁和石狮子，有人爬上门前旗杆，拆下了代表岑春煊出身官级的箕斗。人们向巡抚衙门里面猛冲。岑春煊命令守卫的军警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4人，打伤40多人。群众徒手与军警搏斗。
月14日凌晨，岑春煊下令军警停止射击，向群众"谢罪"，但群众对他已失去信任，没有人撤走。这时，城内外的所有碾房都被饥民捣毁，巡警站岗的木棚都被拆除，各家店铺一律关门罢市，各行各业工人上街维持秩序。
上午，巡抚衙门前的群众越聚越多，有的向里面投掷砖瓦，有的怒骂，有人抬来几桶煤油，放火点燃，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岑春煊调兵镇压，又打死打伤20多人，群众仍然不撤，他只好下令将刘永福释放。群众要求岑春煊公开认错，并迅速开仓平粜，岑春煊束手无策，把巡抚大印交给布政使庄赓良，自己从后门溜逃。
布政使庄赓良一拿到大印，立即招集一批土豪劣绅开会，研究对付饥民的对策，他派军队强迫各家店铺开门，照常营业，保护教会、洋行和外国人的住宅，他一反常态，出来接见群众，答应立即开仓售米，办理平粜，给受伤的群众医疗费每人40元，死亡的抚恤费每人200元，由府县官吏验明发放。这套花招对群众也没起作用，只过了一天，回乡的饥民又涌进城来，捣毁教堂、洋行和外国人的住宅，从晚上八点直到半夜，城内外火光冲天。庄赓良召集紧急会议，下令："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并放权给一些土豪劣绅，对闹事饥民"格杀勿论"。许多群众被杀害，刘永福也再次被捕，惨遭杀害。庄赓良爬上英国军舰，向侵略者表示歉意，要求英舰长驻长沙，以对付饥民反抗。
在长沙抢米风潮中，泥木工人起到了骨干作用。群众在泥木工人的带领下，烧毁湖南巡抚衙门，捣毁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等衙署。帝国主义在长沙的领事馆、洋行、教堂，多被捣毁和焚烧。长沙饥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大为震惊。清政府急忙从湖北和湖南等地调兵镇压，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兵舰也闯到长沙，帮助清政府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在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下，长沙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挫折。4月18日以后，反动派在长沙的统治秩序得以恢复。
长沙饥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湖南全省沸腾起来。湘阴、宁乡、益阳、岳州、衡州、澧州、济阳、平江、湘潭、醴陵、沅江等地群众相继揭竿而起，抢米风潮四处涌起，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莱阳抗捐
年后，清王朝苛捐杂税剧增，民不堪负，怨声载道，各地抗捐抗税的斗争风起云涌。1910年，抗捐抗税斗争形成了高潮。直隶易州农民为反对苛捐杂税，焚烧州自治局，打破梁格庄行宫宫门。河南长葛、叶县、密县等许多州县人民，群起反抗，往往汇合一两万人，声势很盛。广西各族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山东莱阳人民抗捐抗税暴动是长沙饥民暴动之爆发的一次重大事件。
世纪初，莱阳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苛政重税，不堪其苦。"直隶总督陈夔龙在奏折里说："查莱阳幅员辽阔，俗尚强悍，绅民交恶，已非一日。近年举办新政，假手乡绅，更不理于众口，积怨已深，久思寻衅。"莱阳知县朱槐之以"新政"筹"自治"为名，巧设捐税，种一亩地，栽几棵树，养一头驴，住一间草屋，都得征税加捐，人民负担增加几十倍。其捐税数目之多之重，骇人听闻。1910年春，莱阳又遭受很严重的霜灾，粮食欠收，农民粮食不足，官绅却逼勒钱粮与苛捐杂税。人民忍无可忍，在曲诗文的领导下掀起抗捐抗税运动。
