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黄兴等人经过长期准备，于4月在广州举行了规模最大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极大振奋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蒋翊武、詹大悲等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成为在湖北地区与共进会并存的革命组织。7月，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在其努力下，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军事机关，共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紧接着革命党人占领汉口、汉阳，成立湖北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建立了革命政权。在武昌起义带动下，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仅仅一个半月多一点的时间，全国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15个省区先后宣布起义或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不久江浙联军又攻占了南京：吴禄贞、阎锡山也曾计议组织燕晋联军，直取北京，推翻清廷，不幸事泄，吴禄贞被袁世凯刺杀。梁启超等人也从海外回国，准备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帝国主义各国看到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不敢贸然干涉，表示"严守中立"，却在暗中支持清政府。
面对遍地烽火的革命形势，清朝统治者急忙抛出了"十九信条"，企图缓和局势；重新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责任内阁，并派北洋军队迅速南下，企图扑灭革命烈火。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民在黄兴等人率领下与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有力地保卫了武昌革命政权。11月，独立各省都督府派代表赴武昌，讨论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问题。袁世凯利用这一时机向革命党人表示希望"南北和谈"，以为自己谋求临时大总统职位。‘孙中山在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从欧洲返回国内，被17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年，英兵在云南挑起"片马事件"，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
文学社成立
文学社是1911年1月3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为了推动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1903年，湖北地区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经常在武昌花园山聚会，酝酿建立革命组织。1904年7月13日，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正式建立，在知识分子和新军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久因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科学补习所受到株连，无形瓦解。
接着革命党人又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附设的一个阅报室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1906年建立正式组织，亦称日知会，尔后日知会实际成了同盟会湖北分会。日知会遭到破坏后，革命党人以新军为基础，又相继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1910年9月18日，振武学社在武昌黄土坡召开成立大会，推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文书兼庶务，制定了更严密的制度：各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接受代表的命令行动，不得互相了解彼此的情况。振武学社成立后，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发展至千人。其情况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但他不愿扩大事态，仅将杨王鹏、李六如等人开除出营了事。后代为主持社务的蒋翊武决定静观待变。蒋翊武，字伯夔，湖南澧州（澧县）人。1903年人常德师范，次年因参与华兴会革命活动被开除。他于1905年抵沪，肄业中国公学，与杨卓林等刊行《竞业旬报》，宣传革命。1909年，投湖北新军，先后加入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当年底，在各标营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在阅马场集贤酒馆集会，与会"同志多主张复振武之旧观。詹大悲以’振武社已为官厅侦知，而振武二字，尤易注目，不如另改名称，重新组织为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意见，为避清廷耳目，遂将团体更名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简章。
年1月30日，蒋翊武等及各标代表，在黄鹤楼的风度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社章公开标明"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宗旨，实际则为"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会后，文学社迅速扩大组织，仅一个多月，除马八标外，在湖北新军各单位都发展了社员。3月15日，文学社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增选30标的王宪章任副社长；派革命党人章裕昆到马八标发展社员；将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免费送各营队一份，加强宣传；除继续深入新军外，还加强与商学两界的联系。文学社继承了群治、振武学社始终在新军中开展革命工作的传统及各项秘密工作规则，并注意加以改进。他们埋头苦干，深入新军士兵，进行细致的发动工作，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拔赵易汉"，这便是所谓"抬营主义"。故文学社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新军的管制。为此，文学社决定由刘复基出营寄居阅马场文昌阁，进行联络。5月10日，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文学社机关部；不久又设立阳夏支部，负责驻汉口、汉阳及河南信阳的四十二标社务。到这年夏季，新军中的文学社员已达3000之众，成为湖北新军中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
当时，除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外，共进会也在新军各标中发展会员，并且发展得很快；有些会员甚至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因此互相之间必然产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且文学社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而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这也使双方不免产生了隔阂和戒心。然而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两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帮助下，于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成立革命领导机关。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并取得胜利，从而推动了革命在全国的发展。此后，文学社在湖北反对黎元洪等旧势力篡权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其中不少成员遭到黎的屠杀。1912年4月，文学社与同盟会鄂省支部合并。
温生才刺孚琦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梅县人。1870年生。自幼家贫，长期投身行伍当兵，半生奔走，饱经风霜，后卖身往南洋霹雳埠做工。因阅读《扬州十日记》等书，反清思想勃发，参加同盟会。革命热情日增，经常参加反满演讲。后来又听到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非常信服，立意为排满献出生命。1909年，参加南洋华侨组织的暗杀团。后回国，本想北上燕京，谋刺满官，无奈川资无几，介绍无人，只得屈身广九铁路做佣工，等待时机。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曾想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作罢。后增祺被召人京，都统孚琦接任广州将军职。1911年3月底，温生才由香港再次到广州，谋刺广州将军孚琦。在给怡保同盟会李孝章等人的信中，说："看满贱种太无人道，恨火焚心，时刻不能耐。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
年4月8日，华侨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演试飞机，广州将军孚琦等官吏都前往观看。温生才在东门外一茶馆相机行事，见有卫队前后护拥，呵道而来，知是孚琦到，便突然冲出，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出枪。卫队、轿夫因事出突然，四散逃走。温生才连击四枪，于孚琦毕命后缓步向东校场走去。当温生才发枪时，谘议局守卫巡士郑家森闻声大惊，发现游人四散逃避，温生才独自四面顾盼，后又将枪丢弃，从容而行。郑家森尾随其后，温生才行至竹林时，便将外衫脱掉，扔到林中。跟踪一段时间后，前方出现站岗的巡警，郑家森便上前将温生才抱住，并叫巡士协助，温生才被擒获。
审讯中，温生才谈笑自若。清吏让他招供，他云："晚饭未吃，懒得说话。"清吏送来饭菜，他随吃随谈："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申气。"询以何不约帮手，答云"此事非比乡中械斗，人多可壮声威，若所约者，偶一不慎，泄露出来，岂不误事。况人多也属无用，即如昨日将军前呼后拥百十人之多，何以我一声枪即尽情跑光？"清吏询以同党，答云："此系一人所做之事，并无同党。"清吏吓以刑法厉害，温轻蔑地答道："何不将来试呀？"4月11日，李准提讯，问至行刺情形，温眉飞色舞，双手拍腿，声言放第一枪见各卫队走散，心甚畅快，后连放三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李准问及同党及主谋姓名，不供；施以严刑，喝用四人踩杠，双足受伤，不能行走，但至死不供。
温生才被交到番禺县收押，常有差役4人勇丁10人轮流看守，其手、脚、颈项均用铁链锁牢，不能举动，吃饭用役人喂。4月15日在赴刑场途中，神色自若，毫无惧色，沿途自言自笑。温生才大声说："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振奋做人方好！""许多事归我一人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当时两旁观者人山人海，与平日处决囚犯迥异，兵警重列，禁止路人观看。番禺知事一到，喝令行刑，温生才为国英勇就义。
黄花岗起义
亦称辛亥广州之役，是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许多干部产生了悲观情绪。当时在美国活动的孙中山洞察到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激化，革命时机日趋成熟，积极推动同盟会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以及国内外的代表秘密会议，讨论继续发动起义的有关问题。统一思想后，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联络防营、警察与会党，聚集同盟会的主要精干力量，在广州发动起义，然后北伐推翻清王朝。
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义的筹备工作。月底成立了作为起义领导机关的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下设八课：（1）调度课，负责运动新旧军队，由姚雨平任课长；（2）交通课，负责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路，赵声兼课长；（3）储备课，负责购运军械，胡毅生为课长；（4）编制课，负责草定规则，陈炯明为课长；（5）秘书课，负责文件，胡汉民为课长；（6）出纳课，负责出纳财政，李海云为课长；（7）调查课，负责侦察敌情，罗炳扬为课长；（8）总务课，负责其他杂务，洪承点为课长。
各课均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一是筹饷购械。槟城会议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即分赴海外各地，向广大爱国华侨演说革命形势，募集起义经费，在侨胞的慷慨资助下，共收"义捐"157213（银）元，超过了孙中山原计划募款13万元的设想，保证了起义所需的经费。同时，革命党人又分别到日本及南洋各国购置枪支弹药，潜运到广州城内各秘密机关。二是组织起义力量。除分派革命党人去长江流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外，重点派专人发动广州新军、防营、巡警以及联络番禺、南海、三水、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参加。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常不听指挥的教训，这次精选一批青年党人及志士组成一支"选锋"队，充当敢死队，任务是首先在城内发难，打乱清政府在广州的指挥机构，夺取军械库，打开城门，引入驻在城外的新军，一举占领广州。这支选锋队初定为500人，后增定为800人。国内外志士得到要组织"选锋"的消息，抱定以身殉事业的决心，争相踊跃赴义。革命党人方声洞、林觉民等不少人写下了遗书，向亲人诀别。三是派人潜入广州，先后设立大小机关38处，作为革命党人活动及储存枪械的据点。
各项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黄兴于1911年4月8日主持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决定10路进攻计划。因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和指挥经验，故确定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定于13日发难。不料就在统筹部开会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枪杀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且由香港运炸弹至广州时又为清兵查出，清广东当局因此加强了戒备；加之美洲华侨的捐款及由日本购运的部分枪弹也未送到。鉴于上述情况，统筹部将发难日期推至4月26日。因赵声在广州任过标统，相识者较多，不便过早露面，黄兴于4月23日亲至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在两广总督署的小东营五号建立起义指挥部。考虑到购置的枪械尚未运到，黄兴将起义日期改为4月27日。
此时清广东当局对起义计划已有所闻，粤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加强了防范和戒备，有些储存手枪、炸药等的重要据点相继遭到清方军警的袭击和破坏。这样，革命党人对是否按期举义出现了分歧：陈炯明等主张缓期再举；林文等主张立即起义。在众说纷纭面前，黄兴一度举棋不定。26日晨，黄兴决定改期再举，"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祸"，于是电香港总部"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速即停止将在香港集合待命的大批革命党人继续派来广州。可是又考虑到这次起义经过革命党人精心准备，动员了革命党内的众多骨干力量，筹集了较为雄厚的财力、物力；而当时改期实际等于取消，会造成消极的思想影响，因此经一天思考，黄兴和部分革命党人下决心拚个人的一死来酬答国人，决定如期发动。
当晚，黄兴电告总部要赵声速令选锋队员前来参加次日的起义。接着黄兴召集会议讨论发难事项，发难时间定在次日下午5时30分。鉴于人员已减少，将原定10路进攻的计划改为4路：黄兴率队攻打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队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入城；陈炯明率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20余人守大南门。但香港方面于26日晚上10时接黄兴电报，因300多名选锋队员于次日无法到达广州，急电黄兴再展期一日；黄接电后决定不再延期。而第二天起义时，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路又均未发动，最后只剩下黄兴一路。
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选锋队员120余人，臂缠白布，手持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总督衙门。经过激战，起义军击毙了卫队管带，打退了负隅顽抗的督署卫队，一举冲进署内。总督张鸣岐早由后壁逃至水师行台，与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起义军。黄兴下令焚烧总督衙门，随后转攻督练公所，途中遇李准的亲兵大队，双方展开激战，旋突围而出。这时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徐维杨率花县党人攻打小北门，接应新军；川、闽及南洋党人攻打督练公所；黄兴一路出大南门，接防营同志人城。攻小北门的一路在源盛米店、司后街等处与清军交战失利，转攻飞来庙又未成功，大部分壮烈牺牲。攻督练公所一路与防营激战，喻培伦胸前挂一筐炸弹，所向披靡，弹尽被捕，其余选锋队员也或死或伤。黄兴一路行至双门底，与同志温带雄部相遇，因温部未带白巾，致误会交火，温带雄及方声洞等牺牲。在战斗中，黄兴右手中食二指被打伤，仍英勇奋战，率众且战且退，直到队伍被打散，剩下他一人时，才躲人一小店，化装后出城到女同志徐宗汉所在机关，后返抵香港。
起义军经过一夜激战，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战斗中英勇牺牲或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80余人。事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敛牺牲的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其名为黄花岗。因此，后来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之役。
清华学堂创办
清华学堂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它创办于1911年。在美国，清华学堂或清华学校被称为"赔款学校"，这是因为清华学堂的建立与美国"退款办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年9月，清政府与英、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向上述11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9亿8千万两，此即著名的"庚子赔款"。其后，上述11国根据出兵多少、损失大小等分配赔款数额，美国分得白银3200多万两，折合美元约2400多万。美国分得赔款后，经过仔细核算美国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军费和美国在华传教士与商人的损失后，尚余出1100多万美元。190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将剩余的赔款退还中国，并表示需要求中国必须把这笔退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用。经过4年的"退款办学"的交涉，到1908年7月，清政府正式照会美国驻华公使，表示接受美国提出的"退款办学"的条件，并初步提出了遣送留美学生办法。同年10月，清政府草拟了遣派游美学生规程，由袁世凯签署后交美国公使审查修改。经美国公使审查修改后的清朝游美学生规程规定：自美国退款的第一年（1909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4年内每年至少要派100人赴美留学，如果到第4年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留学，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在这批学生中，规定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习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在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设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TrainingSch001），如有必要可在其他城市设立分校。
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鲁特正式通知中国驻美公使：美国总统已决定自1909年1月1日起开始对中国实行退款。