曲诗文，一作士文，又作思文，山东莱阳人。莱阳城北八社农民联庄会会长，曾抵制官绅借举办"新政"肆意勒索，1910年5月21日，曲诗文率领饥民700多人，冲到莱阳县署，要求速发"积谷"，要求以积谷抵充捐税，积谷却已被官绅吞蚀。朱槐之表面应允，但事后却变本加厉，强征苛捐，并且"邀请巡防队到县防守"，随时准备镇压群众的反抗。各村社群众群情激奋。6月12日，数千农民在曲诗文的领导下，焚烧土豪劣绅的房宅，抗捐抗税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进驻城西九里河。群众磨拳擦掌，誓杀赃官。朱槐之故伎重演，派人到九里河"议和"，"凡众所述者，一一如言"。朱槐之同意将积谷发还，减免人丁税和浮收钱粮，结果被清政府革职。不久，新任知县奎保到任，他全部推翻朱槐之所允各款，出示拿捕曲诗文，并想增设烟税。群众大愤，"全境一百八社之民，哄然哗变，以为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诛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决死"。一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一触即发。
月2日，清朝反动军队借口搜捕曲诗文，在马连庄一带肆意"奸淫抢掠"。群众持棍、棒、锄、矛，奋起反抗，一鼓作气，全歼清军官兵300人。7月3日，曲诗文于南岚村宣布起义，号召群众奋起同清朝反动统治阶级斗争。起义军以马山埠为根据地，屯驻数万人，"又分众为四路，驻守要害"，"附城要隘设卡"驻重兵。全县农民群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十几万人。7月6日，曲诗文率众攻打莱阳县城。他亲赴阵前，指挥大军昼夜猛攻。莱阳敌军惶恐万分。山东巡抚孙宝琦急调登州镇总兵李安堂、第五镇第一协统领叶长盛带大军镇压。李安堂是一个十分凶狠狡诈的家伙，他一面乘乡民不备，"乘夜进兵"，一面又施展"和平解决"的故伎，诱胁起义军缴械投降。曲诗文坚定果敢，坚决拒绝了敌人所谓的"调解"，在莱阳城下同清军大战。接着，清军向马山埠根据地猛扑。起义军实力不敌，遭到失败。莱阳附近的海阳、荣成、曹州农民也卷入这一斗争，曲诗文联合招远郭福年谋求再次起义，未果。1914年，曲诗文被捕杀。
莱阳抗捐抗税及各地人民的斗争，闹得清统治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困境，表明新政遭到人民的普遍抵制和憎恶。
《民立报》创刊
10月11日，《民立报》在上海创刊，于右任主办，自任社长，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章士钊等先后主编，徐天复、吕志伊、马君武、王无生等编撰，沈缦云、庞青城、孙性廉、张人杰等资助。日出四大张，最高销售量逾2万。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丛录、图画5部，师承《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的宗旨，提倡国民独立精神，以建立独立之民族和独立之国家。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呼号推翻封建专制政府。1911年成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民立报》从创刊到最后被查封，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揭露清廷伪立宪骗局。对清廷伪立宪的闹剧，《民立报》给予大胆揭露和抨击，号召国民抛弃幻想，团结起来，挽救国家。《民立报》发表的首篇社论《中国万岁！国民万岁！》指出："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1910年10月12日，该报发表《人道主义论》的社论，主张以人道主义治国，既反对专制主义，又反对资产阶级集团专制，主张全民的民权主义，民不分贵贱贫富，均可参政，使国家政权成为全民意志的代表者和执行者。1910年4月12日，该报发表《告袁篇》的社论，揭露清廷伪立宪阴谋，表示要推翻清政府的决心。此后，该报揭露"中央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均为装饰品，各级官吏一如既往仍专横腐败。1910年11月13日发表的《从国民道德上推论中国之存亡》的社论，对中央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进行了揭露，指出："官吏之钳制舆论，以固权尸位之私计者，其人尚不足深责，若中央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朝廷仅稍假词色，即不难中夺其为民请命之怀，转而仰鼻息于三数权贵，乃至一啼一笑，亦惟相公之颐指是视，功名富贵逼人来矣，国利民益，直不暇复劳其计虑。充其极，苟可以利便一己之事，虽捐弃吾民之生命财产，以为若辈荣崇代价，亦竟有悍然而勿恤者矣。……受全国人民付托之重者，其道德之汩没也如彼。为学界、实业界之领袖者，其道德之堕落也又如此。今日之中国尚有如何之希翼，而有恃无恐乎？人心已死，天意难回，既无外忧，亦将内溃。"号召国民抛弃清廷，以免上当受骗。
.号召推翻清政府。1911年8月下旬，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该报大量报道四川路潮的消息，声援路潮，揭露清廷。赵尔丰血腥镇压川民后，该报给予连篇抨击，宋教仁在9月28日所写的《葡国改革之成功》的社论，宣传效法葡国革命，推翻清廷，他叙述了葡国政治如何腐败、国王无道、政府专制、人民忍无可忍，遂起而革命，一昼夜间便推翻国王。我国国民也不堪忍受清廷的残暴统治，也可效法葡国，推翻清政府，另建新国家。
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13日，该报发表《长江上流之血水》的文章，声援武昌起义："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革命党者万恶政府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何耶？制造革命党也。天乎！天乎！谁为祸首，使天下糜烂至此，政府尚不自罪？！"10月10日，该报曾发表《论共和之秩序》的文章，宣传共和国为自然或天然秩序之国家，远远优于君主立宪之国制，随后该报又发表一系列文章，论及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力主建都南京。12月24日，该报发表了《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对孙中山极为推崇："先生所主持者，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旨耳，著著实行，诚为祖国造无量福也。……黄浦之滨，数百万众，拍手扬巾，欢欣鼓舞者，为欢迎先生而来也。欢迎先生者，欢迎东亚自由之神而造福生民于无穷远尽也。"12月30日，该报报道了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消息。
.揭露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该报反对与袁世凯议和，主张乘胜前进，倾覆清廷。1912年1月6日，该报发表《论国民当尽瘁于共和》的社论，指出："吾国民不可不力自策励，以为共和牺牲，则共和之徽弥久弥盛。故国民俱当以苟有益于共和者，则无不为，苟有损于共和者，则不为。无论其关于一己与否，要皆均克誓此心，为共和尽瘁。"激励国民誓死保卫共和，反对与袁世凯或与清廷议和，认为不能对袁报有幻想，贻误战机，而应直捣清廷，除掉袁凶，巩固民国之根基。袁世凯窃得总统职位后，该报转而拥护建都北京，从反对议和走向反对总统负责制，主张政党内阁负责制，以限制袁的权力过分膨胀，但仍与袁政府保持特殊合作，这一点是孙中山所支持的。孙中山也主张实行政党内阁负责制。所以该报大力宣传孙中山、黄兴与袁世凯、黎元洪合作，认为四人合作则民国可以统一，各党可密切合作，各党关系可正常化，因为当时发动反袁的条件还不成熟。
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后，该报连续报道宋案，刊载大量悼念文章、诗词及追查凶手的消息。3月29日后，该报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怀疑袁与宋案有关，指责其为"亡清民贼"，呼吁选举时唾弃民贼，选出天下信赖之人。4月22日，该报发表《袁世凯论》，指责其无道德，无学术，且有称帝之嫌。"袁世凯为人之道德如何？吾人未尝闻其道德之事，亦未尝闻其奖励道德之事。"又引其胞弟的话说："吾家数代忠诚，数世清德，至兄则大失，二十年来兄之所为均与先母相背。"
月27日，该报公布袁世凯为谋杀宋教仁之元凶，29日、30日，刊布《数袁世凯十大罪状布告国民》的社论，指出"世凯狼子野心，包藏祸谋，乘资畔援，肆行凶逆。狙击勋良，摧挠栋梁，将以倾覆共和，颠危中夏。此实天讨所当政，国法所不宥也。今数其十罪，与我四百兆昆弟共弃之"。
此外，该报还曾就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广借外债、蒙藏问题等进行讨论和宣传，紧扣时代脉搏。虽也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但该报的主流是好的，对唤醒国民、动员革命力量，促成辛亥革命起r重大作用，是激进民主主义的革命报纸。由于该报揭露袁世凯为刺杀宋教仁之元凶，刊发孙中山的《讨袁通电》和黄兴的《誓师文告》，惹怒了袁世凯，1913年9月4日，袁世凯查封了《民立报》，该报共出1036号。
橡皮股票风潮
上海因橡皮股票投机买卖骗局而引起的一次金融风潮。