年1月，清政府外务部根据与美国公使商定的《遣派留学生规程》（草案），立即着手筹办遣派留学生事宜。5月，又会同学部拟订了《遣派留美学生大纲》。在大纲的第一条规定，"设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会派办事人员，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遣派学生及驻美监督通信等事，并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
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该处设总办1人，会办2人。总办是曾做过驻美公使参赞和游美学生监督的外务部左丞左参议周自齐，官职名为"学部参上行走"。会办则由外务部和学部各派1人参加，一个是学部员外郎范源濂，一个是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
游美学务处成立之初，租赁了北京东城侯位胡同一所民房为办公处，后迁入史家胡同。
年8月，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并于同年10月赴美。1910年7月，游美学务处又招考了第二批留美学生，从400多名考生中录取了70名，并于同年8月赴美。这次还录取了备取生143人，以备人肄业馆训练。1911年6月，游美学务处又考选了第三批直接留美生63人，于同年7月赴美。上述三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男生，大多来自国内各教会学校或省立高等学堂。这些学生因为是经过游美学务处进行"品学甄别考试"后送往美国留学的，所以又被称为？甄别生"。此外，1911年还曾挑选了一批十一二岁的幼年生12人于1914年8月赴美就读中学。清政府之所以招考幼年生，是认为自小培养才能收到"蒙以养正"之效。
在直接选派学生留美的同时，游美学务处还筹设了游美肄业馆，以便经过短期训练后，每年甄别一次，"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1909年8月，经外务部、学部"奏准"，由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1910年3月，清政府学部制定了《考选学生及考送游美学生办法》，规定游美肄业馆的招生除由学务处在北京直接招生一部分外，大部分由各省"提学使"分别在该省招考，经过各省初试后保送来京复试，合格者人游美肄业馆学习。每省保送的名额，根据该省所摊缴的庚子赔款数额的多少而定。其中江苏省摊缴的赔款最多，保送的留美生也最多，有26人；云南、贵州、新疆、甘肃负担的赔款最少，就各保送2人。游美肄业馆的办学方针是"延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杆格"。游美肄业馆考选和入学的学生分为"第一格"与"第二格"两种，第一格相当于后来的高等科，第二格相当于后来的初等科。考生必须具备"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等条件。
游美肄业馆原定于1910年秋季开学，后来因应聘的美国教员尚未到馆，清华园内的馆舍也未修建完毕，所以改到1911年春季开学。
外务部和学部在招生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外务部主张招收16岁以下的幼年生，从小送美国培养，否则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学部则主张招收30岁以上的中年人，否则"中学既乏功底，出洋实为耗费"。有一次在外务部和学部评阅考卷的时候，外务部因外语成绩优异而录取的第一名，在学部则因国学成绩不佳而不予录取；学部因国学成绩优异而录取的第一名，在外务部则因外语成绩不好而不予录取。谁去谁留，两部争执不下。为此，在游美肄业馆筹办期间，游美学务处还提出了由学务处创办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的方案，先在国内对可造之人进行有计划的学业训练，以便培养出外语和国学均属合格的毕业生送美留学。
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的三项办法：（1）将游美肄业馆的学生名额由原定的300人增至500人；（2）将学制延长到8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4年制；（3）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办理，毕业生不限于留美一途。同时提出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同年12月，清政府批准了上述改革办法。
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全部迁入清华园，正式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学堂设正副监督3人，监督相当于校长，由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兼任，副监督相当于副校长，由游美学务处的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分别兼任。
年3月，清华学堂在北京宣武门内学部考棚举行了入学复试。参加复试的有各省保送的学生184人、1910年备取的留美生143人、在北京招考的学生141人。这次经过复试合格入学的学生共有468人，其中3／5编人中等科，其余编人高等科。这是清华学堂第一批学生。
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以后学校就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
由清政府创办和管辖的清华学堂，虽然在教学上"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但是在行政管理和学生生活上还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清华学堂的全称是"帝国清华学堂"，英文名为TsingHualmpe—rialCoUege。总办周自齐到校视察时，从校门到工字厅沿途两旁摆满菊花相迎，俨然王爷驾到。在学生入学考试的时候，周自齐身穿清朝官服，高坐堂上，旁边考试官按省籍唱名"浙江听点"、"江苏听点"等，周自齐一一用大红朱笔点名，完全的科场习气。学生有事要见总办，必须先呈递"禀帖"。学生的服装也完全是旧式的，嘴里讲着流利的"洋文"，脑后却脱着长长的辫子。有些大官僚的子弟入学后，还带着"听差"伺候他。
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许多学生因害怕战争而四散回家，清华学堂只好关门，于11月9日宣布停课。1912年4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成立了北京政府，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被任命为山东省长，会办范源濂也升任教育次长，相继离校。北京政府外交部遂将游美学务处撤销，将其所有职权划归清华学堂，任命唐国安为监督，周诒春为教务长。1912年5月1日，停顿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同年10月，清华学堂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将"学堂"改称为"学校"，把"监督"改称为"校长"。唐国安为清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同年，继前三批选送的直接留美生之后，清华学校又遣送高等科毕业生16人赴美留学。这是由清华学校遣送留美的第一届毕业生。以后，清华学校每年高等科毕业生都全部资送留美，大约每隔一年还招收一次女生。
年，时任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议将清华学校"逐步扩充至大学程度"。经过9年的努力，到1925年9月，清华学校正式设立了大学部，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完全的综合性大学过渡。同时，由吴宓任主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主要"导师"，学制模仿中国学院和英国大学制度的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也与大学部并列开学。至此，清华学校主要由留美预备部、大学部、研究院国学门三部分组成。
年8月，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清华学校后将清华学校改称为"国立清华大学"，决定按照美国文理科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办学，并逐步填设研究院。同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取得美国驻华公使同意后，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
自此之后，清华大学逐渐发展为中国的名牌大学。
皇族内阁
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和革命政党的成立，成为孙中山领导革命的组织基础。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多次领导了武装起义，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为了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请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
年，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考察政治。考察之后，他们认为，君主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并可"消除内乱"。为此，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骗局。1906年，清政府颁布上谕，改革官制。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预备期限为9年，实则阻挠立宪，引起立宪党人不满，在全国组织了4次请愿运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1909年，清政府被迫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次年又在北京设立资政院，由钦定议员和"民选"议员组成。
年5月8日，清政府下诏废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颁布内阁官制，设立责任内阁。任命庆亲王奕勖（皇族）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任内阁协理大臣，肃亲王善耆（皇族）任民政部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皇族）任度支部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皇族）任海军部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皇族）任农工商部大臣，宗室寿耆（皇族）任理藩部大臣，荫昌（满族）任陆军部大臣，绍昌（皇族）任法部司法大臣，梁敦彦任外务部大臣，唐景崇任学部学务大臣，盛宣怀任邮传部大臣。
内阁名单公布后，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尤为气愤，认为内阁13人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占4名，这同过去各部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大为减少，因而讽刺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建立，完全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集权的丑恶嘴脸。于是，一个要求撤销"皇族内阁"的请愿运动迅速兴起。
鉴于清廷倒行逆施，立宪党人相约提前进京，举行第二次全国谘议局联合会，商讨"倒阁"对策。因时局紧迫，到京代表多为各省谘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先后到京的14省代表计有：直隶阎凤阁、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闯、奉天袁金铠、吉林庆康、四川肖湘、河南方贞、陕西李良材、山西梁善济、安徽窦以钰、广西甘德蕃、福建刘崇佑、江西谢远涵、江苏雷奋等35人，"可谓极一时之盛光"。6月4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督察院呈送《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一折，请求代奏。该折强调指出："立宪国家，重内阁之组织，尤重总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公例，在不令组织内阁之总理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此非薄待皇族，谓其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实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势不得不然也。……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于君主无亲族之关系，倒一内阁，不过倒一某总理内阁，君主毫不受其影响。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为密隶于君主之皇族，倒一内阁，即为倒一皇族内阁。皇族内阁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严。君主神圣，必有不能永保之虑……"立宪党力陈皇族亲贵不应组阁的理由，但清廷为防范"权臣窃柄"、"鼎祚潜移"，拒不接受，未予答复。
月23日，清政府颁布内阁属官官制，下设承宣厅、法制院、制诰局、叙官局、统计局、印铸局等机构，裁撤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查钦奉上谕处、批本处等衙门。并任命李家驹为内阁法制院院使，章宗祥为副使，吴廷燮、阮忠枢等为法制院参议，华世奎为内阁阁丞，赵廷珍为承宣厅厅长，杨寿枢为制诰局局长，宝铭为叙官局局长，杨度为统计局局长，陆宗舆为印铸局局长。这是皇族内阁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官制文件和任官的名单，与立宪派的要求差距甚大。
月4日，谘议局联合会呈递《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请另组责任内阁呈》一折，请督察院代奏。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世界各国苟号称立宪，既无一不求此与原则相吻合"。立宪党奋起"倒阁"，但回天乏力。7月5日，清廷发布《各省谘议局议员请另组内阁议近嚣张当遵宪法大纲不得干请谕》，呵斥立宪党："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进嚣张。若不亟宜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至此，"倒阁"运动失败，清廷"预备立宪"的欺骗性暴露无遗。一贯思想保守的张謇也不得不承认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第三次请愿运动失败和"倒阁"请愿碰壁，使立宪派对清廷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因对清廷绝望和受革命影响，立宪党开始分化，使很大一部分立宪党人纷纷转向革命，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朝的统治。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被迫改组内阁，授命袁世凯重组"完全内阁"。
宪友会
宪友会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及各省谘议局组合而成。1910年11月5日，国会请愿同志会开会，决定重新组织政党，会议推举孙洪伊等4人为起草员，负责拟定党纲。1911年1月1日，在北京全蜀会馆召开发起会，到会者38人，由王敬芳宣布开会，推孙洪伊为临时主席。王敬芳宣读草拟的党纲后，由与会者讨论，因与会者多有异议，旋推吴赐龄、李文熙、席授、康咏、彭占元、汪龙光、王敬芳、陈登山、雷奋、罗杰、易宗夔、齐树楷、张之霖、李素、牟琳、江辛、孙洪伊等17人为修正员，负责审议事宜，党名也一直未能确定。与会者多是资政院议员，但康、梁一派也是重要参与者之一。孙洪伊曾致电梁启超"促定党名"，梁拟名为"帝国统一"。因避讳清廷之忌，孙洪伊等人未采用"帝国宪政会"之名，而改用"帝国统一党"。康有为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宪广来书，言北中已改为帝国统一党，已注册民政部中。"当时流亡海外的康、梁对国内立宪派的组党活动仍有重要影响。
在帝国统一党成立前，北京已有四五个类似政党的组织存在。徐佛苏曾想联合诸党而建立一个大党。他致信梁启超说："都中现在已有团体四五，其中主持者，均不过三五人，附从者不过数十百人，一筹未展，而攻讦之风已大著。识者深为忧虑。盖此种团体若不从速消除彼此意见，必日决裂，其流害甚于无党者远矣。然其欲消除，不能积极的锄而去之，当思所以揉而合之，且未入团体者，人才尚多，亦当冶之于一炉。故此次开联合会之时，万不能不组政党"。
月9日，14省谘议局议长、副议长到京开第二次联合会，会议推举谭延闽为主席，王震尧为副主席，汤化龙为审查长。会议议题之一是筹组政党事宜。由徐佛苏从中联络，经过商讨，决定改组"帝国统一党"，联合其它团体，组建大党。会议推举黄维基、雷奋、张国溶、徐佛苏4人为起草员，负责草拟章程和政纲，通过定名为"宪友会"。5月30日，在松筠庵召开发起会，到会者53人，推谢远涵为主席，李文熙为书记。由起草员张国溶报告开会宗旨，大意谓：而今危亡之患迫而眉睫，政党之建立，当以救亡为第一要义。随后，全体公决会章，推举肖湘、袁金铠、康士铎、梁善济、陈登山、孙洪伊6人为临时干事，负责筹备成立事宜。
月4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宪友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者有百余人。推举谢远涵为临时主席，黄维基、李文熙为临时书记。第一项投票选举雷奋、徐佛苏、孙洪伊3人为常务干事。籍忠寅、李文熙、谢远涵3人为候补常务干事，并有干事若干人。第二项，由常务干事推定各科职员，计庶务员文耀；文书员李文熙、吴赐龄；会计员李素；交际员欧阳弁元、陈登山；调查员康士铎，何宗翰；编辑员王葆心、余绍宗。第三项，决定设总部于北京，各省设支部。各省支部发起人由各会员当场推定。于是，推定甘德蕃（广西）、汤化龙（湖北）、梁善济（山西）、袁金铠（奉天）、周树标（山东）、谢远涵（江西）、高登鲤（福建）、方贞（河南）、李良材（陕西）、蒲殿俊（四川）、汤尔和（浙江）、谭延闯（湖南）、何印川（吉林）、窦以钰（安徽）、籍忠寅（直隶）、杨寿篯（贵州）、伦明（广东）、马良（江苏）等57人，为各省支部发起人。
本部的组织初定以后，各省支部也相继建立。主要有湖南、山西、直隶、福建、贵州等省。
宪友会章程共25条，规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6项：（1）尊重君主立宪政体；（2）督促联责内阁；（3）整厘行省政务；（4）提倡尚武教育；（5）讲求国民外交；（6）开发社会经济。
宪友会搜罗了大部分立宪派知名人士，是宪政党最大的一个。徐佛苏给梁启超的信里不无自得地说："现在此会已成立矣。其总揽者，系三头政治，弟与雷继兴、孙伯兰当选。此会声势极隆，三数月之内，各省必皆有分会成立，且必有七八省全盛之势，在宣统五年之国会，必占大多数议席。若中央总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则真泱泱大党之风也。弟对于国事，原始终认为万无可救，然除却救亡之外，亦不可无事以送生涯，故此会弟亦愿视为一生之大举也。"立宪派对未来政党政治沾沾自喜、踌躇满志的意态，已经溢于言表。当时上海的《时报》评论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所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之所难言者，则留待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隐约的透露出立宪派努力确立其独立政治地位的企图，并在未来政坛上大显神通的架势。辛亥革命后，宪友会分化为共和统一党和建设讨论会。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是191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同盟会成员为推动长江流域的民主革命运动而建立的革命组织。1907年以后，孙中山、黄兴集中全力在华南地区组织武装起义，东京同盟会总部日趋涣散，内部分歧未能得到及时正确处理，以至造成分裂，部分会员另组共进会及光复会总会。其时，长江中下游各省革命形势却日臻成熟，部分会员感到应加强长江中下游地区革命的组织领导。
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不久，宋教仁、居正和谭人凤等于日本聚会探讨革命前途，宋教仁提出要成立一个专主长江流域的革命机关，谭人凤等赞同。6月，谭人凤召集在日本的中国11省区的同盟会分会长会议，讨论建立组织问题。会上，宋教仁提出革命进行方略有上、中、下三策：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时期应缩短，不可延长；战争地域应狭小，不可扩大。与会者对三策作了仔细的利弊权衡后得出结论："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指华南边境地区起义相继失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于是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策动机关。至此，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基本确定下来，因经费无着，暂告搁浅。