年，英国商人麦边在上海设立以经营橡胶园、采掘石油和煤，以及采伐木材等业务为名的兰格志（橡胶产地名）拓植公司。该公司是个并无业务的空头公司。1908年～1909年间，世界橡胶价格大涨，该公司乘机大做公告，捏造经营事实，以及每季发放股息、股票可向银行押款等谎言，骗取社会信誉，抬高该公司所发股票的市场价格。其他外商洋行群起效尤，纷纷组织新的橡胶公司，广募股份，暗中拉抬股票价格，造成橡胶股票持续上涨的假象。
在众多外商有组织的联合操纵下，各橡胶公司的股票价格扶摇直上。中国的那些崇洋而贪婪的商人、买办、官僚、地主等竞相争购橡胶股票。到1910年3月底，兰格志公司股票价格竟被抬到超过票面价值27到28倍。其他成立不久的橡胶公司的股票，其市价也都超过票面面值的十几倍或五六倍。
年7月，幕后操纵的外商已趁高价将橡皮股票脱手，潜离上海，远走外洋。这时，上海外商银行宣布停止接受股票抵押，并开始追索以前所做橡胶股票抵押放款。顿时，橡皮股票价格暴跌，股票有卖无买，随即成为废纸。
至此，参与投机和卷人橡胶股票抵押款的上海金融业行庄，或者周转不灵，或者受累倒闭，金融市场发生极大恐慌。著名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首先宣告倒闭。紧接着，其他几家钱庄也陷入困境。上述钱庄所出庄票有很大部分已经流入外国投机家和外商银行手中。于是，外商银行出面要求清政府负责清偿债务，否则他们就停止同中国钱庄的资金通融。
为了避免更大的金融危机，清政府被迫派上海道蔡乃煌向外商银行商量借款。1910年8月4日，双方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由汇丰、麦加利等9家外商银行向清政府借款规银350万两。外商银行所持的上述三家倒闭钱庄的庄票，共值139.9万两，由借款中扣除。因此，清政府实际借到的不足211万两规银。除此之外，外商银行还根据借款合同的苛刻条件，汇集前后倒闭钱庄的未付庄票六七十万两，也要求清政府援上述"三庄"成例代为清偿。
年10月7日，外商银行又突然宣布拒绝收受21家钱庄的庄票。第二天，经营国内汇兑有重要地位的源丰润票号已无法维持，被迫倒闭。这家票号在全国各地有分号17处，倒闭之后所亏欠的公私款项共达2000余万银两，其影响不仅上海一地，更波及于外埠和别省。清政府无可奈何之下，又派两江总督张人骏再向上海外商银行商借《维持江南市面借款》。
年12月11日，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答应借款给清政府。随后，清政府向上述三家银行借贷规银共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以江苏盐厘担保。
据估计，通过这次橡皮股票风潮，外国"冒险家"们从中国掠走资金达几千万两规银。此次股票风潮延续时间之长，影响面之广，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版权问题与《著作权律》的颁布
9月，中美、中日在议订新商约的过程中，美、日两国代表向中国提出了保护其国民在华版权的问题。当时清管学大臣张百熙闻讯，急电中国谈判代表，予以拒绝。这是中国打开国门60余年以来第一次关于版权问题与西方各国进行交涉。
中国出现涉外版权问题始于甲午战争前后，当时许多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出版中文刊物，因其广泛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和政治学说，受到国人的极大推重和关注，故这些书刊多被广为翻印。1894年英美传教士的在华出版机构"同文书会"改名为"广学会"，并向中国官方提出保护其出版物的版权问题，得到允准。中国上海的出版机构在出版新书和译著的过程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遂也援引"广学会"之例请求上海道保护其新书版权，也多获批准。这实为中国现代版权观念之滥觞。1898年7月，光绪帝根据维新派的请求，对此问题特颁谕旨："各省市民著有新书，……准其专利售卖。"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出版界的权利。
年9月，中、英两国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美、日两国援引"利益均沾"的原则也开始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谈判之前商议内容只限于经济方面，并未涉及版权问题。但在谈判过程中，美、日代表根据当时通行的国际版权组织的有关规定，提出这一问题，而当时中方谈判代表吕海寰、盛宣怀不仅没有任何准备，而且也仅懂一些商务知识和一般的国际谈判程式，对版权问题并不了解，因此对美、日代表的要求并未加以拒绝。正是在此情形下，张百熙提出了拒绝就此问题谈判的建议。