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再次证明不能仅局限在南方地区发动起义，原酝酿在中部发动起义的同盟会员"益坚信长江革命之重要"，遂决定加紧建立组织的准备。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章程和宣言，选出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笙5人为总务会干事，分掌党务、文事、庶务、财务、会计各部事务。8月2日，总务会干事又公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其《章程》表现出对同盟会的改组倾向，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法律人会者，皆为本会会员"。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宣言》宣布同盟会中部总会"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但在名义上又自冠"总会"，宣称总理一职暂不设立，虚位以待贤豪。《章程》规定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并制定有《分会章程》，对各分会机构的组织、经济开支与本部的关系等，都作了规定。对机关内部的组织原则规定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加强团结，破除"省界"；"培元气，养实力"，"不轻易发难"等。会员共40余人（一说20余人）。
中部总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两项工作：（1）其成员分别回本省发动革命，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设立分会，推动各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2）加强了与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联络与指导，促成了武汉革命势力的联合，从而保证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武昌起义后，中部总会又为光复上海、浙江、南京等地做出了积极贡献。上海光复后，同盟会本部自东京迁来上海，该会遂告结束。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组织上具有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独树一帜的趋向，但它适应了革命形势的要求，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实际上担负起指导长江中下游革命斗争的重任，对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林冠慈、陈敬岳再炸李准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非常愤怒，欲亲自暗杀一两位清朝重臣，以为死难战友报仇。经孙中山、冯自由等自美洲致电劝阻，黄兴才同意不亲自人内地，而派人在广州组织暗杀团。1909年冬，刘思复自香山狱中获释，来到香港。次年汪精卫、黄树中谋刺载沣被捕，刘思复很气愤，与朱述堂、谢英伯、高剑父等组织支那暗杀团。该团初次宣誓时，厅堂四周围以黑布，中间放蜡烛，在烛影摇红中，众人独对骷髅3分钟，由主盟者宣读暗杀团宗旨和方略。团员分执行员和辅助员，入团者须经一个月以上的考察。陈炯明、李熙斌、李应生、徐宗汉、林冠慈等陆续加入暗杀团。林冠慈，原名冠戎，广东归善人。农民出身。性情纯厚诚挚，少年时目睹催租官吏欺压乡民，非常气愤，便买了一把快刀，准备杀赃官污吏。后听说俄国虚无党人用炸弹暗杀官僚贵族，非常羡慕。欲购手枪，因无钱未能如愿。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一点化学知识，知道了炸药的制法，但技术不精，没有收获。后又听说孙中山创立了革命党，便只身走香港，多方寻访，加入支那暗杀团。团里规定新进团员不能参与秘密之事，林冠慈初入团为候补，他几次请求执行任务，渐获其他团员的信任。
黄花岗起义失败，暗杀团决定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限期执行。林冠慈、陈敬岳、赵灼文、潘赋西、刘敬源5人同得以选为执行员。临行前，林冠慈慷慨陈词说："我以身许国，早视死如归。此行无所系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为憾尔！"1911年7月末，抵达广州，为纪念母亲，将冠戎易名冠慈。
陈敬岳，广东嘉应州人。1903年冬，南游马来半岛，黄花岗起义失败消息传到南洋，数日寝食不安，随后尽典衣物，决计回广东实行暗杀。至香港后，准备参与暗杀李准。当时督练公所参议吴锡永在黄花岗起义中被炸弹炸伤足部，留在韬美医院治疗，李准常去探视。陈敬岳装病住院，相机刺李。吴伤渐愈，李准不再来医院探视，陈敬岳便决计在路上刺杀李准。他听说李准准备去顺德，便乔装成乞丐尾随之，追踪数日，因李准防范森严，无机会下手。8月13日，林、陈、潘3人侦悉李准由城外水师公所入城。午后，3人便分头出发。林冠慈将炸弹藏在茶箩里，在双门底一摊旁假装购物，当李准乘轿经过时，林投掷两弹，李准被炸倒，折断两根肋骨，手也受伤，未死。不幸，林冠慈本人却为卫兵乱枪刺杀。
在李准由公所入城时，陈敬岳自天字码头尾随至大南门。林冠慈掷出炸弹后，陈乘人群纷乱之际行至育贤坊，岗警见他西装剪发，手持沉重的吕宁烟箱，发生怀疑，上前盘问。陈正拟抛掷炸弹，巡警纷纷赶到，陈被捕。潘赋西把炸弹藏在摄影镜箱内，未及投掷。这次李准受伤严重，由西医诊治数月得愈。陈敬岳被捕后，清吏审讯多次，他都神色自若，侃侃而谈，说一击不中，愧对温生才。11月7日，陈敬岳被杀害。
四川保路运动
是1911年湖南、湖北、广东、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的爱国运动。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粤汉、川汉铁路已收回商办，铁路所经省份绅商以至人民群众已经筹集相当数量的股金，有的路段且正在修筑。但帝国主义不甘心失去对中国铁路的控制权，千方百计要夺回已归商办的铁路，其主要方式就是迫使清政府借债筑路。而清王朝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也只有以路作抵举借外债。1908年，英、德分别要挟张之洞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次年，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组成三国银行团，与张之洞签订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美国不甘落后，一方面与英、德交涉，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参与借款；英、德在相互对抗中，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三国银行团变成四国银行团，并于1910年5月23日与清政府订立协定，规定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1911年4月，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俟各该国政府批准后正式签字。但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清廷必先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5月9日即皇族内阁成立次日，正式下达铁道干路国有的"上谕"，规定"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12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劫夺了粤汉、川汉两大干线。清政府所谓"官办"，即是官卖，"国有"实为帝国主义所有的真面目暴露无遗。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商办铁路公司即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表示湘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长沙各界连日集会，一致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要求湘抚杨文鼎代奏，望清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将"全力抵抗"。湖北谘议局紧接湖南之后，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与会者纷纷演说路权丢失之利害关系，"大呼救国"。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发表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为题的"时评"，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鼓吹革命。湖北境内数万名川汉铁路工人也群起响应。在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于6月6日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股东大会，议决"万众一心力争商办"，在公司内设立争路机关部，致电邮传部要求"撤销国有令，以昭大信"。市民们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此抗议广东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海外华商会馆致函粤路公司，声明"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
争路斗争最为激烈、规模最大的是四川。起初立宪派绅商还试图通过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清廷收回成命，但清廷不仅置若罔闻，反而于6月1日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衔致电王人文，声称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未用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回现款，若川省表示异议，则"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这不仅是剥夺商办铁路的权利，甚至连商办公司的股金也要加以吞并，因而深深地激怒了四川广大人民。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1000余人集会成都，决定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确立以"破约保路"为根本宗旨，派员分赴各州县宣传鼓动，发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于是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运动。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已逾10万人，及至"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立宪派力图将斗争局限在集会请愿的"文明争路"范围内，规定了诸如"防止暴动"、"不可自由行动"、"不应怨枉朝廷"、"不必集矢外人"等种种清规戒律。但是在同盟会影响下，人民群众很快冲破了这些禁令，不断将运动推向深入。
月以后，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的王人文被清廷革职，素有刽子手之称的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他一上任即强行收回川汉路宜（昌）万（县）段路权。消息传开，群众异常激愤。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举行大会，通过全城罢市罢课的决定。传单一出，成都万众一心，百业停顿；接着，四川南自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波及全川，捣毁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外国教堂等事件接连发生。9月1日，四川人民宣布不纳正粮、不纳捐税、不负担外债。在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有人发出《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的号召。
在清廷一再严责下，赵尔丰以《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有"隐含独立"的思想，于9月7日诱捕蒲殿俊、罗纶等人。两天后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铁路学堂和鼓吹保路的报刊。赵尔丰的蛮横手段，激起了成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在蒲、罗等人被捕的同一天，数万群众有的头顶光绪牌位，有的手握香烛，潮水般涌向总督衙署，要求放人。赵尔丰竟然命令卫队开枪扫射，当场击杀3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著名的"成都惨案"。
为了向全川人民揭露清廷的残暴行径，号召人民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等裁制数百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在木板上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置人锦江。水电报"乘秋潮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西南"。各地群众闻警，纷纷揭竿而起。
本来保路运动兴起后，革命党人即积极投人运动，并乘机加速革命在四川的发展。7月6日，同盟会员邀哥老会各路首领在资州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改同志会为同志军。"水电报"传警之后，各地同志军相继响应，只有几天，逼近成都周围的起义军已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惊慌失措，连电清廷求救；清廷急调鄂、湘、陕、黔、滇、粤六省军队援川，命端方率鄂军迅速兼程西上，加派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剿抚兼施"。但是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再也无法扑灭了。同志军围攻成都10余日，因装备不足，缺乏统一的组织，最后决定撤围，分兵攻略各州县。
月26日，哥老会著名首领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自成都回师，与反正倒戈的新军周鸿勋部在新津会合，在这里坚持战斗半个多月，抗击和牵制了四川清军主力，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秦载赓统率的东路军从成都转向华阳中和场一带，有众20余万，与新津遥相呼应。除这两支主力同志军外，整个四川几乎处处有同志军起义，汇成了推翻清廷在四川反动统治的巨流，其中同盟会员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成为全川独立的先导。
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903年赴日留学，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同盟会和共进会，创办《四川》杂志，鼓吹反清。1911年，他奉命回川开展革命工作。当荣县同志军向成都进军时，吴玉章在荣县发动群众，训练民团，筹集粮饷，为夺取荣县政权打下了基础。当同盟会员、四川东路民军副统领王天杰从成都转战返回荣县后，吴玉章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推翻旧政权的建议。9月25日，王天杰召集各界开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告荣县独立，是为革命派在全国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此后，四川各州县纷纷效法，从而促进了全省的光复。
保路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而鄂军人川，则削弱了湖北的兵力，有利于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促成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四川保路同志会
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皇族内阁。次日，清廷发出铁路干路国有的"上谕"，以"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将"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以，宣统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这样，以法令的形式剥夺了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利。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0日，即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600万英镑，年息5厘，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担保，聘用英、美、德三国人为总工程师，四国银行团享有两湖境内粤汉、川汉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清廷假借"国有"之名，以接受奴役性的外债，出卖路权，阴谋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挽救行将灭亡的封建政权。但这一卑劣行径，引发了湘、鄂、粤、川等省的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浩大，斗争最为激烈。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绅商发起的。5月16日，川路公司致电邮传部，请求顺应民情，川路仍归商办。随后，四川省谘议局和川路公司分别呈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成命。清廷以立宪派软弱可欺，对此置之不理。5月22日，谕令川、湘两省停收租股，遏制商办铁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令电报局拒发争路电报，封锁消息；端方派员监督川汉路宜万段工程，意在强行夺取；王人文的代奏也被严旨申斥。6月1日，盛宣怀等联衔致电王人文，"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威胁说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6月5日，袁世凯也给端方写信，催促端方迅速实施铁路国有政策。6月13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传到了四川，清朝借债卖路引起四川人民的愤慨，立宪派也满腹埋怨。他们企图利用群众的爱国情绪，逼迫清廷收回成命。
月17日，成都各团体在铁路公司开会，"到会者二千余人，讨论合同对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当场发起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设总务、讲演、文牍、交涉四部，推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会议发表宣言指出："政府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提出"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力图进行为宗旨"，通知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派讲演员分赴各地进行宣传。
以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为标志，四川保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保路同志会不仅提出了反对举借外债和铁路"国有"，还使保路斗争跳出立宪派的圈子，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促进了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尽管蒲殿俊、罗纶等人把持着同志会的领导权，但人民要革命却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保路同志会一成立，得到全省群众的热烈响应。人民"争起人会"，不到10天，会员已逾10万人。重庆以及各州县、乡镇、街道多设立保路同志会分会。妇女组织"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提出以"拒款、破约、修路"为宗旨。学校师生成立了学界保路同志会。四川各阶层群众、少数民族也卷人了保路风潮。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
保路运动的高涨使立宪派感到不安。他们寄希望于"文明争路"，指望清廷俯顺舆情，收回成命。8月，赵尔丰到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奉命对保路运动"严行弹压"。盛宣怀、端方收买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强迫接收川汉路宜万段，川汉路权利尽失，路、款并送。立宪派的希望再次落空。
月24日，保路同志会决议罢市、罢课。传单一出，成都大街小巷关门闭户，百业停顿，万众一心。周边州县立起响应，风潮波及全川。在罢市、罢课的同时，群众烧毁经征局，打击外国传教士。成都将军玉岜等人向朝廷惊报："附省州县，烧毁局所之事，日有警报。教堂散布全省，防不胜防，保不胜保。通省扰动，兼顾实难。事势之危，间不容缓。"保路运动正向纵深发展。
月1日，四川群众展开了抗粮抗捐斗争。群众不纳丁粮、不纳新常捐输、不买田房不纳税，"以困国库"。有人编出宣传歌谣唱道："练民团制造好军火。习武艺一齐供达魔，农工商不要久抛书，读书的半日课半日执戈。……倘有那不肖官吏来捕捉，鸣锣发号我们一蜂窝，一家有事百家齐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钢刀快砍不完七千万人脑壳，那怕尸骨堆山血流成河，有死心横竖都战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打收兵锣。"随后，保路运动由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开始向反清武装起义转变。