张百熙，字冶秋，湖南长沙人，1847年生，187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历任国子监祭酒、会试副主考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等要职，1902年为管学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办。正是这种经历使他比其他人更明白版权问题的重要和与中国出版事业的利害关系。
张百熙之所以拒绝在此时讨论版权问题，是因为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事业和出版事业刚刚从戊戌政变的摧残中恢复过来。国人在经历了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后，痛切感受到封建蒙昧主义的落后，迅速在全国掀起一个追求西学的热潮。当时大批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和较为精通西方文字语言的知识分子，投身到翻译活动中，成为译介西学、传播西方文化的主力。当时中国出版界中翻译、介绍西学的书籍无论在种类和数量上都非常的多。"译籍以千万记，译局以百十记"，新版图书中90％以上均为译书。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翻译事业已彻底结束了19世纪由外国人代译西学书籍的襁褓时代，开始了华人依据自己的需要自译西书、并与外国人代译西书并重的时期。当时中国由英文和日文翻译过来的书籍非常多，如果接受美、日两国提出的不准华人自由翻译其出版物的要求，无疑将使中国新兴的翻译事业因难以支付外国原著巨额稿费而一蹶不振，这对当时中国的文化事业是非常不利的。
美、日两国提出版权要求的依据是1886年9月在瑞士伯尔尼正式签署、1896年5月又在巴黎补充完备的国际版权公约，即《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在当时乃至现在，它都是一个最有权威的国际版权公约。20世纪初国人对这一公约还是知道的，如在商约谈判未开议前，上海的《外交报》就全文译载了这个公约，称为《创设万国同盟保护文学及美术著作条约》、《创设万国同盟保护文学及美术著作续增条款》及《创设万国同盟保护文学及美术著作改正条约》。条约中规定的保护作品复制权一项也已在中国实行了数年，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是持支持和肯定态度的。因为保护外国人的中文书籍版权，有助于加快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但是要全面履行伯尔尼条约，特别是其中的保护外国作品的翻译权，却不利于中国的文化翻译事业。因为当时中国出版一部译著，上等译员难觅，印刷机器落后，印刷数量有限，故费用十分高昂，若再依据条约向该书的原作者支付翻译酬金，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将更加艰难，学习西学的步伐也将受阻。
张百熙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才接连致电主持商约谈判事宜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谈判代表吕海寰、盛宣怀，反复切陈利害。张百熙指出：中国一旦同意支付洋文版权，其他各国都会以"利益均沾"为借口援引此例，这将使中国翻译西方书籍陷于万难的境地。"中国振兴教育，研究学问，势必广译东西书籍，方足以开民智……无端一线生机，又被遏绝，何异劝人培养而先绝资粮。"张百熙又致函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请其代向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疏通，撤回日方建议。
当时中国的社会舆论也纷纷支持张百熙的意见，如《外交报》发表社论说：伯尔尼公约适用于发达国家而不适用于正在谋求发展的国家；其中第五、六、七条，只适用于民智发达的国家。"民智既进，一切可以自为，能禁我之翻译，不能禁我之著述。即不自著述，而我国之民，知彼国文字语言者多，购其书而读之，亦可收交换智识之效也。而民智未进之时，则断断不能。"当时中国民智未进，因此加入公约无异自缚手脚。蔡元培也撰文指出：此时中国若执行伯尔尼公约的全部条款，表面上是与西方各国同步，实际则是"袭开通之行迹，挟锁港之精神"，无异于自我封闭。
在张百熙和社会舆论的督促下，吕海寰、盛宣怀与美、日代表辩论多次，终于没有同意其要求，最后双方议定，"东西书皆可听我翻译，唯彼人专为我国特著之书，先已自译及自售者，不得翻印"。并在1903年正式签署的中美、中日《议定通商行船条约》中对此做了详细规定。当时中国拒绝美、日两国保护其国民著作翻译权的要求，可看作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保护本国新兴的出版翻译事业的必要举措，是根据当时中国国情所采取的适合时宜的必要手段。