四川保路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与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与分不开的，他们在川路公司有股份，川路路权的得失，同各个阶级包括很多农民在内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四川保路同志会给广大群众提供了联合和组织起来的纽带和合法斗争的场所，特别是哥老会成员大量加入同志会和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保路运动由"破约保路"到罢市、罢课，到抗粮抗捐，直到武装起义，点燃了四川的革命烽火。
成都血案
夏，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由成都开始，继而全川响应，出现抗捐抗粮的斗争。清王朝的高压政策，把四川保路运动推向抗捐抗粮的新阶段。抗捐抗粮的斗争，加深了清朝的财政危机，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政府一面急命端方率领鄂军入川"认真查办"；一面严令川督赵尔丰"切实镇压"，妄图用反革命暴力遏止保路运动的发展。
年9月6日，在四川铁路股东大会上，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申言要"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事之安"。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君主立宪色彩的宣传品。但赵尔丰却捕风捉影，认为《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于9月7日，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诱至督署逮捕，并查封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赵尔丰以为抓了这几个头面人物，就会是群龙无首，从而将保路风潮镇压下去。但事与愿违，赵尔丰的高压手段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成都全城震动。群众扶老携幼，沿街号泣呼冤。数万人手握香烛，头顶光绪牌位，齐聚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受着立宪派思想迷惑的群众，还不懂得胜利不可能用请愿的方法获得。嗜血成性的赵尔丰，竞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者。一时枪声大作，请愿者纷纷倒入血泊之中，"督署院坝，陈尸累累"。受伤者则匍匐载途，光绪牌位扔了一地。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冲撞、践踏群众，死伤不可胜计。城外闻讯前来请愿的民众也遭惨杀，数十人遇害。清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在这次反革命血腥屠杀中，遇害者绝大多数是下层劳动人民。仅有名可查的26人中，机匠、刻字匠、裁缝、学徒、放马的、卖小菜的、装水烟的就有19人。这说明，保路运动虽由立宪派人所倡导，但参与斗争的，绝大部分是广大劳动群众。保路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成都血案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虚伪和残暴。群众因受立宪派的影响而对清朝皇帝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们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当道横蛮，不能以法理要求"。立宪派散播的"文明争路"的骗局也被彻底戳穿了。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封锁交通邮电，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为了揭露清朝统治者的暴行，号召人民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缒城而出，奔赴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员朱国琛、曹笃等裁木片数百，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水电报""乘秋潮顺流，不一日几遍传西南"。各地群众闻警，纷纷揭竿而起。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同盟会员领导下起义，围攻成都，未克。后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与清军多次激战，掀起四川反清斗争的高潮。
保路同志军起义
9月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发出"水电报"传警，华阳同盟会员、哥老会首领秦载赓，新津哥老会首领侯宝斋立即分别发檄起义。9月8日晨，秦载赓率同志军千余人进抵成都东门外，一面派人四出号召，一面发起进攻。9月10日，"四方应召者万余人"，在城郊琉璃厂一带与清军激战。11日，大队攻城未下，退至借田铺，设东路民团总机关。
与此同时，新津哥老会首领侯宝斋所率同志军和双流县同盟会员向迪璋部会合，在成都南郊红牌楼与清军激战，乘胜进逼成都城下。温江罗守经召集民军在草堂寺与巡防军作战。吴庆熙率千余人在文家场与清军激战。同盟会员、哥老会首领张捷先等领导的西路同志军，由郫县兵分五路向成都进军。以同盟会员蒋淳风为大队长的学生军五百余人担任西路军前卫，行至犀浦附近与清巡防军遭遇，激战数小时。蒋淳风壮烈牺牲，学生军大半阵亡。清军也伤亡惨重。成都血案发生后，一两日间，云集成都城下的同志军，"计西有温江、郫县、灌县，南有成都、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十余州县。一县之中，又分多起"，"每股均不下数千人或至万人"。威远、娥边、荣县等地同志军正兼程赶来增援。各处同志军在成都城外战斗，重创清军，并将各路电杆全部砍断，截阻驿递文报，使清军音讯中断，更设伏守险、扼东西要道，陷赵尔丰于孤城之中。
在成都城内，反动当局设"筹防处"，预防群众与同志军里应外合。但据赵尔丰称，"人心助乱，闻兵胜则怒，闻匪胜则喜"。赵尔丰成了瓮中之鳖，清廷在四川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同志军猛攻成都，使清廷预感大祸临头，先是三令五申催端方率军兼程人川，又急调湘、陕、黔、滇等省军队援川，后又加派镇压四川义和团的刽子手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剿抚兼施"。可是，赵尔丰被困省城，坐以待毙。岑春煊见势不妙，畏缩不前。端方趁机要价，欲夺大权。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推诿。
同志军围攻成都10余天，有力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的气焰，大长了人民的威风。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作战经验不足，加以武器简单陈旧，因此，未能攻下成都。遂转而分兵攻打各州县，把斗争的烈火燃遍全川。
四川同志军起义，促使清军内部发生分化。9月12日，清朝驻邛州巡防军第八营发生兵变。书记周鸿勋号召士兵160余人掉转枪口，杀死营官黄恩瀚，宣布起义，逼州官借饷，占据新津。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周鸿勋部巡防营的武器装备优良，具有作战经验，他们参加同志军后成为骨干力量。邛州同志军斗争更为活跃，毁警察局，砍电线杆，支援围攻成都。各路同志军撤离成都后，9月26日，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与周鸿勋在新津会师，队伍迅速发展到10万人，侯宝斋任川南全军统领，周鸿勋任副统领，大有震撼全蜀之势。9月30日，周鸿勋返回邛州，杀死邛州州官文德龙，打击地主豪绅。随后回新津参加新津保卫战。
新津地处成都西南要冲，襟山带河，三面环水，形势险要。同志军占据新津，上逼成都，下控川南，扼守雅安、西昌要道，为赵尔丰的心腹大患。10月1日，赵尔丰命新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率陆军四营及马炮各队分两路向新津进攻。10月2日，清军窜至新津河东之旧县城。同志军与清军隔河对战，开始了新津保卫战。
新津同志军将船只集中西岸，沿河筑垒，据山扼守，四处设伏，狙击清军。又将上游都江堰决破，使岷江水涨，阻敌渡河。清军来犯，同志军用土炮轰击。并派兵乘舟潜渡，袭击清军侧背。10月10日，清军得船40只，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拼死抢渡。同志军坚守河防，后因敌军炮火猛烈，退入城中，苦战3日后，被迫放弃新津，分路向外州县转移。10月19日，侯宝斋在进军途中，被叛徒刺死。周鸿勋率军回邛州，后与秦载赓会合，战斗在威远、自流井一带。1912年，周鸿勋被滇军杀害。
当同志军围攻成都时，赵尔丰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所部边军（亦称西军）、第十七镇标统叶荃部陆军以及驻越南等地巡防军共一万余人，由傅华封节制，从泸定、宁远等地集结于清溪县，企图越大相岭，救援成都。为了阻截傅华封部清军，荥经、雅安等地同志军，在清溪、荥经间的著名天险大相岭，展开了英勇的大相岭狙击战。荥经同志军在9月10日起义后，派人去雅安约同志军首领罗子舟率军来荥经，阻击傅华封部清军。9月18日，罗子舟派刘殿臣率兵百余人，与荥经同志军会合，同清军激战于白马庙，揭开了大相岭狙击战的序幕。当天中午，罗子舟亲率大队赶到荥经，在荥经同志军的配合下，迫使城内清防军200余人投诚，获快枪200支。罗子舟称"川南同志军水陆都督"，布署大相岭防务，调集各乡团勇分扎要隘防堵。同志军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坚守大关阵地，打退了清军多次冲锋。清军不得越大关一步。为解除大相岭战斗的后顾之忧，罗子舟回师，进攻雅州城。清巡防军千余人负隅顽抗，罗子舟部屡攻不克，围困雅安城一个多月，阵亡约两千人。10月29日，降弁王廷权等叛归傅华封，诱杀同志军将领谭载阳等人，纵火烧大关。大关失守，罗子舟被迫率部转战洪雅、嘉定等地。傅华封部虽以大量伤亡侥幸突破大相岭进到雅安，但立即落人同志军的包围之中，被同志军歼灭。
成都血案发生后，荣县同盟会员王天杰与刚从成都赶回的龙鸣剑策划起兵，参加围攻成都的战斗。王天杰以哥老会首领的名义，急命各场镇哥老会立即组织同志军，自备武器、钱、粮，在荣县双古场集中待命，训练3天后，两万多同志军在王天杰、龙鸣剑的率领下，手持大刀、长矛、土枪、毛瑟枪等武器向成都进军。行至仁寿，同清军展开遭遇战。旋与秦载赓部同志军会师，组成东部民军总部，秦载赓、王天杰被举为全军正副统领，龙鸣剑为参谋长；又会合井研民军和威远民军，再向成都进攻。民军与清军激战20余次。后因秦皇寺战斗失利，东路民军乃分兵攻取各州县。秦载赓领兵攻下仁寿等10余州县。11月19日，秦载赓在井研北门，被反动派杀害。
此前，王天杰率部回到荣县。荣县知县和郭慎知等土豪劣绅闻风而逃，同盟会员吴玉章向王天杰提议脱离清王朝，宣告独立，自理县政。9月25日，王天杰召集各界开会，由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早10余日，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此后，荣县成为成都东南民军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四川各州县纷纷效法荣县，推翻清政权、实现独立的浪潮席卷全川。
在武昌起义前夕，四川各地同志军纷纷起义。赵尔丰奏称："外县匪徒，纷纷继起，各股皆数千人，或万余人，虽分头派兵援剿，而匪多兵少，不易廓清。匪败则散居为民，兵去则聚集为匪，顾此失彼，疲于奔赴。"清朝统治者陷入了四川同志军和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川西同志军起义后，大竹县同盟会员李绍伊率领"孝义会"群众数千人揭竿而起，占大竹县城，称同志军川东北都督，发布檄文，宣布驱逐鞑虏。随即分兵攻占垫江、邻水、广安、岳池、新宁、宣汉、通江、巴中、南江等地，"各县均自行推选官吏，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清朝在川东北地方的政权，大多数濒于瓦解。1913年，李绍伊被袁世凯在四川的爪牙胡景伊杀害，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遭到残酷镇压，凡曾参加"孝义会"者，几无一幸免。
西昌彝汉群众积极投身于张耀堂领导的起义。他们同汉族农民一道，杀贪官，灭洋人，斩西昌县令章庆，猛攻西昌城，沉重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在西昌彝汉群众起义的鼓舞下，德昌群众攻城逐官，捣毁外国教堂。会理彝、汉、西番族群众，进攻会理城，打死法国天主教司铎贾元贞，反清又"灭洋"。川西北藏族人民，在汶川土司索代赓率领下，集300余人到灌县参加同志军起义。转战郫县、崇宁等地，重创清军。土司索代兴率藏族起义军协同灌县同志军击退清军，进占威州，狙击松潘、理潘、懋功、汶川地区，使清王朝在川西北的统治土崩瓦解。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辛亥革命
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民主革命，因以1911年10月10日（旧历辛亥年）武昌起义为其爆发阶段的起点，故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末期，在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统治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愈益痛苦。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基础上，继太平天国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中国的危亡，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从事革命活动，后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因家庭穷困，6岁参加农业劳动，10岁入塾读书，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以洪秀全第二自许。1878年至1892年，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读书，深入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痛感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中国社会的落后和腐败，萌发了爱国救亡思想。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对他刺激很大，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认为："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以在澳门和广州行医为业，在此期间，广泛结交爱国志士，酝酿建立革命团体。但这时他尚未摆脱改良思想的影响，对清朝封疆大吏仍抱有幻想。1894年，孙中山前往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未获任何结果。孙中山乃到檀香山正式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规定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在人会的秘密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清朝帝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翌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
当时革命派在国内的影响极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间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认真研读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书刊，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状况，为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形成积累了思想资料。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孙中山乘机发动了惠州起义；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原定从台湾接济起义军的计划无法实现，使坚持血战半月之久的起义军因弹尽援绝，被迫解散。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清政府，清王朝彻底成了"洋人的朝廷"。这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人民和清政府的矛盾。清政府为了挽救垂危的统治，推行了以练兵、筹饷为中心的"新政"，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及清王朝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在群众反抗斗争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拒法运动"、"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相继展开。在清政府的镇压下，知识分子深感"爱国无路"，纷纷倾向革命。
此时革命志士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据统计，1900年至1905年，他们创办了数十种报刊，编撰、翻译了百余种革命书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对知识分子及广大群众的革命化起了重大作用。这些书报、著作从不同方面宣传了反帝爱国、反清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初步批驳了改良派反对革命、宣扬保皇的谬论。为了阻扼革命思想的传播，1903年6月，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邹容，查封了宣传革命的《苏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但是，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这一事件不仅没有达到压制革命宣传的目的，反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各地革命团体相继建立起来。1904年，除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外，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安徽的岳王会等革命组织纷纷成立，积极投入了反清革命斗争。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来领导。
孙中山从欧洲重返日本。8月20日，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及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于东京正式建立中国同盟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称为"三民主义"。这个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口号，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它坚决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充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因而它也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旗帜，成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有力思想武器。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战线和武装起义两个方面展开了强大的革命攻势。在政治思想上，从1905年至1907年，他们主要以《民报》为阵地，同梁启超主办的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大论战。革命派有力地批驳了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谬论，夺取了思想阵地的领导权，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做了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革命派依靠会党和新军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1907年。和1908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光复会员在浙江、安徽发动的起义；1910年和1911年在广州的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由于没有深入发动群众都相继失败了。但它震动了国内外，有力地冲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尤其是革命党人在历次起义中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鼓舞了更多的志士仁人奋起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领导的收回利权运动日益高涨；全国各地群众抗捐、抗税、抢米风潮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清王朝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抵制革命、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加强中央集权，达到"皇位永固"的目的，清廷于1906年发布"预备立宪"上谕，9月首先下诏进行官制改革，10月公布中央官制，在新任命的外务部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及各部尚书中，满族占7名，汉族5名，蒙族1名。不久，清廷又将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四镇军队改归陆军部直接统辖。次年，清廷又以明升暗降的办法，把当时权势最大的汉族官僚袁世凯和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实际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3岁的溥仪继承帝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继续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同时罢袁世凯职，令其回籍"养疴"，并宣布自任代理大元帅，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咨大臣，兄弟三人总揽军政大权。1911年5月，清廷颁布新内阁官制，在内阁总理、协理、各部尚书13人中，满族占9人，汉族4人，而9名满人中皇族竞占7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这场"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的骗局，至此就完全暴露了。"预备立宪"的结果，"皇位"不仅未能"永固"，却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
清政府只有进一步依靠帝国主义。为此，在"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再次出卖给帝国主义。消息传出，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人民异常愤慨，迅速掀起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的保路风潮发展成为武装反清，有力地冲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昌起义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向称"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和压迫最深的地区之一，又是"洋务新政"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在革命工作中，湖北革命党人较之别的省区做了更为长期的、艰苦踏实的准备。从1903年起，大批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1911年，湖北1.6万名新军中，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革命组织的近5000人。保路风潮兴起后，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经多次磋商，双方联合成立了领导起义的临时总指挥部。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行动，接着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南湖炮队、塘角辎重队等也陆续起义；各起义部队在统一指挥下，经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11日、12日，起义军又先后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武昌光复后，革命党人即邀请立宪派和地方绅商代表，齐集原省谘议局，商讨建立湖北军政府事宜。当时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自己资望太浅，不足以号召群众，于是与立宪派、旧官僚共同推举原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这一举措客观上扩大了革命影响，但也为旧势力窃取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武昌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人民群众到处掀起自发的反封建压迫的斗争。在群众广泛斗争的基础上，各地同盟会员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立即在各省发动了反清起义。从10月中下旬到11月问的50天内，先后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15个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
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并最后推翻清王朝。在筹组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2月25日，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诞生了。
与此同时，武昌起义的枪声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破坏革命，首先是武力威胁，到1911年11月间，帝国主义侵人中国的军舰达51艘。侵略军达1.9万人，以此对革命派进行恫吓；其次是财政扼杀，帝国主义在革命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不仅拒绝革命政府的求贷，而且将革命政府占领的通商口岸的关税全部扣留，北方通商口岸的关税却继续交给清政府；第三是支持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政权。清政府接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报后，立即命令湖广总督瑞潋、第八镇统制张彪戴罪立功，夺回武昌，同时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可是荫昌对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指挥不灵，前线接连败北。在内外压力下，一筹莫展的摄政王载沣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1911年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在利用革命派所造成的反清声势掌握了清王朝的全部实权后，便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的支持下，利用名存实亡的清王朝，采用武力威胁和政治欺骗的两面手法，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
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胁迫面前，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妥协退让。1912年1月，孙中山在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同意把政权让给袁世凯。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即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至此，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南京临时政府一同夭折。在帝国主义扶植下，袁世凯建立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这两个基本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的产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奋斗的结果。辛亥革命是一场正规的、比较明确的、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在政治上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使人们或多或少地争得了某些民主权利；在思想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在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把中国社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下饱受欺凌，因此它最终是失败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经过资产阶级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够完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今属武汉市）发动的首次成功的反清武装起义，是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战。1911年春夏间，全国革命时机已趋成熟，遍及全国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皇族内阁"的建立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宣布，使清王朝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孤立了。当年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发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革命党人，而这次起义的失败则更加坚定了两湖革命志士在长江中游地区发难的信念。接着，在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相继爆发的保路风潮，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高涨，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向称"九省通衢"，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重镇。这里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和压迫最深的地区之一。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武汉设立的各种企业多达180余家；它们在武汉的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湖北又是"洋务新政"的重要基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之洞督鄂，先后创办汉阳兵工厂、汉冶萍钢铁公司、纱麻布丝四局以及造纸、制革等10余厂。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他大力兴办近代文化教育，1908年，湖北的新式学堂已激增到1972所，在校学生72634人；湖北派遣的留学生远赴欧、美、日本，仅日本一地最多时即达1000多人。同时，他还编练了一镇（师）一混成协（旅）的新军，吸收了大量小知识分子入伍。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新政的刺激下，从1902年至1910年，武汉设立纺织、水电、面粉、火柴、机器等民办企业24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近代第二大工商业中心，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
湖北革命党人较之别的省区做了更为长期、艰苦、踏实的准备。他们认为，"要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从1903年开始，大批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他们自办印刷所、图书室、学校、书报社等，翻印传播《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使倾向革命的新军士兵几乎人手一册，有力地促进了新军士兵的革命化。他们顽强不屈、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在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遭到破坏后，以新军为对象，相继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1911年夏，湖北新军第八镇11204人和第二十一混成协4896人中，参加文学社的已达3000人，参加共进会的亦达1500人。党人又在新军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完备了指挥系统。同时，在学生、会党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了大量的革命者和同情者。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为了统一步调，于1911年5月11日举行会议，讨论组织联合问题。经多次磋商，9月24日，双方召开联合大会，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部总理；下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调查、交通6个部；确定以刘公、孙武等20人为政治筹备员，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长清里98号（后迁至俄租界宝善里14号），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为军务筹备员，设军事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决定于中秋节（后延至10月11日）起义。
会后，指挥部在对新军各标、营、队的革命党人进行具体部署的同时，分别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并联络邻省响应。起义准备基本就绪。然而，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炸弹，失慎爆炸，受伤人院。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将所有革命文告、名册、符号、旗帜全部搜去，并转交清朝官府。湖广总督瑞激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革命者感到，"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起义"，以图"死中求生"。蒋翊武决定当晚12时起义，以南湖炮队发炮为号。但是，由于改变计划的命令没有按时下达到各部队，起义未能实现。这天夜里，起义指挥部又遭到破坏，蒋翊武逃脱，党人彭楚藩、刘尧激（即刘复基）、杨洪胜等人被捕；10日清晨，三人英勇就义。清政府的血腥镇压，没有吓倒革命党人，新军革命士兵在"群龙无首"的紧急形势下，秘密串联，决定立即起事。
当晚8时半，工八营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带护兵巡棚查哨，见金兆龙、程正瀛等持枪而待。即斥问金想干什么？金语带双关地回答："准备不测。"陶狂叫："你想造反吗？"金则明确答道："反就反！你能怎样？"陶上前扼住金的手腕，呼令护兵逮捕。程正瀛当即用枪柄猛击陶头部，陶负痛急逃；程继开一枪，将其击伤。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
该营党人总代表熊秉坤即刻鸣笛集合，率队猛攻楚望台军械库。此时，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士兵也正在展开行动。熊秉坤率队到达，两部胜利会合，军械库被工八营占领。接着，蔡济民率二十九标起义士兵、吴醒汉率三十标起义士兵、方兴等率测绘学堂学兵也相继来到楚望台。城内响起枪声后，驻南湖炮八标的党人徐万年等立即起而响应，旋即拖炮10多尊向中和门进发。驻武胜门外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差不多与工程八营同时举起了义旗，党人李鹏升集合了炮、辎、工等营队约百余人绕城转到中和门，与炮八标会合后，一齐进至楚望台。
这时武昌城内的敌我态势是：敌军在城的西南角，革命军在城的东南角，彼此对垒。革命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控制着制高点，有充足的弹械。但领导和发动起义的大多是一般士兵，一部分是正目、副目（正、副班长），职位最高的也只是个排长。他们有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勇气，却缺乏组织、指挥攻坚夺垒的军事知识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因曾参加过日知会，具有较多的军事知识而被起义群众拥戴为临时总指挥，负责主持攻打督署。吴兆麟当众宣布了共同遵守的约章，发布命令：熊秉坤、马荣、邝杰各率兵分三路进攻督署；程国贞指挥炮队，在中和门城楼及蛇山等处布设阵地，炮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其余起义部队分别执行巡查、策应、防守等任务或后备待命。
接近午夜，进攻督署的战斗激烈地展开。革命军的第一次进攻遭受挫折，稍事退却。发起第二次进攻时，中和门与蛇山等地的炮队因天黑，不能准确测定目标，建议在督署附近放火照明。居民得知后，主动引火助焚。霎时间，火光烛天，目标极其明显。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相继遭到革命军炮火的轰击。各路革命军乘势进击，突破敌人防线，攻克镇司令部，逼近督署。湖广总督瑞激深恐被四面围困，急命差弁在署后围墙上穿凿一洞，仓惶溜走，出文昌门到江边，逃上了楚豫兵舰。约午夜两点多钟，革命军发动第三次攻击，与顽敌展开争夺督署的决战。敌第八镇统制张彪亲自督队，从望山门城上窜下反扑，迫使革命军第三路退守保安门。这时，由熊秉坤等数十人组成的敢死队已攻抵辕门，冲锋在前的纪鸿钧、王世龙等携带煤油等引火物，冒死跃登门房和大堂附近纵火焚烧。他们虽相继饮弹牺牲，但蛰伏大堂的顽敌已无法存身；张彪奔出文昌门，逃往汉阳（今属武汉市）。10月11日清晨，武昌城全部由革命军占领，一面红地十八星旗，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接着，与武昌隔江而望的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急起响应。原来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步队四十二标第一营驻汉阳，二营驻汉口，三营驻京汉铁路黄河以南沿线。文学社在该标的机构称阳夏支部，由标代表胡玉珍兼支部长，邱文斌为副标代表，王缵承任书记。10月10日，胡玉珍到汉口，遇到小朝街机关破坏后逃来的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当即商定了响应武昌发难的安排。10月11日下午，任文学社联络的袁金声过江到武昌，回汉阳后即将武昌光复和见到由黎元洪署名的军政府布告等事情向党人作了汇报。胡玉珍遂决定当晚10时发难。
入夜以后，胡玉珍鸣枪为号，前、左两队如约集合，人子弹库夺取弹药。管带汪炳山逃窜。队官宋锡全企图制止士兵行动，党人黄家麟即将白布系其左臂，对宋说："你不要糊涂。"宋闻言即抽出指挥刀表示反正，遂被推为指挥官。这时，革命军已占领龟山，在山上设立炮兵阵地，将前一天窜到龟山脚下的辎重营残部击溃，残敌逃往刘家庙。10月12日清晨，汉阳宣告光复。同时，党人赵承武率队在汉口居仁门首先发难；汉阳的革命军在起义胜利后，如约派曾汉臣等率兵到汉口与赵承武会合，迅即占领全城。
月11日上午，取得胜利的革命党人，陆续赶到湖北省谘议局，筹商组织军政府。本来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在武昌起义前即曾多次议及推举黎元洪任起义胜利后的军政府都督问题。由于自身政治上的软弱和幼稚，认识不到政权问题的重要性，对选择首义都督缺乏明确的政治标准，存在英雄史观和地域观念。他们认为黎乃"鄂中名将"，由他出任都督，一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第三，革命党人容易与他合作，革命必易成功。当时"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武昌光复后，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昌，起义的具体组织者又均感资望太浅，不足以担当重任，于是这些与会的党人首先决定请省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会上，先有人提议推举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都督，被汤婉言谢绝。接着，有的党人提议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获绝大多数赞同，遂决定派党人蔡济民、谘议局议员刘赓藻为代表前往寻迎。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20岁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卒业后到北洋海军供职。甲午战后，转投张之洞自强军，得张之洞赏识，在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事宜，先后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1906年夏，黎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新军中，他以"军务娴熟"、为人"厚重"著称。湖北保路运动兴起后，黎以军界代表资格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在进步分子里赢得了好感。1911年10月10日夜，工程八营起义后，他坐镇第四十一标第三营，阻止士兵响应；该营共进会员邓玉溪夺门欲出，党人周荣棠前来约三营会攻督署，均先后遭黎杀害。后见形势不妙，黎遂离营逃至参谋刘文吉家，随即转至黄土坡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在革命军攻克督署后不久，担任巡查的党人马荣、程正瀛从为黎搬运行李的伙夫口中得知了黎的下落，吴兆麟即命马、程二人带领一排革命军到黄土坡谢家，将黎元洪请出，拥至楚望台。蔡济民、刘赓藻得知黎的下落，遂赴楚望台，迎黎到谘议局。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出推黎为都督，汤化龙负责民事，大家鼓掌赞成；但黎元洪仍推辞。争执中，党人李翊东手持已拟就的安民布告，对黎说："请于都督衔下，署一黎字。"黎颤声说："毋害我！毋害我！"李翊东则提笔在布告上代书一"黎"字，然后将布告贴遍全城。黎任都督的消息一传出，军中士兵"鼓掌欢呼"，市民群众"奔走相告"，起到了稳定军心、号召群众的作用。