年的版权交涉引起国人对此问题的广泛关注。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的创办人廉泉和著名翻译家严复就先后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就版权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要求清政府过问和保护著者和出版商的利益。这是国人专论版权问题的最早上书，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促成了以后中国版权法的制定。不过此时及以后的版权问题，主要是以围绕保护国内出版商、译著者和外国人翻译出版的中文著作为中心而展开的，很少涉及外国作品的翻译权问题，也就是说基本是在1903年签定的中美、中日《议定通商行船条约》所规定的版权问题框架内进行的。
廉泉的上书主要是由于文明书局出版物一再被盗版而被迫提出的。文明书局1902年7月创办于上海。以编译教科书和出版学术著作为主，所出书籍均为当时社会所急需，如《蒙学读本》、《理财学纲要》、《初等植物学教科书》、《国民体育学》、《实用教育学》、《教育新论》、《教育新史》等等，都是经清政府审定的各地新式学堂应采用的课本，而正在印刷中的《蒙学科学全书》二十四种、从日本大学教科书翻译过来的《理财学》、《西史通释》等又多是被各高等大学所采用的书籍。当时清廷正酝酿、进行学制改革，旧的四书五经和洋务运动时期翻译的西学书籍已不再适用普遍兴起的新式学校的教学需要，各类学堂、各种学科的教学用书都十分缺乏。作为声誉颇著、各类教科书主要出版者的文明书局，其出版物被盗版、翻印的现象十分严重。盗版商获利丰厚，而文明书局则损失惨重，为此廉泉上书张百熙，认为"出版专卖之权，五洲之公例，各国莫不兢兢奉守，严立法条，所以奖成劳，防冒滥"。只有这样，才能规范文化学术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良性竞争，"此东西各国学术之所以日兴，学权之所以有统也"。因而建议嗣后凡文明书局所出各书，由管学大臣明定版权，许以专利，并咨行各地的大小学堂、官私局所，一概不得私自翻印或截取割裂。过去清政府主要是给官办各书局或外商许以专利，而文明书局是第一家民间出版社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出版专利的机构。
张百熙在批阅了这一上书后表示：廉泉之言"洵为确论"，"嗣后文明书局所出各书，无论编辑评述，准其随时送候审定，由本大学堂加盖审定图章，分别咨行，严禁翻印，以为苦心编译者劝"。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给予一家民间出版社以出版专利权。
就在廉泉上书后不久，严复也上书张百熙，以一个翻译家和学者的身份从理论卜阐明了中国制定版权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一个翻译家，严复的译著以信、达、雅著称于世，在社会享有广泛声誉，因而他的译书被盗印者亦多，故他对版权问题感触颇深。在上书中严复指出：从表面上看，一书之出，人人得以刻售，似乎对普及教育既有利又方便，但实际作用却是相反。这是因为，著述译纂之事最难，甚至要竭二三十年的精力和思索才能成书。"版权者，所以复著书者之所前耗也。"如果盗印风行，则是对著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著者的一种剥夺。"故国无版权之法者，其出书必希，往往而绝；希且绝之害于教育，不待智者而可知矣。又况居今日之时而求开中国之民智，则外国之典册高文所待翻译以输人者何限，非藉区区版权为之磨砺，尚庶几怀铅握椠争自濯磨，风气得趋以日上。"最后严复指出，中国今日只要重视版权问题，政府以实力实行，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人争自立的良好风潮。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十年之后中国学界必有可观；反之若版权尽毁，或政府不实力实行，西方文化将从此输入无由，民智之开希望都绝。"今日国之强弱贫富，纯视其民之文野愚智为转移，则甚矣版权废兴非细故也。"严复的这篇上书，不仅大胆批评了清政府对版权问题认识模糊和督责不严的过错，而且还阐释了实行版权保护对繁荣学术和出版事业的益处，可视为20世纪初中国出版事业高潮初起时译著者向官方要求版权保护的宣言书。