但是，黎元洪任都督后，开始两天不言不语，活像一个"泥（黎）菩萨"。于是，起义党人即以军政府参谋部作为行使军政府军政大权的主要权力机关，作出如下决议：
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改纪元，以该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定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
黎元洪充任都督，一方面起了分化清廷反动营垒、扩大革命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成了立宪派、旧官僚的领袖人物，为排挤革命派、窃取政权，埋下了祸根。但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革命派在军政府内仍占有相当的势力，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前，它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政策和措施，表明它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地方政权。经过革命派的长期奋斗，革命终于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从而揭开了最后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新篇章。
湖北军政府
湖北军政府即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1911年10月11日成立于湖北谘议局，是武昌起义后依据同盟会《革命方略》建立的第一个省级革命政权，曾一度代行革命方面中央政府职能。《革命方略》规定，俟各地起义后即成立军政府，作临时政权机构，实行军法之治，总摄地方行政；3年后实行约法之治，地方自治权归于人民，军政府总揽国事；6年后，实行宪法之治，军政府解除兵权、行政权，由国家机关依据宪法分掌国事。但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缺乏政治经验，与立宪派人士及旧军官共同组成军政府，推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并以立宪派汤化龙拟订的《军政府暂行条例》确定湖北军政府的组织机构，黎以都督兼任总司令，总揽军政府一切大权，下设参谋、军务、军令、政事四部，政事部下设内务、财政、外交、编制、文书、司法、交通7局；局长多由旧军官与立宪派充任。它宣布以中华民国为国号，采用黄帝纪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前，它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
军政府成立后，迅即发布了《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电》、《谕湖北各府州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通告城镇乡自治职员电》、《檄各府州县电》、《檄各督抚电》、《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宣布满清罪状檄》、《致满清政府电》等一系列重要电文、告示、檄文等。声讨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号召全国人民。"执竿起义"，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体；规劝汉族官僚"顾念大义，翻然来归"，"若犹包藏祸心，怙恶不悛，其罪不赦"；又敦促满族贵族使宣统帝溥仪及早降服，以得到保护。所有函电、布告、檄文，伸张了革命正气，揭示了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民国的宗旨，起到了动员人民瓦解敌人的作用。在湖北省内，不少州县就得以传檄而定；对全国，更具有极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还颁行一系列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法令，主要有七项。
.废除苛捐杂税。10月15日，军政府布告：（1）除盐、煤、酒、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税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2）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3）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4）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豁免；（5）各属杂税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竹木等税境内值百抽三，出口值百抽六，较之清政府之一货要经几十捐，减轻了许多。这些政策和规定对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增强了人民群众反清革命的意志和决心。2.实行低薪制。军政府决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概支月薪20元，班长12元，士兵10元。官兵薪俸悬殊不大，经济上节省了开支，政治上体现了民主。
.稳定金融，安定物价。由于战争在进行和政权的更替，旧的货币失去信用，在宜昌发生过挤兑，在武汉则发生过各项钞币俱不通行的情况。为了稳定金融和物价，安定人心，军政府决心保证货币兑换。先前在湖北流通的货币，有银两、银元、铜元、制钱，还有湖北官钱局发行的银票、银元票、制钱票。军政府通告，这些银、钱票，一律按面值流通，并设军界兑换所、商界兑换处，限一人日兑制钱票一串、银元票一元。从而使市面稳定，社会秩序安定。
.整顿财政。军政府成立后，军用浩繁，两月之间用去五百余万两，加之免除了各项杂税，造成财政困难。因此，陆续募集国外军事公债2000万元，国内军事公债400万元。又设置国民公捐局，募集捐款，各界人民踊跃捐款。但这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源枯竭和军用浩繁的矛盾。后来，军政府设法整顿税收，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司法改革。11月初，军政府设置江夏裁判所，颁布了《江夏临时审判所暂行条例》，实行"司法独立"，受理民刑案件。设民刑审判员，依法实行民刑诉讼案件。设临时上诉审判所，颁行《临时上诉审判所暂行条例》，专理各府厅州人民上诉事件。还规定采用会议制公开审判，除有理由者，闭庭审判。
.稳定民生。军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生计的措施。为稳定市场，安定市民生活，军政府在武昌劝业场设淮盐局，准许商民贩运五引以上十引以下食盐，自由运销。并由九江军政分府派轮拖下游盐船上溯，接济湖南、湖北。在武昌城内设平粜所11处，暂以军米接济市民，准许市民每次购米一斗；同时，从湖南采办湘米运汉。此外，加强对工、农、林、蚕场的管理，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同时，兴修水利，消除灾害。如修武昌的武太闸、平湖、津水、通湖、万年、七星各闸，修复樊口大堤；封堵加固沙洋溃堤。这些措施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
.革除陋习。军政府还颁布了革除社会陋习的一些法令。禁止种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种则按亩重罚，贩则全数焚毁"。禁止蓄辫、缠足，起义者相约不坐轿，不称呼老爷、大人，摒弃官场旧习。在革命风气影响下，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
.外交政策。10月12日，军政府向各国驻汉口领事致送《照会》，阐明中国革命的宗旨，宣称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它的对外政策，是与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反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掠夺，"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照会》要求各国政府不得与中国革命政权为敌，不得帮助清政府，否则就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如有接济清政府军事物资，一经查获，即予"没收"。《照会》宣布，自此以后，凡是各国与清政府订立的条约，所得权利，借予清政府的国债，"军政府概不承认"。军政府曾扣留过英、日、德的商船，进行检查，迫使德国上海领事馆出具该船决无接济清政府的军用物资的保证书。但《照会》没有明确表达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求得民族独立的意愿，却承认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承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担保一切依据不平等条约所负的债款"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并对各国"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这实质上是容忍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地位。
湖北军政府还制定了《鄂州约法》。
月中旬，宋教仁自上海到达武昌后，居正、孙武、刘公等即与他商议制订一个约法，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成立前的根本大法。并以为各省倡。宋教仁起草定妥后，于11月9日颁布。
《鄂州约法》，共计7章60条。总纲规定，凡是鄂州政府取得之土地（包括它省地方）均由鄂州政府统治，并受本约法约束，至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另行区划为止。鄂州政府由都督及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议会在约法施行3个月后设立。
《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居住和迁徙自由，有保有财产、自由营业、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非依法律不得逮捕、不得搜索的权利；人民享有任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权。人民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约法》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3年，连任以一次为限，权限类似于总统：总揽政务，在议会未开设前，有暂时制订并公布法律（或制令）权；有对外宣战、讲和权；统帅水陆各军权；有依法任命官吏、戒严、大赦及减刑复权。都督对议会负责。议会有制定法律，议定条约，审理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或弹劾权。确认"主权在民"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等原则。政务委员会、议会和法司，各有权限互相牵制。
《鄂州约法》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基础，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一部大法，勾画出了以总统制为蓝本的共和国方案，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在中国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它对动员人民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有着很大的作用。
《鄂州约法》有严重的局限性。除以表面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掩盖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表面上的人民自由平等掩饰实质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外，它没有具体指出革命的总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也没有指出实现总任务的总方针是以武装的革命扫除封建制度与帝国主义殖民制度。也没有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没有明确指出实施三民主义的具体方案；没有规定在建立的新国家中由哪些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它也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它的产生，只是反映了湖北革命党人要把军政府建成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愿望。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响应起义，随后各省相继光复独立，均设立军政府机构。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各省军政府相继撤销。
武汉保卫战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为保卫武汉三镇与清军进行了一次重大战役，分为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两个阶段。汉口古称夏口，因而又被称作"阳夏战争"。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都充分认识到，武汉革命政权的存亡，对双方都至关重要。1911年10月12日，清廷谕令瑞潋、张彪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急调在永平参加秋操的第四镇统制官王遇甲率二、四两镇各一部星夜赴援；命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湖北节制诸军；又命海军统制萨镇冰率海军及程允和主管的长江水师溯江西上赴援。10月14日，清廷调整军队的配置：陆军第四镇暨第二镇第三协、第六镇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赴湖北由荫昌亲自指挥；第五镇暨第三镇第五协、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编为第二军，军统冯国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用"；禁卫军、陆军第三镇，编为第三军，军统载涛，驻守京畿。清军陆续到达汉口附近。
湖北的革命党人也加紧扩军备战，誓死保卫武汉。当时武汉革命军政府的兵力不过几千人，故湖北军政府一成立即决定扩军四协。武汉的劳动人民、学生以及邻近的工人、农民都踊跃投军，不到5天，4个协、约2万人的新兵就告足额。
当时，清廷虽然作了全面反扑的规划，但集结于直隶的北洋军不可能迅速进入湖北，更为重要的是，北洋六镇本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一支军阀武装，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清政府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于10月14日任命袁为湖广总督。袁认为清廷给他的权力过少，次日以"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为辞，拒不奉命。袁世凯不出山，北洋军就不肯卖力作战，这就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休整和发展力量的有利时机。
武汉三镇保卫战，首先从保卫汉口开始。10月18日凌晨3时，革命军在第二协统领何锡蕃指挥下，进攻盘踞在汉口郊区刘家庙火车站的清军。其时，清方仅有张彪残部、河南混成协、岳州巡防营共2000人应战。已抵刘家庙的北洋军不肯支援，战事一起，即向滠口退去。由于清方海军发炮轰击，民军不支退却；清军一部尾追至市区内的大智门附近。下午3时，民军再次发起攻势，又因清军舰炮击而退却。清军乘火车追击，铁路工人预先毁路10余丈，致使火车倾覆，民军和四周民众齐声喊杀，一举消灭清军数百。19日清晨，民军步、炮、工、骑兵共3000余人，乘胜再攻刘家庙车站，清军仓惶逃往滠口，遗弃帐篷140余顶、粮食600余石及大量枪支弹药。
民军本应乘胜前进，据三道桥，夺取滠口，占据有利地形，阻止清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汉口。但旧军官出身的何锡蕃对民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既不敢大胆进攻，也没有在三道桥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不敢贸然进攻，因此把防线设在刘家庙附近。这样，每至夜间，清军就越过三道桥，向民军进攻。对此，革命党人十分不满，强烈要求并自动组织敢死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但这时敌人喘息已定，并占据三道桥有利地形，以机枪多挺，堵塞路隘，民军进攻遭到失败。指挥官何锡蕃自感指挥不力，引咎辞职。
军政府于10月24日任命原清军第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可是张景良到汉口后，既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采取拖延态度。这时，清军大部陆续南下，前锋抵达滠口。10月26日，清海陆军开始大举反扑，敌舰潜过武昌青山革命军的炮兵阵地，未遇狙击即到达造纸厂附近江面，向民军阵地猛烈炮击，民军牺牲500多人。在炮舰掩护之下，清步兵也向刘家庙发起进攻。经过3天的激烈战斗，民军伤亡2000余人，被迫退人市区。在民军苦战过程中，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张景良逃离前线，与张彪暗中勾结，被汉口军政分府领导人詹大悲处以死刑。
正当民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关键时刻，10月29日午后，革命党重要领导人黄兴自上海到达武昌，毅然承担起前线总指挥的重任。黄兴亲临前线指挥，给正在苦战中的民军以很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但这时清军也已因袁世凯的复出而加强了力量。10月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10月29日，冯国璋到达汉口，接统第一军；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至此，清军兵力已达1万多人，且配备了许多机枪和大炮，而在汉口的民军仅有5000人左右。
为扭转不利局面，黄兴于29日指挥各军攻击敌方大智门阵地，一度击溃敌军，因敌人大量援军赶到，民军反攻未获成功。第二天，在市区内民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为破坏革命军的顽强阻击，冯国璋竟丧心病狂地下令纵火。大火从歆生路花楼街一直烧到满春茶园，又从满春茶园烧至斫口，一连三昼夜不熄，十余里街道皆被夷为焦土。民军的将士们在烈火中坚持了三天三夜，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战斗。11月1日夜，汉口失陷，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失陷以后，开始进人汉阳保卫战阶段。由于双方均需要重新部署兵力，前半个月战事暂时呈沉寂状态。黄兴于11月4日在汉阳伯牙台（后移昭忠祠）组成战时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正式接防备战。到11月11日，黄兴所辖防守汉阳的民军各部计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两标，第四协张廷辅两标，第三协熊秉坤两标，第二协第四标，工程、辎重各一营，炮队一团；援鄂湘军第一协王隆中、第二协甘兴典各部，总兵力约2万余人。清军占领汉口后，即以左翼扼长江沿岸，右翼由京汉铁路进至玉带门停车场之北，后方预备队屯于孝感，总兵力约3万余人。
在势均力敌、各有优劣的情况下，是进攻还是防守？民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黄兴主张进攻。11月16日夜，黄兴决定分兵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鄂军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击清军后路以为牵制；第二路以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领所部，由汉阳东北岸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以为助攻；第三路是主攻部队，以湘军第一协为右翼，湘军第二协为中央，以鄂军第五协为左翼，在襄河（汉水在襄阳以下之别称）琴塘口军桥渡河，向汉口玉带门一带进攻。
战事开始后，第三路右翼湘军王隆中部进展迅速，将敌人打退至韩家墩；左翼进展迟缓，进攻失利；居中湘军指挥甘兴典更是临阵慌乱，首先率部退却。王隆中部孤军奋战，最后也不得不退至汉阳。其他两路则因指挥员的贻误，根本未能按时发动。反攻汉口失利，民军形势日益被动。
月21日，清军一路从孝感绕道至蔡甸，强渡汉水，民军堵截未成，退守三眼桥；另一路清军从舵落琴断口架设浮桥渡过汉水，向民军右翼阵地美娘山、仙女山进攻，形成对汉阳的两翼包围形势。此后数日，双方在汉阳外围的重要据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娘山失守后，民军管带祁国钧率几十人，勇敢冲锋，一举夺回美娘山；磨盘山被清军占领，革命党人组织108人的敢死队，乘夜冲上磨盘山山顶，奋勇肉搏，全歼敌军。直到11月24日，清军才最后夺得美娘山和仙女山。这时，黄兴将主力集结在十里堡一线，先后组织两次反攻，均告失利。26日，清军夺得磨盘山、扁担山两处阵地之后，以猛烈炮火轰击十里堡。黄兴速调各军阻击，但指挥不灵，湘军将领甘兴典擅自率部撤回湖南，王隆中部苦战疲惫，也退至武昌。黄兴只得决定撤离汉阳。11月27日，敌占龟山；下午，汉阳陷落。
当日晚，黄兴从武昌乘船离鄂，武昌的湖北军政府已面临危机。但从全国形势来看，此时海军已经归向革命，江浙联军占领了南京，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困境。鉴于此，袁世凯施展一打一拉、以拉为主的策略，命占领汉阳的冯国璋暂不渡江攻武昌，只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对黎元洪施加压力，暗地里则通过帝国主义使团加紧进行停战议和的活动。这样，武昌起义后掀起的革命战争，在湖北基本上停顿下来。
持续40余天的武汉保卫战，虽然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指挥不统一、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士兵新募、军事部署失误等原因，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这场保卫战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广大革命军将士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自我牺牲和顽强奋战的精神，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英勇抗敌的典范，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武汉保卫战将清兵主力吸引到湖北长达一个半月，这对各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是极大的支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国民协会成立
自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新成立的公开的团体就有680多个，其中政治类的团体310多个。在这些团体中，不少既无章程纲领，又无固定的机构组织，旋起旋灭，在报上登个发起宣言后，就完事大吉了，真正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政党政团不过10余个。国民协会便是其中之一。
年10月，由张嘉墩、伍光建等人发起组织国民协会。名誉会长为唐文治，干事总长温宗尧，干事22人。成立后不久，唐、温借故辞去，国民协会改举唐绍仪为名誉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国民协会的政纲为统一国权、培养元气、发达民力。后来制定九点政见：（1）实行厘定行政区域。（2）提倡实行地方自治。（3）奖励移民实边。（4）期望整顿并充实海陆军备。（5）促进整理财政及刷新经济政策。（6）保护农林、矿产者予以奖励。（7）谋求振兴实业教育。（8）注重国民外交。（9）期望司法独立。国民协会的成员主要是立宪派和旧官吏，及与立宪派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
国民协会发起之时，正是各地响应武昌起义之际。受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的推动，国民协会持赞同革命、支持共和的态度。它宣布："本会以谋求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共和政体之完成为目的"，"赞助临时政府之成立"。1911年12月下旬，国民协会针对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提出的改清帝为联邦国王、实行"虚君共和"的方案通电反对，指出君主专制已"万无存理"，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清帝必须退位。1912年1月初，它又联合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会等团体发表公启，号召人民"一鼓作气，坚持到底"，争取共和制度的早日实现。但在赞同共和的同时，国民协会又有明显的妥协倾向。它唯恐战祸延长，"伏莽乘之因而窃发"，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国民协会积极主张与袁世凯议和，对袁寄以厚望，企图以妥协让步换取共和。所以，当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国民协会便转而拥袁世凯，称袁世凯是建立共和的"元勋"，公开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攻击同盟会坚持南下就职、定都南京的主张是"直欲陷中国于无政府之地位"。当国民协会被袁世凯走卒杨士琦、袁树勋"主宰"后，它更加露骨地反对同盟会，以同盟会的反对派自居。在陆征祥内阁风潮中，它毫无掩饰地为袁世凯张目，指斥同盟会挟持私见，制造混乱，"陷国家于无政府之危"，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世凯"勿拘牵临时约法之虚文"，"毅然独断，速组内阁"。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附庸。
从袁记政府成立到第一届国会组成为止，为对抗同盟会和国民党，在袁世凯的操纵下，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大小政团，拼凑成共和、民主两党，与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2年8月。汤化龙、林长民等经与袁世凯暗中协商，把他们所控制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乐部、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团体合并，于27日组成民主党，后推梁启超为领袖，该党企图成为第三党，在国民党、共和党之间举足轻重，它实则是袁世凯的傀儡。次年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对立，为袁效劳。
"十九信条"颁布
"十九信条"，全称《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是1911年11月清政府为挽救即将垮台的命运而采取的欺骗措施之一。武昌起义后，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尤其使清政府感到震惊的是，继湖南、陕西、江西宣布独立后，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革命烽火已燃到北方。同一天，驻滦州的陆军20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等在袁世凯的指使下，通电清廷，提出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定宪法、特赦国事犯、削除皇族特权等12项要求，表示如果清廷不允，就要率军进攻北京。
载沣见到电报后，大惊失色，其他皇族亲贵也均感"大势去矣"。在这种形势下，清廷被迫让步，并继续玩弄欺骗伎俩。10月30日，载沣以宣统帝名义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表示从即日起，"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接着便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解除党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第二天，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新内阁。
月3日，清政府颁布了由资政院草拟的《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在确认中国要继续保持清王朝的君主制，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仿照英国资产阶级宪法，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后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国会具有宣战、媾和及决定财政预决算的权力。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以及各省行政长官。
与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较，"十九信条"对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有所削减，加强了议会的权力。然而，形势已经急速地向前发展了，革命党人以武器的批判，不仅宣告了君主专制的垮台，而且君主立宪制也为全国多数人所唾弃。因此，清王朝企图以此达到消弭革命、阻挡民主共和潮流的目的，自然是无法实现的。但这个"十九信条"却为袁世凯出任全权内阁总理大臣提供了合法根据。资政院根据"十九信条"于11月9日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袁世凯由汉口来到北京，3天后组成了新内阁。从此以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实际上掌握了清王朝的实权。
中国社会党成立
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1911年11月5日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江亢虎。
江亢虎，江西弋阳人。原名绍诠，号洪水、亢庐。早年就读于北京东文学堂。1901年赴日本考察政治，不久回国，被袁世凯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兼《北洋官报》总纂。1910年经日本至欧洲游历，目睹世界社会主义潮流不可阻挡，立志回国后倡导社会主义。1911年6月1日，江亢虎在杭州惠兴女校作《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宣扬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这是他在国内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随后他避居上海，于7月10日在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一切公平的眼光，论理学的论法出之"。当场50余人人会，这是中国社会党的前身。
月5日，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将该会改组为社会党，提出了八条党纲："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他的提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成立。
该党党员多数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其它劳动者以及失业群众。在南方各省及京津等地都建有支部，到年底时号称有500个支部、52万党员。这个数字虽有夸大，但全国有不少地方曾一度挂过中国社会党招牌，有不少人听说过"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则是事实。1912年1月5日，该党又成立南京分部。该党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中国封建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混合体。江亢虎曾于1903年就宣传"元国家、无家庭、无宗教"的三无主义，他提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转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但他又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不笼统否定政治，而"持无国界而有政治之说"。在方法手段上，他认为"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大义所不取者也"。他不主张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不要求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和阶级。他在中国社会党的党旗上写上了"遗产归公"、"教育平等"两个口号。显然这是受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距甚远。
该党早期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把赞成共和作为头条纲领，是对革命的声援。各省军政府代表在南京议组临时政府时，它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它赞成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并努力促其实现。江亢虎说：平均地权必宜专征地税，他选定长江口上的崇明岛作为试验场，由崇明支部发起成立地税研究会。该党还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该党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
江亢虎发起中国社会党是想争取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以谋取个人权力，因此，该党不可能在群众中扎根。但该党的下层成员有一些真诚革命者，经过探索走上新的道路。1912年11月，沙淦另组社会党，鼓吹无政府主义。1913年7月，该党与日本、美国的社会党代表在上海成立万国社会党俱乐部。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该党主张"公开审判，以伸法权"，并提出"大总统以次须亲身到案"，因而构恶于袁世凯，同年8月，袁政府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江亢虎以"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力争；既不忍叫专制之摧残，复不忍见反动之惨剧"为由，不顾广大党员讨袁的要求，辞去总代表名义，只身跑到美国去了。
年6月至7月，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领袖身份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0月出席远东民族会议。1924年6月15日，他宣布正式恢复中国社会党，1925年1月将该党改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本部设在北京，支部设在上海。其后，他投靠军阀，并参与清室密谋复辟案件。1926年下半年，新社会民主党解散。1927年，江亢虎逃亡美国、加拿大等地。1934年，为配合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江鼓吹忠君、孝悌等封建道德，1940年任汪伪政权考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被捕，1954年12月7日病死于上海狱中。
吴禄贞被刺案
11月7日晨1时，清第12协统领周符麟、营管带马步周受袁世凯所主使，在石家庄大正车站刺杀倾向革命的吴禄贞。军部副官周维贞、参谋张世膺同时遇害。吴的部下孔庚、朱鼎勋等逃往山西，吴部溃散。晋军都督阎锡山收吴禄贞遗体，运至太原。
吴禄贞，湖北云梦人，字绶卿。1897年考入湖北武备学堂，1899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与蓝天蔚、张绍曾并称"士官三杰"。1902年毕业后回国，被派往创办新军，曾任武昌普通中学堂教习、北京练兵处训练科马队监督、东三省军事参议员、吉林延吉边务督办等职。1910年任陆军第六镇统制，并秘密加入同盟会，暗中从事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成功后，原驻奉天的张绍曾部在河北滦州"兵谏"，联名要求清政府改革政治，实行立宪，形势紧急。清廷根据载涛的建议，电令吴禄贞前往安抚张绍曾。吴抵滦州后，即与张密谋，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吴召见将士说："荫昌倾北京兵南征武昌，诸君倘偕我倒戈，掩北京不备，可无血刃而定。然后绥靖士民，易置帝政，而传檄东南，释甲寝兵，天下事大定矣，奚以立宪为！"大家都赞成。于是一面电告北京，说将士们安稳无事，一面秘密部署诸将，以滦州张绍曾所部第二十镇为第一军；奉天蓝天蔚部为第二军；新屯卢永祥所部为第三军，会师丰台以进逼北京。但有人告密，清廷便秘密调滦州火车抵北京，以断绝吴禄贞运兵之路。这时山西太原兵变，响应武昌起义。载涛立即令第六镇留守兵进攻娘子关。吴禄贞在滦州，听说保定兵发，说："吾劝诸将袭北京，而所部攻晋，吾何面目在此与诸将相呼应！"吴到保定即迳往石家庄。11月4日，清廷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5日，吴禄贞派第12协参谋、革命党人何遂到娘子关会见山西革命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姚以价，商议吴与阎锡山见面问题。吴阎定于在娘子关正太铁路车站见面。6日下午1时，吴禄贞到娘子关，阎也乘火车到达。吴禄贞的随员有张世膺、何遂、孔庚。阎锡山的随员为温寿泉、赵戴文，会议时均出席。吴首先声明，决不就任山西巡抚，表示同站革命立场，"亟愿与山西携手，我们跟前事，山西很要紧，可能山西光复，中国就光复。重要在于起义得是时候，能使清廷震动。我们第六镇，加上张、蓝军与山西军，会师北京，是势如反掌。袁世凯是中国最独一个东西。他现在汉口，正是两边摇摆，是投机，将来危险极了。我们现在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下去，山西之重要可以想见。还有山西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堡垒。将来中国万一对外有事的话，海疆是不可靠的，将来山西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山西的后面，也要好好布置。"阎方赞同吴的观点。吴又说："我算什么巡抚，阎都督你是山西的主人，我替你带兵。"大家一致拥护，推举吴为燕晋联军大都督，遂商定名称为"燕晋联军"，吴任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燕晋联军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山西开出两营，听吴指挥。欢谈至晚，各返原地。这次会见对吴的影响很大，更坚定了革命信心，但对反动势力却疏于防范。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以吴禄贞为心腹之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吴去娘子关会见阎锡山时，袁已派第六镇被吴撤职的协统周符麟到石家庄倒吴，周用重金收买吴的心腹马步周为刺客，11月7日夜12点，吴同张世膺、周维贞在车站办公室批阅文件，吴的帐下军官马步周突以手枪击吴禄贞，割下他的头，送往北京。同时死难的还有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贞。
吴禄贞遇刺身亡，使北方革命运动失去领导，燕晋联军阻止袁世凯北上计划落空。第六镇、第二十镇夹攻北京的策略成为泡影，延迟清廷数月灭亡。如果吴不死，燕晋联军进攻北京计划成功，则袁世凯夺取政权之阴谋很难得逞，中国的政局也将大不相同。
各省响应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热烈响应，到处掀起自发的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江苏常熟、江阴、无锡三县交界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烧毁恶霸地主的房屋，竖立"革命大都督"旗帜。手工业工人和会党在扬州起义，以"革命军政府扬州都督"名义发布文告，通令人民"三年不纳粮"，"诸捐杂税全免"，并打开大清银行大门，招呼贫民任意取钱。湖南衡阳、醴陵等10余州县农民围攻县署，杀逐官吏豪绅。陕西自咸阳至凤翔、陇州，数百里地区内，到处都发生杀官劫狱的暴动。广东顺德等县农民组成各路民军，拆毁豪绅住宅，包围局所衙门，勒缴饷械。河南永城、柘城一带会党2万余人，举行暴动，查抄劣绅家产，分给贫民。洛阳地区有数万人参加"复汉军"。山西高平、长治等县爆发了声势很大的"干草会"运动，农民串联起来，手执干草和农具，抄没劣绅财产，捣毁巡警局，迫使县衙出告示免除捐税。其它各省也都爆发了大大小小的群众起事。在群众斗争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各省的革命党人甚至立宪派、旧官僚，通过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方式，相继脱离清廷，建立军政府。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
湖南是革命风潮屡起的省份之一。自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经萍浏醴之役，湘省革命党人的活动始终未断。共进会成立后，浏阳人焦达峰受命由日本回湘，在浏阳、醴陵一带发动会党，又由党人陈作新等联络新军和巡防营，革命准备逐渐成熟。武昌起义前，焦达峰曾与湖北革命党人相约。若湖北首义，湖南立即响应；若湖南首义，则湖北响应。从此湘省党人将全省分为西、中、南三路，加紧筹备工作，并在长沙设立各种名义的联络机关多处。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新军党人均立即起而响应。1911年10月22日清晨，焦达峰、陈作新集合长沙城外的新军士兵，分两路进攻长沙城。清军不战而溃，巡抚余诚格逃走，清军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革命军击毙，革命军当天即占领长沙。第二天，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原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任参议院议长。混入革命队伍中的立宪分子，不甘心让革命党人任正副都督，他们首先利用参议院攫取军政府的实权，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一切用人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又仿照湖北军政府的办法，实行军民分治，在都督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其部长及所属司、处负责人员，多为立宪派所掌握，正副都督形同虚设。对此，陈作新等不仅毫无防范，反而天真地以为"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如家人聚首，何戒备之有"，在立宪派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立宪派进一步收买旧军官梅馨和一部分士兵，在10月31日发动反革命暴乱，先后杀死陈作新和焦达峰，拥谭延闽为都督，篡夺了湖南的革命政权。