文明书局上书后，管学大臣张百熙虽明令保护该出版社所出书的版权，但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1904年初，北洋官报局便利用自身为官书局、后有北洋大臣作靠山的地位和霸气，翻印了文明书局的《中国历史》等4种书籍。文明书局提起申诉，北洋官报局却反说文明书局出版《浏阳二杰文集》、《李鸿章》、《法国革命史》、《自由原理》等禁书，甚至要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撤销对文明书局的版权保护。通过这件事文明书局认识到仅有官方保护版权的命令是不够的，因为官府可以随时撤销以前的承诺，唯有国家颁布版权法，才能长久地保护出版者和撰著者的利益。为此，他们呈请具有制定专利法权力的商部，要求"念私家纂评之勤劳，援东西各国之公例，将版权法律奏准通行"。商部经过认真考虑，同意办理。由此，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制定版权法规的新阶段。
其实早在1904年1月，商部就已组织人力开始翻译外国版权法令，为制定版权法作准备，在接到文明书局廉泉的上书后更加快了版权法的制定速度。至1905年5月初稿拟就，送学务处审核。但不久清政府成立了学部，专管教育和文化事业，版权法的制定工作也移交给学部进行。学部认为该法律初稿十分粗糙，"尚需大加磋议"，遂派员进行修订。1907年民政部成立，版权法的制定又移交给了民政部，几经转手之后，直至1910年底才最后汀讧颁布。
在官方制定版权法的这几年中，中国出版界已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专门协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1904年底，北京出版界经商部批准成立了书业商会，第二年制定了有关章程；于此前后，上海也成立了书业商会。另外一些出版社在出版新书时还特意声明版权，不准别家翻印。1905年10月文明书局查得盗版的《蒙学中国历史》3000余部后，公开在上海销毁，并在《时报》上刊登广告，布告天下，以儆效尤。这些自我保护版权的活动对当时猖獗的盗版之风有一定的限制，也是对清政府延宕版权问题的一种谴责和督促。
年秋，拖延日久的版权法终于由民政部修订完毕，10月送交资政院议决，通过后由宣统皇帝批准颁布，定名为《著作权律》。至此中国自己的版权法规终于出台。《著作权律》共5章55条，它规定了著作权的含义、包括范围、享受权利年限、呈请专利的义务和方式、禁止假冒专利和侵损他人权益的具体规定及惩罚方式、应注意的各项事宜等等。
《著作权律》的颁布使译著者和出版社提出多年的保护版权的要求终于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被确立下来，使其具有了普遍的法律效力。由于这部法律基本上是参照外国的现行法律而制订的，又经过多年修订，故比较完善。其特点表现为：
概念明确。如第1条开宗明义解释了何为著作权及其适用范围："凡称著作物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日著作权。"著作物包括文艺、图画、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等。第31条又规定了著作权的不适用范围，以避免混淆。第5条明确规定了著作权的有效年限为著作者终身拥有和死后延续30年。
界限清楚。如第25条，申明搜集他人著作编成文集为正当手段，不属于剽窃，著作权归编辑者所有；在第39条中还规定了合理使用他人著述的有效范围及使用中应注意的事项。
规定周密。如第28条规定，翻译外国著作，著作权归译者所有，但不得禁止他人翻译该外文著作，以鼓励多种译本问世，互相竞争，避免垄断；第29条规定，根据他人著作阐发新说者为合法，以避免原作者之无理纠缠，鼓励发明新理论；第40条在规定对出版假冒著作进行惩罚的同时，还规定销售假冒著作者也将科以同罪，以期标本兼治，彻底堵塞假冒作品的流传渠道。
清政府为了配合《著作权律》的实施，还在民政部成立了注册局，负责相关事宜；上海等地的民间组织和书业商会也积极响应，刊布公启，布告同行，提醒申报版权及其应注意的相关事项；1911年秋天，国内还出版了一部专门解释《著作权律》的书籍——《著作权律释义》。
《著作权律》是中国第一部版权法。它奠定了中国版权法的基础，适应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需要。由于它本身较为完密，故也为以后中华民国的版权法规提供了基本的借鉴。1915年中华民国颁布的《著作权法》共45条，与晚清的《著作权律》相比，仅对少量条文略加增删合并，未做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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