与湖南起义的同一天，陕西爆发了革命。陕西的同盟会员井勿幕等人在省内活动多年，很多新军士兵加入了同盟会，势力遍布全省的哥老会也与革命党人联成一气。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协参谋兼第三标一营管带、同盟会员张凤翔，新军排长、党人钱鼎率领革命的新军士兵和陆军中学堂学生，于10月22日起义响应，并一举攻占省城西安。当晚，革命军领导人集中在军械局，选举张凤翔和钱鼎为全陕复汉军大统领和副统领（后改称军政府正、副都督），成立陕西军政府。陕西独立，使清政府背后受敌，因此，立即受到清军东西两路的进攻。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到南北议和开始才告结束。
江西省的响应是从九江开始的。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积极运动驻九江的第五十三标起义。标统马毓宝与革命本来毫不相干，但在形势感召和革命党人的劝诱下，勉强同意起义。10月23日晚上，九江城内各营新军以发炮为号，进攻九江道衙门和知府衙门，各官员狼狈逃走。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马毓宝为都督。这时南昌的革命党人也加紧运动城内的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促使一些下级军官在10月31日晚上发难。次日，南昌的绅商学界在谘议局开会，决定宣布独立，推原清军协统吴介璋为都督。后来由于一部分新军军官暗中活动倒吴，因此吴上台仅两日就辞职他去，革命党人彭程万被推为都督。彭本身无实力，不久便自动取消都督名义，由马毓宝担任了江西都督。
山西的留日学生在同盟会成立后，有100多人加盟，组成山西同盟会支部。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驻太原的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官兵，有很多是同盟会员。武昌起义和陕西独立后，革命党人准备响应。清山西巡抚陆钟琦既害怕陕西革命军来攻，又担心太原新军起义，于是以防止陕西革命军人晋为借口，调第八十五标去扼守河东。新军中的党人乘机要求陆配备子弹，否则难以应命。陆被迫答应新军条件。得到子弹后，八十五标士兵在第三营管带姚以价领导下，决定第二天黎明起义。10月29日晨，起义军分兵三路从城外进攻太原城。同时，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及以同盟会员阎锡山为标统的第八十六标的部分官兵也起而响应。起义军很快攻占巡抚衙门，巡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被当场击毙，太原宣告光复。当天，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推阎锡山为都督，陆军小学堂监督、同盟会员温寿泉为副都督。姚以价以起义首功被推为全省总司令，并立即率兵进驻娘子关，以防清军进攻。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极为振奋。10月27日，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张文光首先发动新军第七十六标及当地防营在腾越起义，占领腾越城。3天以后省城昆明亦燃起了革命烽火。自1908年4月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等相继回滇，着重在新军中活动，到1911年新军大部分已倾向革命。起义前，党人邀集一些军官在营管带唐继尧住宅开会，举梁启超的学生、第三十七标协统蔡锷为总指挥。10月30日晚上，驻城外北校场的第七十三标第三营首先发难，进人城内后，再攻军械局，不克。清军据五华山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次日，革命军开炮助战，革命军遂先后攻人军械局和督署。当天蔡锷被选为云南都督，各级军官分任要职，而多数同盟会员却以"不居功就大任"自慰。
上海的起义，是同盟会和光复会两大团体的革命党人共同领导的。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同盟会员陈其美等在上海租界设立了革命军事总机关，积极联络商会、商团上层领导人，准备起义。在此期间，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来到上海，利用沪军营、制造局、炮台营官兵多为湘籍同乡的关系进行联络，并与陈其美相约，双方携手合作。11月3日下午，起义军先后占领了闸北巡警局和巡警总局，各处的巡警、商团、防营随即响应，只有制造局总办张士珩负隅顽抗。陈其美率一部分商团围攻制造局，只身人内劝说张士珩及士兵投降，结果反被张扣押。李燮和等闻讯即组织起义军连夜发动进攻。第二天黎明，驻局炮兵反正，制造局被起义军占领，上海光复。5日下午，在没有光复会员参加的情况下，召开推举都督大会，陈其美的亲信利用帮会势力，推举陈为上海都督，而李燮和的总司令职务却被解除，因而进一步加深了两团体的芥蒂。
上海的独立在江苏省会苏州引起极大的震动。本来在阳夏战争期间，当地的立宪派就曾多次酝酿江苏独立之事。上海脱离清政府，使江苏失去了最大的商埠、海口和军火供应地，苏州各界更加紧了独立活动的步伐。11月5日，苏州商务总会总理尤先甲等谒见巡抚程德全，"请其保全地方治安，免致生灵涂炭"。当天夜晚，上海民军50多人抵苏，在城郊与苏州新军士兵会合。次日，苏州绅商又同程德全密议，这时新军马、步、辎重队也"一律袖缠白布，直达巡院"，要求巡抚程德全反正。程万般无奈，表示同意，改称都督，在督署的旗杆上升起一面"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的旗子，令人用竹竿将大堂上的檐瓦挑去几片，以示除旧布新。立宪派头面人物张謇任民政总长。
贵州与浙江是同日宣告独立的。领导贵州革命起义的组织是贵州自治学社。这个组织是爱国知识分子张百麟于1907年12月所创立，打着"赞助地方自治"的旗号，进行合法的活动，初期基本上是一个主张立宪的团体。1910年秋，同盟会员平刚回到贵州，与张百麟商量整顿革命力量，预备起事。从此自治学社便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积极在新军、省陆军小学堂和会党中发展革命力量。到1911年，它在省内建立的分会多达50多个，会员人数达10万多人，控制了省谘议局和各府州县的"自治"机构，为日后武装起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11月3日，新军和陆军学堂的学生在贵阳城外发动起义。巡抚沈瑜庆命抚署卫队前往弹压，但卫队管带及其部下均已臂缠白布，表示赞同革命。沈见无可挽救，不得不承认贵州独立。次日晨，革命党人黄泽霖等迎接新军人城，当日成立了贵州军政府，推陆军小学堂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新军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实际上成立了以自治学社为主、包括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内阁"。
浙江是光复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同盟会在这里也进行过不少活动，所以会党群众和新军士兵加入这两个组织的很多。武昌起义后，浙江革命党人决定响应。11月4日晚，驻杭新军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和从各地集中来的会党，加上从上海前来的敢死队，开始攻打杭州城，很快攻人抚署，占领军械局，清巡抚增韫被俘。次日革命军进攻满城，清将军德济投降。革命军占领杭州后，即在谘议局召开选举都督会议，同盟会员褚辅成提议立宪派首领、前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获多数人同意。
上海、江苏和浙江独立后，革命党人即组织江浙联军向两江总督所在地、长江重镇南京发动进攻。此前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因不满两江总督张人骏的猜忌，加之士兵中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曾于11月8日率部起义进攻南京；战不利，败退镇江。江浙联军组成后即云集镇江，与除绍桢等会合，计1万多人，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11月23日，联军分四路进攻南京，江防营提督张勋等率清军拼死抵抗，苦战数天，双方伤亡数以百计。12月1日，联军夺得紫金山，炮轰城内清军，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连夜潜逃，张勋也带领残兵出走徐州。2日，城内清军投降，革命军占领南京。3日，由宋教仁提议，江苏都督府由苏州移往南京，仍以程德全为都督。
广西革命党人在新军和绿林中活动多年，武昌起义后，即酝酿在各地分头起义。清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以及谘议局议员们感到广西独立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便决定抢在革命党人发难之前在桂林宣布广西独立。11月6日夜间，王芝祥让人缮写有"大汉广西全省国民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等字样的黄旗数百面，在天明前分别竖立在城内外各街巷和衙门。7日，在谘议局开会，公推沈秉垄为都督，王芝祥和广西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各行政机关及税制暂仍其旧，原有军队一律改为国民军。
安徽自1907年徐锡麟起义和1908年熊成基起义失败后，革命活动并未咔嘶。革命党人孙毓筠等在新军和农村中活动，逐渐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武昌起义后，省城安庆的革命党人曾在10月30日发动新军起义，遭到失败，新军也被巡抚朱家宝解散。但鉴于省内外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立宪派决定打出安庆独立的旗号，请朱家宝宣布并任都督，朱初时不肯答应，后来因接到袁世凯嘱他顺应时势、静候变化的密电，才在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就任都督。但革命党人于11日选出王天培为都督，遭到立宪派的坚决反对。双方争持不下，直到12月12日，才最后确定同盟会员孙毓筠为都督。
同安徽的情况相近，广东自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大部分革命党人离开了广州。鉴于一时难以在省城再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决定先在广州以外地区举义。处于四面楚歌中的清广州当局产生了分化。水师提督李准被迫秘密和党人谈判，"立意反正"；两广总督张鸣岐犹疑观望；清军统制龙济光感到对事态发展无可奈何。于是立宪派和部分革命党人决定实行"和平独立"。11.月8日，传闻城外的各地革命军即将开到，上层人物急派代表与张鸣岐代表会谈，决定宣布广东独立，举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但在次日，张鸣岐潜逃香港，龙济光不肯就任，广州绅商只好推举清军协统蒋尊簋为临时都督。10日，顺德、佛山和广州近郊的革命军四五千人进入省城，胡汉民同时从香港到达，遂被选为都督，后来又选陈炯明为副都督。
年，革命党人在福州成立了同盟会福建支部，1911年又成立军警特别I司盟会，各地哥老会和福州的军警加盟的很多。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决定响应。11月9日黎明，以新军为主、民军为辅组成的革命军，在革命党人彭寿松、许崇智的率领下，在福州起义，激战半天后，清军投降，闽浙总督松寿自杀。11日，各军推举附从革命的新军统制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福建海陆军总司令。
四川独立的过程较为复杂。武昌起义以后，四川各地的保路运动在党人的主持下，普遍转为夺取各级地方政权的斗争。在邻近各县起义成功的基础上，重庆的革命党人张培爵、杨庶堪于11月22日，与从外地开来的夏之时领导的起义军里应外合，迫使重庆知府钮传善投降，当即成立中华民国蜀军政府，推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接着军政府派人到资州击毙端方。这时在成都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与立宪派蒲殿俊、罗纶联合，共同对付革命。11月27日，双方宣布四川"独立"，蒲殿俊、朱庆澜分任"大汉军政府"正副都督。这种自欺欺人的独立，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斥责和抗议。12月8日，赵尔丰策划兵变，蒲、朱被吓走，城内秩序大乱。于是一些军官和立宪派分子又另举前陆军小学堂总办、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不久，尹昌衡将赵尔丰逮捕处死。成都的四川军政府和重庆的蜀军政府直到次年2月才合并为一。
在各省相继独立的高潮中，海军船舰也大部起义，为革命增加了重要力量。此外，山东于11月13日上演了一出假独立的丑剧，到24日又自动取消了独立。12月31日，驻直隶滦州（今滦县）新军第二十镇七十九标官兵，在第一、二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率领下，宣布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这次起义虽很快遭到北洋军的镇压而失败，但它说明革命之火已烧到清廷统治的心脏地区。其它未独立各省，也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动荡不安，或爆发局部性的革命，或出现群众的自发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开始，到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仅仅一个半月多一点的时间，全国24个省就有14省和上海市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和各省的相继独立，汇合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使清王朝陷于土崩瓦解。但在这大好形势后面已经隐伏着导致革命失败的因素，因为从总体来看，革命党人事实上并没有在独立各省中取得统治地位，而让立宪派、旧官僚取得了支配权。
东三省保安会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50天内，共有14个省和上海一地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掀起了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东北人心震动，奉天（今沈阳）、吉林、营口等地商铺极力"收回银货"，群众涌向大清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持纸币挤兑现洋。纸币价值暴跌，乃至不能流通。各地市面均一片混乱。革命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张榕、张根仁、柳大年、钱拯、赵中鹄、商震、徐镜心等百余人，汇集奉天省城，"分头秘密集会，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立宪派首领、奉天谘议局局长吴景濂，见清廷日薄西山，便拉拢革命党人，主张以和平方式"独立"。一部分革命军人组成"军人联合会"，策动奉天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起义。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一向主张革命。于是，革命党人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事先联络的吴禄贞、蓝天蔚等人身上。张榕、徐镜心在沈阳西关外设立机关，出入蓝天蔚的协司令部，另派党人到辽阳、开原、图昌、吉林、长白、锦西北镇活动，联合各地人民准备起义。11月6日，蓝天蔚、张榕、徐镜心、赵中鹄、商震等在北大营谋划起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驻有军队，革命党人担心发动武装起义会引起日本军干涉。便决定进行"和平革命"，逼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出走，宣布东北独立，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东革命军"讨虏军大都督"，张榕为奉天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民政长，并决定11月中旬发动。
由于叛徒告密，赵尔巽得悉革命党人的计划，马上采取防范措施。他密报清廷，将蓝天蔚解职，迫令蓝天蔚出走，保荐蓝部标统聂汝清代理。同时。急调驻扎洮南的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率所部3500人人省，监视新军。同时，为了缓和革命党人的激昂情绪，"使其不致暴动"，赵尔巽勾结立宪派首领袁金铠等，于11月12日召集军、绅、商、学各界和自治团体代表会议，赵尔巽要求"全省父老们各安生业，静观时局演变"。与会的革命党人赵中鹄等则要求立即与清廷脱离关系，宣布独立。张作霖已将部队布置在会场周围，他与聂汝清等一道，对与会代表进行武力恫吓，不允许有任何异议。赵尔巽宣布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赵尔巽自任会长，吴景濂及三十九混成协协统伍祯祥为副会长。另设军政、财政、外交、参议等八部。部长都是旧官僚、旧军人或立宪派人物。军政部长聂汝清，副部长张作霖，财政部长萧应椿（原东三省提法使），参议部长袁金铠，等等。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参加了保安会，职务是参议部副部长。参议部为"监督机关"，副部长更不起任何作用。实际上，革命党人只是保安会的点缀而已。会章规定：尊重"人道主义"，"为保卫地方公安起见，无论汉满回蒙，凡在本省土著及现住之各省各国人，其生命财产均在本会保安范围之内"。保安会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性质是反动的。所谓的"尊重人道"，实则是禁止人民以革命手段掀起反抗。所谓的"保卫地方公安"，实则是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东北统治的旧秩序。保安会的反动性由它的领导人看得更清楚。
奉天保安会成立后，吉林、黑龙江两省反动当局如法炮制，分别于16日、17日相继成立保安会。吉林会长为巡抚陈昭常，黑龙江会长为巡抚周树模。接着，东三省各府厅州县纷纷成立保安会，均以地方官吏为会长。自各级保安会成立后，表面上，各地方的行政权统归保安会，实际上仍操在地方官吏手中。借"保护地方公安"之名，凶残镇压革命活动。
东三省各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很快识破了保安会的骗局，纷纷反对保安会，要求独立。吉林保安会一成立，学界代表"万不赞成"，坚持"非独立不可"，并痛骂保安会的官吏为清朝的走狗。黑龙江中学堂学生发起组织"国民联合会"，要求周树模宣告独立。张榕等革命党人原想通过成立保安会，逼赵尔巽出走，宣布三省独立，却落人赵的圈套，"反为其所制"，他们原拟"动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的计划全盘落空。便决定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与赵展开斗争。11月17日，奉天各革命团体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宣布以"人道主义，政治革命积极进行为宗旨"，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急进会是个革命的团体，它根据东北满汉杂居的情况，提出"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赵督不敢中立"，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吸收满族革命志士参加急进会，几天之内，仅奉天会的满汉各族会员即超过3万人。急进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或与同盟会有密切联系的人物，如正会长张榕，副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参议吴景濂、钱拯、左拯之，总务部长杨大实，执法部长赵中鹄，军务部长辜天保，交通部长洪东毅，侦察部长赵元寿，秘书部长汪谦等。
急进会成立后，一面发行《国民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一面派出杨大实、赵中郜等领导骨干，分赴东三省各地联络革命力量，发展会员。各界进步人士争先入会。吉林省城分会会员达2万人以上。急进会在奉天、吉林、长春等城市迅速扩大力量，会员发展到10余万人，一些在州县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展开了武装斗争。
首先起义的是奉天庄河和复县。1911年11月20日，革命党人顾人宜、顾人邦策动和组织庄河联庄会群众起义，一举击败清军。同时，复县警察所长杨大实率所部警察500余人发难，与庄河义军互为声援，27日成立中华民国庄河军政分府，顾人宜为"中华民国军征清满洲第一司令官"。11月25日，革命党人策动辽阳巡警教练所学生起义，占据城西40里的刘二堡等地。黑龙江革命党人策动"红胡子"绿林武装首领刘献芹起义。此外，在奉天宁远州、海城、昌图，吉林长春等地都有革命党人策划起义，革命形势在东三省迅猛发展。
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紧要关头，张榕却表现出犹豫、软弱，没有放弃"和平独立"的幻想，他既反对保安会，又和赵尔巽、袁金铠维持着和平关系。当赵尔巽镇压各地起义军时，他曾要求赵宣布独立，"以静人心"；但他惧怕日本帝国主义干涉，迟迟不敢在奉天省城发难，推翻赵尔巽的统治。
年底，袁世凯鼓动赵尔巽要更坚决地镇压革命党人。赵自以为有了靠山，公然指使张作霖以"私结匪党图谋不轨"的罪名，于1912年1月22日杀害了张榕。接着，赵尔巽又和张作霖派出反动军警捕杀各地急进会骨干分子共百余人，无情地镇压各州县的人民起义。
东三省的局势，引起南京临时政府的关注。于是，孙中山任命旅居上海的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率领舰队载北伐军数千人北上，在安东附近登陆，支援东北人民。庄河、铁岭、哈尔滨等地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响应。但是，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蓝天蔚奉命撤军到山东烟台，关外都督府解散。赵尔巽由清朝的东三省总督变成了民国的都督。张作霖很快压倒赵尔巽，成为袁世凯统治东三省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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